追忆我的父亲郭有龙

聚缘阁

追忆我的父亲郭有龙

郭文秀

岁月如斯，不舍昼夜。转眼间，父亲离开我们全家整整12年了，每当回想起我的父亲，心绪实在难以平静。父亲的一生，俭朴忠厚，勤勉幸苦，历经风雨，既经历了人生的苦难，也经历了社会发展的改革年代。

我的父亲郭有龙于1943年11月24日出生在灵武县郝家桥乡胡家堡村。听父亲说，其祖先原籍山西，后因饥饿逃荒，祖上一路挑着货担边做生意来到灵武，先是定居在现今郭家桥乡政府西边的山水沟旁边，后搬迁于距离郭家桥不远的今郝家桥镇胡家堡村繁衍生息直到如今。

由于祖父就生了一对儿女，受祖父爱读书的影响，做为长子的父亲打小就十分好学，而且为人谦虚诚实。1961年父亲自灵武崇兴中学（今灵武回中）毕业后，即在家中参加生产队劳动。当时的胡二大队（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后将湖家堡村改名为胡二大队）还没有一所正规的小学，只有解放初期设立的一个教学点，也没有固定的讲课老师，教书的先生犹如现时的临时工一样，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很不稳定，学生人数也不多，并且辍学严重。1962年春天，三年的“低标准”生活刚刚过去，为了方便和解决农村孩子的读书学习，灵武县教育部门决定在胡二大队选址建立一所学校，正苦于无人担当教学任务时，郝家桥公社教委专干杨金海老师听说我父亲刚刚毕业，就找到我父亲说明来意，要求我父亲担任此项工作，父亲听说后信心百倍的答应了这项光荣的任务。当时，在房无一间，人无一个的条件下，大队腾出了两间十分简陋的土房子，父亲亲自动手将房子打扫出来，收拾好门窗。没有桌凳，父亲就自力更生，用打土台子代替课桌，砌土凳子代替板凳，又将水泥抹在墙上，涂上墨汁作为黑板，部置好了教室。随后奔走各生产队，动员能入学的孩子都来读书学习，期间不知跑了多少路，流了多少汗，苦口婆心地做了多少次的劝学工作，才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由此，父亲也开始了从教生涯。1964年，按照县人民政府的要求，全县农村结合生产劳动实际，在各大队开办耕读学校（也称耕读班），实行半耕半读制，主要针对农村成年人进行脱盲识字，和全日制学校并存。胡二大队也是一样，在没有教员的情况下，公社和大队领导又让父亲同时担任耕读学校的识字脱盲任务。自此以后，父亲不但要动员辍学的孩子上学，而且要动员不识字的家长晚上都来识字脱盲。白天教孩子读书，晚上教成年人识字，十分繁忙。有的孩子白天没能上课，父亲还安排他们来家里为其补习文化。工作虽然很累，但让充满激情的父亲感到充实、感到快乐、感到有所作为。1968年，全县耕读学校撤销，父亲也不在兼任成人脱盲教育。这一时期，学校学生人数也逐年增加，学校发展初具规模，按照上级要求，学校的管理权限下放到了公社、大队。1969年经灵武县教育部门批准，父亲一手创建的胡二大队小学被批准为一所正规的小学，父亲教师的身份也由代课老师转为民办老师。民办教师也是那一时期脱胎出来的名词，一致到二十世纪90年代才被逐渐取消。也就是不领财政工资，除在学校教书时间外，一年四季还必须参加生产队的清沟挖渠、平田整地、拉土送粪、粮食收割等生产劳动，和农民身份一样，通过挣工分来获得收入。

由于当时学校教学条件较差，加上群众生活困难，学生辍学也就十分严重。父亲就时常不辞幸苦地深入辍学学生家庭，苦口婆心地做好家访和劝学工作，使很多辍学后的学生又重新走进课堂，而家长也非常喜欢将子女送到父亲任教的班级来学习。有的学生多年后参加工作见了父亲还动情的说：“老师，要不是您当初上门劝说我的父母，我早就不上学了，小学都毕业不了，更不可能参加工作了。”每当此时，父亲感到十分欣慰。

父亲讲课时声音很大，只要他上课，满校园都是他讲课的声音。在当时教师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语文、数学、美术、体育等课程都担任，在当时的条件下，也达不到语文、数学等分课任教。父亲备写教案非常认真，常常是挑灯夜战，不知多少个夜晚，我一觉醒来，看见父亲仍然在灯光下专心备课，书写教案。父亲对学生学习要求十分严格，记得70年代初我上小学学习珠算时，要边背口诀边动手指，如果手指配合不好，父亲手中的教鞭就会伸向我的手。学习乘法时，我每天晚上睡在坑上，还要背上两遍。当天学的语文生字必须记住写会，不能等到第二天再写，对其他同学也是严格要求。

那时，学校教学经费非常缺乏，从上到下，都要进行勤工俭学。按照要求，父亲还带领学生开荒种地，夏秋两季帮助生产队捡拾粮食，教学用的粉笔，也是父亲组织学生用模具制造出来的，我也亲自参与其中。那种吃苦耐劳、艰苦奋斗名词，至今依旧活生生地镌刻在我的记忆中，也成为奠定我人生观的一块基石。如今，每当回想起那个时代的故事和往事，仿佛就在昨天一样。

父亲在做好教学的同时，每天早晨和下午还要和生产队社员一样，一同参加劳动。冬日里，凌晨4、5点就要起床用小车向田间拉送土粪，拉到早上9点左右才能收工回家，吃过早饭，又赶忙走向学校为学生上课，下午2点左右放学后再回家参加劳动。因为父亲既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又要步行去学校，早上遇到生产队收工迟些，有时回家饭都顾不吃就要赶往学校，来回奔波，很是辛苦，于是就省吃俭用的买了一辆自行车来代替步行。就这100多块钱的自行车也是父亲经过一年多的起早贪黑劳动和母亲给别人做衣服一块两块钱的积攒才得以实现，一辆飞鸽牌自行车，让我至今难以忘怀。而公办老师就不同了，吃的是财政饭，收入比民办老师好，又不用参加生产队劳动，时间比较宽松，对此，父亲非常羡慕，企盼着能有一天也能转为吃财政饭的公办教师，但一直没有机会。十年“文革”后期，县革委会给了胡二大队一个上工农兵大学学员的名额，父亲盼来了一次难得的机遇。那时上工农兵大学不用考试，都是推荐，因父亲已是一名十多年的小学教师，也是大队小有名气的知识分子，因此，从生产队到大队，再到公社，层层推荐，层层把关，逐级审批，最后将父亲一直推荐到县革委会，县革委会就因父亲的家庭出身是“富农”，在审查时没有通过。随后，县革委会又让大队重新推荐了一位家庭出身贫下中农，并任生产队长的人员上了工农兵大学，父亲也就失去了一次转正的机会。在我的印象中，工农兵学员要么根正苗红，要么得有特别的家庭背景，所谓“地富反坏右”的家庭或子女是沾不上边的。因家庭出身不好，父亲只有一心一意的专心做好教学工作。

“富农”出身不但影响到了父亲，同样也影响了我。那时的我，因成分不好所受的歧视最怕上政治课了。记得有一次上政治课，老师前一天就让学生找《毛泽东选集》“实践论”和“矛盾论”，而我却没有找到，还想着老师会看在和父亲在一个学校工作能通融我，结果第二天上课时，还有很多同学都没有找到，老师就把我和另外一位也是家庭成分不好的同学叫起来，让我们出去继续找，并当着全班同学说：“我早就对你们说过，你们和大家不一样，不能和大家比，这些学生是贫下中农的孩子，而你们不是。”还有一次，父亲从学校给我找了几本彩色书画，我带到学校看，并借给了其他同学看，我清楚地记得，彩页都是老虎、狮子、各种飞禽鸟等，没想到过了几个星期后，有学生报告给了老师，老师听说后把我找去说：“那些都是黄色书本，不能看，不能让贫下中农的孩子学坏了。”那时我也不懂什么叫黄色书籍，以为带色彩的可能就是黄色书。如今回想起来，那个时代能有什么黄色书啊。

那时的学校放假是让我感到最快乐的，可以和本生产队的同伴们一起开心快乐地参加生产队的劳动、玩游戏等。可一到开学，最怕的就是报名，因为每次报名，都要报家庭出身。老师问：“什么成分”，伴随着心的狂跳，总觉得这一问大家都能听到，成分好的学生总是大声的说道：“贫下中农”，而我则恸生生的说出“富农”二个字。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教育事业也是一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学校教育，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为提高教育质量，提升教师素质，补缺师资力量不足，全区各县市都先后建起了“教师进修学校”，为众多的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带来了机遇。1985年，“灵武县教师进修学校”成立，并被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为成人中等专业学校，这也是灵武县小学教师的培训基地，学校学制两年，中专学历。1988年9月，经过考试，父亲走进“灵武教师进修学校”学习，两年后毕业，父亲由此结束了民办教师的身份。此后，父亲又先后被安排到郝家桥乡王家嘴村、沈家湖村、郝家桥村小学任教，同时也有了评定职称的机会。1999年，被评为小学高级教师。任教期间，不管在那所学校任教，父亲都对教学专心执著，对学生一往情深，倾注了心血和汗水。在其他学校任教时，每当回家路过胡家堡村（1983年人民公社撤销后，胡二大队又更名为胡家堡村）小学，父亲都注目回视，倍感欣慰，因为胡家堡学校的创建和发展凝聚了父亲的汗水、父亲的付出。父亲在这里奉献了青春，做出了贡献。

父亲为人真诚，充满爱心，站在三尺讲台上，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一干就是40年。40年里，他将自己的爱心倾于学生，倾于事业，与学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40年里，粉未灰尘呼吸了多少说不清，教出了多少学生记不清，只知道在这些学生当中，有上大学的，有上中专的，有当领导的，也有当农民的，可谓是人才济济，桃李满天下。在胡家堡村，只要说起“郭老师”三个字，就好像是父亲的代名词一样，没有人不知道的。由于父亲继承父业从事教学工作，而我的妻子牛晓飞也从事了教学工作，1992年，我家被自治区教育厅授予“教师世家”称号，父亲也荣获自治区教育厅颁发的“从教三十年教学工作奖章”。2003年1月，父亲退休。

由于父亲从教一生，40年的讲台粉尘让其肺部严重受损，退休后，咳嗽加重，每年冬季，干咳不停。2008年开始就一直处在不间断的住院医疗之中。2009年5月，父亲又一次住院了，这一次的住院检查结果让我们全家目瞪口呆，当听到父亲得了绝症的消息，我们全家愣在那里回不过神来。母亲和我们做子女的是那样的无法相信，那样的无助，没想到这沉重的打击来的这么突然。性格开朗的父亲也没有想到自己的病情会发展变化到这般境地。起初只是想着肺部的病情咳嗽折磨着父亲，而没有想到又一项绝症来自胃上。背着父亲，家人谁都没有将这一结果告诉父亲，我们向负罪一样总是避开父亲和善的眼光。忠厚朴实的父亲始终是那样的开朗，几次都问大夫做的化验结果如何，但总被母亲和我们塘塞了过去。我们不想让父亲看到那样的结果而没了意志，倒了精神，因为只要父亲在，家中就有了温暖。那些日子，我泪如泉涌，心如剑刺，始终克制着不让哭泣的声音发出来。母亲每天陪着父亲在医院打吊针，只是父亲觉得越来越累。而我们做子女的，则拿着化验单和拍的x片子，找了一个又一个专家大夫，询问病情做手术的希望。2009年7月15日，带着企盼与希望，我们将父亲送进了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外科手术室，整整五个小时的手术，让我们在焦急中等待。手术后，父亲十分坚强，面对一步步向他逼近的病魔依然乐观。

2009年9月28日，古历八月初十，父亲带着留恋离开了他热爱的人们，走完了他的人生旅途。听到他去世的消息，乡邻群众及亲朋好友纷纷赶来家中吊唁，大家精心地为父亲设置了灵堂，灵堂两侧挂着挽联：上联是“奉献教育桑梓永怀”，下联是“勤俭持家后裔铭记”。灵堂之外，一片唏嘘。

父亲走了。岁月如流，物是人非，父亲的一生平平淡淡，没有做出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但他为了教育事业，把自己的青春年华、自己的一腔热血奉献给了家乡、奉献给了社会、奉献给了养育他的这一片土地。

如今，想父音容空有泪，欲闻教训杳无声。回首往事，连缀成文，或可告慰我去世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