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路808]——千里驿道桑成荫

杨永发

蚕桑十二事图碑

广元昭化古城考棚大门外，只见两棵古树参天蔽日，一棵是柏树，另一棵则是桑树，树龄均在百年以上。此地蜀道悠长古柏深深，柏树并不鲜见，奇怪的是这棵百年桑树又为何人所栽呢？这就引出了一个人，还有一块国宝级图碑的佳话。

1|蚕桑县令曾逢吉 广元古称利州，乃古蜀国蚕区之一。《广元县志》载：“玉带堤下，官桥沿溪，桑皆成林。…….每春儿月，商买新丝，文丝月。”可见当时广元地域的蚕丝产业十分兴盛。当时的昭化和广元，同属于保宁府（今阆中）管辖。嘉庆二十二年（1817），曾逢吉改任广元知县。《民国昭化县志》和《民国广元县志》对曾逢吉的记述也片言只语：“曾逢吉，号小楼，湖北京山人”。

“牧民之道，种树莫若种桑”。当时的保宁府极力推行蚕桑之道，令州、县在驿道两旁按数栽植官桑、官柳和行路柏，并核实上报。曾逢吉请言，“广元土非膏壤，原无官庄柏、柳，驿道栽柏、柳又易被行人摧折，请知府允准改栽桑树，既护路庇荫，且有利于增益民间衣食收入。”

这位“蚕桑县令”果真名不虚传。曾到任广元后，目睹当地百姓贫困的生活状况心急如焚，夜不能寐。为改变这一状况，他开始了“大调研”。多次去白家（今青川县内）、下寺（今剑阁县内）、范家（今利州宝轮镇内）、白水（今青川沙洲镇）走访山村农家，调查当地土壤结构，分析常年气候特点，并广纳善言，头脑风暴，最后决定利用当地广阔田野和气候怡人的特点，走栽桑养蚕的致富之路。

保宁府赞同所请，曾县令遂对全境驿道进行丈量，计算出县内总驿程、地户（家）、植桑数等基本数据。规定书院植官桑的收入作为教师膏火费用。除此之外，地户在驿道旁所植桑树，一律按谁植、谁管、谁受益的办法，核实后造册备案，按植桑株数分别给予奖赏。继后凡“荒隙瘠壤，河岸一律植桑”。曾逢吉上任县令第二年（1818），全县植桑二十三万一千六百三十九株，并造册上报，缺一补二，同时发出告示，规定偿格，“亲写匾额，旌表勤劳”。

在养蚕季节，曾时常亲临乡里指导农户栽种桑树，讲授养蚕技术。他根据个人实践，不断总结提炼，编著了《栽桑琐言序》《树桑三利》《树桑五法》《种树书》《书院官桑记》等书。如按书中知识，老百姓在桑树根部埋置龟甲，以防治桑珠虫害，效果很好，不久在全县范围内推广。

蚕桑养殖是一项劳动密集性产业，投入的精力较大，但见效也快。一般头年栽桑树，来年即可开始养蚕，只要三四个月时间，就有收入进账。养蚕技术也相对比较简单易学。曾逢吉在昭化任职五年，蚕桑业很快发展起来，短短数年之后，荒山上、驿道边，桑皆成林。“千里驿道皆桑树成荫，胜过河阳桃花，江南柳色”。使当地百姓的生活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

2|《蚕桑十二事图》鉴传后世 清道光七年（1827），曾逢吉以政绩优等升任松潘同知。离任之前，他还实核桑树株数，移交继任知县。为了避免后继者荒废这项对农民有利的事业，曾逢吉费尽心机，将选椹、种桑、树桑、条桑、窝种、体蚕、馁蚕、起眠、上簇、分茧、酶种、缫丝等十二事，亲自动手绘制为“蚕桑十二事图，并”刻碑立于先蚕祠，以便借鉴留传后世，自己才放心离开广元赴任到松潘州官。

《蚕桑十二事图》由十四块石碑组成，碑高1.3米，全长5.8米。用阴刻手法，将反映蚕桑十二事的连环画图刻于青石板上。清代原列于蚕祠。民国时，陈列于广元南门蚕桑局内，现镶嵌在四川省广元市皇泽寺崖壁上。

首图绘有嫘祖依马小憩，画面为一只蚕虫在一株桑枝上悬丝坠向嫘祖头顶。此图取材于嫘祖与白马的传说。上古时代，嫘祖之父是一部落酋长，不幸在一次外出狩猎中与外敌发生战斗，酋长战败被俘。嫘祖得知消息后万分着急，便召集部落众人商计救父之策，并当众许下诺言，谁救回嫘父者，她当嫁他为妻。部众均无良谋。然而酋长家的大白马闻言长啸一声脱缰而去，傍晚时分驮回了嫘父。

可在以后的几天里，白马不吃不喝，嫘父甚怪。问之众人，嫘祖遂谈及许诺救父配婚之语。嫘父闻言大怒，说：“人畜焉能配婚？”遂斩杀白马，剥皮曝晒于烈日之下。可刚将马皮晒出，突然狂风陡起，马皮与嫘祖被一同卷上天空，尔后一声雷响，嫘祖化为一只蚕虫，悠然从天上悬丝而下，而埋入土中的白马骨骼渐渐长出一株大树，蚕虫悬挂树上，以叶为食，吐丝作茧。这树后人叫它伤心树或桑树，寓意着嫘祖那一段伤心的往事。

蚕桑十二事图碑中《选桑椹》、《种桑》、《树桑》、《条桑》四图，展现了我国清代培植桑树的情景。这些办法仍在今天的植桑活动中被采用着。此外《窝种》、《种蚕》、《喂蚕》、《起眠》、《上簇》、《分茧》、《腌蚕》、《缫丝》八图，一一展现了清代人养蚕、缫丝、纺织的全过程。

整个蚕桑之事由阴刻的手法在十三张梨花石上表现出来。从审美角度看，构思、布局、神形、线条、画技和雕刻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生动的表现了清代川北山区浓郁的乡土气息和人文风情。图碑距今已有近两百年的历史，画面虽经风雨侵蚀，但优美的图案仍清晰可见，形象逼真。是国内现存极为罕见的蚕桑历史珍贵文物。这组石刻图碑的拓片被国家纺织部门和上海丝绸博物馆收藏，成为我国十分珍贵的丝绸史料实物和古代科普创作艺术瑰宝。（谢谢浏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