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山来者的美篇

后山来者

<p class="ql-block"> 三(续上)</p><p class="ql-block"> 带着连续两次高考的失意,无奈地回到生我养我的潭烈村。潭烈村是个大村,有八个连队,二千多人,隶属海南农垦金安农场。村民名义是农垦职工,但不领一分钱工资,跟地方村民一样,分田到户,自主经营。上世纪八十年代经济不发达,村里外出工作的人不多,大家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地耕种着那几亩地,过着也算温饱的生活。自己不甘愿过这样的村民生活,但也没办法,只好认命吧。自己刚从学校回来,也不懂干什么,处于茫然之中,家里有活就帮帮忙,没事就和村里人打牌九小赌娱乐,有时还看书学习。父亲看不惯我学习,不满地说:“要学早学了,现在还学什么学。”按他的想法,你都没考上大中专,回家务农了就老老实实务农吧。我也不受他影响,有空还是学。农村最辛苦就是七月份收割水稻。那时收割不像现在有收割机,都是人工进行,一棵一棵把稻子割下来,再集中脱粒。脱粒机俗称“打稻机”,全凭脚力带动,很费力,没力气的人根本干不了。作为主角,我左脚站立、右脚猛踩,双手抓着稻杆不停地在滚轮上摆动,打完一把,把稻草扔出去又弯腰抓第二把,一个上午就这样重复着。夏天的太阳毒辣得很,好像要把遮阳布射穿一样。一边是太阳的暴晒,一边是猛烈地踩机,额上的汗水奔流而下,漫入眼睛,汗水泥水早已湿透全身。这时人已筋疲力尽,但那装好袋的稻谷,还等着你把它从田中央搬到路边的牛车上。这样一天下来,人就像散了架一样。</p><p class="ql-block"> 农忙过后是农闲。这时村里人都较清闲,有几个勤劳的又趁着农闲到山坡打石头出卖赚点钱。刚好这时家里要建厨房,需要石头,我就跟他们借工具,跟着他们去打石头。打石头是非常辛苦的,要挖、要撬、要敲、要砸、要搬,都需要力气。自己是生手,锤子落得不准,经常会砸到手,痛得眼泪都流出来。此外,那毒辣辣的太阳还烤乳猪般地给你暴晒。坚持了半个月,终于把建厨房的石头打够了,马上,我就把打石工具还给了人家。太辛苦不敢再干了。</p><p class="ql-block"> 1984年某月某日,突然接农场工会通知,让我和农场中学的吴鑫香老师代表农场参加海南农垦工会举办的近代史知识竞赛。这次竞赛,想不到我们俩的总分竟排名第二,获得二等奖,为农场争得了荣誉。当然这主要是吴老师的功劳,自己只是配角。这次去比赛还发生了一件后来想起来有点好笑的小事。那天下午,去到农垦局招待所要好房间后,闲暇没事,我就想借这个机会到海口的街道看看,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我以为路程不远,也不知道有公交车,就一直沿着公路走。沿路两边都是空旷的坡地,没有楼房,近处有几间矮小的瓦屋。隔断时间会有车辆从身边开过,路上很少看到行人。走了约有二三公里,抬头望去,海口好像还很遥远。我犹豫了,我停下了脚步,看看西垂的太阳,最终没胆量走下去了,只好怏怏返回。自己当时连坐公交都不懂,真是太蠢。这也让我想起了高晓声笔下的陈奂生上城。没进过城的农村人,不奇怪。</p><p class="ql-block"> 1985年5月的某天早晨,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迎着朝阳,我满心喜悦地走进了金安农场的办公大楼——我被借调到农场团委当干事了。虽说月工资只有四十多元,我还是非常满足。团委的工作不忙,有时开开会、搞搞活动或跟别的科室下连队抓计划生育。在团委上班给了我充裕的学习时间。刚好这个时候,中山大学创办刊授大学,向全国招生,这给我提供了绝好的学习机会。当时我们农场约有三十多人报名参加学习,专业有中文、哲学等。我报的是中文。通过三年的努力,终于在1988年6月取得了海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和中山大学联合颁发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专毕业文凭。为了这张文凭,我可是下了不少功夫、费了不少心血。除了白天在办公室偷闲学,晚上在家还要拼命学。晚上,在我那不足十平米的房间里,我光着膀子,穿着裤衩,盘腿坐在床上学。当时的条件非常有限,连张书桌都没有。我只好把一块宽二十多厘米、长一米多的木板架在床栏的拐角处当书桌。当时也没电灯,我点亮一盏煤油灯放在板上,就这样坐着学。最难熬是三伏天,灯熏火燎,房间狭小,没有窗户,密封如罐,没有风扇,我默默承受着蒸笼般的洗礼。更可恨,那翁翁叫着的蚊子,也来丰富我锥刺股的故事。那是意志的考验、是命运的抗争。</p><p class="ql-block"> 我原来是借用到场团委工作,1985年某月海南农垦局招考合同制干部,我顺利考取,被农场正式聘用在团委工作。这下真是农民变干部了。接着我人生的另一件大好事也来了。1986年1月26日,我用当时农村一般的聘礼标准——三百二十元,把我人生最重要的另一半——勤劳、善良、漂亮的爱人娶回了家。她是我的福星,她为我操劳一辈子,她为家付出一切而无怨无悔,她是那种摔倒了也要抓一把草的坚强女人。娶到她是我前世修来的福。当年10月17日,她就给我送来了人生大礼——我的宝贝大儿子出生了。</p><p class="ql-block"> 领着百来块钱的工资,养着三口之家,这样的生活本就困难,但更大的困难还在后头。1988年3月,新来的农场场长借精筒机关人员的名义把我和另外两名机关干部精简了,退回原所在生产队自谋生路。我和另处一名同志是农垦局正规招考录用的合同制干部,且已签订三年聘用合同,就这样被野蛮的权力扫出机关大门。我们不服,我们申辩,但在霸道的权力面前,我们显得是那样弱小无助。为了生活,我只得回家耕田种地,农闲时还和村中的青年一起替私人老板打短工。农场从4月份就停发了我的工资。5月18日,二儿子也出生了,这下生活就更困难了。为了度过难关,在孩子出生14天的时候,我不顾老婆的阻拦,丢下坐月子的她,和朋友外出做生意了(兑换国库券赚点差额)。这下可苦了老婆了,正在坐月,还要加带不满两岁的大儿子。虽说白天有奶奶、爸妈帮忙,但晚上只能是老婆一人全包。换屎换尿、冲奶喂食、哄哭逗玩……不是坚强麻利的女人根本顶不了。所以这件事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老婆还在骂。自己自觉理亏,也不敢吭声。只怪自己那时太年轻,不懂事,不懂带孩子的辛苦,要是现在是不会那样做的。</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