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的几件事

张文琪

　　岁月清浅，旧梦依稀。在一曲《故梦》的琵琶曲中，回忆那跌宕起伏的1976年。

1975年12月，我们26军宣传队随部队野营拉练回到莱阳驻地后不久，我出现了发烧、呕吐、厌食等症状。在军宣队得到了卫生员陈秀慧、米亚非同志的细心呵护和军卫生所李所长的诊断治疗不见好转，送我去145医院后被诊断为重感冒，留置在内科住院治疗，一周后症状仍不见好。通过肝功化验确诊我患上了黄疸型肝炎，转入传染科治疗。

1976年1月9日早上，我还没有起床，胖胖的小李护理员给我送体温表，我发现她眼圈红红的，问她怎么了？她说“你还不知道吧,周总理逝世了”，我感觉受到重重的一击，几乎不敢相信这个事实，那么神采奕奕可亲可敬的周总理和我们永别了。

永远怀念敬爱的周总理

1976年的春节是1月31日，我是在医院度过的。春节前宣传队领导到医院慰问了一下，也是春节前护士来病房通知我，说有外国人来看我，我挺纳闷，咋会有外国人看我？一会我文宪弟弟来到病房，原来是她们看我文宪弟弟长得挺特别、挺帅气（山艺舞蹈系毕业），就说是外国人，后来好几个护士探头探脑的看我弟弟，我一直都没明白我弟弟为啥像外国人。

2月19日上午我病愈出院回到军宣传队。下午李队长找我谈话，问我恢复的怎么样，我说都好了，所有的指标都正常。他说晚上要选派几个节目去济南参加军区曲艺汇演，你能不能参加？我说可以参加没问题。当晚9点钟，我们登上了去济南的火车，徐指导员把演出队唯一的一张卧铺票塞到我的手里，我连连推脱不要，他说你身体还在恢复期，坚持让我一路睡到济南。在济南参加汇演期间，我和其他同志还是分餐制，给我单独称一份饭，一是预防传染其他同志，二是我的饭菜油水多一点。

这次参加济南军区曲艺调演，26军宣传队带来了徐聿生干事作词，许冠英干事、杨福生干事作曲，许冠英、沈志朝、王剑凌等表演的山东琴书《炒炸药》。徐聿生干事创作并和李乃高干事表演的相声《登山队长》和数来宝《两个指导员》。许冠英干事创作并表演的评书《三秒》等，受到军区文化部首长一直好评，并被确定为代表军区参加全军曲艺调演节目。

李乃高干事和徐聿生干事表演数来宝《两个指导员》

3月8日下午3时吉林市北郊发生了世界罕见的陨石流星雨，总重量约2616公斤，约3000余块大小陨石降落在500平方公里范围内，最大的一块1770公斤，冲击地面时形成一个6.5米深，直径2米多的坑。我是在济南知道这件事的。尽管报道中提及所有陨石未伤及一人一畜，我心中还是产生了隐隐的担忧和不安。

1976年3月在济南“四门塔”留影

 3月10日汇演结束，军区决定组成代表队参加全军曲艺（南京片）调演。代表队由25名同志组成，他们是来自军区政治部创作室的李干事、贺干事，有前卫歌舞团的徐桂荣，前卫话剧团的姚念贞、吉连军、张汉英和26军的李乃高干事、徐聿生干事、许冠英干事、杨福生干事及王剑凌、李汝贡、张文琪等7人。67军的李绪胜干事。山东省军区的殷宝生干事及黄志强、李连伟、李文庆等4人。军区装甲兵的商清秀、赵新宝、刘燕君、王士巧等6人。军区守备一师的王云台共同组成。

济南军区文化部王部长(左五）、李副部长(左六）为代表队人员送行 (我在后排右一)

 3月20日我们到达南京。这也是我第一次到古都南京，感觉到南京确实有个大城市的样子。我们到达后，南京罕见的下了一场大雪。在南京期间除演出观摩外，我们还参观了南京的景区古迹，登“中山陵”时我只上了一半就回来了，就是感觉身体比较虚，爬山吃力。

我和军区装甲车的商清秀、赵新宝同志在南京“中山陵”留影

 4月5日北京天安门广场爆发了以纪念周总理为主的“四.五运动”，中央定性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并认为邓小平是这一事件的总后台。我们随着中央的定调不断的修改节目内容。南京军区演出的节目中没有“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内容，总政文化部陈亚丁副部长让他们连夜突击创作了弹词开篇《他右倾翻案不得人心》。

4月20日我们返回济南，在计划回老部队时又接到总政的通知：一是我参加演出的节目获得全军调演一等奖，二是该节目和其它另外两个节目被选定代表解放军参加7月份在北京举办的全国曲艺调演。这样我就又继续留在济南参加节目的加工排练。

山东琴书《老解放》是由李绪胜、徐桂荣作词:徐桂荣、姚念贞、杨福生谱曲:徐桂荣、许冠英、王云台演唱:姚念贞、杨福生、吉连军、商清秀、张文琪等伴奏的优秀曲艺作品。1976年获全军曲艺调演“一等奖”。1980年被编入《建国三十年优秀曲艺作品选》。这是1976年在南京演出的实况录音。



　　6月20日我和其他14位同志一起到北京，和各大军区来的同志一起住在北京通县，每天早晚由面包车接送到市区参加集体排练，接受总政文化部领导的统一审查指导，组成解放军曲艺代表队。

　 1976年6月在“天安门”广场留影

 7月6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委员长逝世。我们代表解放军参加了他老人家的告别仪式。

永远怀念朱德委员长 第一次在北京演出时留影

 7月10日，解放军代表队组成总政慰问团，代表中央军委离京慰问北京军区所属部队，目的是通过慰问部队演出，提高节目质量。先后去了大同、天津、杨村、秦皇岛、山海关、北戴河、唐山等地为部队演出。这次出来收获不少。比如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留下照片，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时，第一次见到了电视机，而且是22寸的进口彩电。在大同参观了空军最大的轰炸机轰6军机、参观了云冈石窟和华严寺。在杨村目睹了中国空军飞行表演队的实飞表演。在天津参观了劝业场。在山海关参观了飞机场、登上了万里长城的东部开端“老龙头”和山海关城楼，参观了孟姜女庙。孟姜女庙门口的对联:《海水朝朝朝朝朝朝朝落》《浮云长长长长长长长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说这幅对联有六种读法，是南宋状元王十朋所撰。参观了秦皇岛海港码头。游览了北戴河。参观了唐山开滦煤矿、工艺陶瓷厂等等。这一次还在北京给我爸爸买了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在唐山买了一套茶具，在山西买了汾酒和竹叶青酒各一瓶。后来收音机和茶具我爸爸用了好几年，两瓶酒送给了我大伯，他很高兴，说好喝。

门帘不大但很有特点的《孟姜女》庙

　 解放军代表队演出来到“山海关”

 7月22日开始我们开始在唐山、丰南等地为驻军演出，晚上住唐山。

解放军代表队在“山海关”留影(我在后排右七)

慰问团部分同志在北戴河(我在二排左一)

7月26日我们由唐山返回北京，住在北京西苑宾馆参加全国调演。28日凌晨发生了震惊中外，7.8级的唐山大地震，北京震感强烈。那天晚上天气异常闷热，我很晚才睡着，我们三个人一间屋，我睡在靠门口的床上，凌晨3点45分我被大幅度的晃动摇醒了，马上意识到是地震，喊了同屋的两个战友，拉开门就跑出去了，从三楼跑到一楼院子里，地震的晃动还没有停止，我们住的宾馆里有几百人，在下楼过程中有不慎摔伤的，也有个别因跳楼骨折的。比较尴尬的是女同志，夏天睡觉穿的少，有聪明的随手带一条毛巾被出来，几个人一组在院里围在一起，惊魂未定、瑟瑟发抖。随后的几天余震不断，我们都是待在大巴车里，晚上睡觉也是在车上，这在北京算是很好的条件了，那几天几乎天天下雨，听说帐篷大多提供给外国驻中国大使馆了，北京的老百姓有条件的自己搭建了简易的防震棚，还有不少人就是手举雨伞徘徊在大街上。

7月30日传来国务院文化部的通知，因地震原因全国曲艺调演不举办了。可是我们走不了，大批人员需要离京因买不上车票走不了。这期间我还不知道我爸妈已经为我的安全很焦虑了，原因是我在唐山时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说我在唐山演出，没有明确离开日期，大地震发生以后所有的通讯就都中断了。后来我爸爸让我四叔专门去了一趟26军宣传队打听我的情况，宣传队领导答复说:“他们也谁都联系不上，也不了解详细情况，不过听说大地震前慰问团已经离开唐山了。”知道这个消息后我爸妈多少放心一些。

8月4日终于通过铁道兵有关方面买到了北京到济南的火车票。去火车站时看到广场上人山人海，候车大厅内空空荡荡，我们拼了命才挤上火车，我自己背朝里面朝外贴在车门上就再没动地方，从北京一路站到济南。回到济南以后也不敢在屋里睡觉，一直住在军区后勤部招待所搭建的帐篷里。后来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赴唐山慰问“抗震”部队，听当时和我们一起参加过解放军慰问团的牛群同志说，他们再次去唐山时还专程去我们住过的197师招待所看了看，原来的四层楼房完全夷为平地，接待过我们的相关人员大多死伤，当时和我们住在一起的66军董副军长，也震亡了。后来统计整个唐山地震死亡24.2万人。

8月10日开始，我们和前卫歌舞团的部分同志一起开始在济南军区巡回演出，先后去了泰安、莱芜、周村、淄博、潍坊等地。

8月16日、22日、23日，四川松潘、平武等地相继发生了7.2级、6.7级、7.2级地震，因地处偏僻，人员稀少损失不大。

9月9日我们到达莱阳，午饭后开始在26军大礼堂装台，预备晚上演出。开演前接到军区电话，全军一级战备，要求我们连夜赶回济南。

　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

 9月10日正式通知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停止一切演出活动。接下来就是举国悼念毛主席。低云密布，哀乐低沉，好几天都在分层级的召开毛主席追悼大会，有的大会是露天雨中进行的，雨水和泪水交集在一起，心情无比的沉痛。

10月6日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延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我们开始了新一轮的创作演出，庆祝粉碎“四人帮”，歌颂英明领袖华主席。

大合唱《歌颂华主席》

11月20日军区文化部首长为各大单位在军区帮忙的同志们送行，酒宴过程中，歌舞团徐桂荣教导员笑眯眯在我耳边说“先回军里去，过段时间就正式调你过来”。

12月25日，军区政治部的正式调令送达到26军政治部。

1977年1月6日，26军赵峰军长亲自设宴送我和许冠英二人，坐陪的有军张副政委、政治部朱主任、文化处王处长和宣传队李队长、徐指导员等。

终生感恩26军宣传队老领导们，老班长们，老战友们对我政治思想上的指导，生活上的关怀，专业上的调教。

1月16日来到济南，开始了我的“前卫”生活。

后记；

人生就是如此，好多事看似“巧合”，抓住了就是“机遇”，时间长了就是“命运”。比如我76年2月19日出院，如果我晚一天出院，如果宣传队李队长不让我去济南参加汇演，如果我个人态度稍有犹豫，现在的人生就会改写。当时我曾认为我是没经过严格考试、没找任何关系，“糊里糊涂”的进了前卫，实则是长期考察比集中考试更靠谱，一切都是合情合理，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