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百年学脉与军医之路（第二章 ，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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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古都烟霞（上篇）

北洋军医学堂成立以后，办教学、招人才、扩地盘……很快就在社会上树起了声望。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如同枝头残叶一般的大清王朝，正在时代的狂风吹拂下走向生命尽头。这一时期中国政坛上发生了两件大事，给军医学堂带来了些许震荡。这两件事，一是废科举、二是办宪政。

先说废除科举。1905年，由袁世凯主笔，联络了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等共同上奏，请朝廷立废科举。科举时代的终结，算是给中国长逾千年的传统教育彻底画上了句号，并开启了新学和留学的时代。

一方面，年轻的学子们开始将目光投向西方近代学科，导致军医学堂的学生来源大大扩展，招生甚至辐射到了西南边陲。

另一方面，留学也开始成为一种时尚。那时中国青年的主要留学目的地是日本，其中学医的并不在少数。鲁迅先生在这方面算是一个先行者，早在1902年北洋军医学堂成立前的半年，就东渡扶桑去了。

1905年后，去日本、欧美学医的中国人就更多了，这些人回国后，有不少加入到了军医学堂的教师队伍中来，为军医教育注入了新的活水。

图为鲁迅先生曾就读的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医学专门学校”是近代日本医学上的一种特殊教育机构，一度培养了不少中国医学名家。

之前我们曾经说到，在晚清军事改革的过程中，德日医学派系是长期扮演主角的。德国学派自然不用说了，在18~19世纪的百多年里，它一直都是世界医学的执牛耳者。

日本医学后来居上，为了配合它的侵略扩张战略，在中国努力争夺军医教育的掌控权。然而说到底，德日医学本是一脉相承，而且日本医学从一开始就是德国医学的忠实门徒。只不过日本人将其消化得不错，而且还衍生出新的做法来。

为了让读者对后面将会反复提及的军医“德日系”这个概念，有一个更明确的认识，我们有必要在此先对日本的近代医学体制做一个简单介绍。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在医学上全面向德国看齐，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的医学教育已经被规划成了一个三层金字塔的结构。

金字塔的塔尖，是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和其他“帝大”系统（京都、名古屋、大阪等）的医学部，它们是本着日本医疗体系西方化的国家战略而设立的，被赋予了引领方向的使命。

帝国大学毕业的医学生，被赋予一个专有的称呼“医学士”。他们在明治时代是凤毛麟角的社会精英，德文是他们的基本功，而且个个掌握娴熟，以便吸收来自德国的最新医学知识。

这些帝大医学士们，站在日本医学金字塔的顶端，坚守着德国“实验医学（laboratory medicine）”的传统，专注于教学与学术研究，但对临床诊治工作并不上心。

日本近代医学金字塔体制的顶层——帝国大学系统，以东京“帝大”为首。战后被改造为东京大学。

金字塔的第二层，由各地的一些“医学专门学校”构成。这些“医专”属于“高等中学校”附设的医学职业学校，而此处的“高等中学校”并不等于咱们的高中，乃是帝国大学系统的预备学校，因此“医学专门学校”的地位要高于中学、低于帝国大学。

日本“医专”的设立目标，是为了快速地培养专业人才，让他们能尽快投入临床工作中去。进入20世纪以后，日本的很多“医专”都改制成了医科大学（例如鲁迅先生就读的仙台医专，后来升格为仙台医科大学，藤野先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丢了饭碗的），继而成为综合性大学的医学院。其中有好几家，都位列日本医学院校排行榜的前茅。

这些“医专”的学生，在德文训练就不做要求了，而是使用日语去开展多发病、常见病的诊治。不过，这也意味着他们需要倚赖帝国大学的那些精英来为其筛选、转译西方的医学进展。

金字塔的底层，则是民间的那些没有接受过系统医学教育、但通过了内务省的执业资格考试的草根医生们；以及那些在明治维新以前就已经执业的医师（大多是汉方医师）。

近代日本的医学金字塔第二层是“医学专门学校“，其中的“千叶医学专门学校”培养了不少民国时代的医学名家。这类“医学专门学校”办得好的，就会升格为“医科大学”，再幸运一点的，会跻身成为“帝国大学”的医学部；或者在战后被改造成综合性大学的医学部。

明治维新的最初二十多年，金字塔的上、中两层原本是分工明确的。但后来因为政府允许这两类出身的医生都可以自由执业赚钱，于是渐渐地，日本的医学训练就开始偏离德国医学里那种泾渭分明的实验医学与临床医学的分野，而以临床实用为共同追求。

这就是我们文中常说的“德日系”内部的同与异之处。中国在清末学习日本医学，学到的也是这个阶段的实用主义特征。

回过头再说军医学堂，此刻她身处的另一个时代漩涡，是清政府当时被迫实行的立宪改革。1905年，朝廷派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当他们回国途经天津时，数万学生上书，向代表团表达他们的政治愿望，这其中就有北洋军医学堂的学子。

全国上下渴盼立宪，朝中大臣们也明显分成了”立宪”和“保守”两派：军医学堂的缔造者袁世凯是立宪派的核心人物；站在他对立面的，则是那些宗室贵胄、以及一群惧怕变革的颟顸官僚。

“预备立宪”拖拖拉拉喊了四年，就连老佛爷都驾鹤西归了，清政府还在继续“预备”，于是民众们开始不再有耐心，也逐渐看出了清廷的真面目。1908年摄政王载沣一上台，袁世凯就被开缺回籍了，陆军军医学堂也一下子没了靠山。部分学生开始用激烈的方式与清政府抗争。

1910年，全国16省的代表进京请愿，要求速开国会，而清政府拒不接纳，激起了全国上下声势浩大的民愤。天津的一位军医学堂学生切断手指，写下血书，请求政府立宪。这件事在当时全国造成了重大影响。

左图为1910年天津《醒华画报》刊登的北洋军医学堂学生断指请求立宪事件；右图为1910年天津《醒俗画报》刊登的北洋军医学堂与北洋师范的学生请愿要求立宪的事件。

在军医学堂这年冬季入学的新生里，有一个来自云南的崔文藻，第一学年还没结束的时候，他得知武昌起义爆发，就立刻联络其他几位革命同道，成立了“京津同盟会”，以策反京畿重地的军队，响应南方革命军推翻北京、天津的官府。

这位崔文藻学员后来成为职业革命家，参加了讨袁“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长期追随孙中山，还当过广州军政府的陆军部次长兼交通部次长、军政府总务厅长，创办了《珠江日报》，获得中将军衔。可惜在1918年被广西军阀陆荣廷杀害。

辛亥革命之后，北洋政府将原陆军部下设的“军医股”改为“军医司”，统管全军医务及军医教育事业。袁世凯也重新回到了政权的核心，当上了大总统。这时他进一步提出：

“我国军医人才素患缺乏，将来军备扩张势更不敷分配，自非及时整顿，不足以宏造就，而整顿之方，非从教育入手，无以为根本之计。”

不久后，陆军部就将天津陆军军医学堂改辖在军医司之下，重新厘定学校条例和教育纲领。校名也由“陆军军医学堂”改为“陆军军医学校”。

崔文藻，北洋军医学堂1910年级新生，投身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任广州军政府陆军次长。

为了让这所已满十岁的军医学堂继续与时俱进，陆军部于1912年9月颁发了新的《陆军军医学校章程》，明确提升了学校的定位——“陆军军医学校为养成军医司药各等人才、编辑教科书及履行军事卫生实验之所。”推动学校加速成为一所更具有现代化性质的军医教育机构。

也是在1912年的夏天，已在这所军校奉献了整整十年光阴的首任校长徐华清，正式提出了辞职并退出现役，12年后病逝于天津，被后人誉为“中国军医之父”。

1915年，陆军总长段祺瑞任命从美国进修回国的全绍清为新的陆军军医学校校长。在他的带领下，军医学校继续发展壮大。

在咱们以往的医史里，对这位全绍清的叙述非常少，偶尔会提到他的公共卫生学者的身份。在1910年的那次东三省鼠疫阻击战中，人们基本上只知伍连德，却一致忽视了伍身边的关键二号人物——全绍清。

全绍清（1884~1951），近代杰出的公共卫生专家，陆军军医学校校长

全绍清跟随伍连德多年，功绩不凡，但基本上被笼罩在了伍连德的光环之下。自从1908年伍连德回国的时候，全绍清就开始做他的高级助手，还教会了伍说北京官话（全绍清是旗人）。东三省鼠疫期间，伍连德临危受命，只身赶到哈尔滨。没多久，全绍清就带着一批防疫专家和军医学堂学生来到疫区效力，为伍连德打赢这场战役立下了汗马功劳。

1911年4月，在奉天召开的万国鼠疫大会（这也是中国举办的首个医学国际学术会议）上，伍连德作为中国首席代表，并担任会议主席，一朝成名天下知。事实上，在那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团的第二号人物就是全绍清。七年后，全绍清全权指挥了绥远肺鼠疫的阻击战，果断迅速地平息了疫情。

全绍清这人是个厉害角色——不止是在医学领域。话说1906年，清政府为了遏制英国人的入侵，巩固中国在西藏的主权，派遣了一支进藏大臣使团前往拉萨，全绍清作为随行医官前往。

驻藏期间，他拍摄了60多幅珍贵的照片，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刊登，成为第一个在《国家地理杂志》上撰文并发布照片的中国人——比现在的那些文青不知道厉害多少倍了。

全绍清是第一个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发表摄影作品和文章的中国人，这是他1905~1906年在西藏期间拍摄的一系列照片

新的陆军军医学校，虽然换了朝代、改了名称、但毕竟还是在袁世凯的统辖之下，从管理秩序到师生选育方面，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学校继续贯彻对学生的高标准、严要求，每一届毕业生的质量都得到了良好的保证。全绍清接掌学校后，还增建了200多间新校舍，成立了附属医院并向民众开放，进一步提升了临床教学的质量。

然而，等到1916年袁氏一死，一切都乱了套。这个时候的北洋政府，开始进入梁启超所称的“神奸既伏，人欲横流”的混乱时期。各派军阀纷纷称雄割据，你方唱罢我登场，内战连绵不休。军医学校里，再也摆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

1917年黎元洪与段祺瑞的“府院之争”激化以后，各路军阀趁势齐聚天津，调兵遣将准备发难，紧接着，“辫帅”张勋（就是当年护送军医学堂第一届毕业生去工作单位报到的那位张勋）带兵过境。军医学校的附属医院被强征做了战时医院。再之后的某一天，也不知是哪路大帅的队伍闯进了校园，霸占了校舍作为营房。

同样都是兵，但秀才兵遇上大头兵，依然是有理讲不清。直到1918年5月，霸占校园的军队还是不肯离去，而天津的地面上也依然看不到一丝一毫太平的迹象。于是学校上书陆军部，请求将学校移驻京师，重新择地运行。陆军部同意了，并划拨了北京东城南门仓至北门仓一带的土地，作为陆军军医学校的新校址。

北京朝阳门一代的明清时代皇家粮仓，被选为军医学校的校舍。今天这一代是北京的网红打卡地之一。

这里在明清时代就一直是规模浩大的漕粮库房所在。陆军部派人将成片的旧仓房改建成军医学校的新校舍和附属医院，建筑样式以日本千叶医科大学的设计作为样板，在中国第一次引入了阶梯式教室，并建有大礼堂、学员宿舍、食堂、图书馆、解剖实习室和试验室等设施。比起天津的老校园来，显得更加摩登、实用了。

新校园于这一年的冬天完工，陆军军医学校于是全部迁到北京（附属医院于次年完成搬迁），结束了天津岁月。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