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续香火的理想与普遍绝嗣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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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香火的理想与普遍绝嗣的现实

—基于家谱的人口数据

陈熙"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上海200433)

[摘要]延续香火、传宗接代是传统社会人们的普遍愿望和理想,然而,由于传统时代人口的高死亡率和极短的预期寿命,延续香火的理想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难以实现,绝嗣现象普遍存在。本文依据家谱的人口信息,通过构建虚拟的家族支脉,考察了清代两百余年间家族支脉的繁衍状况。结果显示,仅有13.61%的人在经历了两百余年的生存竟争后,能够拥有自己的后代,而其他大多数都已绝嗣,传嗣的理想和现实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的这句话典型反映了传统社会对家族延续的强烈愿望与伦理要求,传宗接代成为人生中最重要的使命。费孝通曾指出,延续“香火”的观念深人民间,是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信念(费孝通,1982)。然而这一理想在现实中究竟多大程度上能够被实现,却鲜有实证性的证据。明清以后民间编修了大量的家谱,清晰地记载了家族人口的繁衍过程,包括个人的生卒年月和亲属关系等,这就为研究人口繁衍和香火延续问题提供了最有效的资料。

尽管清代人口出现了爆炸性的增长,从康熙十八年(1679)的16亿增加到宜统二年(1910)的436亿(曹树基,2001),但人口的死亡率仍然居高不下,预期寿命也非常低,人口再生产依然是处于传统的高出生、高死亡的状态,出生预期寿命可能低于30岁( Zhao ,2000)。根据家谱资料的研究结果显示,18世纪十五岁男子的人均预期寿命仅有35—38岁( Yuan I — Chin ,1931;刘翠溶,1992;侯杨方,2000)。李中清等根据辽宁户籍登记资料发现,清朝1—5岁年龄组男性人口的预期寿命是35.9岁,女性是29岁( James Lee & Cameron Capbel ,1997)。到了1920年代,中国农村人口的出生预期寿命也仅仅为24.2岁。若以“无过继”群体为平均水平的话，则“人继1子”群体的绝嗣比例略低于平均水平，表明人继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延续香火的作用；出继1子的人，其绝嗣比例则明显高于平均水平，说明出继不利于传嗣。实际上，大多数时候是辈分较低者的儿子过继给辈分较高者，比如弟弟的儿子过继给兄长。这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家庭地位也会影响到绝嗣的发生。

除了上述因素外，早殇儿童数量理论上也是影响因素之一。尽管由于家谱中对早殇儿童的记载存在严重的遗漏，使得估计儿童的死亡率水平存在困难，我们还是找到了77条早殇儿童的记载。在回归方程中，早殇儿童的因素勉强能够通过检验，并显示对传嗣产生负面影响，即随着早殇儿童的增多，传嗣的概率可能下降。早殇儿童数量越多，可能意味着营养和医疗卫生条件越差。不过由于早殇儿童漏记的问题，此仅作参考。

尽管延续香火、传宗接代是人们的普遍理想，人们为此也做出种种努力，但是现实当中，人们所向往的那种儿孙满堂的理想情景并不多见，恰恰相反，绝嗣才是更为普遍的现实。经历了这267年间后，只有13.61％的人留下了自己的后代，尽管期间人口总量在不断增长，但是绝嗣现象仍普遍发生，人们延续香火的理想受到普遍绝嗣现实的狙击。

在影响传嗣的诸多因子中，生子数的影响最为直接，在同等死亡率下，生子数越多，传嗣的机会也就越大。生子数的多少最终受制于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在家谱数据中表现为占据更多资源和声望的族长容易有后代，拥有功名的人也容易使得本支脉得到延续。在人口繁衍的过程中，这些占据更多资源的人群在生存竞争中取得优势，这种优势被逐步累计和放大，使得他们的后代逐渐占据了人口的主体部分。占人口大多数的弱势人群则逐步被排挤和淘汰，最终绝嗣。人数最多的10％支脉，占据了总人口的62.72%；而人数最少的10％的支脉，只拥有总人口的1.25%，繁衍的机会在不同支脉之间是极不均等的。

当代欧美发达国家人口不愿意多生育、而拉美、非洲、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维持相对较高的生育率，进而出现了落后地区人口比重上升，而发达国家地区的人口比重下降的局面。这种人口的逆向淘汰的出现，前提条件是生育和死亡大体已经在人类的掌控范围之内，尤其是在人们可以较为有效地控制流行病和饥荒。然而在传统时期的中国，人们显然还无法自主选择生育、控制死亡，相反，死亡水平决定并塑造了人口的再生产方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口的繁衍可能遵循着“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那些占据较好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家族，能够提供较为充足的营养、相对清洁的居住条件，尤其是在爆发大规模流行病和饥荒时，具有较强的应对能力，使得死亡率低于那些社会经济水平落后的人群。这使得优势家族在繁衍过程中逐渐壮大，而劣势家族的生存空间则逐渐被挤压，最终被淘汰。需要注意的是，随着优势家族后代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内部成员之间也逐渐出现优势和劣势的分化，只有少数后代能够继承优势，而多数人则渐渐退化，于是新一轮的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也随之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