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兴局、新华旅馆及其他 ——从周氏昆仲一次避难经历说起

小李

李仲民

　　今年9月25日是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纪念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对外宣布：继出版1958年版、1981年版、2005年版《鲁迅全集》，事隔16年再次启动对该书的修订工作。70年来，无数的“人文人”为鲁迅作品的注释、编辑、出版工作殚精竭虑，恪尽职守，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毋庸讳言是，现有版本中依然存在一些瑕疵、纰漏，乃至偏误，有待进一步补充、完善及纠正；同时，近些年的新成果、新发现也势必需要融汇到新版本中。这正是此次修订工作的意义和目的所在。无疑，作为文化界的大事件，必然深得各界的关注与期待。

众所周知，鲁迅、周作人昆仲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代表人物，均在北京长期生活过，与这座城有着不解之缘。

1917年淫雨霏霏的早春，周作人告别家人与亲朋，只身一人由浙东绍兴老家动身，开启首次进京之旅。一番舟车劳顿，4月1日晚8时抵京，同五年前来京、供职于教育部的长兄鲁迅共寓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之补树书屋。他是在鲁迅请托下，应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同乡前辈蔡元培之邀来校任职的，先任北大国史编纂处编纂，月薪泉百二十；待秋季新学期，聘为文科本科教授，兼任前职，月薪加倍。

　　不成想，三个月后的7月1日，张勋复辟闹剧粉墨登场。为安全计，兄弟二人暂避东城崇文门内新华旅馆。“城头变幻大王旗”，好在事件十二天即草草收场。鲁迅后来曾写到：

辫子还有一场小风波，那就是张勋的‘复辟’，一不小心，辫子是又可以种起来的，我曾见他的辫子兵在北京城外布防，对于没有辫子的人们真是气焰万丈。幸而不几天就失败了……（《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

有关这场“小风波”前后波谲云诡的政情以及避难经历，两人的日记里均有所涉及，尤以周作人晚年所著《知堂回想录》记述最为详备，节录于兹：

会馆在外城的西南，地方很是偏僻，难免觉得不安，便于七日搬到东城，同日的鲁迅日记云：

“七日晴热。上午见飞机。午齐寿山电招，同二弟移寓东城船板胡同新华旅馆，相识者甚多。”以下是我的日记：

“九日阴。托齐君打电报至家，报平安。”

“十二日晴。晚同大哥至义兴局吃饭，以店中居奇也。”义兴局系齐寿山君家所开的店铺，出售粮食，在东裱褙胡同。鲁迅同日日记所记颇详，可供比较参考：

“十二日晴……觅食甚难，晚同王华祝，张仲苏及二弟往义兴局，觅齐寿山，得一餐。”这底下又是根据我的日记：

“十四日晴。上午十时先返寓，大哥随亦来，令齐坤往取铺盖来，途中五色旗已遍矣……”

1922年7月起，周作人兼任燕京大学教授。草创初期的燕大租房分部办校，女部设在灯市口佟府夹道，男部位于内城东南隅的盔甲厂。1926年秋迁往海淀燕园新址以前的一段时期，周氏总会上午在北大红楼授课，中午又匆匆自沙滩，经王府井、东单赶往盔甲厂，应燕大之约。据其回忆：

东单牌楼往南走不远，就得往东去，或在苏州胡同拐弯再转至五老胡同，或在更往南一点进船板胡同钓饵胡同，出去便是沟沿头，它的南端与盔甲厂相接。说也奇怪，这北京东南的地方在我却是似曾相识，因为在五年前复辟的时候，我们至东城避难，而这家旅馆乃是恰在船板胡同的陋巷里。我们在那里躲了几天，有时溜出去买英文报看，买日本点心吃，所以在附近的几条胡同里也徘徊过，如今却又从这里经过，觉得很有意思。

前文提到的船板胡同，大致于明中叶沿著名的泡子河河道（前身为元代通惠河的一段）形成，西起崇文门内大街，随即渐由西北折向东南，狭长弯曲且多分支，一路直抵内城南城根。若再由此去往燕大男校，还需绕经一片偏僻荒芜的各国公墓。如此看来，选择“苏州胡同拐弯再转至五老胡同，或在更往南一点进船板胡同钓饵胡同”实属捷径，距离近不说，沿途热闹有人气得多。其实在船板胡同和钓饵胡同之间夹有一条名为镇江胡同的小巷。巷子的西口位于船板胡同中段北侧，总体呈“┌─”型，东口对着钓饵胡同。上世纪五十年代修建北京火车站，新辟之北京站西街从小巷当中穿过，遂有如今东、西镇江之分；而船板胡同东段和整条钓饵胡同因建设需要被拆除，早已不复存在了。

　　不知何故，在知堂老人的文字中只字未提镇江胡同，尤其令人费解的是，其关于“义兴局”的表述竟与史实严重不符，可谓张冠李戴。

不幸的是，“人文社”《鲁迅全集》日记卷注释者全然采信知堂老人的说法且照单全收，将“义兴局”注释为：

齐寿山家开设在东裱褙胡同的粮店，当时因无处购买食品，故鲁迅等往齐处用餐。

根据《齐如山回忆录》、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等相关史料，当年的义兴局远非一间普通商铺那般简单，也不曾开设在东裱褙胡同。它在辛亥革命前后作为北方革命党在北京的大本营有功于革命，随后又曾成为民国初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早期发端地之一，具有着特殊历史作用和研究价值。

适值《鲁迅全集》修订之际，以笔者拙见，为避免持续造成误导，正本清源大有必要。

笔者还发现：周氏昆仲有关“船板胡同新华饭店”的表述同样存在值得商榷之处。

此外，与周氏昆仲一同避难的张谨（张仲苏）、王道元（王华祝）均为民国时期教育界颇具影响力的人物，当前学术界对于他们生平事迹研究尚显不足。笔者依可寻之史料，试做归集整理，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义兴局与“齐、周之交”

危难时刻向周氏昆仲伸出援手的齐宗颐（1881—1965），字寿山，是民国时期寓居北京的河北高阳齐氏三兄弟中的老末，其长兄齐宗祜，字竺山；二兄齐宗康，字如山。乃父齐令辰，进士出身，被晚清重臣、同乡业师李鸿藻聘作府上西席，成为国民党元老之一的李石曾蒙师，后官至户部主事。其深受洋务运动影响，思想开明，先后将三子送往京师同文馆、译学馆研习新学。齐如山于清末民初创设义兴局、大和恒粮行等京城著名商号，且于戏剧、文化史诸方面著作等身，携手京剧大师梅兰芳开创享誉中外的京剧梅派艺术。齐竺山打理家族生意的同时，应世交李石曾之邀远赴法国兴办豆腐工厂、工人夜校，蔡和森、向警予、萧子升等留法人士均与之有过密切合作与交往，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做出过积极贡献。

齐寿山作为成立于1903年的京师译学馆首批学员未及毕业，即于1907年夏自费赴德国留学。蔡元培《自传之一章》记载：

丁未,余随孙宝琦赴德,彼任钦差,余往留学,由西比( 北 )利亚行,同行者有齐寿山。

齐氏初入莱比锡大学。1910年10月转入柏林大学法政科。1912年初学成回国，在教育部历任主事、视学、科长等职。1927年夏秋赴南京，供职于蔡氏主持下的国民政府大学院等教育机构。1932年赴兰州邓宝珊将军处任参议。北平光复后，1946年7月至1947年12月曾出任北平市临时参议会参议员一职。北平和平解放前夕赴台湾定居。1965年在台湾去世。

据《齐如山回忆录》，齐氏三兄弟及其家人自1903年起便共同居住生活在东城西裱褙胡同31号（新门牌51号）“南北短而东西宽，共四个院”被称作“高阳齐寓”的大宅里。即使1948年三兄弟陆续离京，包括齐如山妻女在内的部分家庭成员依旧安居于此。

　　裱褙胡同是一条形成于明初、有着近六百年历史的古老胡同。民国八年成书的《京师街巷记》云：

裱褙胡同，东近观象台。因巷之长，遂限东西裱褙之分。住户多显达，朱门广第，相连亘也。

值得一提的是，“高阳齐寓”与同处西裱褙胡同北侧的“于忠肃公祠”相去不远。如今，整条裱褙胡同仅有“于公祠”和古观象台尚存，余者皆为高楼大厦所取代。

谈及齐氏家族的生意，义兴局无疑是最先创办的。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烧杀抢掠，百业凋敝。齐如山在搭救同胞过程中结识德军粮台总办梅星，替其采办军需。进而租下镇江胡同一所院落，办起义兴局。据他自述：

与粮台所作之生意，可谓复杂极了，大至火车铁路，砖瓦木料，煤炭木柴，绸缎布匹，古玩玉器，金银首饰，米麦杂粮，草料麦豆，鲜果水菜，葱蒜芫荽等等，总之他们要什么，我就给他们找什么。

买卖做大，又于1904年租下今西镇江胡同29号。该院规模宏敞，由六七个院落组成，房屋五六十间。辛亥革命爆发后，汪精卫、李石曾等以义兴局作为革命党在京机关，积极开展推翻满清帝制的革命活动。彭家珍烈士炸死宗社党首领良弼的炸弹就曾藏于义兴局。据说此后这里为西方教会使用，住了神学院教师和修女，还建起四幢中西合璧二层小楼。

1912年春，汪、李等人联合蔡元培、齐氏兄弟发起设立“留法俭学会”。同年5月15日《北京日报》刊出的《留法俭学会特别广告》中标明“本会办事机关、暂设北京船板胡同义兴局。”

早期赴法华工、高阳人胡玉树晚年回忆：“（华工们）来到北京崇文门内船板胡同义兴局劝工公司招工处集合，46人一起办理了出国手续。”（叶祖孚：《最后的采访》）据此可知，此时的义兴局已迁至船板胡同。

1923年6月文明书局出版、姚祝萱编辑的《北京便览》，于卷二“商业·饮食类·饼干糖果及罐头庄”收录有“义兴局：售罐头食物兼洋酒，南船板胡同，电话东一四四七。”旧时北京东城曾有过两条船板胡同，与崇内“南船板胡同”对应的是位于北新桥的“北船板胡同”（今东四十四条西段）。由此看来：此时的义兴局生意似已大不如前，渐呈式微之势。至于它是何时歇业的现已无从考证了。

大抵民国时期旅游指南类图书，普遍存在对所记对象的具体门牌信息失记的弊病，给后人的研究带来诸多不便，甚为可惜。不过，从知堂老人饶有兴趣的追述事后多次途径当年的避难地“新华旅馆”，却对有幸“得一餐”的义兴局不著一字来推测，彼时义兴局极有可能位于船板胡同与镇江胡同交汇处以东的某处，后来周氏似未曾再途径至那里。

那么，齐家是否开过粮店呢？答案是肯定的。迟子安在《旧北京的粮食业》一文中回忆：

旧北京粮食业中的大户，我记得一些商号，大和恒(西珠市口)、大同(榄杆市)、和益局(泡子河)系山东人韩星久所经营的联号。

“大同号”、“和益局”，连同河北省束鹿县的“恒聚隆”，正是齐家清末民初开设的粮店，聘请韩辅臣、韩星久父子负责经营。1915年前后，齐家又出资在河南安阳建厂，日产“狮子”牌小麦粉千余袋。为此，取原有三家粮店的首字，在前门外西柳树井26号（现珠市口西大街129号）新设“大和恒面粉分销处”，1919年更名为“大和恒粮行”。因产品过硬，迅速红极四九城，成为民国时期北京知名品牌。

至此，齐氏家族在京情况可谓一目了然，未发现其在东裱褙胡同拥有房产或商铺的相关信息。回头再看，周氏昆仲避难时的“义兴局”，实乃齐家开设于崇内船板胡同一带，以代理销售各类洋货、罐头食品等为主的外贸商行，与裱褙胡同毫无关联。

是何原因致使知堂老人对于“义兴局”产生如此错误认知呢？不妨试从其与齐寿山的交往中寻找答案。

齐寿山到教育部任职后，遂与同庚的鲁迅成为同事，朝夕相处，过从甚密，结为莫逆之交。鲁迅居京十几年里，齐氏始终在物质、经济及精神层面给予极大支持与帮助。两人还合译出版了荷兰经典童话《小约翰》。《鲁迅全集》中有两百余次提及齐寿山。据笔者粗略统计，从1913年6月14日“午后往齐寿山家看石竹”始，至1926年7月10日，鲁迅到访“高阳齐寓”不下27次，直到这年8月离京去了厦门。毫无疑问，鲁迅对齐家上下的情况当了如指掌。

　　缘于鲁迅，周作人得以结识齐寿山。两人首次会面是周氏到京第四日，“午至教育部。同大哥益昌饭，见齐君寿山。”随后的日子里，类似情景屡屡见诸周氏日记。除了聚餐，生活中遇到状况自然少不了齐氏的相助。同年5月13日，周氏患瘄子，请德国医生来诊，齐氏代为翻译；避难中，7月9日“寄家信，由日邮不通，托齐君打电报至家。”等等。随着交往增多，二者关系日渐熟络，日记中的称谓由最初的“齐君寿山”换成“齐寿山君”、“齐君”，亦不乏直呼其名者，但尚谈不上有多亲密。或许出于士大夫阶级根深蒂固的“重士抑商”思想，细品“晚同大哥至义兴局吃饭，以店中居奇也。”，可以隐约感到周氏内心于齐家兄弟多少带有几分讥讽与慢视的意味。

1920年底，周作人患肋膜炎住院医治。稍愈，在齐寿山和韩辅臣的帮助下，笠年6月2日转至空气新鲜，阳光充足的香山碧云寺内般若堂养疴，直到9月21日才返回城内寓所。这期间，齐氏不止一次偕同鲁迅等人或单独前往探视。周氏日记就记有“六月十八日，齐寿山君来。”、“六月二十五日，晚齐君来谈。”，又如“九月三日晚，寿山君带来《净土十要》四本。”称谓已作“寿山君”，明显亲近许多。（同日鲁迅致周作人的信中亦提及“今因齐寿山先生到西山之便，先寄上《净土十要》一部，笔三支。”云云）。此后还有“九月十四日， 齐宅送节礼，二色皮蛋与月饼……”等。但这之后，齐寿山却莫名的从周氏日记消失了。

笔者还注意到，为给二弟治病，经济本不宽裕的鲁迅假齐寿山之手，1921年4月12日“从义兴局借泉二百，息分半”，半年后的11月9日“下午从大同号假泉二百，月息一分”，无不体现出浓浓的兄弟情深。天有不测风云，两年后二人竟然失和。受此波及，周、齐两人的交往自然是戛然而止。

再来对比一下周氏昆仲对于避难期间“赴义兴局用餐”一事表述上的异同。先看鲁迅的日记：

“十二日晴。觅食甚难，晚同王华祝，张仲苏及二弟往义兴局，觅齐寿山，得一餐。”

再看《知堂回想录》：

“十二日晴。晚同大哥至义兴局吃饭，以店中居奇也。

义兴局系齐寿山君家所开的店铺，出售粮食，在东裱褙胡同。”

当晚周氏昆仲等人同往义兴局是毫无疑问的。但前者笔下“得一餐”的地点实未确指，存在多种可能；反观后者，指向明确，但对义兴局认知上的混乱是显而易见的，这难免让人对其准确性产生怀疑。是否存在一种可能：即当事人至义兴局觅得齐氏后，另觅他处、亦或是到距此不远的“高阳齐寓”共进的晚餐呢？

如果要探究一下致使知堂老人认知混乱的原因，笔者认为无外两点：

其一，避难之际周氏初到京城，人地两疏。彼时的路政设施甚不完备，天黑后胡同内变得昏暗不堪，难以辨识。恰逢兵荒马乱紧张惶恐的情绪下，极易将本不熟悉的地点记错搞混。

其二，周氏晚年追忆几十年前的一段往事，时间久远，人毕竟上了年纪，记忆力减退，致使误记。

无论情况如何，皆可谓事出有因，情有可原。

二、寻访新华旅馆

对于周氏昆仲所谓避难地点“船板胡同新华旅馆”，上世纪九十年代，刘丽华、郑智合著《寻找伟人的足迹——鲁迅在北京》一书中曾做过一番考证：

船板胡同新华旅馆的老房子还在。据齐寿山家的亲戚介绍，它在胡同的中部南面，是一栋不大的旧房子，现为船板胡同26号，为一家电器修理部占用。

前有当事人的背书，后有专家学者的考证，似乎这一问题可以盖棺定论，没有再行讨论的必要了。然而又该如何理解周氏“这家旅馆乃是恰在船板胡同的陋巷里。”的含意呢？结合民国史料，笔者初步判断：“新华旅馆”并不在船板胡同，而是位于其分支镇江胡同，只是具体坐落和门牌信息等已无从获知。

依据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

先者，民国初立，万象更新。现代铁路、商业、旅游、文化活动方兴未艾，城市面貌日新月异。作为北洋政府时期的首都，北京自是首当其冲。《京师街巷记》里就曾生动记录下当时的崇文门内大街繁盛商业景象：

街东中外商铺栉比，由南至北竟达三百余号之多……故行人拥挤，买卖发达。晚间电灯悉明，照耀如同白昼。夏间凉棚阴密。且多系楼房。一洗前清之旧观也。

　　从该书对周边胡同的介绍，可以找到“新华旅馆”的蛛丝马迹：

船板胡同位于崇文门大街迤东，系一东西胡同。东至城根，有汇文大学校，北临镇江胡同，南界后沟。街南有荣立铁厂。路北为海关服务故英人裴士楷宅。西段铺商最多，以街北天和顺、三和益两酒铺为最著。东端地方辽阔，住户零星。统计此巷内，共有门牌四十号。

镇江胡同东通钓饵胡同，西至船板胡同。共住铺户二十六家。北京日报馆，新华饭店，马德耶中洗衣局，其著者也。

再者，为便于公务、商旅、游客之出行，旅游指南类书籍如雨后春笋般孕育而生。撷华书局1914年出版邱仲麟编写的《新北京指南》，分为教派、会社、军防等二十大类，内容涵盖了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已知较早的一种。其中，第八编“栈店类”收录的栈店，以靠近正阳门火车站的前门地区等几条主要商业街区为主，分类尚显粗泛，数量亦很有限。在106家中国栈店中，以“新华旅馆”命名的有1家，位于前门大街东侧长巷头条胡同；6家外国宾馆，就包括著名的六国饭店、北京饭店等，日资“一声馆”是位于船板胡同的一家。

1916年9月中华图书馆编辑部编纂出版的《北京指南》，于旅馆类基本照搬了前书内容，了无新意。不过，同年出版的《京绥铁路旅行指南》虽收录数量区区51家，但指明：“北京旅馆不下数百家，兹择其上中等有名者列之。”反映出这一时期北京住宿业的大致状况，具有一定史料价值。

1919年8月成稿、笠年元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北京实用指南》由晚清著名文人徐珂编纂，是民国时期一部有关北京都市生活的百科全书，堪称同类书籍中白眉。第七编“食宿游览”于住宿方面记录详实，史料价值极高，特摘录于此：

住居之所，为饭店、旅馆、客栈、客店、公寓、寄宿舍、庙寓七等，或仅备饭而自行点肴，或饭肴皆不备。

大抵饭店为上等；旅馆次之；客栈、公寓又次之；客店更次之；寄宿舍则为学校学生或银行行员寄宿，非如客栈之营业者也；庙寓则庙之可住旅客者是也。其价以日计，饭店二元、三元、四元；旅馆五角、八角、一元或二元、三元；客栈、公寓、客店一角、二角、三角、五角，间有作九折、八折者。

该书收录旅店类（含公寓、店、客栈）333家、中西旅馆（即旅馆或宾馆类）66家、庙寓112家，合计511家。与《京绥铁路旅行指南》“北京旅馆不下数百家。”的说法大体相符，即便未一网打尽，起码十之八九。其中，名“新华旅馆”者，除了位于前门外长巷头条胡同以及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的2家以外，镇江胡同的“新华旅馆”赫然在列。《京师街巷记》与《北京实用指南》编纂、出版时间基本吻合。由此断定，所记“新华宾馆”和“新华旅馆”叫法有别，实为一家，其档次恰好介乎宾馆和旅馆之间。

由于《北京实用指南》之前的几部同类书籍收录内容甚为有限，可谓挂一漏万，致使无法找到早于或与周氏避难同期的相关证据，亦即无法排除该新华旅馆始建于船板胡同，后迁至镇江胡同的可能性。只是依据现有史料，结合知堂老人那句耐人寻味的文字，笔者倒是更加愿意得出：“新华旅馆从始至终位于镇江胡同”的推断。

何况周氏昆仲毕竟是外乡人，大难临头躲至一陌生之地，潜意识中大地名或主干往往会先入为主被记住，旁支小巷常被忽视或遗忘。此类现象生活中并不少见。譬如，您向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打听百年酱园“六必居”总店地处何处？指出其位于前门大栅栏者想必大有人在，而能确切道出“粮食店街”的恐怕少之又少。情同此理，也就不难理解了。

至于几十年后，齐家亲戚对“新华旅馆”的指认不知所依为何？姑且留作一家之说吧。

三、民国教育界达人张谨

与周氏昆仲一同避难的张仲苏，《鲁迅日记》“注释”部分介绍其人如下：

张仲苏（1879—？）名谨，子仲苏，也作仲素，日记又做某君，河北清苑人。曾留学德国。1912年为教育部专门教育司佥事，1917年任京师教育局局长，1921年至1928年任直隶教育厅长。（参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版《鲁迅全集》第17卷第122页）

清苑与高阳同属河北保定市。张谨与齐寿山算是同乡，且为译学馆和留德时的同窗好友。1912年6月前后到部后，受齐氏影响，爱屋及乌，自然与鲁迅多有交往。自当月27日伊始，便时常出现在《鲁迅日记》之中，多数为工余时三五同仁结伴外出聚餐，还包括诸友共赴中山公园为张母祝寿等。最晚一次已是1928年4月7日，地点在上海，“午张仲苏、齐寿山来访,少顷季市亦至,仲苏邀往东亚食堂午餐。”双方交往十余载，彼此熟识。

目前，有关张氏生平以徐友春编著《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第2版《增订本》第1755页）所列“小传”最为详备：

张谨（1879—？）字仲苏，河北清苑人，1879年生。1905年，由京师大学堂派赴德国留学。在莱比锡大学习法文。1912年回国，历任北京政府教育部编纂、佥事，京师学务局局长。1922年10月，任直隶省教育厅厅长，1927年8月，国民政府任命为上海国立同济大学校长；1929年3月，辞职。后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大学委员会委员、北平大学区教育行政院普通教育处处长、省立河北大学校长。

皋古平主编《同济大学100年》基本沿用上述内容。

作为民国时期教育界颇具影响力的知名人士，有关他的研究尚未引起应有重视。下面，笔者就掌握的史料，试对其生平事迹加以考证，拾遗补阙，以期有裨于学林。

一、求学之路

1、1902年初，清廷下令恢复遭八国联军破坏而停办的京师大学堂。同年底，新设的师范馆（今北京师范大学前身）正式开班。从1903年11月编印的《京师大学堂同学录》获知，张谨为师范馆早期学员，与伦明、俞同奎、王道元等人同学。但其标注张氏年龄为21岁，据此推算出生于1882年；籍贯为直隶深州安平县，两项均与通行说法有异。俟考。

2、1903年9月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甲级学员班正式开班授课。不久，张谨从师范馆转入该班，与顾孟余、齐寿山等百余人成为译学馆首批学员。（参见：潘清《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研究》）

张氏1905年公派德国留学，先补习语言，再正式进入柏林大学学习。据杜卫华《1898年-1918年德国柏林大学中国留学生研究》考证，“张谨，1905年译学馆派出，1906年10注册入校，至1907年2月。”

在“柏大”短暂学习之后，1907年张谨转入莱比锡大学学习法政，直至1912年春夏学成归国。在“莱大”期间，与1907年夏自费来德留学的蔡元培（1908年10月-1911年10月在校）、齐寿山（1908年10月-1910年10月在校，后转入柏林大学）成为同学。

学者张伟《蔡元培留德生涯之一瞥》一文中提及，蔡元培曾在1909年4月4日自莱比锡致柏林友人陈介的明信片中写到：

公迩日作何消遣？弟于假期中读书以外时时观剧聆音耳。有时张、齐两同学高兴，作中国馔，则弟亦乃尝其一脔。

其中“张、齐两同学”即指张谨和齐寿山。

张氏的留学经历对已故两院院士、清华大学原副校长张维产生过深刻影响：

我的二叔父张仲苏（早年名张谨）1905年被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选派，与顾孟余、李仪祉同赴德国留学，在柏林大学攻读法律。1913年，正是我出生的那年，他学成回国。先后任京师学务局（相当于今日的市教育局）局长，同济大学校长，河北大学校长。由于父亲英年早逝，二叔对我们兄弟较为关怀，时常对我们讲述在德求学的情景，并对德国工业产品的质量交口称赞。这使幼小的我对德国有了良好的印象。（摘自《留德八年的酸甜苦辣（1938.7-1945.9）》）

二、投身教育

1、供职教育部

民国肇立，百废待兴。清朝的学部改称教育部，下设承政厅、普通教育司、专门教育司及社会教育司，统辖全国教育工作。鼎革之际，众多海外归国学子以“教育兴国”为己任，纷纷投身教育事业，张谨亦不例外。诚然，其进入教育部任职，与蔡元培出任民国首任教育总长不无关联。

1912年5月5日鲁迅由南京抵达北京。当日，教育部令（载于北洋政府时期《政府公报》第5号，以下简称《公报》）：

本部接收学部，亟应依据教育部官制选任职员，组织成立，除呈请大总统任命钟观光、马邻翼、蔡维乔为参事，董鸿讳為承政厅秘书长，袁希涛为普通教育司司长，林棨为专门教育司司长，夏曾佑为社会教育司司长外，兹委任……沈彭年、樊炳清、冀贡泉为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员，周树人、胡朝梁、许丹游、洪度为第二科科员，伍达、王章祜、齐宗颐、徐协贞为第三科科员。此令。

张谨名字尚未出现在此令中。结合鲁迅日记相关记载，笔者推测张谨到部时间当为6月前后，供职于专门教育司。1912年8月3日公布实施《教育部官制案》（载于《公报》第95号），第八条规定了该司所掌事务：

1、关于大学校事项；

2、关于高等专门教育事项；

3、关于与以上相等之学校事项；

4、关于外国留学生事项；

5、关于历象事项；

6、关于博士会事项；

7、关于国语统一会事项；

8、关于医士、药剂士开业试验委员会事项；

9、关于各种学术会事项；

10、关于授学位事项。

同月21日临时大总统令：（载于《公报》第114号）

教育总长范源廉呈请任命：张谨、周树人等人为佥事。

一周后，教育部令：（载于《公报》第120号）

委任：周树人为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齐宗颐为主事。

（1915年1月5日，当时的中华民国教育部全体部员摄于北京。第六排右起第六人为张谨，第十四人为齐寿山；第七排左起第三人为鲁迅。）

　　北洋政府时期，政府各部的最高首长为总长，副职为次长，以下设参事、司长、佥事、科长、主事、科员。不设处这一级，司下面便是科。“佥事”、“主事”是司长、科长的助手，类似今日公务员中的巡视员、调研员。

　　2、执掌地方学务

1917年1月31日，教育部委任令：（载于《公报》第382号）

兹派佥事张谨为京师学务局局长，仰即遵照此令。

自此，张谨接替王季烈，执掌京师学务。1922年10月3日，依据大总统令（载于《公报》第2364号），其又被任命为直隶教育厅厅长，直至1925年4月底因病辞去该职（载于1925年《直隶教育厅通告》第4号）。前后执掌地方学务八年多，期间积极投身教育变革，推动了京冀教育近代化的步伐，于两地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各类人才的培养贡献颇多。下面，列举两件事例以示彰显。

其一：提携年轻俊才

老舍（本名舒庆春，1899年2月-1966年8月）1918年6月从北京师范学校本科毕业。笠月18日即被任命为京师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兼国民学校校长（今方家胡同小学前身）。随后，其工作能力和业绩深受张谨赏识。1919年下半年，老舍、荣英、刘耀曾、王峰等四位小学校长受京师学务局委派，前往江苏、上海一带考察小学教育，为期一个月。考察结束后，四人联名撰写了《参观苏省小学教育报告》。此次跨省交流学习活动非常成功，有力推动了京师地区小学教育水平的提升。

其二、支持勤工留学

在蔡元培、李石曾等人积极鼓动下，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中华大地方兴未艾，蓬勃兴起。全国各地纷纷成立相应机构和培训学校。进步社团也积极响应，毛泽东领导的新民学会便是其中之一。1919年春，中国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80余名青年（其中湖南青年43名）即将从上海启程赴法。为此，1919年3月14日，26岁毛泽东辞去北大图书馆工作，专程由京抵沪。第二天，便与吴玉章等人参加了在上海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51号组织的欢送活动，并于门前合影留念。3月17日首批学生乘坐因幡丸邮轮（日本）赴法。毛泽东等人亲往码头送别。

　　正受敎育部委派赴沪公干的张谨也出席了此次欢送活动。据3月16日《民国日报》刊登的《欢送留法勤工学生记》一文报道：

环球中国学生会昨日下午三时开会，欢送勤工俭学会赴法留学生八十五人。中西来宾者，有法国驻沪总领事韦尔登君，副领事翰德威君，法国公使馆参赞雷沛雪君，中法实业银行经理李雍君，法国副领事苏荣里君，法文专修学校校长高巴君，法国公使馆馆员魏武达君，留法俭学会干事高鲁君，前参议院议长张溥泉君，教育部张仲苏君、沈商耆君，华法教育会会计吴玉章君，留法哲学士徐炳昶君等。

1919 年3月5日京师学务局呈报敎育部公函也印证张氏赴沪（载于《京师学务局教育行政月刊》第1卷第2期）：

呈报：本局局长张谨遵令赴沪，局务由中学教育科科长王道元代理。

除外，自沪返京不久的张谨还主持了京师学务局选派留日学生工作。5-8月通过严格选拔，王峰、祁森焕、邢大安、关桐华、金溥垲等五人，经教育部核准公派赴日留学。

3、热心慈善事业

民国时期政治家熊希龄晚年致力于慈善和教育事业，1920年10月3日创办著名的香山慈幼院。禹金孝《静宜园与香山慈幼院》一文中介绍：

慈幼院的章程规定，设立一个评议会，延请北京有学识经验的人士为会员。这个评议会于一九二〇年十一月组成，聘请蒋梦麟、胡适、陶履恭、顾兆熊、沈兼士、严继约、黎锦熙、何育杰、俞同奎、张谨、顾兆麟、王道元、熊崇熙、李大钊、张伯苓等十五人为评议员。

时任京师学务局局长的张谨作为评议员，积极参与香山慈幼院的慈善事业。经评议会集思广益，为香山慈幼院确立了学校、家庭、社会“三合一”教育体制；以“勤、谦、俭、恕、仁、义、公、平”八字为校训，建立完备系统的教育机构，形成民国时期影响深远、具有代表性的慈善教育组织。

4、主政高等院校

1926年广东国民革命政府成立教育行政委员会。笠年8月，位于上海的同济大学由南京国民政府接管，命名为国立同济大学。当月29日张谨被任命为该校校长。

1927年10月1日中华民国大学院在南京建立，取代教育行政委员会，成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机关。设正、副院长和大学委员会。院长总理全院事务。大学委员会议决全国有关学术和教育的重要问题。首任院长蔡元培。张谨兼任大学委员会委员，成为十五名委员之一。全国拟划分成几大学区，废除省级教育厅，以大学区统领学区内教育行政。

1928年10月6日，此次模仿法国大学院的教育变革以失败告终，蔡元培辞去院长职务，转由蒋梦麟担任。至24日，大学院裁撤，恢复教育部，教育体制重回旧轨。但管辖河北、热河两省，北平、天津两特别市，设立仅两个月的北平大学区却得以保留。

1929年3月30日，在主政北平大学区的同乡李石曾力邀下，张谨辞去国立同济大学校长，受聘为北平大学区普通教育处处长（《北平大学区教育旬刊》）。同年8月，北平大学区撤销后，旋即出任河北大学校长，但到任不久校内爆发学潮，遂于1930年4月辞职。

三、隐居生活

辞职后的张谨基本上远离政治与官场，仿佛人间蒸发一样，于京津等地过起隐居生活。直至1946年7月，和好友齐寿山一道，当选北平市临时参议会参议员，但三个月后便匆匆辞去该职。笔者从“天津市档案方志网”发现一条登记时间为1946年9月1日“张谨等人赴美探亲出国护照存根”的资料。这是笔者目前所能查到与之有关的最后信息。据此推测：年近古稀的张氏极有可能自此携家人旅居美国。

四、多面人生王道元

2006年9月29日，百年名校北京市第四中学在校内隆重举行“王道元先生训诫石”揭幕仪式。石上镌刻文字曰：

须知人之所以生，要以自食其力为本根，以协同尚义为荣卫。所贡献于群众者不啬，斯群众之报施我者必丰。藉势倚权，常与祸构，不可为也。故求其可恃莫如学，势可踣也。学不得而閟也。今学者每期期焉，以学不见用为虑，而不以致用不足为忧，窃以为过矣。不知学无止境，致用亦无止境，有生之年，皆学之日。其受用处，非根器浅薄者所能知，亦非佻达纨绔者所能任也。诸生方盛年，志高而气锐，将欲厚其积储以大效于世耶？抑将浅尝自放以侪于俗耶？是不可不审所处矣。诸生勉乎哉！

这位鲁迅日记中提到的王道元，《鲁迅全集》日记卷注释其曰：

王画初 (1879——1967)，名道元，字画初，日记又作王华祝，河北安新人。1917年2月15日起为京师学务局中学教育科科长。1922年10月至1924年12月任京师学务局局长。中国赴法留学生组织国内负责人。后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秘书长。（参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版《鲁迅全集》第17卷第18页）

此份粗枝大叶的简介，显然不足以展现王氏集军、政、教三界于一身的多面人生。《安新县志(1978-2008)·人物篇》（2017年12月方志出版社出版）录其小传：

王道元 （1879-1967）字画初，号宾羲，安新县北冯村人。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举人，京师大学堂首毕业生,初任吏部主事。民国元年（1912年）9月29日，京师顺天中学堂改称京师公立第四中学校,王道元任校长。王主张进步开明教育,崇尚科学民主。其学养渊博，工词章，谙西语，懂现代科学。与文化、教育届熊希龄、蔡元培、李大钊、陈云谐、鲁迅、齐如山、齐寿山,俞同至、树璜、符定一、钟刚中、郭风惠等人友善,是“稊园诗社”成员。民国6年转任京师学务局教育科科长,京师学务局局长,曾是进步青年学生赴法勤工俭学国内组织负责人。民国8年为京师公立第四中学第八期毕业通讯录作《序言》:“须知人之所以生,要以自食其力为义为荣卫,所贡献于群众者不啬,斯群众之报施我者必丰……”此教诲被奉为第四中学兴教育人宗旨。民国13年投笔从戎,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秘书长。民国18年重返教育界,任河北大学教务长。曾为北平(北京)和平解放积极奔走。新中国成立后,努力参加全国政协的组建工作及政协组织的活动,撰写了大量的文史资料。1967年病逝于北京。2005年4月,北京市第四中学召开第六届教育代表会议,决定将王道元《序言)确立为“北京市第四中学训诫”。

笔者依托以上两份资料，参考相关史料，试对王氏生平事迹加以补充完善，对其不实之处做出辨识厘正。

一、考入京师大学堂师范馆

王氏家族世居安新县北冯村。自曾祖王渐鸿起，四代秀才，诗书传家，名重乡里。王道元早年勤奋好学，廪生出身。1902年秋，考入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与伦明、俞同奎等百余人成为该馆首批学员。其在《记优级师范馆》一文中回忆：

在胜清光绪二十八年岁次壬寅秋间，京师大学堂成立。原当时大学堂奏定章程，同时在京师分设四馆：曰师范馆，曰仕学馆，曰译学馆，曰医学馆。后又添设进士馆，共为五馆。我是考入师范馆的一人。

师范馆，在第一年所定课程，为补习普通学科，大致如现在中学的课程。外国语分英法德俄日，任学员选习一科目，但日语则须人人皆学。国学方面, 有经学大义，有中外历史地理和国文。

到第二年，普通学学完了，即分设四类：第一类国文外语，（英、法、德）任学员自择一种，分班授课。第二类，中外史地。第三类理化数学。第四类博物动植矿生理农学等。我是第四类的学生。分类肄业之后,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终期满,翌年正月考试毕业。

利用学习间隙，1903年9月王氏参加光绪癸卯恩科顺天乡试，考取举人。由于北京贡院被八国联军损毁严重，当年的考场设在河南开封，同榜中举的人中还有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张寿镛等。

二、中国现代教育践行者

1、挂名吏部

1907年初，王道元作为优等生顺利从师范馆毕业，通行说法，他被签分到吏部充主事（正六品）。事实上，这“主事”的前面尚有“额外”二字。

明代，中央各部院偶有额外司员之设，以郎中、员外郎、主事等中低级官员为主，但非定制。

清康熙晚年，额外主事渐成地方知县一级官员的一种升迁渠道。《清圣祖实录》卷之二百六十八记载：

康熙五十五年闰三月壬申。谕吏部：行取直隶各省知县覃岱等四十二员，俱著授额外主事。不拘月分，遇缺即行题补。

到了雍正八年，清廷又针对新科进士的使用做出制度性安排，且为后世沿用。《清世宗实录》卷之九十五记载：

六月己亥。谕内阁：今科进士，除选拔庶吉士外，曹绳柱系现任中书，以六部主事用。其马丙等五十八名，著在六部额外主事上学习行走。三年之后，如能称职，该部堂官题补；如不能称职，该部奏闻。其内若果有才猷出众、明练政治之员，于一年之后，该堂官将情由声明保奏，带领引见请旨。此各部行走学习之员，俱著照额外主事之例，给予俸禄。

清末，卖官鬻爵成风。据光绪三十三年春《爵轶全览》（《清代缙绅录集成》第83册195页），当时吏部有额外主事56名，王道元排名倒数第二。当然，按照学部定章，师范馆毕业生需在教育界服务五年，期满回部候缺。有鉴于此，王氏的吏部主事纯属挂名，权且视作“候补”之“候补”。

2、现代中小学教育践行者

毕业后的王道元成为一名教员，开启执教生涯，其回忆：

我是学博物科的，由大学留在北京，当时有三旗小学，即附设在大学堂外院，我便是那小学教习之一。后由学部派充八旗高等学堂任博物教员，凡五年。同时各省旅京中学堂的博物课，多半由我担任。

“三旗小学”即位于景山内的“内务府三旗高等小学堂”，前身为清内务府景山官学，后为故宫职员子弟小学，1950年12月关闭。“八旗高等学堂”则指由“八旗官学”演变而成的“宗室觉罗八旗高等学堂”，是今北京市第一中学的前身。

五年服务期未满，大清国却倒了台，吏部主事的差事自然化作泡影。1912年9月29日，位于西什库的京师顺天中学堂改称京师公立第四中学校，王道元被京师学务局任命为首任校长。因此，他也被后人尊为北京四中“奠基人”。有关事迹已屡见报道，于此不再赘述。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师范馆读书期间，王道元就曾与同学李荫蕃等人倡办了顺直中学。《北京第四中学回忆》云：

我和李荫蕃同时毕业，我们倡办了顺直中学二所，一在北城王佐胡同，一在南城金台书院，聘恽毓鼎为监督，廉捷为监学，我和李荫蕃分任教务。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出版的《京师督学局一览表（光绪三十二年分）》，“纪事一览表”记载：

光绪三十二年八月，李荫蕃等创立顺直学堂呈请立案。

“学堂调查一览表”则记载：

私立顺直学堂：地址王佐胡同，设立年月光绪三十二年六月，教职员数26，学生人数322。

而在《京师督学局一览表（宣统元年分）》里，“学堂调查一览表”记作：

公立顺直中学堂：地址金鱼池金台书院，设立年月光绪三十二年五月。

据姚宏杰《清末民初京师顺直学堂考论》中考证：

光绪三十一年末，京师各学堂直隶籍学生二百余人提议成立一所中小学堂，并得到直隶同乡京官的支持。由李荫蕃出资，大致于光绪三十二年六月间，顺直学堂在王佐胡同成立。七月，在同乡京官争取下，学堂获得金台书院校址，至迟在九月已迁至南城，其性质亦由私立改为公立，归直隶同乡京官集体办理。除恽毓鼎为监督总揽校务外，还包括副监督连捷、斋务长刘彭寿、教务长王道元、庶务长杨肇培。李荫蕃本人则于1907年9月离校，赴山东某地去做知县。1913年9月，因经费不足，学校停办。

可见，王氏投身教育事业时间当不会晚于1906年6月。

3、从事社会教育管理

1917年2月16日京师学务局第二四号训令（载于：《京师教育报》1917 年第40期）：

令京师公立第四中学校:该校校长王道元现经教育部派充本局中学教育科科长。

至此，王道元结束十余年中小学执教经历，上调至京师学务局，专注于基础教育管理工作。

1918年5月8日，王氏被改派为京师小学教员检定委员会会长（《教育公报》1918 年第5卷 第9期）。该委员会负责全市教员资格认定，检定合格者方可出任教员。

不久，王氏又回局继续担任中学教育科科长，并曾于局长张谨赴沪公干期间，代理局务（参见前文张谨部分）。

1919年2月，王道元发起创办以促进中小学校学生之体育发达为宗旨的“京师中小学校体育公会”。会长袁希涛，副会长张继熙、张谨，名誉会长蔡元培、范源濂、傅增湘、张一麟、严修，王氏出任主任，会员达285人。

笠年11月，王氏受邀与胡适、李大钊等15人共同组成香山慈幼院评议会，参与慈幼院管理工作。

　　1922年10月4日，其接替张谨，出任京师学务局局长（教育部委任令，《政府公报》第二千三百六十九号）。

1925年4月14日，北洋政府教育部接受王道元辞去京师学务局局长一职的请求。（公牍：布告第一号，《京师学务公报》1925 年第1卷 第2期）

在近二十年的教育实践活动中，王道元利用自己的学识，身体力行，探索现代教育制度改革与创新，尤其是中小学基础教育领域，在教学和管理、提升学生德智体综合素质全面发展等诸多方面，形成富有开创性、实践意义的成果与建树，为民国时期北京市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突出贡献。

三、军政生涯

实际上，早在1924年11月王道元便已提交辞呈，进而开启长达二十年的军政生涯。

1、军中幕僚

这年10月23日，直系将领冯玉祥联合胡景翼、孙岳等倒戈一击，发动“北京政变”，通电迎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随即将所属部队改编为中华民国国民军，公推冯玉祥为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孙岳为副总司令，并分兼第二、三军军长。

孙岳（1878年-1928年），字禹行，河北高阳人。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为北方支部领导人之一。中华民国成立后，任陆军第十九师师长兼江西庐山垦牧督办。二次革命失败后遭通缉，流亡日本。不久回国，任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兼大名镇守使、京畿警备副总司令。“北京政变”后历任国民军副司令兼第三军军长、河南省长、陕西军务督办、直隶军务督办兼省长。1928年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同年5月27日在上海病逝。

王道元应是在“北京政变”后，接受孙岳邀请担任国民军第三军秘书长的。至于其具体职责，囿于资料有限，无法确知。依笔者推测，应与幕僚长相似。而且，王氏日后是否真的随孙岳所部转战豫、陕等多地，亦未可知。

在此，必须指出的是，《鲁迅全集》和《安新县志》均指王氏所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秘书长”，实属错误。真正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是指1925年8月广州国民政府组建、由朱培德领导的建国军第一军改编而成的部队，朱培德担任首任军长。朱德正是以该军军官教育团团长身份率部参加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

2、党、政大员

孙岳1925年11月出任直隶省督办兼省长，王道元跟随其后于1926年1月30日至1927年7月，担任直隶省实业厅厅长（《民国职官年表》196页）。

1928年6月前后，北伐军占领天津。王氏被委以天津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参与国民党党务工作。

孙岳去世后，王道元于1931年12月5日至1932年4月5日在安州同乡、时任安徽省长陈调元手下，任省政府秘书长（《民国职官年表》717页）。不久，陈调元下台离职，王氏亦步其后尘。

已知他最后一次出任公职应为1943年4月10日至1944年5月代理华北政务委员会天津特别市公署秘书长（《民国职官年表》1140-1141页）。随后，已年过花甲的王道元基本告别政坛，于北京家中安度晚年。从政期间，其还于1935年前后担任过一段时期的北平私立成城中学校长。

总结已知的王氏几段从政经历，多数是围绕在几位保定籍实权人物身边充作幕僚，长则一年有余，短的聊聊数月，起伏间终难有所作为，更无从奢谈耀眼的政绩。以其早年送友人刘潜《和刘芸生先生留別之作》中的一句“人海浮沈不计年”来形容当最恰如其分。

四、社会活动

作为清末民初北京教育界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王道元与当时京津冀文化界、知识界名人多有交往。

前文提到，李大钊、王道元等同为香山慈幼院评议会成员，曾共同为慈幼院的事业出谋划策。此外，据齐寿山后人曹克嘉《李大钊是齐宗颐婚姻介绍人》一文介绍，作者的姥爷齐寿山、姥姥于崇静的结婚仪式1923年12曰15日下午一时举行，同日的鲁迅日记中记载：“午后往总布胡同燕寿堂观齐寿山结婚仪式，留午饭。”该文还透露：这桩婚事的两位介绍人正是李、王两人，可见彼此颇为熟稔。

　　民国初年，由关赓麟、樊增祥、许宝蘅等人创建的“稊园诗社”，其主要成员还包括傅增湘、章士钊、叶恭绰、张伯驹、齐如山等众多前朝耆老、文化名流。诗社活动一直持续到上世纪六十年代。许宝蘅女公子许恪儒所藏、1950年编印的《稊园诗社同人名录》，王道元亦名列其中。其实早在民国初年，许、王等人即多有交往。许宝蘅《巢云簃日记》中就提到：

到西什库第四中学堂，王道元约，其地系明时内库，树木甚多，幽僻清静，盘桓竟日。

有关王道元参与“稊园诗社”的具体情况，笔者惜未找到更多史料。倒是北京翰海公司2015年“四季拍卖”中有一帧题赠清末民初曾任学部主事、京兆教育厅厅长的祝椿年的书画扇面，一面为王道元行书节录孙过庭《书谱》；一面为陈师曾彩绘花卉。书画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充分展示王、陈两人的高超技艺，堪称佳作。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王道元当选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据曾任区政协副主席的张寿崇回忆：王道元积极参加区政协举办的文化活动，“是每次必到的积极分子”。此外，王氏还撰写了一批与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北京四中相关的回忆文章，保存下有价值的文史资料。

2021年12月30日于北京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