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求证伏羲留给阆中的“哥德巴赫猜想”

付之一笑

（王永霖）

他对伏羲及伏羲文化的狂热痴迷与忘我投入，染上了一层传奇色彩，曾感动国内众多伏羲文化研究专家与同仁。更可贵的是，他将大半生奉献给了一以贯之的探索与研究。这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不俗之举，拨动了无数人的心弦，引来多方呼吁，以期获得有关方面的支持与关注。当问及他为何耗尽全部退休工资投入伏羲文化研究，他泯然一笑，脱口而出：清末学者蒋观云曾说，“一国之神话与一国之历史，皆于人心有莫大之影响。”“神话”“能增长人之兴味、鼓动人之志气”！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是谁？正是四川阆中市伏羲文化研究学会会长、阆中市中医药文化研究学会发起人——杜春龙先生。

杜春龙出生于中医世家，早年毕业于成都中医药大学，熟习医古文，对中医与伏羲的渊源了解颇深，怀有独特情怀。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他开始了对伏羲的研究。这一研究对他而言，犹如大唐高僧西域取经，历经千难万险而始终不悔，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他带着深深的困惑与满满的求知欲，做了大量有益的钻研与探索，试图从追溯“神话的源头”去寻求历史的真相。

老先生踌躇满志地告诉我，《史记》所载的神话内容，从现存的上古神话资料来看，司马迁将神话传说人物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历史人物，民间传说在他笔下成为史实，载入历史典籍。如黄帝战蚩尤、黄帝娶嫘祖、羲和旸谷、尧用虞舜、舜用八元八恺等一系列故事与人物，皆由司马迁在历史的坐标上为其定位。在司马迁笔下，黄帝等“神”人走下神坛，成为理想中的圣君，洋溢着伦理美德，俨然人间帝王的模样与人伦世俗的德行，意义深远。老先生希望通过研究，确立伏羲在阆中的历史定位，破解伏羲留给阆中的“哥德巴赫猜想”，为阆中这座历史名城的文化容器，增添一份熠熠生辉的本源文化，让伏羲文化福泽苍生、庇佑天下。这无疑是杜春龙先生的担当与卓识。

多年来，他一头扎进故纸堆，翻典籍、览群书、读史记、查路史、访学者、拜专家、觅野史、搜传说、寻遗踪、考古迹、走出去、请进来、办研讨、著学说，开启了一段鲜为人知的苦行之旅。

穿越时空觅真谛

打开他所著的《人皇伏羲》与《圣地》，字里行间渗透着他在浩瀚史料中寻根问祖的汗水与心血。他的著作博采上古以来各类典籍中的历史传说与史料，摘录内容仅为阅览的冰山一角。他在典籍中穿越远古、秦汉、唐宋、明清与近代，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与古人隔空对话。

成书于先秦的《山海经》告诉他：西南有巴国，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始为巴人。后照是巴人的始祖，而阆中是巴国的最后国都，巴国即华胥之国的延续。这证明伏羲的祖籍地就在阆中。《山海经》肯定太皞的故乡在巴国而非他处。华胥之国的华胥之渊位于阆中南池之北、皇娘庙之南，今天的七里、马驰一带，正是华胥、伏羲母子的祖籍地。

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言：“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

西汉《遁甲开山图》云：“仇夷山，四面绝立，太昊之治也。即今仇池，伏羲之生处，地与彭池、成纪皆西土。”

东晋常璩在《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阆中有渝水。”

北朝《周地图》亦解释：“阆中水即渝水。”

南宋文史学家罗泌的《路史》曰：“太昊伏羲氏，母华胥，居于华胥之渚，孕十有二岁而降神，生于仇夷，长于起城。”并注释：“所都国，有华胥之渊，乃阆中渝水也”。

明代曹学佺在《蜀中名胜记》中注：“所都国有华胥之渊，乃阆中渝水也。”书中指出：伏羲是四川阆中人，生于阆中城南嘉陵江边之“仇夷”，“仇夷即仇池”，又名南池，南池在今阆中城南七里坝。

五百多年前成书的《益州记》，除《华阳国志》外，是古代巴蜀最有影响的地方志之一，亦载：“南池在阆中县东南八里。”

清道光《保宁府志》序载：“夫阆中渝水为华胥之渊，伏羲所都，三巴首导神功也，五丁始通奥区也。”《保宁府志》等史料典籍明确记载佐证：华胥当年在阆中雷泽湖，履大足迹，感应受孕，怀孕十二年生下伏羲。雷泽湖即南池，古称“彭道将池”，其具体地点就在今天的七里坝一带。

上世纪四十年代，闻一多先生在《伏羲考》中也认定华胥在阆水之畔孕育伏羲。他指出：“慈凫”是“伏羲”的重唇音，后代史学家误将“伏羲”作“慈凫”。

传说伏羲“三回琅嬛”即三回阆中。在人类蒙昧时代，伏羲即有诸多非凡创造发明，其八卦理念便是在阆中形成的。

伏羲文化成为华夏文明的基础与传统文化源头，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本源文化。伏羲结网罟、教佃渔、造工具、兴农耕、制嫁娶、正姓氏、造书契、画八卦，功绩卓著，在历史上位列三皇之首、五帝之先，是中华民族敬仰的人文始祖、华夏文明的创始人。若说伏羲文化是中华本源文化之根，那么这根，就在阆中。

上下求索寻根迹

研究伏羲需解开诸多谜团。由于史料匮乏，对伏羲的研究众说纷纭，尤其关于伏羲生活年代：一说距今30万年，一说距今7000年，一说距今5000年。亦有学者认为伏羲是神非人。即便如此，并未否认伏羲作为远古部落首领或代表人物，也不影响对伏羲与伏羲文化的研究。

在几十年研究伏羲与伏羲文化的漫长过程中，他未曾浮光掠影，而是在分析古典文献的基础上，尝试以神话学与民俗学方法对伏羲神话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他广泛收集民间传说，力求在考古中发现与华胥、伏羲相关的遗址、遗迹、遗物，运用科学的唯物史观，不断丰富和完善伏羲文化。

除研读典籍外，他还规划了求证的长征路线图，咬定目标，耐住寂寞，守住清苦，孜孜以求。

首先，走出去解惑。

心中有梦想，脚下有力量。 三十多年来，他先后自费十多次前往中国国家图书馆，累计耗时八百余天，耗尽十余万元全部积蓄。至今他仍保留着那几张承载深情与动人故事的读者卡和北京市公交卡。最早一次赴北京图书馆是1989年5月。最长一次是2005年3月，在京租房研学长达半年。此后每两年带着问题前往一次。他查阅的典籍史料中一知半解之处甚多，有时查阅后还需借北京大学讲座之机向专家请教。课堂学术氛围浓厚，他每每入堂如刘姥姥进大观园。每至提问环节，他常提出与伏羲史料相关的问题，最初令大教室学生诧异，后来众人也见怪不怪。一次，他向北大历史系主任发问：“《列子》杨朱篇记：……太古至于今日，年数固不可胜记，伏羲以来，三十余万岁。教授，三十余万岁是虚是实？何从考证？”一位农民模样的花甲老人流畅背出古文，令在场师生惊叹称奇。系主任微笑谦恭回答：“我还没读过！”史海浩渺，谁能穷尽？“没读过”三字，正见其研究范畴之深僻广博！

2013年10月，他背着在阆中朱家山发现的疑似管状剑鞘金属物，经专家介绍走进北京大学考古研究院，一方面虔诚请教专家如何收集鉴识古代器物、了解远古化石特征，年过八旬的袁老教授亲自指点迷津；另一方面将所带“古董”送至北大考古研究院与中国地质科学院鉴定。

2019年7月，他受北京炎黄文化研究会自然国学委员会常务副会长孙惠军教授邀请，参加伏羲文化研讨会，就历史典籍中关于伏羲在阆中的史料记载、传说及实物，用两个多小时原原本本呈现给与会专家学者，并现场接受答辩，令那些在省外搅起伏羲热的同行惊叹不已。他在浩如烟海典籍中搜集的鲜为人知的阆中与伏羲相关资料，获专家学者首肯，现场感叹连连，对其从史料中确认伏羲与阆中的交集表示充分认可。

其次，请进来定论。

2019年11月24日，来自省内外的伏羲研究学者与专家在阆中召开伏羲研讨会，会议由北京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自然国学委员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孙惠军主持。会上，阆中市伏羲文化研究学会会长杜春龙等提出伏羲出生地的相关史料，引起广泛关注，研讨会第二阶段转为“伏羲出生地论证会”。部分专家认为，既然南宋罗泌《路史》记载伏羲生日为农历十月初四，参照明代《蜀中名胜记》等史料，与会者认定“伏羲出生地应在阆中”。2020年11月14日，在伏羲出生地阆中举办第一届伏羲文化节与公祭，随后举行为期三天的第二届伏羲文化论坛，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老子文化研究会及省内外相关专家学者三十余人参会。2021年11月8日，在民间传说的“伏羲地”树立“人皇伏羲出生地”纪念碑，不仅增强神话传说的可信度，亦使其更加有序化、历史化。

再次，寻遗迹求证。

他运用民俗学方法大量收集民间传说，凡与伏羲相关的洞穴庙宇，皆留下他深深的脚印。终于在阆中城东南的二蚊寺，实证了近代伏羲最权威考证者闻一多《伏羲考》中关于伏羲为龙图腾的结论。伏羲、女娲为人首蛇身，乃上古图腾遗迹。闻一多认为伏羲氏族是蛇部落或龙部落。他指出：从伏羲、女娲人首蛇身（或龙身）的外表形象来看，“不但是褒之二龙以及散见于古籍中的蛟龙、腾蛇、两头蛇等传说的共同来源，同时它也是那人首蛇身的二皇——伏羲、女娲，和他们的化身——延维或委蛇的来源。”我们确信，这些与二蚊寺寺庙中的原始塑像不仅天衣无缝地吻合，更是铁证如山的实物证据。

同时，在离二蛟寺不远的山上，早年建有长青寺，正殿中央塑有伏羲像。伏羲身穿八卦衣，胸绣太极图，面善且瘦，两颊下陷，目光炯炯，鼻梁挺直，胡须八字下垂，嘴唇红润微启，是一位睿智慈祥而神秘的老者。相传因洪荒之年华胥部落北迁，越过秦岭达甘肃天水，伏羲后来成为部落首领，终成一代人皇，创造辉煌华夏文明，被称为“百王之先”与“人文始祖”。相传伏羲在成州任首领后，十分眷恋孕育他的地方，曾三次回到阆中祖籍地，传授人们制网捕鱼、养殖六畜等。这些皆是先民为伏羲女娲留下的与史料对应的遗迹。

几十年寻根究底中，往往一个答案刚找到，新问题又出现，越做越有兴趣，不知不觉坚持至今。他热爱伏羲及伏羲文化研究，跟随兴趣前行，怀揣强大热情与正能量，并影响着身边同仁。

薪火相传凭赤忱

三十多年的探索，三十多年的辛劳，三十多年的历程，杜老先生站在被他延长的历史轴线上回望来路，坦言在很多至暗时刻，照亮前程的不仅是人皇伏羲的光芒，更是世间不乏的热心肠与人性的光辉。有许多人与事让他难以忘怀。

难忘父亲的支持，在他多次赴京求索期间，年迈的父亲将一角一分积攒的一万多元积蓄全部拿出，支持他维持生计与伏羲研究事业；在他筹建阆中市伏羲文化研究学会时，是同仁赵子君等人鼎力相助；在几个重要阶段，是发改局原副局长戴仕林先生为他运筹帷幄、把脉导航；值得提及的是市上分管领导的关心与市国有资产管理中心的积极作为、真情服务，为其解决“愁盼急难”的办公室；尤其是远在成都的阆中市原市长刘富涛先生，不辞路遥顾问之劳，以高尚情怀悉心指导、不吝赐教，让他受益匪浅；忘不了阆中市作家协会原主席、阆中市名城研究会会长袁勇先生在政界建言献策、奔走呼号；更忘不了阆中市政协主席陈绍荣先生在百忙中莅临《伏羲文化展》现场，给予关心、肯定与指导……还有市图书馆提供查阅典籍的便利，及文旅局、古保局等许多部门与仁人志士的支持与操劳。

正是这些忘不了、离不了的单位与仁人志士，才让他丢不开伏羲文化研究。2018年，他担纲成立阆中市伏羲文化研究学会，将一批志同道合的热心人纳入麾下，同时招贤纳士，吸纳不少社会名流共谋学会发展。同年6月，天水市人民政府举办伏羲公祭与学术研讨，致函南充市人民政府后，批签南充市旅游局与阆中市人民政府派员参加，会长杜春龙应邀参会，随之融入国内伏羲研究热潮并持续发酵。杜春龙本人一刻未停脚步，与赵子君、何廷金、何正顺等人于当年8月至10月在阆中文物局展厅开办《伏羲文化展》，获全国各地数万参观者好评与认可。

为拓展伏羲研究，他又另辟蹊径，发起成立阆中市中医药文化研究学会，获阆中市人大祝琳副主任及南充文旅学院、阆中卫健局、文旅局、文联等单位与领导的关注支持。伏羲文化研究学会副会长赵子君先生任会长，学会云集阆中中医界的出类拔萃之士。他与阆中中医几位名家高手任副会长。他们指出，伏羲是古医药学、针灸学的始祖，源于生活实践，造书契、画八卦、尝百草、制九针、疗疾伤、弃生食、启熟食。从采野果、菜蔬中总结疗疾经验而尝百草、辨药食性味，从先民躯体染疾求生存的自然救治中，受砭石敲打及刺疗启示，创制九针，应用砭石九针刺激人体疼痛部位而辨经穴，辨识开穴针刺，并用艾灸治疗疾病。祖国中医药学理论是在伏羲阴阳五行基础上建立，历代医家在长期诊治疾病的临床实践中不断总结、补充、完善而成。因推拿按摩亦具神奇疗效，已与中医药、针灸等并称中华民族第五大发明。作为医生与伏羲崇拜者，他力挺中医事业在阆中长足发展，造福人民。

老先生说，其事业永无止境，源于对传统伏羲文化的自信。干一件事不易，一个好汉三个帮，仍需众多热心肠。他收集这些史料，旨在通过对伏羲文化的传承，催生社会力量在华胥伏羲的阆中历史遗迹上设立地标，争取恢复皇娘庙、二蛟寺、长青寺，修建伏羲华胥纪念馆与文化产业园，并通过各种方式加大宣传，加快伏羲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同时通过创办“伏羲文化节”，加强与天水、淮阳等地伏羲文化研究会的协作，全面系统研究伏羲的成长过程与历史贡献，共同打造伏羲文化产业链。

阆中作为伏羲诞生之地，确立了其在古代文明与当今研究开发伏羲文化方面的独特地位。他表示，对伏羲的研究不仅需大胆假设，更需小心求证。尽管全国各地一时掀起“伏羲热”，唯阆中底气最足，因只有阆中史料最多，古人已留下伏羲在阆中出生与生活的宝贵史料。作为阆中人，重点在传承，其次才是弘扬与研究。能将线装本中宝贵的文字记录从浩瀚史海中寻觅出来，与民间传说和遗迹史料结集成书，贡献于世，功莫大焉！

路漫漫其修远兮，老先生仍在上下求索！他笃信，与历史关系密切的伏羲神话虽距历史较远，但这种联系确实存在。她被不同层次的神话传说包围，信史位于中心。中国神话中，神农、黄帝、尧、舜、禹等早已成为真正的历史人物。神话中的伏羲将在期待中走下神坛，他为阆中留下的哥德巴赫猜想终将被破解，伏羲文化的光芒必在历史的天空熠熠生辉！期待伏羲文化的满道霞光！期待并致谢所有热心伏羲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及同仁们！

（图片来自网络/文章作者：四川阆中王永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