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亮我生命的那束强光

天府头条

▪️何希凡

【作家简介：何希凡，著名文艺评论家，西华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楹联学会会员，四川省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和研究以及川籍地方作家作品评论，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江汉论坛》《当代文坛》《名作欣赏》《文艺报》等发表文学研究学术论文100余篇，发表跟踪式文学评论50余篇。著有《在文化的光芒与阴影下》等，参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参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巴蜀文化大典》《元曲大辞典》《历代词分类鉴赏辞典》，获四川省人民政府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为省内外各部门撰写辞赋、碑记近30篇，撰写楹联数百副，撰写专题片解说文本10余部。在《传记文学》《四川文学》和各类报纸发表散文多篇。先后被评为四川师范学院优秀教师，西华师范大学师德标兵，西华师范大学优秀共产党员，全省高校优秀共产党员，四川省优秀教师。】

照亮我生命的那束强光

作为一个出身农家的孩子，我的生命原本就平淡无奇，而在幼年又离开亲生父母跟随养父母长大，从一个贫穷的农家到了另一个贫穷的农家。假如没有奇迹出现，我不过是一生挣扎在乡村的黯淡灵魂。但在生命的成长历程中，我却不期而然地遇到了一些好人，有赖于他们的精神光照，我的生命不时闪现出些许亮色，甚至还有了命运的转折。在我记忆深处的好人中，赵义山老师是给我的生命之帆鼓满东风的一位，他对我的教诲与扶助无疑是照亮我生命的一束强光。

我与赵义山老师的家乡同属南部县，而且是相邻的建兴和伏虎两区。我们曾先后在南部师范求学，也先后在南部县从教，但直到29岁那年，我的生命才与他有了关联，而且因为这关联，我的人生才有了实质性的跨越，甚至还多少有了一点奇迹。

从1984年开始，以中师学历任教中师语文的我很是受了一些冷脸和白眼，在尊严的驱动下，我于1985年考取了南充师范学院中文系五年制本科函授。当两个学期的古代文学课程已经讲完了先秦和汉魏六朝之后，1986年暑假，迎来了我们盼望的唐宋文学开讲，发给我们的任课老师表上赫然有“赵义山”的名字，这引起了我的特别关注：一是听说他是南部人，好奇感中就夹带着下意识的亲近；二是这个名字让我自然地联想到李商隐，赵义山和李义山，我瞬间觉得大学老师的名字大有来头。赵老师给我们讲的第一个文本是人们耳熟能详的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短短四句，他讲了将近一个小时。从空旷辽远的历史讲到天高地迥的宇宙茫茫，陈子昂的生命孤独如同一股强大的冷光直抵心扉。由此，我不仅领略到陈子昂独立苍茫而充溢宇宙的浩叹，更感悟到千古文人的共同精神宿命。赵老师一开篇就把我们从浅层次的喜好带到了深层次的追问，我觉得这样解读文学作品才算没有辜负古人的伟大创造。

后来，赵老师又给我们专题讲了元明散曲和戏剧，还讲了小说“西游”“三国”。就在那时，我知道他已经开始从对唐宋文学的专攻转向对元明清散曲和戏剧研究的开疆拓土。因为我们这些成年的大学生都在弥补未能上全日制大学的遗憾，就越发珍惜赵老师在课堂上的精彩纷呈。记得我们几个学员有一天晚上到家里去看望他，有个同学说得特别传神：“赵老师，听您的课生怕记掉了一个字，就连想擤一下鼻涕都不敢。”老师的课堂精彩于此可见一斑。

通过课堂讲授，我认识了赵老师这位优秀的老乡，但他并不认识我，假如不是缘分的特别赐予，或许我们的交往就随着学习的结束而结束了。仿佛上帝有意给我们创造机会一样，我们的缘分不仅没有即时性结束，反而延续到至今已36年。记得是1989年下半年，中文系推出了毕业论文题目和指导老师，因为那时周子瑜教授正在给我们讲《北宋三家词研究》，姜白石、周邦彦、柳耆卿三家词在周老师的课堂上焕发出新的魅力，我们很多人都选了周老师的题目，我选择并经自我整合的题目是《论柳永都市词的社会意义与审美特色》，到了1990年春天，我已经在盼望着周老师回信的指导意见了，没想到那天收到“南充师院”的来信，一看字体就不是周老师的，打开信封，竟然是赵老师的来信。没有机会得到周老师的指导确实遗憾，但能得到赵老师的指导却给我带来了惊喜。因为从听讲《登幽州台歌》起，赵老师的文学史梳理和文本阐释就令我沉醉痴迷，只是那时觉得他不苟言笑，对学生要求又特别严格，担心在他那里很难过关，怕和惊喜纠缠到一起，顿时感到做这篇论文平添了难度，而我当时又有比较繁重的教学任务，心中难免紧张。但我从读函授的第一天起就给自己作了精神警示：我1977年参加“文革”后恢复的首次高考落榜而被降格录取到中师，又因为中师生教中师而备受学历的欺负，现在有了读成人大学的机会，又在南部县的“最高学府”教书，如果我的学习成绩还不如其他在中小学工作的同学，他们一定会认为我仅仅是靠关系才到师范学校教书的。所以在函授学习的五年间，我在语文教研室不知度过了多少个漫漫长夜，记不清多少次在夜阑人静时一个人绕着操场背诵文学作品。如今该做毕业论文了，繁忙是真的，难题也摆在面前，但一个人平生能有几次做大学毕业论文的机会呢？我不敢说一定就能写得多好，但我一定要尽力写出自己的水平。于是，就趁一个周末去拜见赵老师，一是聆听他的高见，二是请他帮我找一点相关的文献资料。庚午阳春三月的一个上午，老师与我在他书房促膝交谈，他很是感慨做一篇函授生的毕业论文，竟有人这么认真地请教指导老师。虽然占用了他的宝贵时间，但他觉得很是惬意，就把自己高人一等的想法和盘托出。他的指导真有点石成金之效，使我对论文写作不仅有了方向，也有了信心。他借给我一本宋代文学研究的论文集，还有专门研究柳永的资料。几个月后，当我把经过认真思考、写作的近万言论文交到他的手上，他对我给予了太多鼓励：首先说很少有学生像我这样认真对待论文写作，也说到我的论文不仅文笔好，而且真正有属于自己言之成理的研究，说他有了指导一篇像样论文的成就感。我的这篇论文后来被评定为优秀毕业论文，赵老师还在中文系其他老师面前表扬了我的论文。在五年函授学习中，我有过两次激动：先是被评为优秀学员，然后以优秀毕业论文为函授学习画上了圆满句号。

因了毕业论文的深度交流，我与赵老师的师生缘自然更近一层，但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能与老师成为中文系的同事。我不是没有向往过大学讲台，但我不敢把这个瞬间闪过的奢望告诉任何人。像我这样中师学历，成年函大文凭，最初还是个小学教师，如果想到大学教书，不仅是难以实现的异想天开，更是一种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然而，命运还是格外地眷顾了我。1990年，南部县党政部门已经有了调我去从事文秘工作的安排，后来地区有关部门也在策划着我的调动，但这些部门在具体经办中也出现过反复，我自己也曾经在权衡利弊中犹豫不决，直到1992年，我还在南部师范学校任教。就在这年暑假，我在地区教科所参加一个会议，因为学校有一位同事正在中文系参加本科函授学习，他夫人托我给他捎去50元钱，我就趁晚饭后去了师范学院，但突然不知那位同事住在哪里，正在茫然之际，忽然看到中文系办公楼还有灯光亮着，我走上楼去就看到刚担任中文系分管教学工作的副主任、曾经给我们讲授《文学概论》的刘玉平老师还在办公室写东西。刘老师招呼我进去坐坐，他对我在南部师范的教学情况以及喜欢写一点文章发表有所了解，他也曾和赵老师交谈过我的情况，所以言谈之间就涉及到了我当时的工作去向。刘老师说，你如果有更好的去处就不说了，如果暂时还没有，看看是否愿意回中文系工作。老师把我压根儿不敢说的诉求说出来，我自然是激动非常，当即表态，如果真有这个可能，我愿意争取一下。刘老师也表示愿意帮助我玉成此事。过了不久，赵老师先后接到编撰《历代词分类鉴赏词典》和《元曲大辞典》的邀请，就让我参与写一点内容。我以为赵老师不知道刘老师让我调回中文系的事，怕他也认为我太狂妄而没有告诉他。谁知赵老师却主动问起，我赶忙解释说不是我主动提出的，赵老师就鼓励我说，争取一下还是可以的，我们也比较了解你，也愿意帮助你。后来赵老师果然在策划帮助我的调动，但因为我自身的学历问题，调动还是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学校有关部门曾果断搁置了此事，我的调动直到下半年都还没有任何进展。我当时并不知道其间的曲折，后来才知道还是赵老师出面才扭转了僵局。赵老师那时已是学校民盟负责人，又在教学和学术业绩上有发言权，他知道这个情况后就去找邓学界院长详细介绍我的情况。他说：“如果要论文凭，他确实不够格，但如果论实际水平，建议还是可以让他来这里发挥作用”。邓院长听了赵老师的意见，才同意对我再作具体考察。所以直到那年年底，中文系才先后派赵老师和其他老师来南部了解我的情况，后来就决定让我在1993年春天到中文系试讲。试讲在中文系二楼总支办公室进行，我讲的课题是孙犁小说《荷花淀》。学校人事处、教务处，中文系各教研室主任和有关学科的教授都来听了我的试讲，试讲还是得到了认可，中文系主任何承桂教授亲自向学校人事处提交了同意接纳我的报告，并认为我比较适合教文学课程，就由最初已经决定让我教《语文教学法》改为让我在《中国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两门课程之间任选一门，我当时就选择了《中国现代文学》。等了一段时间后，人事处终于向南部县发出了商调函，然后又经过和南部县教委的多次交涉才拿出我的档案，但南充地区人事局有关人员说已经过了他们统一办理当年调出普教系统手续的期限，要我等到明年方能办理。何承桂主任问我是否有地区人事局的熟人，我一时茫然，赵老师听说此事，就叫我在他家帮他抄写一点书稿，而他和何主任亲自出马到地区人事局帮我办理。我一边抄写书稿，一边提心吊胆地担心能否办成。当我抄了不到三页书稿，赵老师就回来了，我以为这么快就回来了肯定没有办成，谁知他进门就告诉我已经办妥了，于是我很快得以办理了调动手续，一切才算尘埃落定。从1992年暑假刘玉平老师提出让我考虑到中文系任教，到1993年暑假的调动成功，若非几位好心领导和老师的倾力相助，办成此事是根本不可想象的。赵老师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而邓学界院长对我的宽容接纳，何承桂主任与赵老师不顾骄阳如火的七月大暑，到地区人事局为我办理手续，其大义高情都让我铭感终生。

但赵老师对我的深情大义并未于此止步，他考虑到我从中等学校来到高校可能会面临资历、能力和讲台气场等诸多挑战，就与中文系领导商量先让我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进修。因为赵老师曾两度到北师大访学，对相关部门的人员比较熟悉，他亲自帮我联系，而北师大当年的进修名额已经用完了，赵老师反复做工作，最终成功将我的名字补入。我于这年9月到北师大，特别幸运地得到了中国学界如郭志刚、童庆炳、王富仁、朱金顺等几位顶尖级学者的授课与指导。在北师大和那些早已是大学教师的同学一起学习，最初我是非常自卑的，因为他们早已阅读过当时走红的学术著作，熟悉了那些时髦的名词术语，而我此前却闻所未闻。可能正是因为我的自卑低调，读书更加务实用功一点，思考也比较用心，加上我原来的语言表达有一定基础，我第一次撰写的发言提纲就受到了郭志刚先生的热情鼓励，后来又受到王富仁、李岫老师的鼓励。我原本善与人同且盲从名人权威的思维惯性，也在最具思想家品格的王富仁老师影响下得到逐渐改变，以至于后来在与老师们的交流时每每都能有自己的想法，当得到老师的认同时，就深感能当一个有独立思考、有学术自信的大学老师是多么令人自豪。或许在北师大一年的学习，我还有很多书没有去读，也没有学到更多具体的知识，但对于我而言，善于独立思考，懂得如何做学问，仅此两点就让我真正刷新了自我生命。这不仅让我走上大学教学讲台后，就在有了一定自信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教学个性，并因此受到历届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好评，而且也为我较为成功的学术起步奠定了基础。我所发表的百余篇学术论文，我参加各地文学作品研讨会颇受好评的专题发言，都与北师大一年的学习有着深刻的关联。郭志刚、王富仁老师与我保持了长达20余年的联系与交流，他们凡是出版了新的著作都会及时寄赠给我，王富仁老师与我经常性的电话交流不断砥砺着我学术思考的深化。不仅如此，我能先后被评为副教授、教授，担任研究生导师长达21年，我分享给学生行之有效的治学经验，乃至后来分享给青年教师的治学体会，也无不与在北师大得到的珍贵教益密切相关，而这一切良性嬗变的源头都有赖于赵老师为我成功联系了至今令人感怀不已的北师大进修。在当年北师大进修已经没有可能的情况下，赵老师如果知难而退，他对我仍未失关爱之意，但我的教学和学术定然是比现在黯淡得多的生命景象。

施恩与感恩本来是世间最动人的人情人性景观，但我却很少渲染与张扬恩情。因为恩情是苦难中的救助，是有能力的伟大生命对无助而渺小生命的大义扶助，所以这世界恩情越多，也就意味着苦难越多。然而人生永远的难以圆满更加凸显着恩情的珍贵，付出恩情的好人是那样慷慨无私，他们从不期待等价等值或加倍的回报，但被恩情之光拂照者如果很快在心里淡忘恩情，那就无疑是最为恶劣的忘恩负义！

若论年齿，赵老师仅长我三岁，我们应属同辈，但论学养，论造诣，论成就，他永远是我仰望的高山；而论高风硕德，论对我的教诲、引领与扶助，他是真正意义上的仁厚长者。在赵老师四十年高校教坛生涯中，他培养了很多比我优秀得多的得意弟子，既誉满全川，也名扬神州，他们都有优秀资质和条件令老师的雕琢更加得意顺手，但能把我这样的渺小灵魂扶助到大学讲台，又培养成为大学教授，这恐怕应是老师始料未及而更见功夫、更见情怀的教育奇迹吧？如今赵老师和我都已是满头霜雪，我们已然相继退休，但我是真正无为而退，而老师是四川师大的杰出教授，学校没有让他真退，学生舍不得他退，国内元明清散曲和戏剧研究领域需要他继续高擎大纛。于是，我们师徒二人就在这退与不退之间实现着生命的意义，激活着生命的情热。每当老师回到南充时，我们偶尔还有机会在各自的学术思考、人生思考交流碰撞中净化、提纯着难免庸俗的师徒之情。一个学生际遇到一位具有高才博学、硕德长情的老师是无比荣幸的，而一位老师能以自己的生命强光照亮一个原本黯淡的灵魂，这不是所有为师者都能抵达和创造的教育境界和奇迹。现在，老师多了一个像我这样有独立思考习惯和素质的弟子作精神陪伴，我料想老师也一定是欣慰的。为了老师的精神欣慰，我的读书思考，我手中的笔都还不能退休，我的书斋新名“退思斋”也将为我退而思之的灵魂跳动所诠释、所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