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念师魂是益霖

婵娟千里

　　在渝中区上清寺附近，有一条＂最重庆＂的“最美街道”中山四路，在中山四路上座落着一所百年名校——重庆市求精中学（重庆六中），1891年始建，迄今为止已建校130年周年。

我在求精中学度过了初、高中共计6年学习生活，加上文革经历，应是9年光景。我和弟弟妹妹四人相继在求精中学读书并从这里毕业。

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的机遇，往往是盼望能进入一所好学校，能遇到好老师。在我进入的这所好学校里，确实遇到了诸多的好老师。其中，我极为敬重对我影响极大彼此感情极深的是郎益霖老师。

　　郎老师生于1921年5月23日（古历），江苏宿迁人，毕业于西北大学。今年是郎益霖老师诞辰100周年。

　　郎老师是我高中的语文老师。初见老师，瘦高身材，轮廓分明，鼻梁上架一副精致的金丝眼镜，温文尔雅，风度翩翩，用苏北口音的普通话不紧不慢地讲课，语调和表情引人入胜。步履轻快，印象中，是那种急急的碎步。上了几次课后，便对郎老师有了一种莫名的好感。我的作文多次被作为范文，在班上评讲，能得到老师的鼓励，也就更崇拜老师，希望得到老师更多的教诲和肯定。那时很想听老师的课，刚下课，就盼望下一次语文课早点到来。

可惜郎老师只教了我们一年的课。听到老师不再教我们班的消息时，很是黯然神伤了一段时间。

所幸，后来我有机会听到老师更多的更精彩的更有深度的在课堂上听不到的“课”，使我受教匪浅，获益终生。

　　1966年高中毕业，正值文革骤起，我们这批已经填报高考志愿的学生一夜之间就无书可读，被迅速卷入＂革命＂浪潮中。平时景仰的可爱可亲的老师们，一下子变为革命对象，我们心里茫然失措，不明白他们犯了什么弥天大错，更看不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由于我、郎毅和另外一些同学出身天生＂不纯 ”，只能参加“革命＂外围组织。被认为字写得还不难看，便有人安排我们做刻印传单、抄写大字报的事情。干了一段时间，我们便游离出来，到长航宣传部去＂混＂了些日子，隨后渐渐变为了逍遥派。那时，新华路296号——郎老师和师母的家，是我常常出入的地方。

对于这场后来被定性为“十年动乱”的浩劫，当时，人们只能照报上登的广播说的＂认真理解＂。老师陷入了深深的忧虑之中，他说：＂位卑未敢忘忧国。＂他关心着国内国际的大事，作为教师，他为自己的学生忧虑，更为我们这些高三学生痛心。

　　＂逍遥＂时光，家里如果无事，我喜欢往老师家里跑，其缘故，一是因为和郎毅是好朋友，可以无话不谈。二是因为可以见到老师。从老师任教的那一年起，我对他，便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在老师家里走动多了，我受到了很多教益。

在这块不大的天地里，常听老师讲经历、讲见识，讲趣闻，讲文学。老师沉沉稳稳地讲，我也不知天高地厚地讲，老师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他的学生，给学生以自由的空间沟通交流，如我和他的其他学生。和老师可以天南海北地神聊，有时候谈得＂张狂＂了，就毫无顾忌，老师不但不会责怪或者叫停，反而兴致勃勃地倾听。

今天想来，我当时在老师面前讲的那些东西，一定很幼稚可笑。记得我还给老师讲过我在其他朋友那里＂贩卖＂过多次的当时流传得甚嚣尘上的《一双绣花鞋》、《十二个高潮》等等，老师见多识广，但对这些市井龙门阵似乎并不知道，还夸我故事讲得精彩传神。我已回想不起具体情节，只依稀记得是反特、反间谍的内容吧。

老师喜欢说笑，但谑而不虐。

偶尔，老师不回避谈他和师母几十年亲身经历的世事沧桑，也谈＂文人相轻＂，特别是知识分子之间如何＂无情、无义、无耻的倾轧和陷害＂。

但凡谈起这些的时候，老师会显得沉郁与无奈。在那个年代，老师能对我讲这些，是觉得我可以信任吧。

闲聊中，老师会常常谈关于孔子、老子的思想和成就以及他自己的看法，也谈诗经唐诗宋词元曲等等，兴之所至，便会摇晃着脑袋和身子吟咏起来。一次，老师问我是否爱读古诗词，答曰：爱读，因为我爸有些古文诗词类的藏书，读了一点，但不多。老师又问，最爱哪些古人的诗词，答曰：诗，喜欢李白、李商隐；词，喜欢辛弃疾、苏轼和李清照。老师说，没想到，一个女孩儿，会爱读辛弃疾的词。那口气，分明带着些许意外和欣赏。

于是，老师便疾徐顿挫地吟诵起辛弃疾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意气扬扬，尤其吟诵到“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这些词句时，老师几乎完全沉浸其中，面色凝重且悲愤。瞬间，辛稼轩这首《水龙吟》所寄寓的报国有志、请缨无门、抑郁苦闷、时无知己之气，完全被老师宣泄了出来，词中那些生涩的典故被幻化为真实滚烫的英雄泪和热血人生！

之前从来没见过老师如此激昂，之后也再没见过。后来，我想这也许是当年处于文革时期，社会动荡，前景迷茫，老师无书可教，学生无书可读，老师那忧国忧民的忧虑与词人心境有所契合，一吐为快吧。

时至今日，只要想到老师，我脑海里就时不时会泛起那一幕，印象实在深刻。对我而言，该是何等丰足的心灵飨宴！今生难忘！

每次会面都是很快乐的事情，至今都成了美好的回忆。

　　时间，在一次次愉快的聊天中，总是过得很快。到了“饭点”，老师便会让我留下来吃饭，当时生活物资匮乏，饭莱虽简单，但色香味俱全，师母是陕西人，做菜爱用醋，很少用辣椒，尤其记得她做的凉拌菜，那真是绝了，看似寻常的佐料，我怎么都调不出那个味道。

我在老师家吃饭不在少数，但绝不为蹭饭，很多时候，是聊着聊着已到饭点，这时硬要走，老师会不高兴，另外，私下也想和老师和朋友多待一会儿。

后来，从郎毅处了解到，出入老师家的学生不止我一人，还有老师往届的学生，留下吃饭的情况也不少。那时，老师和师母收入有限，孩子也多，且都待业在家，对困难学生，老师有时还会多少资助他们一点，无形中增加了开支，家庭经济实际上有些拮据，而且还是票证时代。

　　1969年3月，我、郎毅和另外三位同班同学随学校被安排到酉阳县大溪区大溪公社杉岭四队插队落户，同在一家。由此郎老师对酉阳多了一份关注和牵挂。一年以后的某一天，细雨濛濛，从小体弱多病的郎毅随生产队的社员们上山薅小米草，不慎摔下陡坡，造成重伤，被送到县医院治疗，我和另一位同学在县城照顾陪伴了她一段时间，后来，被家人接回重庆，再后来办了病退回城待业。

郎毅伤好后，我们很多时候只能用通信方式联络，互通消息。老师常嘱笔她转达我，让我在农村照顾好自己，注意身体，注意安全等等。尤其是知青开始返城那段时间，老师为我着急，在郎毅给我的信中，多次附笔叮嘱我，只要有机会，不管哪个单位招工，先回城再说，盼望着我的好消息，如此等等，对我的记挂关心可见一斑。

　　1972年2月，我被市教育局调回，成为一名老师。记得回城工作的第二学年，学校安排我任教高七五级两个班的语文课。消息传出，便有一同事言道：＂她凭什么能教高中？家庭出身都有问题的人还重用，领导是不是吃错了药？＂我返城被分到学校，报到时，管人事的干部就严肃地正告过我：＂看过你的档案材料，你是可教子女，能够分到学校，应该感谢党，应该感谢毛主席！自己要好好表现！＂我＂可教子女＂的身份不胫而走，学校不少人都知道。于是这次便有位家庭出身自来红的同事质疑我有无资格教高中。一听这话，我火冒三丈，行动就是直接＂罢教＂，谁也没告诉，一趟跑到我干妈家去了。后果是，那天两个班的课＂放水＂，学校炸锅了，领导们当时不明就里，怕我出事，着急得不行，安排了多名老师四处找人，并通知了我爸妈。我爸知道此事后，在干妈家找到了我，把我狠狠地批评了一顿。第二天回校，领导以“事出有因”为由，不了了之。

接下来的某个星期天，我去看老师，因为我干妈干爹认识老师，他们已经把我的事对老师说过了。

刚到老师家一会儿，老师就微笑着问道：“听说你挺有个性，敢随便不上课。”我辩解道：“学校有人说我没资格教高中，那我不教就是。不过，我还是不该太任性。”老师见我对自己的问题毫无认识，脸色变得严肃起来：“你比我勇敢，我可不敢拿学生不当回事。”老师接着说：“这不是任性的问题。你现在是一名教师，怎么能擅自离开岗位而让学生无人监管？你这叫‘放羊’。教师要把学生摆在第一位，自己个人的情绪，在他们面前都得放一放。一言不合，你就跑，你给学生做的什么榜样？说你是‘可教子女’，没有资格教高中，你受不了，怎么办呢？家庭出身先天决定了，我们无法改变。那就扎扎实实做好工作，认认真真教好学生，拿见得人的成绩出来说话，让学生老师认可你，信服你，你要能证明自己，到底有没有这资格。不是由别人说了算，而是看你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况且，你才到学校第二年，学校领导就让你任高中的课，我看，也有可能是想培养你，你这样做，也会让他们失望……”这苦口婆心的一席话，让我感到很羞愧很内疚！这是老师对我的一次直言不讳的教诲，是对我真切的关怀。这一次教训让我铭记终生！

　　 我参加工作之后，因为时间限制，不如从前自由，不能常和老师见面，通信成了“会面”的新方式。

老师给我写信，一直以“蔚蔚”称呼，让我感觉很温暖，这是一位长辈不仅仅是一位老师带给我的温暖。读老师的信很惬意，“谆谆如父语，殷殷似友亲”。

　　老师颇具恢谐幽默气质。这种气质是智慧、思想和学识都不平凡的人才可能具有的。他的诙谐幽默发自内心，来自骨子里，哪怕说一句话，写一封信都会自然流淌。

马陵、马林，均系老师的笔名，取自老师家乡马陵山。

　　一次，我给郎毅写信，但不知道她生病发丹了。老师便代笔给我写了回信。看信的前半部让人忍俊不禁。

　　七十年代初，我从农村调回来工作不久，一天，因大清早赶去学校上班，那时车少，等了很久，好不容易才挤上一辆车，又是雨天，弄得一身稀脏，狼狈不堪，还差点儿迟到，心中很是不快。我在给老师的信中详叙了那日情景。不想，很快收到回信，一首《泥人行》赫然其中：

萧萧夜来雨，滴沥到天明。

五更起装束，出门雾濛濛。

候车大溪沟，取道杨家坪。

才见人蚁聚，忽惊一窝蜂。

恨不头生角，双臂力如熊。

争攀＂救命艇＂，个个＂鸡打鸣＂。

少年嘻嘻笑，老人暗咕哝。

中壮不开口，西瓜撞莲蓬。

雨打落汤鸡，脚踏滚地龙。

甘为甕中鳖，喜作鸟入笼。

嗟尔毛丫头，居然怨泥泞。

有你车子挂，幸免两腿疼。

君不见许多南来北往客，

长吁短叹瞪眼搖头

——不吭声。

（注：西瓜喻指脑袋，莲蓬喻指草帽。）

老师用幽默调侃式的文字，看似和风细雨，却是用心良苦，让我有了觉知力，我才从农村当知青回来不久，竟忘了艰辛，世上不知有多少人正为生活为事业在奋斗，正在经历着各种困难。《泥人行》对我教育至深。从此，我对生活多了一些感恩而少了许多抱怨。

　　 我结婚时，老师和师母来家祝贺，并带上一对贴布绣枕套作为礼物送给我们。在人生的这个大日子里能得到老师和师母的祝福，让我感到特别温暖，特别感动。那时，买生活物品都需要票证，世面上，物质很不丰富，为给我们买这对枕套，老师和师母肯定费神费力了。我爸妈特备家宴款待，席间，笑语频频，相谈甚欢。

饭后，我爸邀请老师和师母上楼喝茶休息，并请他们看看我在暑假中完成的两幅国画习作和一幅水粉习作：一幅取材于长江山水的《玉湾晓转流天东》，一幅《战地黄花分外香》，另外一幅是水粉画《革命圣地延安》，后两幅是临摹的。我爸觉得还看得过去，请人裱好，并挂在了墙上。老师第一次知道我在学画，看后，连连夸奖我画得不错。

我爸和老师交流起培养孩子方面的观点，他认为，年轻人要想未来有发展，应该多几项技能哪怕是业余爱好也成，也许将来就可能是一颗种子，可以帮助孩子们在社会上立足和发展，所以，他鼓励我们家几个孩子多学点东西。郎老师很是赞同我爸的观点，说“技不压身”，说我爸为孩子们考虑得长远，值得学习。

　　我在学校当教导主任时，郎老师把这个差事好有一比，叫作＂当家媳妇＂，＂上有公婆，下有小姑＂，这是说，教务工作要想做好，难着哩。当我和老师讨论到务虚和务实的关系时，老师认为教务工作应该以虚就实，以实带虚，处理好虚实关系。老师的帮助对我的工作大有禆益，使我在教务工作中随时提醒自己多做实事，不让自己太多地陷进烦人的＂务虚＂圈子里去。

　　1990年春节，老师和师母应他们的大儿子之邀迁居成都。也许由于已近老境，老师在给我的信中常会说道＂晚年好静，不耐烦嚣。想做隐士，退无山林；想学老庄，又乏道行＂之类的话，我知道这是老师心有苦恼。老师告诉我，为了恢复自我，解脱烦闷，当年4月，应了《四川省志•城乡建设志》编辑部之聘，就任省志编辑工作。工作需要走三点（成都、重庆、自贡），还需要跑三馆（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人少事繁。老师当时已近七旬，很是考验精力体力，加上师母腰脊劳损，身患风湿，髋骻疼痛，步履蹒跚。于是老师有时在家还要给师母当个下手。这种情形，势难兼顾，恐是相当勉为其难。

所以，老师对我感叹道，少壮之时，来日方长，中流击水，可奋力拼搏。烈士暮年，即使壮心不已，自感力不从心，也只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以当慷，忧思难忘”了。我了解老师，生活中并不喜欢曹阿瞒，但此时，也认同他的几首短歌，觉得颇有人情味。

　　1990年，老师七十生日，因不在重庆，我写了一封短信并奉上一段毛料作为礼物，托请郎毅代为转达。

我的贺信原文照录如下：

益霖恩师：

兹欣逢恩师七十大寿，驰贺之诚，非笔能喻！

学生有幸受教于您，吾师既授学业，更教做人。学生深受熏陶，对恩师之高尚人格与精湛学问十分景仰！谆谆教诲，没齿不忘！

恩师虽历经困厄，而心神坦荡，故能俯仰无愧，益寿延年，他日寿逾期颐，可以预祝！

书不尽意。恭祝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学生 陈 蔚 敬贺

庚午年五月廿三日

　　不久，老师回信，对我表扬鼓励了一番，并且就“幽默”的话题谈了自己的见解。

　　老师由成都返回重庆前，在杜甫草堂里购得《中国现代书法选》和《名家书杜诗》，送我存念。

　　多年来，我一直用心收藏着老师给我的全部书信和礼物，视若珍宝。

　　老师和师母返回重庆后，渐渐比之前显得衰弱，身体已不如前，动作步履亦不似以往利落了。

　　 三年的知青插队生活，让我目睹贫困山区农民生活的艰难状态，也和生产队的乡亲们结下了深厚情谊。淳朴厚道的乡亲们送我离开大溪时，我暗自对自己说过：如果有一天我有能力的话，一定要帮帮他们。当我真有点能力的时候，曾经在信中对老师说过一些我已萌生的想法，但那只是雏形，也不知究竟能否真正实现。

1995年底，我返回酉阳大溪，考察了当地的实际情况，并与大溪中学进行了沟通协商，第二年初，学校班子讨论通过了我的提议。我校与酉阳县大溪中学签定了结为友好学校的协议，我校在教育教学、师资力量、教学设备、学生升学就业等方面为大溪中学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支持，对方学校成为我校的德育基地。随即，两校各挑选45名学生结为对子，我校组织了两次暑期＂大溪行＂师生手拉手夏令营活动。从1996年起，按照协议，开始在大溪中学招收初中毕业生到我校职高部学习，予以不同程度的学杂费培训费减免，并在正常毕业的前提下，根据所学专业优先推荐工作岗位。在重庆范围内，这个活动应是开展得最早的，因此得到社会的关注，并引起了比较强烈的社会反响。

1997年1月10日和1月17日，《重庆晨报》连续两期发表了分别以《＂希望”在远山升华》和《＂希望”在都市延伸》为题对我校的上述活动的专版采访文章。

我去看望老师的时候，带上了这两期报纸，我想给老师一个汇报，学生我没有说空话，而是努力在做有益于社会的事情。老师看完文章后，连声说道：＂这是一件大事情呀！之前你跟我说过，我以为你只是有这个想法而已。你一个小女子，居然促成这样一件多少人都不愿想更不愿做的事，你这件事办得好哇！这无论是对城市的孩子还是农村贫困家庭的孩子的未来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啊！这是在改变他们和他们家庭的命运……＂老师的肯定是对我很高的褒奖。

人世间，应该充满仁爱、悲悯、互助和感恩，这其实也是老师一直对我的教育。

　　生命是一个过程，出生、成长、旺盛和衰颓。也许老师已有些预感，渐渐地，在我们见面时，他多次提到关于生死的话题，如庄子的“生也死之徙，死也生之始”。我虽然难过，也只好尽量说些轻松一点的话去宽慰他和师母。

　　1998年冬日，山城的天空灰暗惨淡，我去医院看望老师，病重的老师本来就清瘦的身躯更是形销骨立。我握着老师细竹枝似的手，凉凉的，很有嶙峋的感觉。一时，我说不出一句有用的话来。那天，老师握住我的手，说道：＂你和郎毅是好同学，好朋友，还要是好姐妹……你要好好的……＂老师这些话饱含期冀。这时，老师说话已经很费力，气息已如游丝。

尽管很想如几十年来数不清的会面那样，毫无拘束在老师面前畅所欲言，甚至是恣意说笑。但如今已成奢望。怕影响老师，不敢多与老师说话。

辞别了病床上的老师，走到门口，忍不住回头再看看，发现老师直直地望着我离开的方向。那是老师在目送着我的背影！出了房门，不禁潸然泪下！我心里明白，老师正在走他告别人世前最艰难的一段路程……

　　1998年12月30日，噩耗传来。我赶往殡仪馆，肃立在老师的灵前，与老师做最后的道别！

从此，在这人间，我痛失了愿意批评我、指点我、牵挂我、欣赏我、厚爱我的恩师！

与恩师的离别，如此悲戚！

　　老师去世后，师母又老了一些。尽管那段时间学校各种创建活动多，工作很繁忙，但我尽量抽出时间去看望师母。在和师母的摆谈时，师母不止一次对我说，你老师喜欢你，看重你，胜过对他的几个儿女。郎毅也对我说过类似的话：我爸对你的喜欢和关爱，超过了对我们几姊妹。听到这些，我对老师无比感激！一个学生能被她崇敬的老师认可、看重和厚爱，她是何其有幸！

一次，在聊天中，师母问我记得《秋风辞》不，我问：＂刘彻的吗？”因为李白也有《秋风词》，“辞”“词”不同。师母言道：＂是的，我现在年纪大了，记不全了，你帮我写下来吧。＂

我在一页纸上，默写下了刘彻的《秋风辞》：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

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

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

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

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师母说，老师和她前些年经常吟《秋风辞》，师母一定是想老师了，时时！

　　光阴的故事总会老去，过往终是回不去的曾经，我和老师在三十五年的岁月中共同留下的师生情谊的痕迹，变成了今天这些寂寥而有温度的文字。

　　 我敬爱郎老师，他儒雅、博学、勤勉、真实、坦荡、诚挚、磊落、幽默以及对人的善解与宽厚，我景仰老师的为人、品格和君子风范！与老师互相给予理解和温暖的三十五年里，老师亦师亦友，有时竟有些如父！他毫无保留地示现出的这些性格和品质，不仅仅只能由他的亲人，也应该由敬爱他的学生学习和传承。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郎老师，我盼与您来生重逢！

谨以此篇纪念恩师郎益霖诞辰10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