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农业现代化的教训与反思

风之子

当下中国正面临百年未遇之大变局，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加速发展，国家共同富裕战略的提出，以及新技术革命、新冠疫情、世界范围内保守主义的抬头、人口浪潮、政治经济等不确定因素的不断增加，标志着中国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对中国最传统的产业——农业来说，也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市场迭代、人口迁移以及技术革新等多重因素带来的考验，并与错综复杂的社会变革相纠缠，走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对于未来走向，各路专家各持一见、众说纷纭，而其中农业的资本化和市场化开始成为主导性的趋势，在大多人眼中，农业、农村的资产化、资本化和规模化被认为是实现农业现代化、解决三农问题的一条根本出路。

但现实并非如此简单，对中国的三农问题，不能就事论事，需要我们从更多维度去思考，要回看历史、看当下、看未来，也要看经济、看政治、看文化更要看案例，拉丁美洲现代化转型中农业转型的失败而导致政治、经济和生态的动荡和倒退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银、剑、石：拉丁美洲的三重烙印》

殖民者对资源的掠夺、革命与镇压的反复、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构成了拉美历史的三个主题

　　提起拉丁美洲，大家第一时间想到是优美富饶的自然环境、热情奔放的民风、狂热的球迷、还有丛林间的革命游击队、层出不穷的民粹政治家以及猖獗的黑帮和毒贩。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根源在于西班牙人征服美洲以后，根据中世纪的传统观念、神权主张和西班牙传统这些成文和不成文的"依据"对这块土地的土地进行占领和分配，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考迪罗”制度。

考迪罗（Caudillo）一词源于西班牙语，是首领、头领的意思。而考迪罗制度实质上是拉丁美洲特有的军阀、大地主大庄园主和天主教会三位一体的本土化独裁制度。考迪罗在经济上依靠大地产主大庄园主，在政治上依靠军人专政来维持其统治地位。考迪罗对外投靠外国大资本势力，对内残酷镇压人民反抗和进步民主改革运动。在土地制度上，则形成了以大地主为基础的商品农业和以印第安人为主的生存农业并存的二元农业经济，大庄园制、种植园奴隶制、分成制、印第安人村社制等各种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农业中占主导地位。这种血淋淋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频频引起社会冲突，阻碍了社会变革和工业发展，一些有见之士对此提出了不少改革建议，但无疾而终，带来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商品农业和基础农业的不平衡以及大地产和小地产农业的不平衡等系列问题。

　　这些以欧洲后裔为主的拉美大部分国家于19世纪初期就取得政治独立，并随后陆续进入现代化的发展阶段，期间现代化进程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在现代化进程的第一阶段（1870～1930），拉美国家为适应处于工业化高潮期的欧洲国家对食品和原料的巨大需求，普遍实施初级产品发展模式。各国当权的地主阶级纷纷实行“自由改革”，如建立土地交易市出口场，大规模兴建铁路等基础设施，引进外国资本，建立海关、邮电、银行等。在土地问题上，拉美各国先后采取了没收教会地产、印第安人社区土地私有化、取消印第安人保留地、废除永久租佃制和长子继承权、拍卖公共土地、实行土地勘界等多种措施，使国内权势阶层和外国公司获取了大量土地资源，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大地产制度，大批丧失土地的印第安人和其他下层劳动者被各国政府以多种形式强制进入劳动市场。

　　因此，尽管这个阶段初级农产品出口繁荣有力地带动了拉美国家早期的工业化与现代化，但与此同时，传统的地产主阶级势力靠兼并进一步壮大，农村社会阶级矛盾不断尖锐化。在1910年爆发的墨西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农民为获得土地而举行大规模的武装反抗就成为社会冲突的一个焦点。

　　当拉美进入现代化的第二个阶段时，开始面临二个方面问题，一是新兴资产阶级自身的力量还相对弱小，不能不在政治上对传统的地产主阶级采取妥协态度；另一方面以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发展模式离不开农业部门的支持。为此，在农业现代化路径的选择上，拉美国家早就存在两种不同的主张，在50年代初期开始公开辩论。一种主张认为，分配问题是中心问题，如果不通过土地改革，将资源大量地从一些集团转移给另一些集团，农村问题不可能根本解决，而改革就必然要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因而面临政治上选择的困难，理念的不同，也导致了拉美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大面积的革命浪潮。第二种主张力图尽量不损害任何人的利益，走一条技术变革的道路，并认为技术变革会给各方都带来好处。

　　就实现农业的现代化而言，本来社会变革与技术变革两者是相辅相成并不可或缺的；但在拉美地区的这场辩论中，由于种种原因，二者竟然成了两种根本对立的选择，并且最终是主张通过技术变革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观点占了上风。而这种“技术变革”道路，主要就是在保持大地产制度的前提下，通过农业机械化、集约化、化学化、绿色革命等来改变传统农业的经营形式，通过所谓“资本主义局部渗入”方式来改变农业部门的生产关系。在此前提下，由于大型农业企业垄断了资本、信贷、国家的支持以及进入国际市场的通道，没有自主性的小农只能向农业公司出卖季节性劳动力和自己的产品。所谓的“农业现代化”，即农业的资本化和市场化，实际上加速了农民的分化，大农场从中受益，却使小农遭遇无尽的贫困。

　　在拉美土地改革上，自1915年墨西哥颁布第一部土改法以来，拉美地区的土地改革虽然断断续续进行了几十年，但实际成效非常有限。除古巴进行了彻底的土地改革以外，墨西哥、智利、秘鲁和尼加拉瓜征收的土地只占农业用地的50％左右；哥伦比亚、巴拿马、萨尔瓦多和多米尼加征收的土地只占全部用地的1／6～1／4；厄瓜多尔、哥斯达黎加等国征收的土地就更少；委内瑞拉土地改革所涉及的土地不仅面积有限，而且其中大部分是有待开垦的荒地。根本就没有实行过土改的拉美国家也不在少数。在进行过局部土改的国家或因政府的后续支持不够等原因，实际效果往往不太理想，甚至在某些国家，右翼政府上台后宣布原来的土改无效，将已征收的土地又归还原主。这种不彻底的土地改革正如英国学者罗斯玛丽·索普所说：“尽管（土地改革）这个课题在60年代的政治问题中具有突出地位，但土地改革在现代化和增长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微小的和间接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拉丁美洲的许多土地改革没有像预期的那样把土地重新分给农民后导致大庄园制度的消灭，相反，它导致了大庄园的现代化并改造成资本主义的农场。”

　　与此同时、由于拉美地区丰富的土地资源、丰沛的雨水以及相对低廉的租金，导致国外资本大量涌入，拉美的农业疆域不断地扩大，从1950年到1980年拉美地区耕地面积已由5000多万公顷扩大到12000万公顷，成为除美国以外世界上最大的玉米、大豆和牛肉生产国和出口地区；在这背后，则是在贪婪的资本引导下，大量的森林资源等被砍伐，引起了全球性关注。据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统计2004年至2017年，全球损失了4300万公顷森林。全球24个主要森林消失点中有9个在拉丁美洲，当地农民砍伐、烧毁大片原始森林，将多样化生态地区改为单一的 种植园，造成近千种树木品种灭绝，许多寄居森林的昆虫、鸟类、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随之消失，“林退农进”成为一场全球生态灾难。

而这些在国际大资本主导下的拉美规模农业，出于逐利的目的，在耕作中大量采用转基因作物，进一步破坏了原先脆弱的生态，形成了新一轮的生态灾难。法国独立导演Marie-Monique Robin和全球顶级的各路专家执导的纪录片《孟山都公司眼中的世界》中，对巴西、巴拉圭等国家农业产业的失陷做了深刻的剖析。

　　这种农业现代化方式也导致了政府提供的农业信贷、农业补贴、价格保障、技术援助等各种优惠主要被大、中型农业企业主们所享有，中小农户则因土地资源被高度垄断而失去发展空间，在激烈的竞争与兼并过程中，很多中、小农户走向破产，传统的农业二元经济演变为现代大型农业经营单位与个体小农并存，并在二者之间形成出口农业与内需粮食生产的产业分工；

　　同时，由于现代农业经营单位普遍规模过大，“广种薄收”的结果，导致生产效率反而没有得到相应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并未得到大幅提高，而依赖小农生产内需粮食的局面造成粮食供应能力提高缓慢，其结果是农业部门由过去能提供大量外贸盈余转为外贸逆差，从而丧失了为进口替代工业化提供外汇支持的能力。

另一个重要的负面作用，体现在社会转型方面，如前所述，拉美国家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土地集中兼并的特殊模式加速地将大批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排挤出来，一方面使农业生产潜力得不到充分利用；另一方面造成由农村向城市自发的移民潮，给城市社会保障体系造成了沉重的负担， 加剧了社会分化；而拉美各国政府不但对城市提供就业的能力缺乏科学的预计，而且把这种自发的移民潮视为缓解农村地区社会矛盾的一种有效渠道，因此，对这种劳动力的无序转移没有采取调节措施。 导致大批农村劳动力自发地流向城市以后，无法解决就业问题。加上各国政府规定的“创业门坎”过高，更加剧了就业难题，导致大量城市贫民窟的出现。根据拉美经委会的估计，2020年拉美地区极端贫困人口数量快速上升，极端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2.5%，总量达到7800万，为近20年来最高值，贫困人口总数达到2.09亿，占比达到33.7%，贫困人口数量为近12年来最高值。城市的社会贫困现象迅速增加拉美地区被称为“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地区”。

而这种贫富不均的情况也引起社会反复动荡，低水平的现代化又导致了军人政治出现，又进一步提升了不稳定性，许多国家出现了倒退现象。例如拉美国家中阿根廷在20世纪30年代，富足程度在世界上排名第五，人均收入与法国相当，汽车数量多于英国，但到今天却始终摆脱不了腐败、停滞和混乱的格局；委内瑞拉拥有地球上已探明的最大石油储量，有潜力成为南美洲最富的国家，但现在许多国民连基本的生存都成为问题。

拉美经过130多年的现代化进程之后依旧出现这样一种社会局面，以及片面追求资本化化下的大农业带来深刻教训，不能不引起我们警觉。

拉美现代化转型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农业农民的转型失败无疑是最关键的因素，核心问题是出台政策的上层建筑中的精英思维，对现代化国家转型期的治理还是缺乏历史经验和预判能力，试图强行推广不适合他们社会国情的共和制机构，在缺乏持续的政治动员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的情况下，无法填补原有殖民机构离开后留出的权力真空，而反复被军人团体所推翻，形成“钟摆式”政治生态，社会发展停滞不前，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其成名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对此做了很精彩的分析。
　　

　　对于我国来说，尽管我们的土地制度、政治制度以及地理、文化、科技发展水平等因素完全不同于拉美国家，但城乡关系的均衡、土地、资本、人才等要素流动转移的秩序、大众心理转型也都是需要在国家现代化转型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在土地制度上，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原住民大陆国家， 我国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土地已成为国家和集体的公有资源，完全不同于拉美等殖民地国家，具有十分独特的属性；也受益于这种独特性，使我们在改革开放后，通过征地制度使土地资源能得以快速利用，进入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快车道。

同时， 从另一维度看，基于乡土中国的农村又是国家城乡二元化结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诸多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经过几千年农耕文明的滋养，土地和祖居作为重要的不动产在国民的心目中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求舍问田”始终是几千年来国民投资的首选，”田园耕读“、“叶落归根“也时刻牵动着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乡村情结；其次，农村作为社会的稳定器和蓄水池，在建国后历次危机中，对社会发展和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千千万万小农户共同构筑了国家繁荣稳定的基石，是国家政治稳定的压舱石；第三乡村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部分，在传承文化、教化民众、基层自治等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

从农业技术视角看， 我国尚处于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的交界点，发展很不平衡，按照美国经济学家约翰·梅尔的观点，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需要经过三个阶段：传统农业、低资本技术农业和高资产技术农业。其中高资产技术农业的基本特征包括：以机械化代替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利用生物学研究改进农作物的适应性，以增加生产量；同时，资本的集约化和财富积累已足以支持非农业部门的发展，并可以通过知识与资本的力量，在全球范围内对农业资源进行重新配置，提高农业资源的总体效率，进入知本农业时代；这也是目前国内很多家认为，我国在土地集约化完成、农地关系调整结束后必须要走的道路。

这个观点，对提升单一的农业生产力来说可能是一条正确路径，但拉美国家的经历告诉我们，通过单一的技术改进来挖掘土地潜力和提升劳动生产率，推进农业规模化、现代化，而忽视带来的社会失稳动荡等后果，是典型的因小失大行为；面对工业化、城市化推进、科技快速发展，人口结构和消费需求变化等因素的叠加，我国未来农业和乡村的发展，在乡村人群、乡村产业、农业生产方式 、生产架构等方面必定会发生重大改变 ， 需要我们从生产关系、社会治理、粮食安全、国家安全、生态保护、社会稳定等多个维度综合考虑。

从国家层面来说，近几年也发生了重大转向，在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国家首次给予小农户前所未有的关注，在中共中央、国务院2018年颁布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前所未见地将小农户纳入农业发展政策中的核心，并作出了“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小农户仍将是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最重要的基础力量。”“农业农村现代化离不开小农户的现代化”的一论断；提出要在2050年达到全面更新中国乡村，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的目标”，以及要“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切实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调动亿万农民的积级性、主动性、创造性”这一政策纲领。并在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出台了《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作为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

　　基于这点认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未来农村的发展道路不在消灭小农户、小农业和小农村，不在模仿美国及拉美国家等地的大农场和大农业，而在于如何通过乡村改革，深化农村“三块地”制度改革，创新农村新的资源配置方式和发展机制 ，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激发农村各类资源要素蕴藏的活力，让乡村土地资源、生态资源等变成活的资产，充分地释放农村小社区和小农民真正参与治理和建设的潜在能量，在保留适当的乡村人口和产业基础上，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使城乡实现均衡发展，功能互补，这对于我国推进国家治理全面现代化、应对国内国际不确定性危机、实现共同富裕意义十分重大。

当下，国家正处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关键阶段，乡村振兴事关社会稳定、粮食安全，是一项重中之重的工作，在具体实施中，我们要克服过去过分凭借自上而下的“组织化”和“行政化”来试图彻底改造农村的错误，要充分认识到小农户的重要性和建设性，在发挥好小农户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外，还要关注到乡村环境和社区潜在的巨大经济价值和能量，尤其要加强基层党组织的纽带和引领作用，通过财政杠杆，发挥好市场对资源要素配置自发作用，推进基层乡村社区公共服务体系提升和综合性农村合作组织的发展，让农民“有家有靠山有保姆”，融合个人利益的市场激励和社区公益的合作激励两种机制才是中国农民、农业和农村的真正发展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