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式的婚姻 <p class="ql-block">一九三九年母亲刚滿十八岁，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令。同其他的姐妹们一样，吸引了众多“狼”的目光。在延安男多女少，特别是那些战争中无遐顾及个人问题的老干部婚姻上面更是困难重重。好在组织上有个“二五八团”的规定（即：二十五岁，八年军令，团级干部）凡符合这一规定组织会特别关心和照顾。这不，这个关怀落实到母亲的头上。这一年年末的一天，医院政治处主任找到我母亲：“王玉英啊，交给你个任务，粮秣处的高处长要找你谈话，你去谈谈吧！”“我和粮秣处也没打过交到，谈什么呢？”母亲感到奇怪地问。”“你这个小鬼，工作积极不怕苦不怕累，连总司令和和谢老都夸你，关心你，你怎么就不开窍呢！去谈谈吧，大方点，别像个闷葫芦似的”。于是母亲就奉命去相亲见到了我的父亲高文智。（关于我父亲高文智在我后续拙作巜一位开国将军的故事》有所介绍，敬请关注。）</p><p class="ql-block">母亲与父亲的谈话基本都是父亲在那滔滔不绝地说，母亲在听。只见他个子不高但很精干，还戴着个眼镜，好像挺有学向似的。好在是个陕北老红军，讲话也能听得懂，是鄜县人，离清涧不太远，还是个老乡呢！其它的也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相亲结束了。回到医院，政治处主任马上过来，“小王你们谈得怎么样？”“也沒谈什么，就汇报了我什么时间参军，什么时间入党，多大年令”。“不错不错，高处长来电话了，对你很满意。你们再谈谈，差不多就可以结婚了！”。“啊！结婚？！”…母亲芒然不知所措。不久母亲便奉命与父亲结婚了。沒有彩礼也没有嫁妆…婚房是父亲的战友们腾出了一个土窑洞。姐妹们帮忙打扫卫生，贴了喜字。管理局领导，总医院的领导，姐妹们战友们都来了。领导讲话，同志们祝贺，散发了喜糖，也有起哄闹洞房的，高高兴兴，热热闹闹，于是我的父母在宝塔山下大砭沟小坡的窖洞里，有了一个简单朴素但温暖的家，呵！也是我们兄弟姐妹们的最早的家。这是一个典型的延安式的婚恋与家庭。</p><p class="ql-block">几十年后，有人说延安式的婚姻只有家庭而没有爱。诚然这种婚姻很少花前月下，很少山盟海誓，更没有铜臭的气味，他的爱体现在一个信字上。即共同的信仰—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将他们拴在了一起；相互的理解与信任让他与她不离不弃相濡以沫行走在幸福与困苦艰难而壮丽的人生。</p><p class="ql-block">一九四六年，母亲经长途跋涉到了哈尔滨，顾不上产后的虚弱（刚刚生下了我），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中，在一个被服厂任副厂长。当时的哈尔滨以及北滿是我军针对国民党大举进攻而采取“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战略布署的大后方，为支援前线母亲夜以继日地工作，不幸患上了肺结核，进而发展到大吐血生命垂危，她多么希望父亲能在身边呀！然而不行，因为时任东北民主联军后勤部供给部副部长的父亲负责组建多个被服厂、枪械修理厂、弹药厂、医药用品生产厂等等。收集曰伪逃亡丢弃的机器设备，组织人员加紧生产前线所需，根夲无法顾及母亲。母亲非常理解这一切。幸亏时任东北局副书记的李富春同志知道了，特批了两支盘尼西林（当时盘尼西林比黄金还贵）才挽救了母亲的生命。生死关头却不能在一起，难道他们没有爱吗？否！在对敌斗争的大局面前他们把对亲人的爱放到了后面。</p><p class="ql-block">一九七一年“913”事件，属于四野的干部，我父亲难以避免地受到冲击，被停职审察失去了自由。被派性扭曲了心灵的一些群众也把斗争矛头对准了母亲，让她揭发交待父亲的反党罪行。在为母亲特设的批斗会上，面对一些不明真象的群众母亲一言不发，她坚信父亲绝不可能反党反毛主席，坚信组织一定会还我们清白。在政治风浪中的坚定的信任难道没有爱吗？</p><p class="ql-block">2003年7月28日父亲因病去世，走完了70年为党的事业奋斗的路程。按组织安排，父亲的骨灰应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区，中央领导以及共和国部以上领导干部的骨灰安放室，但母亲考虑自己百年后只能安放在室外的红军墓墙，这墙室之隔与父母希望永远在一起相背，于是自费在远郊购买了墓地。2005年11月12日母亲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与父亲合葬在一起。他们这风风雨雨六十多年的延安式的婚姻包含着多么深厚的爱呵！…</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