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的崛起——访冶金工业部第一任部长王鹤寿同志

乘风归去

　　1990年9月29日上午，我受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有色今昔》编辑部主任章伯垠同志的邀请，一同在中纪委大院一座灰色平房的办公室里,采访了冶金工业部第一任部长、前中央委员、中纪委第二书记、中顾委委员王鹤寿同志。并以《为了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的崛起》为题写成此篇专访，发表在《有色今昔》刊物上，现收录于由冶金工业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有色金属工业的回顾与前瞻》一书中。

为了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的崛起

——访冶金工业部第一任部长王鹤寿同志

1958年3月21日，冶金部部长王鹤寿在一份长达万言的报告中断言：“现在的冶金工业已进入有色金属时代”。当他把这份题为《争取有色金属产量的飞跃,占领有色金属的全部领域》的报告呈交给党中央、毛主席时，当即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从此，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揭开了发展史上新的一页。

32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今天,老部长当年的宏伟夙愿早已实现。中国的有色金属工业已经崛起在世界东方。此时，捧读报告，仍觉心潮起伏，振奋不已。为了了解这份报告的起草背景与老部长现在的工作与生活情况，1990年9月29日上午，我们代表《有色今昔》编委会，在中纪委大院一座灰色平房宽大的办公室里，采访了王鹤寿同志。

“这个报告不只是我个人的意见，这是冶金部党组集体的意见。”上午9时整，年过84岁的王老招呼我们在沙发上坐下，听完我们的提问后不加思索地说，声音浑厚而清晰。他身着一套灰色制服，显得庄重而严肃。黑里泛白的头发向后梳着，略显清瘦的脸庞上架着一副金边眼镜，高高的额头，浓浓的眉毛，含笑的双眼，既透出儿分首长的威严，又饱含一种长者的慈祥。他在党的十二大之后当选为中央委员、中纪委常务书记、第二书记，协助陈云同志处理中纪委日常上作。1987年，年近八旬的王老退居二线 ，担任了中顾委委员，但他现在每周仍有两天时间在中纪委阅文办公。

王老回忆说，"当时，机械工业和军工生产发展很快，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在给毛主席打报告之前，第一与第二机械工业部已经向冶金工业部提出了61种有色佥属的需求。而我国当时尽管在苏联援建的156个国家重点工程中，上了抚顺铝厂、东北轻合金加工厂、株洲硬质合金厂等13个有色金属项目，尽管冶金工部按以周总理为首的全国科学规划委员会的要求，提出了有色金属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新材料等方面的近30项重大科研课题，但到1957年底，我国还只能生产20种有色金属，而且都是些普通常见的品种。机械与军工生产所急需的49种稀有金属和有色金属大部分还是空白。与苏联相比，只相当于他们1917年的水平，落后了整整40年。”

“因此，尽管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有色金属工业发展较快，我们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有色金属工业上不去，机械工业与军事工业就上不去，现代最新科学技术，包括原子工业、电子工业以及国防工业中的喷气飞机、导弾等，就不可能建立，建设强大的国防工业更是一句空话。对有色金属工业，特别是有色金属的科学研究工作，不予以特殊的关注和重视是不行的。”

王老精神矍铄，思路敏捷，记忆清晰，语言简练，畅谈当年提出这份报告的背景时似有无限感慨。

1952年8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7次会议决定：从陈云同志主管的重工业部业务中，分出机械、船舶、汽车、电信、航空、国防工业等部分，分别成立第一和第二机械工业部。调整后的重工业部管理全国的钢铁、有色金属、化学工业和建筑材料工业。会议还决定当时的东北工业部部长王鹤寿调任全国的重工业部部长。此后12年，这位新中国重工业最初领导人的注意力始终没有离开过钢铁和有色金属。

他说：“从1956年中央悟道会议以后，冶金工业部党组曾多次讨论过有色金属工业的发展问题。而这以前，冶金工业部讨论的一般都是钢铁，是普通钢铁的生产与科研，很难注意到有色金属。是军工的独立与发展，促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了有色金属的重要性，认识到没有有色金属就没有国防尖端工业。当时从国际上各国钢铁工业的竞争来看，实质上也表现为有色金属的竞争，更确切一点说，是稀有金属的竞争。谁能生产更多的稀有金属，谁能更好地掌握稀有金属的性能，谁就能有更好的冶金工业。所以，那时我和党组中两三位同志就在党组会上强调，从冶金工业来看，已经到了有色金属的时代。没有有色金属的发展，军工生产所需要的特种钢和合金钢就生产不出来。”

说到这里，王老稍稍停顿了一下。这是一间整洁而明亮的办公室：三扇一体的高大窗户面南而开,一张紫檀色的老式大办公桌左临窗下，桌前一个书柜，桌右三张沙发,桌上两部电话，一个笔筒，几叠文件，一切显得整洁而有序。王老坐在靠近办公桌的那张单人沙发上，用手轻轻地拍打着沙发扶手，像是已从往事的回忆中摆脱出来。“如果讲当时我们对有色金属工业的看法,讲这个报告的来源，就是在这样一种思想上形成的。更其体地说,我们是在尖端工业、军工工业对冶金工业的要求和压力下清醒地认识有色金属工业的特殊重要意义的。正因为如此，当时我们有了个共同认识,即我们欢迎军工工业及其它工业部门对我们的要求和压力,这种压力正是促进我们工作提高的动力。”

这个正确思想形成后，才导致了一个落后工业的崛起。1958年3月15日，王鹤寿在写给毛主席的报告中预言：科学的进步促使有色金属“身价十倍”的时候就要到来。因此，他“建议国家把重点发展有色金属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一个方针性向题来考虑。” 提出“必须以快于其它部门的速度提高有色金属的产量水平” ; “必须用最大的力量攻占全部有色金属的64个堡垒”。并提出建设33个主要有色金属基地，9个有色金属省，和24个省、自治区经营的1500多个中、小型有色金属矿。

1958年3月21日是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历史性时刻。这一天，在成都参加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王鹤寿将这份具有战略意义的报告亲手呈送给毛主席,并简要汇报了报告中几个基本观点和主要数据。报告当即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就在这个会议上，毛主席提出了要重视有色金属工业的发展。5个月后，毛主席又在党的北戴河会议上发出了“铜、铝及其它有色金属今明两年要拚命干”的号召，并委托周总理亲自抓有色金属工业。从此，我国有色金属工业开始了大踏步的前进。至1963年末，64个有色金属“堡垒”全部攻克，其中有45个产品开始进入工业化或半工业化生产，并从以数量为主转向以品种、质量为主的阶段上来。

我们问王老：“听说周总理对有色金属工业极为重视，曾有过成立有色金属工业部的想法？”

“成立有色金属工业部是冶金工业部提出来的。”王老告诉我们说，“因为当时感到确实需要集中精力发展有色金属工业，有色金属与钢铁搅在一起，就很难集中更大的力量。就因为这个原因，我代表党组向周总理建议单独成立有色金属工业部。周总理也很支持。每攻克一个有色金属‘堡垒’，他都叫我们带着样品到他那里去汇报。”

讲到周总理对有色金属工业的关怀，王老显得有些激动。他停了一会儿接着说：“现在看来，成立有色金属工业部（即现在的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以下简称“总公司”）专抓有色金属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完全正确的，分出来这几年，有色金属工业确实有了更大的发展。”

我们告诉王老：我国10种常用有色金属产量，从1949年的1.33万吨，发展到100万吨，整整用了30年时间。而成立有色总公司后，还不到8年的时间，有色金属的产量就增长了100万吨。现在，总公司已开始向第三高度迈进，到1995年，10种常用有色金属的年产量将达到300万吨，相当于加拿大现在的水平。1989年加拿大的有色金属产量处于世界第三位，第二位是苏联，第一位是美国，我国是第四位。王老听后十分高兴，禁不住发出朗朗笑声。

过了一会儿，王老又十分关心地对我们说：“有一件事情我想问一下，前些时候，我看到国务院的一个文件，有些产品要控制，不要扩大生产，不要投入大的资金作大的技术改造。有色金属的铜、铝产品都在限制范围之内。这件事我不大了解，这是为什么？”

我们告诉王老：我国现在的有色金属工业还是一个倒宝塔形，矿山能力小，冶炼能力比矿山大，加工能力是矿山的5~10倍。造成这个倒宝塔形的原因，主要是权力下放之后，各地盲目引进加工设备，比如铝的挤压机就引进了一百多套，大大超过我们矿山的能力，结果很多挤压机都躺在那里没有原料吃。

国务院讲限制，主要是限制这些加工产品。

王老听完我们的解释后连连点头。他说：“我个人的看法，像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在改革开放、权力下放之后，还是要有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划，这个省这么搞，那个省那么搞，这不是先进的办法，结果就会造成很大的浪费。”他还说：“有色金属工业的发展应该有统一的规划，要按现在的术语说就是要有宏观调控。要说服各省，说服地方，把利害关系讲清楚，否则就要吃亏，吃大亏。”

新中国成立以来，王老还先后担任过东北工业部部长、中央重工业部部长、国家建委主任、中共鞍山市委第一书记兼鞍钢党委书记等等职务。他早年倡导开展的创新纪录运动、抓厂长责任制、抓群众性技术革新、抓思想政治工作、抓反浪费等一系列活动，都具有一定的创造性，为促进我国重工业的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9时45分，我们辞别王老。走出平房，忽见门前两排高大的白杨树拔地而起，那苍劲挺拔的主干，那充满生机的枝叶，顿使我们对它的主人产生一种由衷的敬意…

我们衷心祝愿王老健康长寿，晚年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