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念秋

迟写的祭文

——悼念父亲

张树彬

2010年12月

杨森翔先生的评语：文章写的好啊！一个人的遭遇正好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政治风云！不胜感慨之至！

注：杨森翔，《银南文苑》《吴忠日报》创编人，《银南文苑》《吴忠日报》原主编，吴忠市人大原副主任，著名作家、诗人，宁夏著名地方历史文化专家，宁夏文史馆馆员。

　　父亲已在三十五年前的1976年就走了，可至今想起来心里沉甸甸的。父亲走了，父亲带着终生的遗憾走了，却把另一种遗憾留给儿女们。多少年来舞文弄墨，可从未写下一点关于父亲的文字，是因为太遗憾了，总觉得谈父亲的话题太沉重，一想起来就鼻尖酸楚，眼里蓄泪，喉咙哽咽，心中滴血，颤抖的手难以提笔。这个遗憾就是，在那烽火连天革命战争的岁月，父亲许身革命事业而从不图有所回报，但革命成功后，父亲却被作为革命对象而受尽凌辱和苦难，最终在极度的穷困潦倒和饥饿中离开了人世。

盐池县是革命老区，也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唯一划入陕甘宁边区，并与陕甘宁边区共始终的县份，有着光辉的革命历史。盐池县的革命史及革命者事迹，常能见诸党史、文史资料。但有许多草根百姓虽也为革命有所贡献，却很少有人写文章来反映，他们的事迹大都被历史湮没，难为后人所知。我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

盐池县档案馆保存的一份上世纪40年代的档案，封皮上写着“《汇编》十七集”，其中有一份文件，是《盐池县第三届参议会（1946年2月12日～19日）》。文件很简单，里面有一份这次参议会“当选人员”名单。兹抄录如下：

“正议长：靳体元；副议长：郭文举；常驻议员：杨华亭、贾树英、白凤奎；县长：孙璞；政府委员：张广珍、左祥林、孙璞、聂秉和、赵文卿、宗立本、马金元、李有煜、刘占海、高维太、张广喜；正式议员（33人）：聂秉和、姚耀先、杨华亭、佟汉、靳体元、赵文卿、左祥林、石礼、邓国忠、高维太、段西珍、赵彪、张和喜、张广珍、杨润、张广喜、官书、毛生秀、孙珍、王江、李天祥、李义、李有煜、刘占海、张万喜、马金元、宗立本、贾树英、张国威、白凤奎、吴金福、韩守德、郭文举。”

这份文件能给我们透出如下信息：其一，在陕甘宁边区时期，县级的参议会是一个很重要的组织，不仅参议长、副参议长和正式议员要在这样的会议上选举产生，而且县长、政府委员也要在这样的会议上选举产生。由此可以看出，参议会的作用，相当于今天的人大和政协双重的作用。其二，全县的正式议员仅有33人，包含了县长和县政府委员在内，可见能选入参议会的正式议员这份名单的人，是当时全县数得上的对革命事业有积极作用的重要人物。而这份33人名单中的张国威，就是我们的父亲。父亲究竟先后当选过几届参议会议员，尚无可查资料。

一、兴衰家史

父亲姓张名讳国威（1908～1976），字子武。清光绪三十四年（戊申年）四月二十八日（1908年5月29日），出生于宁夏盐池县段土沟（又称断头沟）村，家族祖籍是陕北神木县石腊沟人。

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陕北大旱，刀鎌未动，饥馑成灾。为求生存，光绪十九年（1893年），我们的曾祖父辈携其妻室及三个儿子，也就是我们的曾祖母及三位祖父，举家背井离乡逃荒要饭，辗转来到了地广人稀的甘肃省宁夏府灵州惠安堡所辖相邻很近的两个村庄——高儿庄、冯儿庄（今为盐池县大水坑镇新泉井村）。曾祖父和三位祖父给他人揽工受苦，曾祖母给他人家缝旧（缝新补旧）帮闲，全家艰难度日。几年后曾祖父病亡，因自家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别人家的地上又不允埋葬，实实在在到了“死无葬身之地”的地步了。

在这两个村庄东边相邻四五里路，有个叫断头沟的村（今为盐池县大水坑镇新泉井行政村断头沟自然村）庄。因清同治年间的之乱，当地人死的死逃的逃，造成十室九空的现象，有的村子甚至空无一人。断头沟村就是乱后空无一人的村庄。乱后逃出去的人有些活着又返回村庄。断头沟村返回了一个陈姓孤鳏老头，人称陈九儿，但究竟是不是原村上的人，就没人考究过了。因再无他人返回，只有他一人说了算，也许他是这个“无人村”的“发现者”，便“谁发现谁占有”成了这整个村庄的主人，四围的山川土地也便都是他家的了。陈九儿到冯儿庄、高儿庄串门子，见逃难到此地的张姓人家父死无处下葬，遂生怜悯之心，让祖父们将其父葬在他家的土地上，并让曾祖母带我们的三位祖父到他家去打工（那时叫“当伙计”）。由此，曾祖母携其三子举家便在断头沟村落了脚。好在这个村是在一条沟道里，在沟壁上挖凿一个洞就是可住人的窑洞，而且是所谓“冬暖夏凉的神仙洞”。曾祖母勤俭持家，为自家也为陈家做一应的针线活，三位祖父则为陈家打工，还能租一些陈家的土地自耕自种。三位祖父依次名为张彦金、张玉银、张彦满。三人中老大、老二童年时在神木原籍学过武功，且功夫极好，能帮为主人家看家护院，所以很被主人家看起。我们的大祖父（大爷爷）张彦金也曾和在环县的武林高手、青帮头子吴登云结拜为义兄弟，二人曾结伴在定边城等地摆摊卖过艺，可见其武功不凡。而我们的祖父张玉银武功更胜过其大哥。兄弟三人个个都能吃苦耐劳，并且铁工、木工、石工、土工以及毡匠、毛毛匠、口袋匠、小炉匠等多种手艺，每人都会两三样。三人农忙时为主人和自家忙农活，农闲时走村串户耍手艺，日子很快过的宽裕了起来，后来三位祖父分门立户自创家业。

那时从陕北逃难至当地的人不只是我们一家，而是分散落脚各处有许多人。当地人则把这些由陕北迁徙过来的人叫“东路人”。同治之乱后这一带地广人稀，所以当地人对土地并不重视。加之清朝末期鸦片传入后，许多人都吸食鸦片，没钱买鸦片时就廉价出卖土地。而逃难到此地的“东路人”则看中了这里的土地，趁机拼命地拼钱买地，所以当地人把东路人又称“东刮地”，意思是东路人把土地都“刮”去了，我的祖父就在这“东刮地”之列。有父丧无葬身之地的经历，祖父们对土地更为看重。我的祖父行二，即张玉银，在兄弟三人中最为出众，很快致富，对购买土地尤为狂热。

　　当地人们有一句俗语说：“千买卖，万买卖，不如土块块。”社会动荡不安的年代，唯有土地是盗贼偷不走，土匪抢不走，火烧不掉，水淹不没，瘟疫也灭不了的“最牢靠的财富”。断头沟地处山地和滩地相交之地，占有两道沟洪水的出口，形成两道“洪漫滩地”，那可是极肥沃的土地，在盐池县全境内都是出名的“土地好”。祖父省吃俭用，艰辛劳作，拼命地积累资金购置土地，经过十余年打拼，家业滚雪球般地越滚越大，将整个村子的数千亩土地之十之六七都买在了自己的名下。有了土地就有了发家致富之本，祖父农、牧、工、商兼务，很快发家，又购木材建房，成了山村中唯一的一户住“房子”的人家，而且房舍阔绰，牛羊满圈，骡马成群，骆驼成连……成为富甲一方的大户人家。最兴盛时，有羊数百只，马40余匹，骆驼两三连（每连骆驼六七峰）。不说别的，就祖父在院中竖起两根高竿，上架一横梁，做成了秋千，这在当地实属罕见，此可见祖父家业气派之一斑。

马鸿逵统治宁夏时期，宁夏有两个出名的人物“北郑南张”。“北郑”指石嘴山的郑万福，字海峰；“南张”指惠安堡的张复元，字乾生。此二人都是全宁夏最大的富豪，且又都是马鸿逵之父马福祥任宁夏护军使时结交的把兄弟，也就是说，是马鸿逵的两个干爹。旧时联姻讲究门当户对，祖父的两个女儿，也就是我们的两个姑姑，一个嫁给了宁夏富绅张复元的长子张继良，一个嫁给了灵州花马池分州衙门沟（今盐池县青山乡方山村）最大的富豪吴万寿的长子吴占功。由此也可以看出，祖父在当时门庭是何等显赫。

旧时东路人一般都习惯在成年甚至到老都以乳名相称，如刘野人洼有一张姓东路人乳名“王成”，其一生人们都以“王成子”相称，竟几乎无人知其大名，甚至有人以为其姓王而不知其姓张。我的祖父乳名“方卫子”，为时人所称。因门庭显赫，“方卫子”在方圆百里颇有名声。尤其是一次附近苏记高村柴姓大户人家过白事，祖父去跟事。恰值有成群结伙的三十多个“南蛮子”（南方安徽、湖南一带逃难之人），到柴家强行“吃大户”，令主人很无奈。柴庄主知祖父武功高强，便请“退去”吃大户之众。祖父随手抽下一根驮水棍，一人大战三十多个南蛮子（据说南蛮子都多是有武功之人，才赶闯荡江湖到此），打得“吃大户”人众落荒而逃。由此“方卫子”的名声更是遐迩闻名。

二、“齐家”之梦

祖父生育二男二女，我的父亲行二。伯父和父亲出身在这样一个大户人家，所以童年时有幸能到惠安堡上学读书。虽说只念到高小，但在那个年代当地文化极为落后，往往十里八村没有一个识文断字之人，能有这样文化程度的人已经是凤毛麟角的“高学历”了。

父亲先娶当地朱姓大户人家之女，生一男。民国时期豕突狼奔，社会不靖，遭瘟疫流行。民国十八年（1929年）祖父仅49岁时染上了时疫，患斑疹倒噎竟一命呜乎。这一时期，家中的牛羊牲畜或为土匪虏掠，或遭瘟疫倒毙。朱氏夫人所生之一男幼年夭折，不久夫人朱氏又病亡。亡父之悲，失子之痛，亡妻之哀，接二连三地降临到父亲的头上。民国十九年（1930年）土匪杨浑小子（即杨耀峰，又称“杨猴小子”）流窜至盐池一带祸害百姓，将家中的牛羊财物几乎抢劫一空。盐池县已故老革命干部王起祯在其所著《烈火风云》一书中，对当时遭抢劫的情形这样写道：“杨猴小子百余骑在大水坑一带抢劫……拉不来票子（人质），拿牲口出气。断头沟张国权的马群，野牧刘野人洼北边陈家山壕里。杨猴小子令捉马，群马性野，掌群儿马领头奔腾，两天未能抓住一匹，开枪射击，马群受惊慌不择路，有的跳沟摔死，有的被匪人击毙，四十多匹马幸存八匹。”张国权是我的伯父，那时他们兄弟二人尚未分家，所以这里说的“张国权的马群”，也即父亲家的马群。天灾、兵患、匪祸、瘟疫接踵而来，使得家道很快中落，几年之后除了还广有土地多之外，伯父和父亲兄弟都沦为自耕自种、自食其力的普通的农户人家。方圆百里闻名的大户，就这样呼啦啦地衰败下去了。这时兄弟二人分了家，每家除了土地外，也就只有三五间房屋、少许的羊只和供耕种的役畜。

父亲虽出生大户之家，但却无一丝一毫“纨袴”气质。自幼受父辈创业维艰的影响和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陶冶，形成了自己“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的人生理念。他懂得“治国平天下”非己所欲为而可为之事，但“修身齐家”则是一个男人的担当。父亲孝悌忠恕，达练人情、敦亲睦友，谨修身心，无任何不良嗜好，其人品在乡间有极好的口碑。父亲生逢乱世，命运多舛，尽管灾祸连连，但坚信否极而泰。他不甘家境的败落，决心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一心要凭借祖上置下的丰厚田产，让衰败的家业得以中兴，做到“业整家齐”。他起早贪黑披星戴月地不辍劳作，精打细算，精耕细种，决心勤劳致富，再现祖辈辉煌。

父亲因在当地享有好名声，传扬百里之外。在先夫人朱氏病逝两年之后，又续娶定边县赵尔庄村赵姓大户之女赵文毓为妻，并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生一子，即我们的亲兄大哥张树发。有了家室，父亲创家立业的信念更强。父亲的“立业”由“创家”开始。他雄心勃勃地规划出了发家致富的蓝图，要建设一处像样的庄园。当地既无砖石又无树木，民间祖祖辈辈居住的都是依山坡或凭沟崖挖掘成的土窑洞，唯有我们家祖父发迹之时从外地购买木料建有十余间土木结构的房屋。和伯父分家后，父亲把分到的房屋的木料拆下来，在离原住地断头沟村三里之外一座美丽的小山包之下盖起了五间房子，开始在此兴建自己的“庄园”。

屋漏偏遭连夜雨，船迟又遇顶头风。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天灾人祸一次又一次接连而来，把父亲重振家业的梦想一次又一次击得粉碎。正当父亲雄心勃勃要创家立业大干一番之时，二房夫人又暴病身亡。接二连三地沉重打击，简直要把父亲逼向了绝路。但父亲并没有消沉下去，将赵氏夫人所出不到3岁的儿子送往赵尔庄由岳父母代为抚养，自己一人继续艰难创业。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初，又娶本县何新庄村何姓大户之女何氏成香为第三房妻室，就是我们的母亲。夫妻同心协力，继续为他的“齐家”之梦而不懈努力。

那时的运输条件差，无法再购买木料砖石，自身也没有再购买砖石木料的经济能力。但父亲正值年轻气盛之时，黄土不用花钱去买，肯花力气就能利用。于是，父亲就用黄土筑墙、筑坯、箍窑、盖房，在重新建起五间土木结构的平房之后，每年只要到了农闲或天阴下雨不能下地干活的时候，父亲就筑土墙、土坏，只有手里有点钱，就请帮工做“土活”。母亲每每当回忆起那些年月的时候，总是说：“那时最愁的就是侍候土匠。土工土工，一天五顿。请来帮工的土匠一天要给吃五顿饭（三顿饭两顿干粮），年年起来侍候土匠，做饭把人累得比干土活还累。”年复一年的板筑土墙，打土坯，箍土窑洞（当地人称“箍窑”），竟然把一所庄园修筑得有前院、后院、东跨院、西跨院，院院相套，“曲径迴廊”。除了在各院落箍筑起可住人或储物的九孔普通的箍窑之外，还箍筑了一孔足有五六间房子大的高大宽敞窑洞，用来安置石碾、石磨（窑没事内不宽敞则拉碾磨的牲口转不开）。还在后院通风阴凉之处，盖起一间用来储藏蔬菜、瓜果和肉类等的冷藏小仓房（我们儿时称其是“小房房”）。

　　院外掘有水井，有打碾谷物的场院，有堆放饲草的草院，有堆放柴禾做燃料的柴禾院。牛羊有圈有棚，驴马有厩有槽，猪有猪圈，狗有狗窝，鸡有鸡舍，一应农家牲畜禽兽的棚道圈舍应有尽有。父亲还筑起了一个很大的院落做为“骆驼场子”，开起了骆驼店。还做了一块上书“张记新庄”的匾额，欲在盖起大门楼之后悬挂，另立一个新的庄头。可大门楼一直没盖起来，那块牌匾便也保存多年也没挂起来，新的村名也就没有立起来，虽和原村子相距三里有余，还属断头沟村。当地人习惯称为“断头沟滩底下”。

当地没有木柴，没有煤炭，做饭烧火要用晒干的牛粪、羊粪，叫作“烧头”，烧炕取暖要用晒干的驴粪、马粪，叫作“煨头”。父亲连做饭用的燃料“烧头”，烧炕用的“煨头”，甚至生火用的“搭火柴”，都箍有专门的小型窑洞储藏。别的有钱人家都储金藏银，父亲手里只要有点钱，都用来请帮工做土活，年复一年修建他的庄园，以致自己手中常年没有钱花。

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奋斗“创家”，父亲终于建起了一座硕大“庄园”。虽说都是黄土修筑，算不上什么值钱的建筑，可在当地方圆百十里地面上，也少有这样“气派”的人家。凡见到我家宅院的人，往往赞不绝口说：这才像个过光景的人家，啥有啥置派，啥有啥地方。就连我们小时候“藏蒙蒙”玩，也总是有许多好藏身的地方。

那个时代当地的气候不似如今这样干旱少雨，而是湿润多雨雪。尤其是秋季多连阴雨，下起来一下就是十天半月，有时甚至一月四十。村里有的人家遇到这样的阴雨天气，没有了可用的燃料就要断炊，甚至连生火用的干柴禾也没有，无法生火做饭，只能到我们家来“借”。名为借，心知肚明借了是不用还的。父母为人大方，乐于助人，无论谁家来“借”烧头、煨头，总是说“一把臭粪借啥？背上些使唤就是了！”所以从来都是只用借不用还的。

水井、石碾、石磨之类，不是每家都有的，往往是一个村甚至相邻几个村才有。所以只要谁家有了，别人都可无偿使用，所以当地有一种不成文的乡俗，叫做“碾磨千家用，井水不用问”。水井，谁家有了别人家都可以随便取水，连向主人家问一声的必要都没有。父亲的志向是家整业齐，所以凡一应使用家什，都力求自家置备而不指望借用别人家的（其实要借用的也就一般人家所不备用的，想借也没处借），因此父亲水井、石碾、石磨等一应俱全。这不仅方便自己使用，村里的人甚至邻村的人，都到我们家的水井来驮水，都用我们家的石碾、石磨来碾米、磨面。

当地地下水缺，很难打出水井，既使能打出水井，井水也是又咸又苦又涩，人们称为“苦水井”或“咸水井”，用来饮牲畜、洗涤物件尚可，人饮用则难以下嚥而且闹肚子。用淡水要至六七里开外的冯儿庄去才有淡水井，当地人称为“甜水井”。有心人，天不负，父亲竟然在地下水奇缺的情况之下，自家门前打出了一口甜水井。尽管水量小，但一家人用还是绰绰有余的。有了“甜水”，别人家都来驮（那时取水路程远，一般都是架起两只水桶用毛驴驮水），常常是将井水驮干了，自家用水却要到别处去驮。父母宽厚，宁可自家用不到水，也不好限别人家来自家井里取水。

我们家是独家独户一家人，凡来我们家来碾米、磨面者都是家住几里开外之人，除用牲畜驮着粮食以外，不便携带其它用具，也不便在做活时回家吃饭的。石碾石磨加工米面效率低，做起活来一做就得大半天或一天的。每当这时，父母总会热情地拿出自家笸箩、簸箕、箩筛、笤帚以及牲畜的套索（当地人称“套货”）等一应用具无偿供其使用，到吃饭时还要热情地把来人请到家里吃饭。所以父母亲为人厚道的名声，在十里八乡有口皆碑。

父亲酷爱植树。在新修的宅院前几十步开外，筑了一个很大的树园，每年植树季节父亲都会种下一些树。园中柳树、杨树、榆树、桃树、杏树、果树、沙枣树……只要当地能种得活的树父亲都种，还在树园墙边种一些玫瑰之类多年生的花木。每到春季，桃花开罢杏花开；夏天来了玫瑰开罢月季开。姹紫嫣红，美不胜收。父亲还在“庄园”门前等距离种了五棵树，每棵树都用土坯砌起大半人高的网眼式墙围起来，不让牛羊牲畜啃吃损坏。每当下雨天，就把雨水引到树圈进行浇灌，树木长的十分旺盛，成为住宅前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就连南来北往的行人路经此处，也会称赞这户人家“风水好”。在父亲的经营之下，我家是一个美丽的山村。这也正应了我们小时上学课本里的一篇儿歌课文：小山下，有人家，门前一树好桃花；又有牛，又有马，还有几个小娃娃……

三、许身革命

1936年盐池县解放以后，父亲由于有文化，思想开明，很快认识到只有跟共产党才能过上安定的日子。所以他毅然响应边区政府的号召，捐钱捐粮，积极为革命做工作。虽然这时家道早已破落，我们的父亲和伯父也已分了家，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和当地一般农家比较起来，仍然还算是比较殷实，人来客往吃住还是管得起。所以，县上、区（相当于如今乡镇一级政权）上的干部、县游击队的干部战士等革命工作者，下乡工作或开展活动时，总是我们家的常客，父母亲总是热忱地招待。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曾写过一篇题为《思念》的散文，文中的主人公“何二婶”，就是以我们的父亲为原型写的（我们的父亲行二，母亲姓何，所以合二而一取名“何二婶”）。当时县上革命干部队伍中识字的人很缺，有时连个鸡毛信啥的都没人能读下来。父亲断文识字，所以孙璞、郭文举、白凤奎、张光祖、张广珍、杨万等县上的领导干部一再动员他参加革命队伍。可家中就他这么一个顶天立地的大男人，妻儿老小无法抛下，所以始终没有应允。由于父亲秉性宽厚，和睦邻里，达练人情，群众威信好，又积极为革命做工作，担任基干民兵排长，算是一个乡（当时属圈湾子乡，相当于如今的行政村）的民兵头儿，负责好几个村头的民兵工作。由于父亲革命工作积极，在群众中间威信高，所以被推选为县参议会议员。

1947年，挑起的全面内战的蒋介石调集中央军胡宗南及地方西北诸马的军队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宁夏的马鸿逵、马鸿宾也配合国民党军队进攻陕甘宁边区的西方部门户盐池县。那时人们普遍把跟共产党闹革命的人称作“给这边干事的”，把给国民党方面做事的人称“给那边干事的”。当敌人攻占了盐池县城后，县委、县政府领导率机关干部和游击队撤离县城由北向南撤退，开往南部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坚持盐池县红色政权的存在。我们家地处盐池县中部地区。县游击队撤退时，县游击队领导人郭文举（县组织部部长）带着人连夜赶到我们家，对我父亲说：“老张，这下你可得跟上队伍走了。马鸿逵的军队来了，你是给咱们这边干事的，还是县参议员，马家军来了抓住可是要杀头的。”父亲考虑再三家中实在无法离开，便说：“老郭，我的这个家没法撇下，实在是走不了。不过，惠安堡的老营长（指惠安堡绅士张复元）是马鸿逵的干爹，又是我们家的亲戚（我的姑母张国荣是张复元的儿媳），我想去给老营长说一下，让他给马鸿逵说一说，他们的军队来了后不要找我的麻烦，或许他们不会把我怎样。”郭听后很高兴，说：“这样倒很好，你留下来可能不但没有危险，还能继续给咱们这边做事。以后你家就是个联络点了，我们撤到南山后，有事可来你这里联系。”就这样，商量好联络办法后，我们的父亲就留了下来去惠安堡找张复元帮忙，张复元当即骑马去了宁夏省城。

宁夏“二马”（马鸿逵、马鸿宾）就兵分三路进攻侵占盐池。一路是马鸿逵部暂九师、168师及一个骑兵团，由宝塔、天池子直接进军盐池县城；一路是马鸿逵的一个骑兵团，由石沟驿、常山子、雷记沟一线攻占定边红柳沟一带；还有一路是马鸿宾部的三个团，103团进佔大水坑、104团进佔苏记堡子、105团进佔定边县羊圈山。

　　在盐池县城被国民党马鸿逵部占领，县委、政府及游击队撤往南山后不几日，马鸿宾部即开到了盐池县中部我的家乡一带。因马鸿宾部原驻中宁、中卫一带，路程稍远，所以马鸿宾部开到盐池比马鸿逵部晚一些时日。马家军来了以后，马鸿宾部康占元（人称康团长，1949年宁夏解放前夕马鸿宾率部起义投诚后，康占元曾一直在宁夏参事、政协等部门工作）的103团驻大水坑一带，其主力重兵器营就驻大水坑王家店（东家叫王殿章）。驻军经常到乡下搔扰活动，抓人要粮，可驻这一带的马家部队果然没找父亲的麻烦。我们家是个独家独户的村落，虽属断头沟村，但距村子还有三四里路。盐池县委、县政府和游击队撤往南山后，继续坚持斗争，游击队的人员晚上下山活动来找我父亲时，先到我们家屋后向屋顶扔一块土坷垃。我父亲听到屋顶上有响动，就出去接头联系。如果家中有亲戚或闲杂的“外人”住宿，就让游击队离开；若无外人，就把游击队接到家里，母亲就给做饭做菜，吃好喝好后就住在我们家休息。第二天白天，游击队员们还在我们家吃住休息，父亲吆上一头驴或一匹马，顺路打上一驮沙蒿柴到大水坑去“卖”，其实只不过是“打掩护”，主要是目的是探听情报。如果打听到有小股的马家军出来到附近的村子滋扰老百姓，就赶快回来报告游击队，游击队便瞅机会出动袭击打上一仗，打得赢打不赢都赶快撤回南山。

入秋以后，康占元干脆派了重兵器营一个排的人马驻扎在我们家，一住就是几个月。这样一来游击队无法再到我们家联系，父亲也无法向外送情报了。这时父亲唯一能做的工作，就是马家军有时抓到给共产党干事的人，就千方百计说情、担保，让把人放了。有好几次被国民党马家军抓到的“给这边做事的”，如“ＸＸＸ的婆姨”、“Ｘ玉明”等人，都曾被白军捉住押到我家进行审问，父亲从中“说情”、“担保”而免遭不测。我小时候听母亲说过：“Ｘ玉明”被白军抓住上了脑箍后，又拉到我家要动大刑，父亲见状苦苦说情“担保”，才放了人；断头沟村上“ＸＸＸ的婆姨”被白军说成是“共产党的探子”，抓到了我家要审问。父亲赶忙说这个女人是我的干亲，是要来我家串亲戚的，决不可能是来做“探子”的。有父亲说话，白军才被放了人……一直到1948年初，马军家才从我们家撤走。由于父亲从中周旋，马家军在当地驻扎一年有余的时间，没有一个“给这边干事”的人，在父亲的眼皮底下受到迫害。

四、不愿做官

在马家军进犯盐池县的日子里，盐池人民中没撤离的革命干部、工作人员，大部分都是革命立场坚定，坚持同敌人斗争。但也有一些人为形势所迫自首了，还有一些人经不住敌人的高压和利诱变节投敌了。马家军住在我们家中几个月的时间，父亲巧妙地应付斡旋，不仅没有叛变、自首，而且还坚持为党为革命继续工作。经过了一年多的艰苦斗争，终于迎来了解放战争的胜利。1948年，坚持游击战争的盐池军民和解放军正规军配合，最终赶走了马家军，第二次解放了盐池。上级组织对父亲在艰巨复杂情况下的表现十分满意，又把我们父亲由原来的基干民兵排长提升为武装基干民兵排长，发给父亲一杆步枪。当时枪枝极为紧缺的情况下，给民兵发枪在全县也是为数极少的。

1949年，人民解放战争进入了全面解放阶段，西北人民解放军开始向宁夏、兰州进军。为了接管新的解放区，组织上抽调三边大批老解放区的干部去接管新解放区，盐池县的干部也多被抽调去接管宁夏和甘肃兰州的新解放区。这就需要从基层干部中抽调一批人去充实县上的各级领导部门工作。组织上多次到家中做我们父亲的思想动员，要他进城到县上去工作“做官”。不过那时还不叫“工作”，叫“干事”，可父亲还是原来的说法：“我们家单门独户的不能离开，离开家后婆姨娃娃咋办？”上面来的人说：“家属可以带进城去！”父亲笑着说：“家可以带走，可是土地带不走，没有了土地一家人靠啥生活？”无论怎样做动员工作，可父亲脑筋就是不转弯，说啥也不愿进城去“干事”当官。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还继续是县参议员。父亲是当地的“红人”，谁家有了难解之事，来求父亲帮助；邻里之中有了纠纷，来找父亲调解；攀亲的两亲家不和闹着要退婚，请父亲出面从中斡旋，总能言归于好；哪家吃官司遭冤情，来请父亲到县法院走动说情，遭冤情被抓的人很快就会被放了出来……有两件事我记得很清：村上ＸＸ人因家人有人的婚姻问题闹纠纷，他是户主便被县法院抓去“打生产”（那时称劳动改造叫打生产），家人请父亲出面去说情。父亲走了一趟城里，没几天人就被放了回来。当时正值秋末初冬的季节，父亲和家人正在场上“打场”，我们这些小孩都在场上玩。那人放回后没有回家，先直接来我家向父亲致谢，到场院见父亲啥话都没说，爬倒在地就先给父亲磕上一头；还有一件是山里面万家塬村有我们的一位表兄叫何Ｘ铎，冬季时因别人家的牲畜到他家场上糟蹋谷物。他拿着铁锹上场轰赶牲口，失手将铁锹扔出去砍坏了一只牛蹄筋，被抓至县上“打生产”。我二舅到家来请父亲去说情，这个表兄也很快就被放回来了。记得那是个寒冷的冬月天，父亲和我们正坐在耳间屋炕上围着火盆烤火，表兄进门也是啥话没说，爬倒在炕沿下就给父亲磕头……

那时我已能记事了，父亲的贵重东西一般都是放在家中的一个银柜中。“银柜”，就是一个旧时非常流行的木柜，分多个储物“单元”，如：前柜、后柜、抽屉、小柜门等，其中“小柜”是一个有“暗锁”的空间，用来储放钱币及值钱的物件。银柜可上锁，但从来都不锁。有时大人不在家，我闲暇无聊就好奇打开小柜看父亲的“宝贝”。父亲的参议证等就是放在小柜里，我多次看过，是一张对折的16开大小表格式的单张纸，填写着相关文字，盖有一方好大的朱红方印，还有半个印（骑缝印）。家中红军、苏维埃政府等开下许多借粮的条子，父亲根本不当回事，或者随便乱扔在小柜里。

　　那时我已能记事了，父亲的贵重东西一般都是放在家中的一个银柜中。“银柜”，就是一个旧时非常流行的木柜，分多个储物“单元”，如：前柜、后柜、抽屉、小柜门等，其中“小柜”是一个有“暗锁”的空间，用来储放钱币及值钱的物件。银柜可上锁，但从来都不锁。有时大人不在家，我闲暇无聊就好奇打开小柜看父亲的“宝贝”。父亲的参议证等就是放在小柜里，我多次看过，是一张对折的16开大小表格式的单张纸，填写着相关文字，盖有一方好大的朱红方印，还有半个印（骑缝印）。家中红军、苏维埃政府等开下许多借粮的条子，父亲根本不当回事，也者随便乱扔在小柜里。

记得父亲经常骑着他的那匹红骒马到县上去开会，一去就是好几天。每次开会回来，都说县上领导让他到城里“干事”，可是他都没应承。县上干部经常下乡。那时县上的干部没有汽车，连自行车也没有，下乡来都是骑马或骑骡子。骑“高骡子大马”是那时上等的坐骑，算是“风光”的人物了，一般老百姓都只能骑毛驴或步行。县上的领导干部白天章、白凤奎、牛万斌、陈彦林、张光祖、杨万等人下乡，仍然经常到我们家吃宿。每当干部来我们家时，母亲忙着张罗饭菜，父亲陪着谈话，我们哥几个刚懂点事的孩子就在一旁听大人说话。记得母亲给做的最常见的是：打油涮饼子（又叫‘烙油馍馍’即油烙千层饼），熬小米粥，菜是山芋（土豆）丝炒羊肉片。县上的“官”和父亲大多数的谈话内容，依然是动员父亲进城去“当官”。可父亲总是说：“过去世事不太平，老百姓没法过日子。我跟着你们大家干事，图的就是让世事太平了，能过上个好日子。如今世事太平了，我家有土地、有牛羊，正好过太平日子，比城里好。再说了，我家里住房宽敞，有土地就不缺粮食，你们县上的干部下乡，在我家吃住都方便。我要是进了城，你们大家下乡来吃哪住哪？”千说万说就是不动心。这在现在看来，没有宏论高谈，是多么朴实的一颗心啊！

父亲的参议证一直保存着，上世纪60年代前后我还见到过。可是随着“社教运动”的开始，大搞阶级斗争，过去和父亲一起革命的老干部纷纷被打倒，父亲不敢再保存那些参议证、借钱借粮证之类的东西了，怕被说成是留着这些东西是为了“反攻倒算”。为“销除”这些证据，父亲不知啥时将其全部付诸一炬。

解放后没仗可打了，给父亲发的那杆枪依然在。上级说这杆枪让父亲继续留着，就用作防护野兽侵害地方牛羊牲畜，配备打狼用。可狼毕竟很少见，父亲闲暇时就背枪领着我们到野外去打黄羊、打免子。也许是父亲的枪法不算好，总是十次打猎九次空。记得那时在兰州工作的堂兄张树俊回来，还要和父亲一起去打猎玩。父亲应允远道回来的侄子要求，带着我们到野外去打猎至少有两次。直到1954年，县武装部一位年轻的同志在圈湾子乡乡长冯玉斌的带领下，才到我家把那支枪取走。记得那位武装部的同志在检查了枪支后，连声说父亲的枪保护得好。当时好奇的我和胞兄三哥跟着父亲，把武装部的同志和冯玉斌送出大门，直到大门外五棵树正中的那棵大柳树下，目送那二人走远了。现在回想起来，父亲和他的那支枪真还有“折柳”赠别依依不舍的诗情画意。

五、灰暗转身

德国心理学家艾宾浩斯(H.Ebbinghaus)研究发现，人类对遗忘与时间成反比例，时间越久的事越不易遗忘，而时间越近的事越容易遗忘。这个原理被称作“艾宾浩斯反比例遗忘曲线”。不难发现，人们都有一个惯性，童年的事往往记忆深刻，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正是符合“艾宾浩斯反比例遗忘曲线”的原理。关于父亲的事，都是我们童年中记忆下来的，至今都是十分的清晰。那是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的土改运动中，划分农村的阶级成份（1947年盐池县曾开展土改运动，但因国民党军队进犯而中断）。记得父亲在乡上开完划分成份的会后回到家里后，发出了一肚子牢骚，对母亲说：“王全孝（距我们家二华里外邻村甜水河村民）家有啥？王汉章（距我们家五华里外邻村朱家禾场村民，后改为谷山塘村）家有啥？都能划上富农；朱长青（距我们家四华里外邻村冯儿庄村民，后改为新泉井村）家能有多少地？还给划上了地主。我哪点比不上他们？地主划不上，连富农也划不上，才给我划了个上中农！”其实父亲并不知情，那是上面派下来的工作组考虑到父亲对革命有贡献，按政策没给划地主、富农的成份。可是革命多年的父亲脑子里却没有“阶级斗争”的观念，把地主、富农看作是一个“致富光荣”的称谓，就像如今如何看待“大款”一样。

跟着共产党革命多年的父亲，却在革命成功之后迷失了方向，经历了一次艰难而灰暗的转身。

父亲艰难的转身是在农村的合作化运动中。那是1955年，盐池县进入农业合作化高潮，“一村一社”的初级农业纷纷成立起来。可父亲却认为：一个和尚担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一个村的人合起来过日子，那不是“三家四靠，倒了锅灶”，咋能过日子呢？当时宣传的政策是“入社自由，出社自愿”，所以父亲说：既然是自愿，那我就先不入社，等一步再看。所以说啥也不愿加入农业合作社。因我家土地多，只要加入那个农业社，就会给那个农业社带入大面积的土地，而且能带入老牛车（当时方圆几个村头就我家有老牛车）等成套齐全的生产工具。所以周围邻近的断头沟村、冯儿庄村、碱沟子村、黄记井村，甚至十五华里外的区政府所在地大水坑镇子，都争相派工作组干部或与父亲关系较要好的人纷纷到我家中游说，说服动员父亲加入他们的农业社。尤其是断头沟和大水坑，期望我们家参加他们的农业社最为迫切。断土沟村的绝大部分土地都在我家手里，若没有我家的加入，则人多地少，生产、生活都有很大的困难，所以迫切希望我家入社；大水坑是个集镇地方，居民多以做买卖为生计，周围土地贫瘠，都是“沙漠石岗兔子不拉屎”的土地，转为农业社迫切需要土地，所以同样希望我家能加入他们的农业社。对于大水坑来说，虽说我家的土地耕种远了点，可是能拥有大片的良田，所以给父亲开出了很优惠的条件：入社后耕种收割都不用你家的人参加劳动，春种、夏锄、秋收，都由社里组织人来干，只要在你家起灶吃住。平时你们家的人只要把地里的庄稼照看着一点就行了。可父亲坚持“入社自由”，对哪家也不松口。就这样，农业合作化的第一个年头，我们家成了全县少有的“单干户”。这一年风调雨顺，是个少有的丰收年头。我家打的粮食比一般农业社全社的粮食还要多得多。仓满库溢无处可存，还在打谷场院四周打了好多土窖来储存粮食。当地有一句老话：“十年常有九年旱，一年不旱吃不完”。这一年我家打下的粮食，别说吃十年，大概二三十年也吃不完了。

第二年（1956年），“入社自由，出社自愿”不讲了，连自由选择的条件也没有了，父亲无奈只好无条件地加入了断头沟初级农业社。1957年由初级社转入高级社，我家所在的断头沟初级农业社转入武记塘高级农业社。父亲的悲惨身世也就从这一年开始。

　　1957年4月，党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批示》，要求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后来，整风运动和反右运动又结合了起来，通过“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法，进行揭批和斗争。10月，运动深入到了农村，开展以“大辩论”形式的整风运动。“大辩论”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合作化优越性的问题”。农村所谓的“大辩论”，实际就是进行批判斗争，只不过那时还不兴“批判”这样的词，批判斗争谁，就说是“辩论”谁。父亲因迟入了一年社，又说过“三家四靠，倒了锅灶”、“经是好经，叫歪嘴和尚念错了”等一些话，运动一开始遭到“辩论”，罪名自然就是“不跟党走”，“不愿走合作化的社会主义道路”。

在高级社里大会小会多次“辩论”（即批斗），让父亲一下子从革命有功全县赫赫有名的“红人”，变成了思想落后的“黑人”。不仅社里（以后成为生产队）最苦最累、外出做工的苦差每次都少不了我们的父亲，而且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中父亲都是“运动员”，是批判斗争的对象。

接踵而来的大跃进运动和天气干旱，造成了农业欠收，村村社社的社员群众没粮吃，就向“有粮”的人家“调济”。《盐池县志》中就清楚地记载了这一事实的历史背景：“1958年春，由于上年歉收，农村严重缺粮。各区乡社集中力量向少数有余粮的农户‘调济’粮食。”我家自然是被“调济”的对象。迟入社一年多打了一些粮食，这时反倒成了遭罪的祸根，家中的粮食都要无偿地“调济”出去。开始是用老牛车成石（音dàn）成车从我家往外拉，后来是用毛驴成斗（音dǒu）成口袋从我家往外驮，再后来是十升八升让接受“调济”粮的人家亲自拿口袋到我家去背；开始是社队干部到家中软磨硬泡说服动员让父亲把粮食“调济”出来，后来是大会批小会斗让父亲把“藏下的”粮食“交”了出来。家中早就没粮食可“调济”了，可是社队干部还是不依不饶，把父亲传到武记塘高级社里“熬鹰”，三天五夜地不让睡觉，社干部白天黑夜轮流地“做思想动员工作”去熬。只到家中连自己吃的粮食也没有了，父亲还是被以“不老实”的罪名没完没了地被“调济”，差不多连等待下锅的口粮都被逼得拿了出来。从此，我家也就由全村最富有的人家变成了最穷的人家。接踵而来的是进入了“低标准”时期。别人家或许多少有点垫底的粮食，可我家几乎是无隔夜之粮。上面宣传“低标准瓜菜代”，没粮食吃就多吃蔬菜。可天旱得连粮食也种不成，哪能种成菜？人们只有吃野菜（苦菜）了，可天旱野菜也长得不多。大家都到野外找野菜，很快野菜也很难找了。无奈，父亲只能试着“尝百草”，尝哪样草吃下去无毒，就采回来让全家人填肚子。譬如猪耳朵草、打碗花草根、榆树叶子……都被用来做为我家的“口粮”。“尝百草”使得父亲全身浮肿，连鞋都穿不进去，只能把鞋后帮踩倒，趿拉着鞋走路，50岁出头的人就拄上了拐扙。既使这样，还得照样出工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工余之时还得到野外去为全家人寻找可吃的东西。

父亲终于想到一种既“无毒”又“耐饱”的东西，那就是野外的兽骨。父亲把野外风化多年的兽骨拣回家来，放在锅里“炒”得焦黄，然后放在铁砧上用铁锤一下一下地砸，都砸成豆大的碎粒，再掺上一些麸皮、米糠、草籽（棉蓬蒿籽）之类的杂物，用石磨磨成“骨头炒面”。骨头无论怎么磨也是磨不细的，只能用粗箩筛筛下去。不仅在家里吃，我们那时上学，就是拿着这样的“炒面”填肚子的。骨头吃在肚里不消化，一个个都吃成了胃病。更要命的是吃下去拉不出来，那种痛苦是用语言难以表达的，又一个个得上痔疮。这样的“炒面”吃上真要命，可饥饿难耐还得去吃。吃骨头也只能是父亲的“发明”，别人家是学不去的。因为别人家没有我家这样齐全的工具：铁砧、铁锺、石磨，没有办法把骨头搞碎。

　　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阶级斗争”开始“深入人心”。我家所在的生产队没有地主、富农，上中农自然而然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当年为没当上地主、富农而心怀抱怨的父亲，此时却无奈要接受地主、富农的待遇，成了“阶级斗争”的对象。1964年点上社教运动（后称“四清”运动）开始，把大水坑公社作为全县的试点之一，父亲首当其冲。盐池县社教团在运动中提出了“盐池民主革命不彻底”的论点，在运动中重新划定阶级成份。因此，社教工作组组织贫下中农大会批小会斗，使父亲受尽了各种屈辱虐待，要给父亲定一个“漏划地主分子”的成份。父亲早就自认为“够地主”，所以这时也就没有了说的，任凭批斗凌辱。当时公布的政策是“三榜定案”，即三次出示榜文即成铁案。已经出示了两次榜文公布父亲为“漏划地主分子”，可等到社教工作结束，却再没有了下文而不了了之。直到二十多年后家兄张树林到县档案馆工作，翻阅档案时才发现了当年公社社教工作大队呈报县社教工作团的文件，上面有社教团长魏建华（社教后留任盐池县委书记）的批示：“此人对革命有功，不宜划地主成份。” 直到这时，我们才明白了当时第三榜的榜文为什么没有公布。可这样的材料并没有向下公布，至今群众也不知情。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群众纷纷“造反”，就连“四清”运动中被打倒的“四不清”干部起来造反要闹“平反”，“四清”运动中被划为“地主、富农”的起来造反要“摘帽子”，只要“革命”，似乎什么“四不清”、“地主”、“富农”都无所谓了，甚至可当上“造反派”的头头。可父亲既不是“四不清”，也没被划成“地、富”，无反可造。不管别人怎么样“乱说乱动”，我们全家人只能是“老老实实”，丝毫不敢“乱说乱动”。尽管这样，厄运还是降临了。

那是1968年，正在开展的“文化大革命”中又掀起了深挖叛（叛徒）、特（特务）、反（反革命分子）、资（资产阶级分子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四挖”运动。生产大队的“造反派”头头苦思冥想要搞出点名堂来，便挑起群众再次来“挖”我们的父亲。这次不是要挖“地主”（地主不在“四挖”之列），而是要挖“叛徒”、“反革命”。群众很快“揭发”出父亲的两条“罪行”：一是父亲家“红军来了能吃饭，白军来了能住店”，父亲是“反革命两面派”；二是父亲的那支枪哪里去了？一定是“马匪”进攻三边康占元队伍住在我家时，缴给了国民党。这可都是要命的两条“罪行”啊，任何一条落实都可能有杀头的危险。对父亲一次次批斗，架“土飞机”，非要父亲把这两条都承认下来。

对于“红军来了能吃饭，白军来了能住店”的问题，“事实”确实如此，父亲无言以对。会上我替父亲辩驳说：父亲是地下工作者，白军来了敢不让住吗？《沙家浜》里的阿庆嫂不是白军来了也让吃让住吗，难道能说阿庆嫂是反革命两面派？在那近似疯狂的年代，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谁能听进去这样的辩驳？遭到的只能是一顿 “不老老实实”的斥责。

对于“把枪缴给国民党”的问题，父亲年事已高，只记得是上交给人民政府了，但什么时候上交的、交给了谁不记得了。我和胞兄三哥张树森为父亲辩驳说：康占元住我家时（1947年），还没给父亲发过枪，哪来的枪缴给国民党？再说了，我出生在1948年，能记事的时候肯定是解放以后的事了。那时父亲还背枪领着我们打黄羊、打兔子，我们都能记得，可那时国民党早跑到台湾去了，难道谁见过我父亲去过台湾不成？三哥（张树森）也说：枪是冯玉斌领县武装干部来收走的，并说出当时情景。“造反派”就去圈湾子队找冯玉斌调查，可冯玉斌怕惹事，只说自己记不得此事了。再派人（牛仲玉和张建河）到银川找康占元外调取证，康占元说绝无此事。经过长达几个月地批斗，父亲经受了数不清的屈辱和精神、肉体摧残，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六、殃及后代

“漏划地主”的成份虽没有给我家定上，但我家是“地主”却已成为当地各级组织和群众的共识。社教运动结束后长期的阶级斗争年代里，我们全家也就始终享受“地主”的待遇，“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用群众的话说，“地主的帽子虽然没戴上，但那帽子是在头上悬着，只要敢‘乱说乱动’，帽子就会掉下来扣在头上”。所以我们全家人只好提心吊胆颤颤惊惊地享受着“地主待遇”，倒不如直接“当地主”来得痛快。

父亲家教极严，教育子女唯耕唯读。一生谨小慎微，在社里做事从不敢有半点差错，所以每次政治运动中被批来批去，斗来斗去，除了莫须有的罪名外，却再说不出父亲的任何过失。在生活极端贫困的年代里，他人为了生存，免不了会“小拿小摸”一点集体的东西。可父亲总是时时告戒教育家人：“集体的东西，一根柴棍子都不能拿！”就连我家的果园每到桃杏成熟的季节，果实枝头累累，又是独家独户队上也无人看管，可父亲也不让家人随便到果园去摘果实在吃。平时我们可以到果园去玩，可到果实成熟的时候父亲连果园也不让我们进。当孩子嘴馋，有时我们偷着溜进果园捡一些掉在地上的果实吃，可被父亲发现了就会遭到严厉地斥责。只有等生产队采摘后分配各家各户，我们才能吃分到的那份。

在享受着“地主待遇”的家庭里，我们做子女的自然也是倍受歧视。因父亲重视子女读书，所以全村除了我们家有小学、初中、高中文化程度不等“学生牌”以外，再没有四年级以上文化程度的人。但招工、招干、推荐上学之类的事，我们连做梦想也不敢想，只能那里的农活最苦最累被派到那里。生产队里缺有文化的人，连个能当会计的人也没有，只“筷笼里面拔旗杆”，把稍识字的人选上当会计。可选出的会计少则干上一年半载，多则干少三头两年，因不能胜任就被换了下来。每年夏季预分、年终决分，会计做不出分配方案来，生产队长都要派我去帮助会计做分配方案（我在上学时，学校为了适应社会需求，专门开设有“会计”课程）。说是帮助，其实是我一人往出拿方案。尽管这样，会计换了一茬又一茬，把识几个字的人几乎换遍了，可我们家的人在生产队里连记工员也当不上，更别说让去当会计之类的“官”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这些做子女的只有长期“夹着尾巴”做人，处处觉得比别人矮三分，被大人小孩呼来唤去，大气不敢出一口。平时说话都是唯唯诺诺，走路腰杆都挺不起来。连孩子上学在学校里也倍受歧视，上完小学升初中都不被“推荐”。尤其是小妹树静和大侄女云仙，上小学时都赶上那个年代，受到的歧视一言难尽。

1967年夏天正是收麦子的时候，大人下地干活，二哥张树林三岁的女儿云仙一人放在家。当时我家仍住离村几里外的老地方，二哥分家后住在了村上。这天晚上收工回家，因通知晚饭后生产队要开社员会，我便没回远离村子三四里的家，到二哥家去吃饭。下地回到家的我们，见女儿云仙躺在炕上不省人事，二嫂发现家中墙角放着“老鼠角角”（即用面包着毒鼠药的“小饺子”）没有了，“一定是让孩子误食了”，这一下不得了了。这时天下起雨来，二哥和我二话没说，披上雨毡抱起孩子直奔生产队的饲养院，央求饲养员老头给借一头牲口，好骑着赶快到大水坑医院抢救孩子。可这个饲养员老头“阶级觉悟”高，我们恨不得跪下央求也不给一头牲口。无奈，二哥和我轮换着抱孩子一路小跑直奔大水坑。雨越下越大，豆大的雨点劈头盖脸往下砸，眼前一片水帘漆黑一片，根本看不见路，只能凭着感觉往前跑。加上人忙无智出村口时就走错了路，本是走“街路”却走了“井路”，只好半道上冒荒又从庄稼地里往“街路”上折。那场雨可真大，就是文人描写的那种“瓢泼大雨”、“倾盆大雨”。老天似乎特意在考验着我们，雨毡侵水后越来越重，怀里还抱着孩子，高一脚低一脚，冒着倾盆大雨在泥泞的庄稼地里跌跌绊绊，赶到医院已到了半夜了。还算有幸，没费多大劲就喊起了值班的医生，才算把孩子抢救了过来。心里放松了，这时我们兄弟二人才感到干了一天重活，连晚饭也没来得及吃又冒雨狂奔了几十里路，浑身痛得像散了架似的站都站不住了。

　　长期压抑形成低人一等的心理意识，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感到自惭形秽，只能老老实实地做事，从来人前不敢理直气壮地说两句话。就连我找对象时，到人家女方家里相亲，连句话也不敢说。走后被女方家人对介绍人说成“是半装子粮食”（意为傻子），相亲的事也就一次又一次告吹，直到二十三四岁还没定下亲。那个年代男子一般十八九岁就定亲，虚岁二十岁结婚。二十几岁还定不下亲，就是个剩男，只有打光棍子的份了。为此事让父母犯愁一夜一夜睡不着觉。

这样不公正的待遇也波及到儿童。在小妹树静和侄女云仙、云洁等上小学的时候，没少遭到同龄的小朋友的歧视，使她们幼小的心灵受到创伤，直到如今心中还有阴影。

1972年邓小平重新上台工作之后，“阶级斗争”的弦松了一点，我们兄弟中开始有人出来在大队、学校工作，我先是被选为生产队的会计，几个月之后又被选为大队文书兼会计……可是无论到了哪里，自卑的心理因素也消除不了，都只是老老实实地做事，不敢“乱说乱动”，更不敢有丝毫非分之想。

七、抱憾而终

父亲是个无比坚强的人，多舛的命运从没有把他压倒。无论处境多么恶劣，他都能逆来顺受，总是立足现实为了生存而不懈地奋斗着。

1973年吴忠成立地级专区，过去和父亲一块闹革命的同志这时担任了地委书记。这时有一些过去和给“这边干事的”人因后来一直受到不公正待遇，纷纷找此人让做证明要求平反、安排工作。我的一个舅子的父亲田ＸＸ就是此领导给平了反，还安排了工作。我们也对父亲说：你也去找一下这个领导，请他给下面各级说上一句话，就能让我们家的处境变得好一点。可父亲说：我找人家说啥？既没有划成地主，又没有打成反革命，平啥反呀？

这个大领导倒真的没有忘记我们的父亲。当地委书记后不久，有一次他来到我们生产队视察工作（不知是有意而来还是顺便而来），指着远处我们家的庄子问生产队长李清发说：“张国威还在那点住着吧？我想去看一看！”生产队长回答说：“是还在那儿住，可是人不在家，在外出工着呢！”父亲会石匠手艺，经常被生产队派出搞副业。听说父亲不在家，这位领导也就只好作罢了。

长期的贫困、饥饿和精神、肉体摧残，父亲骨瘦如柴，终于病倒了，那是在1976年。到公社卫生院（盐池县第二人民医院）去看医生，孙花芬医生（是当地医院的名医）问了病情，说：“是胃癌，无法可医。到哪里去治也是白花钱，回家该给吃什么吃什么，该准备什么就准备什么吧。”那时的县第二医院已算是老百姓看病的大医院了，没有能力到更大的医院去复查治疗。医生的话已经不言自明，我们兄弟姊妹只好把父亲接回家，回去后吃什么吐什么。其实，在那样的年代，除黄米和山芋蛋（土豆）之外，还有什么可吃的东西？在不到一个月后的1976年12月18日（农历十月二十八日），是父亲68岁生日，过后刚半年离开了人世。为革命鞍前马后半生，用自家的饭菜养活了不知多少革命干部和战士，用自己家“调济”出去的粮食不知救活了多少人家，在低标准的年代许多地方都有饿死人的现象发生，可我们那里却没有。然而，父亲自己却在饥饿和贫困中悄无声息地走了，这就是苦命的父亲。

弥留之际，父亲一再念叨两件事：一是没有为儿女们留下任何遣产，唯有“自留园”中有五棵小杏树，五个儿子每人一棵去分；二是还在上学的小女儿，不知学还能不能上下去？

如今世道好了，人民的生活好了。苦日子过完了，父亲却早早的走了，这就是我们苦命的父亲。父母健在时，我们不知尽孝； 我们想尽孝时，父母已走远了，这就是不孝的儿女。父母给儿女再多，总感到还有很多亏欠，儿女给父母很少，却感觉已是尽了孝心一片，这就是儿女的悲哀。父母在世，家乡是我们的老家；父母没了，家乡只能叫故乡，梦见的次数会越来越多，但回来的次数却越来越少。今天我们回来了，却永远无法见到父母的音容，进门不能喊一声爸爸、妈，我们回来了！可让我们感到自己成了无根的小草，失群的羊羔。

爸爸、妈妈，你们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