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道人忆旧 《黎明报》— 我的人生历程起步点

黄新聪

　　 任职《黎明报》 军旅生涯八年 重返新闻队伍

《黎明报》一我的人生历程起步点

我和《黎明报》的缘分始于1947年。当年夏天，我小学毕业后，入读坤甸中华中学，当时因家境困难，经叔父黄诗虎介绍，到《黎明报》半工读，为该报抄写广播电台的新闻，试用期3个月，期满转为正式员工。这三年的半工读生涯，使我同新闻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对我的一生产生重大影响。 《黎明报》是日本投降后，由许行（许宜陶）等人创办的一家爱国、进步报纸。《黎明报》问世后，在创办人许行的指导下，对时事报道极为重视，虽是四开四版的小报，但一、四两版主要刊登国内（中国）和国际新闻，用稿量较大，有专职的时事编辑和电讯抄写员。时事编辑是潘庆荣，他还兼电讯抄写工作。抄写员有张敬榜（又名黄诗统）、陈会田和我。潘、张、陈三人轮流于深夜抄写解放区——延安、邯郸等电台广播的记录新闻。我是半工读，白天要到学校上课，报社安排我抄写下午新德里广播电台和设在新加坡的马来亚广播电台的口语广播。第二天上午8点前，把抄写好的电讯新闻稿，交给潘庆荣编辑，由他遴选、校对后编辑发排。 我文化不高，又没学过速记，抄写口语广播，开始时困难不少。首先是抄写速度跟不上，口语广播每分钟约180字，用最快的抄写速度也难跟进。其次是人名地名不好记，但由于我勤学苦练，加上前辈的指导，我逐渐适应工作要求，而能独当一面完成报社交给的任务。 当年，新德里和马来亚广播电台在两个不同时段播出，而且都用普通话、广州话和厦门话三种语言轮番广播。新德里电台的华语广播从下午5时开始至6时结束；马来亚广播电台是晚7时至8 时播出。这两家电台每条新闻都用上述三种语言播报，每种语言广播后休息15分钟，这样就给我一个喘息和整理文字的时间。在抄写第一次普通话广播时，我用省略法记录，能记多少就记多少；广播一停就略作整理和补充，对听不清的地方打个问号，以便在听第二次广播（广州话）时注意听清、修正。第二次广播一结束，立即利用间隙时间再次修改补充，第二稿要求有80%的准确率。收听最后一次广播（厦门话）主要是校对和补正。经过三次收听抄录，准确率基本能达到95%左右，然后从中挑选有报道价值的新闻誊写清楚，送交时事编辑选用。 在抄写广播新闻时，最困难的是人名、地名等专用名词。我在电台播报前，预先翻阅近日的报纸，将经常出现的人名、地名，用特定的符号写在案前的记事本。这些符号是我自造的，只有我自己认得和使用，如蒋介石用“T—”（当地的拼音蒋为（Tjiang），国民党用“囗”的代号;印度的代号是“Id”，巴基斯坦则为“Pk”。有的常用词组则以第一个字为代号，如解放战争用“J--”、辽沈战役用“L--”等压缩句子的符号代表。在我的桌面上摆着我自编的人名、地名和其他专用名词和常用词组的代号。根据抄录广播新闻的需要，我还对这些代号不断更新和创造，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使用这些代号全凭自己的记忆。熟能生巧，经过一段时间的操作，便能得心应手地使用这些代号，提高了抄写效率。这也算是我创造的一款速记法。 因为长期抄写国际国内新闻，我对国内外的形势变化极为关心。在我卧室兼书房的墙上挂着两幅地图，一幅是中国地图，另一幅是世界地图。在中国地图上插着黄红蓝等颜色的小三角旗，凡被国民党军队占领的原解放区，就插上蓝旗;两军对峙和争夺的地方插上黄旗，解放区则插上红旗。小旗子的变化，反映出国内战场的发展态势。至于世界地图，则用以标明世界的热点地区，如当时的印巴两国克什米尔之战，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为争夺土地的战争，在这些热点地区上密密麻麻地插着标明各方占领地区的黄绿蓝等颜色的小旗子。 在《黎明报》三年的半工读生涯，对我的人生历程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坚定了我从事新闻工作和走上革命道路的决心和信念。首先使我在少年时代就接触到社会，了解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当时《黎明报》有不少从国内和新加坡等地来的进步文化人士，我在他们身边工作，通过他们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受到了新文化、新思想的启蒙教育。在《黎明报》工作期间，我参加了报社青年员工组织的“热风读书会”和由司马文森主办的香港“文艺生活社”的活动，成为“文生社”的海外通讯社员，使我有更多机会学习中国的革命理论，阅读国内进步作家的小说和诗歌，为确立我的革命人生观打下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我便告别家庭，毅然投入祖国的怀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离开千岛之国时，我有个“中国梦”，回国读完高中后报考大学新闻系，学成后返回第二故乡加盟《黎明报》，继续在海外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印两国人民的团结和友谊。 在《黎明报》三年的半工读生涯，既培养了我对新闻事业的情结，坚定了我从事新闻工作的决心，又扩展了我的视野，丰富了我的国际知识，为我以后从事新闻工作打下了基础。为了工作的需要，当时我读了不少有关国际时事方面的文章和书籍，收集了不少中外历史、地理的资料，经常阅读有关国内时局的政论文章、时事述评。持之以恒的学习，使我积累了较为丰富、扎实的国际知识和理论。而长期抄写电台的广播新闻，又锻炼了我快速记录文字的技能。这些都为我回国后的工作和后来从事新闻事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回国后，我未能如愿入读大学。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我投笔从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空军预科总队学习毕业分配工作时，我在《黎明报》工作的经历和学到的速记技能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来挑选毕业学员的空军牡丹江航校干部部助理员周挺，从我的个人档案中，发现我曾经在海外的爱国侨报工作过，而且还会速记，认为是一个可以培养、造就的人才“苗子”。经过面试谈话后，便决定录取我去航校工作。 我到航校后，当过大队文书和干部部的助理员，做的是文秘工作，但领导很器重我这个当过“记者”的小兵，每有重要会议，或上级“大首长”来部队作报告或传达重要指示时，领导经常指定我去记录报告和谈话，要求我逐句逐字地详实记录。作为干部部助理员，我经常帮助老同志写自传、回忆录，给我停供了练笔的机会。我也当过部队广播站的业余编辑，为广播站编写时事宣传材料。1958年转业时，航校干部部以我有在《黎明报》当过记者的经历，会“速记”，喜欢弄文舞墨，又经过部队的多年锻炼，有当编辑、记者的资质，便推荐我去当地报社——《牡丹江日报》工作。于是，我又回归新闻队伍。

牡丹江日报社党委会成员合影（左一为作者）摄于1972年9月链接忆小叔黄诗虎

离开牡丹江前夕与牡丹江日报夜班编辑室同仁合影（前排中为作者）摄于1973年8月忆小叔黄诗虎

羊城晚报国际时事部编辑在研究当天的新闻报道（中为作者）摄于1990年2月

《羊城晚报》国际时事部同仁合影（前排左一为作者，1989年）

　　我重返新闻队伍后，工作单位、职务几经变动，从地方小报的编辑到一家大型晚报——《羊城晚报》的国际部主任，一直从事国际时事报道工作；退休后仍笔耕不缀，继续为海外华文报刊撰写文稿，为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做出努力，圆了我当年的“中国梦”。每当我回首走过的人生历程，在《黎明报》工作那段美好时光立即浮现脑海，往事历历在目。《黎明报》是我投身新闻事业的引路者，我的人生历程是从《黎明报》起步的。感恩《黎明报》！感恩昔日的良师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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