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回忆录（四）

咬定青山

我的就业路

1949年下半年，上海刚解放不久，社区成立了居民联谊会——居民委员会的前身。敦和里多年来的老房客因大房东英商泰利洋行经租人要涨房租金200%而群情激愤，对这种说涨就涨的不合理做法，大家都不交房租，洋行告到常熟区人民法院，联谊会决定派我出庭。我先调查研究，发现经租处有住房不用付房租的现象，是亲朋好友、关系户等等。我将自己现行房租交银行预存半年，针对他们的混乱情况集中起来，作为材料之一，要和洋人对簿公堂，洋行代表哑口无言，问题也纠缠在一起。物价虽涨，与200%无关，管理上的事，不能摊在居民头上，我据理力争，驳倒原告，多次开庭审理后，法院提议双方调解，增租以只涨50%结束。联谊会认为公平合理，敦和里、源源里、南丁家弄、109弄、和村等1000多户居民心平气和，也波涉到了其他地区。

1950年秋，我路过九江路，有一架“空中堡垒”敌机在空中现形，证券大楼高层屋顶我军机关枪在猛烈扫射，我正急忙向人行道靠边时，突然一辆小汽车停在我身旁，开门后我被一把拉进车厢，原来是JARDINE MATHSON英商怡和洋行大板BONNISE先生，手指证券大楼屋顶，开车，送我到外滩27号他的办公室。正值下午喝茶时候，他拿出一大木盒雪茄烟，服务人员送来咖啡，谈话中，他热情非常。我认识他，因为洋行与我是客户关系。二战后大批货物在上海港进口，洋行本身有大批厚纸板卖不掉，屯积在关栈里（海关仓库，今保税仓库），不付关税不能提货，还得付仓贮金。大板心急，托我帮忙。对此，我是外行，心想答应了再说。首先设法找到了纸类市场茶会，再查电话簿，一家一家打电话，找到了买主，我先去市场，带样品调查行情，做到心有成竹。若成交了，洋行定会派人出去摸底的，我要在这笔大生意中赚到钱，不能让买方知道卖方是谁。于是，我在市场谈生意时，一遍遍地和大板通电话报行情。电话就在三弟的店里打，答应以后请客。当我知道要货的买主不少，行情之外另加码，开我的支票换银行本票，让两头脑子空白。我有本钱之后便一批批地从洋行进货，屯在租来的栈房里。全部脱手后，按当时币值实物折算约获利 65两黄金。

1950年我写过弄堂口黑板报。当时户籍警是赵仲良同志，我任所居住一排弄堂的居民小组长。居民联谊会结束后，南丁居委会（南丁家弄）成立了。

1950年，重庆大业颜料号指派我驻沪采购颜料，就在吴江路69号大姐家客堂间做办公处（申荘）。凭公函，我向属区税务所登记，业务是采购进货，托运到重庆总店。我的月工资200个折实单位，这是上海市政府为稳定物价，以龙头细布、大米、食油、煤球、面粉等价格组成一个单位，每日公布其上下市值。我的工资相当第一期人民币250元。一年以后，大业号歇业，来函结束申荘业务，我去税务部门撤消登记。

1951年，南丁居委会改为襄阳南路第四居委会，统称襄四居民委员会，户籍警赵仲良调走了。派出所所长是翟福兴、宋昆，户籍警高强、沈素芹，我当小组长。

当时失业人员允许生产自救，搞加工、搞产品，照章纳税，一旦有就业岗位可结束自救形式。我补习了化学，试制成氧化铁黄颜料Fe2O3，可用于油漆调色，涂料颜色，玉佛寺外墙、寺内的黄色，中苏友好大厦内外皆黄，其用量巨大。我的同业朋友马楚山知道了想和我合作制造，他找来颜料掮客余竹卿一道合作，在大木桥路463弄17号一座独立民房何忠龄家楼下统间租下。宅前空地有一口自用水井，宅后旁是一片水沟。我们每人出本钱200元，搬来家用煤球炉，买来大水缸，木制烘箱等等，尽量少支出。我们三人合伙组成中本颜料工业社，生产自救性质，向常熟区工商科登记，发给执照。我跑遍市区规划局、区消防处、区卫生防疫站，通过了有关通风、消防、区划、照明、出水道等的勘查许可。三人出力，造出黄、蓝两种颜料后很好销。可是问题出在进货用现金或支票去购买，销售出去是赊账，日子一长被捆死了。资金短缺，工资也发不出去。这么重、脏的劳动，人很疲劳，吃饭也难，中午只得啃大饼。这些实际问题让人动摇信心。老马的老板范建白先生愿意投资5000元入股，但这是要三个人苦干，以血汗去回报的。手工生产，产量受场地、设备、劳动力等限制而无法提高。我立马表示婉辞了。在大家失望之中，我说不能吊死在一棵树上。然而马、余两很想干，可谁也不肯挑起重担当负责人。我走人的心已决，同他们磋商，因为年龄比我大，走也是上策。于是签好散伙协议自救失败，仍旧由我去向区政府工商科申办中本颜料工业社撤消登记。

1952年农历闰五月初三，公历6月24日，我们第二个爱子海鹍诞生了，别名SHILL三三，举家高兴。按照我和雄如的约法，30岁后节育，不再生小人了，因计算到了60岁，孩子30岁成人了，有自立能力，即使父母不在了，他不会害怕，有胆子，不让人家欺侮。当然，家里有能力养大三个孩子，供他们读书。某日，在大姐家唠家常时，她打趣地讲笑话：王佐惠，阿弟，你饱读诗书，也算是个知识分子了，怎么也生了三个小人啊？在大姐面前我没什么可说的。海鹍是襄阳南路319号天枢医院女医生上门接生的。在家分娩有人服务，外婆请来王妈。

1953年，雄如进上海华通开关厂行政科医务室保健站任护士工作后，我仍在居委会工作，并在业余补习学校学化工知识，女儿说爸爸太辛苦了。

我被选担任襄四居委会福利委员会主任，仍当自己住房这一排弄堂居民小组长，后又担任治保委员会核心组长。襄四居民委员会主任董佩华，另有文教主任徐嘉生，卫生主任吴润哉，治保主任钱菊英，调解主任陈福娟，妇女代表周庆云组成。上一级领导是永嘉路公安派出所，所长翟福兴，宋昆。户籍民警高强，沈素芹。居民中有几个地、富、反、坏四类分子是受管制对象，有个国民党军队刘姓副师长和他的妻子，有个国民党代表大会代表董奎先（女），都是新落户小区的居民。有一次接到居民反映说有四类分子的小孩子在屋里叫喊：“饿煞啦……”，是路过时听到的。我去了解后得知他们有户口，大人小孩都有购粮证，何来饿煞之有？每当喜庆节日，如五一国际劳动节，国庆节和其他大型庆祝活动，有大游行方队通过襄阳南路时，万人空巷，居民们全到马路上街沿摆好矮凳，大人小人都来看热闹。此刻受管制人员是不可以出来看的。我在居委会治保会议上谈了这一情况，建议可否改变一下工作方式。对四类人员的思想改造，主要靠其主观努力，越快越好，如果在客观条件方面给以一种开放性的有力推动，效果会更好。让他们也出来看热闹，可以请居委干部、小组长陪他们一道看，事后谈体会，谈自己今后如何做人。这一意见得到派出所领导认同，并下达地区各居委会推广执行。

我与第一机械工业部重工业电器工厂之缘

1956年华通厂扩大生产，共和新路新厂房落成了，招了一批初中生进厂技校，我年龄太大，不行。雄如给领导打书面报告，说明我的情况，要求照顾进厂工作。科长李天宝约我去西康路老厂对马路永安新邨办公室面谈，问我年龄、特长、劳动力。一星期后通知我到人事科报到。女干部潘宣让我填表格后，让到附近劳工医院检查身体。

1956年9月1日我离开居委会去上海华通开关厂上班。人事科干部潘宣带我到华通厂西康路400号第一车间主任柯阿奎师傅办公室报到，知道我的文化程度后，他说要学学产品图纸。安全员进行安全教育后，潘宣又领我到楼下触头工段工段长潘桂生、技术工长赵鸿勤处上班。我当材料工任振华下手，是一级辅助工。供应科落料工段装卡车送来的钢材、铜材长条板料卸在大门地上，我把它分清厚薄整理好，再车进去放在架子上。把借出库的冲模搬在平板车上，拉进去放在模架上，即用时要送到指定的冲床边上，千万弄错不得。大小冲床有八台呢。冲床完工的毛坯要转移站来车走，废料要清理出去。工段门外弄堂有一座退火炉，一些铜、铁小块板材要在退火冷却后送冲床，红冲的烧红一块用大型长铁钳夹牢急送冲床，几分钟下来，人已汗流夹背了。我还负责领料，凭计划员开出的料单，汇总好以后到供应科拉铁皮斗车去领，一车400公斤，否则来不及拉完。有各种紧固件，一个月几十吨。银子板材我领也保管，铜质线材、棒材，可用车拉。塑制零件、翻砂件用车拉，油漆、香蕉水，托卡车运来。我每天跑康定路恒丰栈仓库几十次，人都散架了。工段门外有一小间，是任振华和我合用的办公、更衣、仓库的公房，楼上小阁楼是我放紧固件等仓库。

第一车间的领导班子：主任柯阿奎， 副主任王元康，支部书记王兴昌，工会主席冯培焕，团支书周菊，车间经济员陶济民，总调度余阿二。

二楼是车床工段，工段长董培云，范围较小，一半地方装配“板卡”，高射炮上的开关。底层是支架工段，工段长王秋宝，技术工长顾梦伦，计划员徐源怀。

1957年我转正后不多久，支架工段冲床出身的朱兆根师傅找我写一篇表扬食堂陈阿华、洪月星师傅等为一车间支架工段上中、夜班工作送夜班点心的好人好事。写好后用粉笔抄在工段小黑板上。当天上午11点钟，厂广播台报导了这篇稿子，以后又写在车间大门内的三块大黑板上了。“食堂师傅真热情，洪月星，深更半夜鼓干劲，不怕辛苦奔车间，亲手送来夜点心。热饭热菜样样好，热汤热水更热情，师傅吃了喊痛快，产量质量有保证。”

党委宣传部、厂工会、厂报《华通工人》采用了这篇稿子，认为内容活泼，事迹突出，思想性强。王惠康的名字一经传开，要求写的人多了起来，我就下班回家写。《华通工人》的版面同《新民晚报》一样，由《解放日报》印刷厂付印，每星期出版两期。徐刚甫宣传部长主管，厂工会俞祥华主席共事。宣传部干部姚柏生向我约稿，后来吸收我为厂报业余编辑。党委推荐我为《解放日报》、《新闻日报》、《文汇报》，《劳动报》和《解放》月刊特约通讯员。

当苏联卫星上了月球的消息传来，姚柏生打电话来让我去宣传部，说人民日报、解放日报记者采访你。记者要我写感想稿，我觉得时间局促，写即兴诗好么，他们说欢迎。于是思考片刻，拿圆珠笔在一张纸上写道：

苏联科学登高峰，火箭第一上月宫，从此宇宙改风貌，星际旅行路将通。吴刚摆酒请火箭，嫦娥喜舞迎东风，气煞美帝直叹气，先驱老是倒栽葱。

（“先驱一号”，“先驱二号”发射失败）

第二天上班时，车间经济员陶济民拿了《解放日报》第一张说：你看，报上整版横行大标题：吴刚摆酒请火箭，嫦娥喜舞迎东风。全文报导华通开关厂第一车间工人王惠康写的诗句，人民广播电台也全文广播了。

1958年，我参加了华通机电学院业余夜校中专数学班学习，老师周本谦。还参加了大学英语学习，老师是郝绍伟。教育科请我教初中语文。

1959年，我参加车间技术主任曹武璋干部业余学习的电工学小组学习，领导还推荐我当车间干部毛主席选集学习组组长。

这一年，三楼一装工段材料工陈生发调到长宁路第二装配工段，车间领导调我去接班。我当二级材料工了。装配工段长王兴鹏兼分支书记。我和工长，计划员，技术工长赵鸿勤四人共坐一只四人写字台。我的工作是管理A3系列空气自动断路器，我与之打交道的是胶木件、零部件，按图号管理。如5278是弹簧，5278-533是压簧，A3从25A，60A，100A，200A到A3140，1000A产品，零件数万件，图号也同样多，谁见了，头发麻。我每天还要和楼下的零部件库打交道，负责人卜勤生。当时的计划员陆秀华，图纸管理员郑慧娟。我时时可向她借阅图纸册。零部件库不断用大容器装当月生产用的配件，一次几十吨，我要给流水线和小装配配套，不让工人等工。为此，我必须认得每只零件的名称和图号。陈根才师傅安慰我，不要心急，三个月能会了。我仔细分析，设计人员必定将零件分成类别，类别之下分个别，给每一个别编图号。有系列就有规律性，系列与系列间必有类同性。我反复看图纸，记住零件的图号，它装在哪里。头绪理清了，不到三个月，我把隔壁一座旋动式KT系列接触器用同样方法吃下了。

1960年，我调任一装计划员，编制生产计划，调度作业，解放了漆工组强劳动力，提高产品质量，缓解方法上难以解决的大烘箱两个人不能上三班的问题。

当年第一车间工会换届改选，1500人职工中首次采用海选，我得票数99%，当选为工会主席。

这一年参加了《解放日报》社总编辑魏克明的新闻学术讲座。

1961年9月20日 我光荣地参加中国共产党。

1961年10月，上海市委、市政府、总工会按中央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指示，在文化广场大会场召开首届全市先进职工群英会，周恩来总理亲临大会祝贺讲话，盛况空前。会后亲切接见了特邀代表，并热烈鼓励再立新功。我是华通厂特邀代表之一。

这一年参加了总工会每星期一次的政治时事讲座学习。参加了《解放日报》社与总工会联合举办的赛诗会和区总工会举办的赛诗会。

1962年在装配车间期间，我搞成了A3系列大、中、小技术革新和工艺改进14项，含金量极高，领导批准，设计部门修改图纸，工艺部门也配合，提高工效1—30倍。A3系列从25A—1000A的技术革新轰动了全厂，这是没有人敢搞的革新。厂中央试验室主任庞庆铭来车间让实物展出，召开现场会。质量检查科按图执行。

全厂车间评比，第一车间的党、政、工、团组织的年终总结报告委托我写。领导派了三名团员做记录。我先在各科室、工段、生产小组作调查研究，第一手材料是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安全生产的警惕性，产品质量的责任性，宣传工作的重要性。总结撰写好后，请领导审阅，签字核定，交打字员打印后分别装订成册。车间主任、工会主席指派我同去参加评比，大部分部门只宣读材料，最后，与第五车间（电镀）对评。第一车间的总结，文字言语掷地有声，数据达标，并提前超额完成年度生产计划。五车间主任谭银宝谦让先进，第一车间荣获全厂第一先进集体光荣称号。

市总工会先后两度发请柬邀我去杭州屏风山总工会疗养所疗养，我深知三年自然灾害，国家有困难，放弃疗养之请。

1963年，市政府、总工会召开为五好职工授奖大会，发给我五好职工奖章一枚，所在小组授予五好集体称号

随着大量可以支农回乡的职工离厂，一装工段合并到长宁路二装。西康路400号三楼全部出空，二楼集中所有车床为转换工段，段长董佩云。冲床劳动力不足，部分生活外包给单位去加工。

1965年派我搞外协。生产科曹连生联系到和成电度表厂冲床车间任务不足，可以接外面的任务。我每天乘71路到大柏树换车到宝山县郊。大卡车运几十付冲模和矽钢片材料过去，又运回冲好的零件或须修理的模子回厂，够忙的。半年多后，不知又要去做什么了，派了二车间材料工彭凤祥来接手，后来老彭支内了。我预感去向在变化。另一方面，西康路534号房屋原来是厂生产计划科生产长薛锡根的办公处。如今，王元康主任，工艺员王兴凯等好多干部调到不久前成立的“支重组”。他们日以继夜地紧张工作。出图纸在车间里加工小平板车，四轮活络手柄的大、小型手推车，工作台等等。这是他们是要设计出一个与老厂一样的电器开关总厂在内地诞生。后来我们到了内地确实感到生产、工作环境并不陌生。

1966年1月有一天下班后，全厂集中人员在共和新路附近的团市委学校大礼堂召开支内动员大会，有人上台发言表决心。会开得甚长。陈俞上台发了言。傅红英坐在雄如前面一排位子，正好面对背在低声说话。散会时等公交车人多，到家里，小人都带衣躺在床边，时已深夜，我心在想，今后怎么办。

1966年2月8日晚上，我正在仓库大间会上作中心发言，朱福元来叫我去总支，会议由朱品贤来开下去。全厂号召支内动员大会后，一石击起千层浪，群众活思想多，归纳起来说，要求打报告支内。小组发言表态的话，群众看团员，团员看党员，党员看干部。

中断开会到总支后，书记皮笑肉不笑地说教。王惠康同志，你的报告上面批准了，2月10日息工，你去办离职手续吧，不要再到小组里去了。回家准备行李打包，草绳什么的可以报销。2月16日到新厂配套车间孙志豪主任搁楼办公处集中，听薛锡根介绍内地情况和要带什么。16日有一张老厂食堂荤菜券发给你的。17日早上8点前到北站集合，由行政科冯根新发给你火车票。凭这张票子去迁户口，目的地贵州省公安厅。

从新厂回到西康路565号老厂，见杨啟宇在门房上班，荤菜券送给老杨，出大门，碰到杨克喜，他说要买一双长统雨靴，我心烦，就买了一双元宝套鞋。上车日把老的有漏洞的一双随身带走。

1966年2月9日，14岁的鹍儿得知爸爸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工作了，已经到他的学校去和班主任话别过。很乖的他，今天不肯上学，躺在小铁床上说头晕，喉咙痛。我明白，他心中很难过。但又有什么办法呢？朝夕相见，可爱，天真的孩子，我心里也十分难受啊！我哄他快起床，跟爸爸去买东西好吗。给他请了假，在药房买了一园瓶“桂美芬”含片，在外面吃了早点心，见他心平和了。跟着到处寻觅我需要的塑料帽子雨套和装洗牙刷、毛巾的小塑料袋。又去买了人造革被头套行李袋和较大的拉链拎包。海鹏来家过了，他住校，叫他不要来送行了。

1966年2月17日一早，雄如、奥丽、海鹍和我从91弄出门，坐三轮车到了北站。其实，人是在激奋和伤感交织的心情下推动双脚走路的。北站一时间人丁兴旺，送行人群中，男男女女表情各不相同。该死的战争威胁迫使亲人们从此分散。沈凌仙医生对雄如说，内地雨水多，帮老王买几只衣架去。雄如赶快出月台，到站外杂货店买来三只活络会转动的白木衣架来。我在开车前在站台上买了一份关于焦裕禄事迹的过期数天的《人民日报》。我目观妻儿忍住热泪送我远行。

远行

而今首途遵义城，

列车轻轻伴我行，

千山万水翠欲滴，

风日晴和鼓人心。

妻儿话别车站时，

莫忘早日寄佳音，

梦中依稀双亲目，

长使男儿泪湿襟。

1966年2月13日赴遵义支内前四天全家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