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50年纪念 --回忆我的母校、我的老师、我的同学

老卞

毕业五十年纪念

——回忆我的母校、我的老师、我的同学

我于1962年在天津河北路小学上学，1968年在天津16中（耀华中学）上学，1971年初中毕业，被称为七一届。

时光飞逝，岁月如梭，一晃50年过去了，虽然没有什么成就，但在毕业50年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总觉得应该写些什么。特别是随着年纪大了总喜欢恋旧，愿意怀念过去的时光，想念我的母校，我的老师，我的同学。

我的母校

我的母校是天津耀华中学（我们上学那会还叫16中学），那绝对是名校。她不仅有悠久的历史、优良的学风教风、现代化的教学设施、高水平的师资，还培养了许多杰出的人才。我1968年入学，1971年初中还没毕业就留校当了老师，1979年参加高考考上了天津师范大学，在耀华中学呆了11年。我们家三代先后有10人在耀华中学学习和工作，我的夫人在“耀华”工作了41年，儿子在“耀华”读的初中和高中。可以说，“耀华”的情结、“耀华”的烙印、“耀华”的内在品质已深深印刻在我的心中，融化到我的血液和骨子里，引领我做事，指导我做人，使我成为一个永远的“耀华”人。

宽松的育人环境。

耀华中学的校风非常好，不论是师生关系、干群关系、同学关系还是校园氛围，非常宽松和谐，置身于其中，会让你感觉精神愉悦，身心放松，心情舒畅。会使你想说什么就可以畅所欲言，想干什么就可以一显身手。在这里，人人都是平等的，人人都是干事的，人人都想着学生，顾着学校。

　　我留校工作时还不到17岁，初中还没有毕业（我的同学一年后才毕业），也没经过系统的进修学习。开始教体育，带运动队，在老教师的指导下，很快进入了角色，第三年就被评为区级优秀教师，也做过班主任，后来又成为学校团委负责人。记得当时的学校教工团支部有着几十号人，正是精力充沛的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学习讨论，像《资本论》《反杜林论》这样的大部头照啃不误，对一些国家大事也会争得面红耳赤，最后虽然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我们内心里觉得自己就是国家的主人，是学校的主人。要知道那时的学习可都是在下班后的业余时间啊。到后来，这些年轻教师在国家恢复高考后，都像齐步走似的，一股脑地都考进了高等学府，毕业后都成了各行各业的骨干。之后我们总在想，是这些人聪明能干，还是赶上了好时候，显然都不是。是我们置身于一个好环境，是“耀华”这片沃土滋润了我们，让我们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一旦有了机会，自然就腾飞了。

16中的教工团

　　在“耀华“读书应该是比较轻松的，她非常注重调动学生的内在积极性，挖掘内在的动力，激发学生的潜能，从来不靠拼体力耗时间取得成绩，也不搞那些形式主义的花架子。所以学生的学习负担一向不重，一般下午两三节课后就能放学，晚上也没有晚自习。到了高三，体育课不仅照上，还要加课时。即便如此，每年的重点大本率照样遥遥领先。这其中的奥妙是什么？关键是告诉了学生为什么学习，教会了学生怎样学习，这样的学生有后劲，能可持续性发展，进这样的学校是学生的福分。

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是我准备高考的那段日子，1977年恢复高考，我一个初中还没毕业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体育老师根本就不敢想要考大学，所以前两年没参加高考。1977年大部分年轻教师都考走了，我被调到了校团委工作，1978年身边的两个伙伴一个考上了人大，一个考上了南大。此时我也开始动了心，再加上老师们的鼓励，最后才下了决心复习准备参加高考。可是那时离高考只剩下三个月了，当时我负责学校的共青团学生会工作，白天忙得不可开交，只有晚上才有复习的时间。我住在校团委三间连着的小屋里，每天复习到深夜，因为基础实在是太差了，开始都不知道从哪下手看些什么。是老师们，是那些看着我长大的“耀华”老师手把手一对一地面授。王宗仁老师给我讲古文和语法，张捷臣老师指导我复习地理，杨子敬老师指导我学历史。有了这三位名师的指导，三个月下来，这三门的高考成绩竟然都是高分，顺利考上了天津师范大学。

在离开“耀华”的那段日子自己心里真不是滋味，当时学校的书记几次找我谈话劝我放弃上学留在学校工作，因为当时学校工作确实需要人，留在学校工作也很有前途，而“耀华”也有重用留校生的传统。我考虑再三则坚决地向书记表示，我今天的学习是为了将来更好地工作，大学毕业后我一定会回到耀华中学的。为此，上大学四年我的档案还始终放在耀华中学，直到大学毕业我留在了师大，不得已才把档案转了过去。

录取通知书下来了，和我形影不离的团委学生会干部们整天愁眉苦脸，欢送会上大家唱了个够，哭了个够，直到深夜。老师和同事们都为我高兴，鼓励我好好学习，将来干出一番事业。”耀华“留给我的绝对是骨子里的东西，让我受益终生。

校团委学生会的干部

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

“耀华“的课外活动一向是丰富多彩的，这已经形成了传统，每一个毕业的学生回忆起在”耀华“的学习生活，除了老师和同学外，恐怕就属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了。那时，除了体育、音乐、美术这些传统大项外，像航模、报务、话剧、朗诵、摄影、书法等等，应有尽有。每一个学生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项目，都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每天放学后，操场上、礼堂里、地下室的活动室中，到处都是学生活动的身影，都可以看到学生得意的”作品“，许多学生就因为参加了学校的课外兴趣小组而喜欢上了这个项目，最后又成为这方面的专家。

女排队员

女篮队员

像人艺的左杰、颜美怡、鲍国安，歌唱家蒋大为、远征、刘欢，体育健儿周玲、李慧荣，他们都是在学校打下的基础。学校的体育运动队、乐队、合唱团都非常有水平。我上学时就是学校篮球队的，每次区里联赛绝对拿冠军，后来区里要组织排球赛，那时学校还没有男子排球队，我们摇身一变又成了排球队，只训练了20多天就捧回了冠军的奖杯。

后来又学会了打羽毛球，上大学后还是学校排球队的主力。体育活动不仅给我打下了良好的身体和运动基础，而且使我的思想意志品质得到了培养和锻炼，多年来我一直享受着”耀华“带给我的这一宝贵财富：工作再累身体也顶得住，精神再紧张也压不垮，思想敏捷，反应迅速，精力充沛，而且每天锻炼的习惯一直坚持至今，让我受益匪浅。

我的老师

我是1968年就近入学（那时没有升学考试）进的16中学（耀华中学）。在那特定的历史时期，学校很难保证有正常的教学秩序，大量的时间都用在了学工、学农和学军上了，到工厂农村劳动似乎成了常态。但就在那有限的课堂上和很不系统的教学中，16中的老师却给我留下了深深的、抹之不去的、永远的烙印。

谦和、儒雅、朴实无华。

在16中学，不论是学校领导，还是普通的老师，不论是白发苍苍的老先生，还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他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朴实无华，谦和儒雅。金秉珍、孙若涵、于汝鲛、王瑜庭，都是从教多年的老校长和教育专家。但他们待人是那样的谦和，穿着是那样的朴素，处理问题又是那样的干练，不管是对学生还是老师，总是笑容可掬和蔼可亲，从不摆架子，也不夸夸其谈。这么多年我从未看到过他们发火或训斥人，总是看到他们在校园里和老师学生们在一起亲切交谈的身影。

　　教我们语文的邹淑文老师，外语的薛继荣老师，化学的于秀兰老师，政治的王新政老师，以及班主任韩恂达老师，既是可亲可敬的长者，循循善诱的师者，又是平等知心的朋友，不论是课上还是课下，他们都非常的和蔼可亲，他们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学生的心中。

学识渊博，专业精深，一专多能。

16中的老师可谓各个业务过硬，专业精深，邹淑文老师的文采，王宗仁老师的古文功底，王新政老师的博学，李宪章老师的全面，李文珍老师的艺术修养和造诣，以及物理的阎治身、袁克群，化学的娄中英，数学的陆钦越，语文的陶继安，历史的杨子敬，地理的张捷臣，体育的姚恩汉，生物的孙泽森，都是当时全市本学科的佼佼者。他们中有的毕业于北大、北师大这些名牌大学，有的就是本校高中毕业的留校生，他们在16中这个沃土中，都成了大师级的人物。像美术教师李文珍，不仅油画驰名中外，还能拉一手美轮美奂的小提琴曲，也能打网球和棒球。教体育的李宪章老师，不仅擅长篮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就连冰球、棒球、骑马、摩托车、撑杆跳这样的冷门，也样样在行。这些老师构成学校师资的班底，听他们的课你会感觉老师的知识在往外漾，让你完全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自由自在地徜徉，绝对是一种享受、陶醉和艺术欣赏。

爱学生、爱学校、爱事业。

16中的老师各有特点，有的也挺有个性，但他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爱学生、爱学校、爱事业。

像刘素华老师、陈赞棣老师、袁义清老师、陈慧霞老师，她们有的终生未婚，有的没有孩子，但都把学生当成了自己的孩子，她们一心扑在了教育教学的事业中，得到了许许多多学生的尊敬和爱戴。

我印象非常深的还有几件小事，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各学校都组织野营拉练，老师和学生一起背着背包，排着队伍，喊着口号，徒步行军，每天少则四五十里，多则七八十里。记得一天大雪纷飞，我们顶着风雪走在大港油田的穿港公路上，晚上在一个大厂房里宿营，几百号人和衣睡在稻草铺就的地上，大家都累的够呛，躺下就都睡着了。我一觉醒来朦朦胧胧看见陶汉卿老师正戴着老花镜拿着针线在挑脚底的血泡。我想着白天他挺着细高笔直单薄的身板，背着背包，顶着风雪艰难往前行走的情形。这些画面永远留在了我的脑海中，至今记忆犹新。孙泽森老师在学校的红光农场分校一呆就是几年，组织学生劳动，做饭种庄稼，俨然成了农业专家。韩恂达老师带着我们到工厂劳动，和工人师傅有说有笑完全打成了一片。教体育的李宪章老师竟然绘声绘色地在课上给我们讲起了毛主席诗词，板书还绝对漂亮。

当时学校仿照部队按连排建制，我们年级分三个连，1连长是张文敬老师，2连长是刘宗华老师，三连长是王宗仁老师。我们是1连5排，张文敬老师是我们的连长，记得他戴着白手套领着我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喊着口号在大街上跑步，引得路人都回头观看。

抗震救灾，我们参加了抢险队，在废墟中挖救伤员，将被倒塌的房屋压死的尸体运送至郊区农民挖好的深坑中掩埋。出河工，挑大泥，参加改造排污河的劳动。参加建设分校的劳动，将盖房用的砖瓦用小推车连夜徒步运到地处郊区的红光农场。

这就是16中的老师，他们看似普通、朴素、朴实，但却有着优良的学风、教风和业务专长，拥有着一颗爱学生、爱学校、爱事业的炽热的心，他们支撑着学校的事业，传承着学校的传统，描绘着学校的未来。遇到这样的老师是学生一生的幸福。

我的同学

七一届中的大部分出生于1954年和1955年，也就是人们俗称的“小马”和“大羊”。可别小看了这个属性，毕业分配时可就是以它为准的。我们是名副其实的“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这代人似乎没有经过轰轰烈烈的运动洗礼，没有经过艰难岁月的磨练，经历似乎都很平淡和平常，但我们是伴随着共和国前进的脚步和国家的建设发展而成长的，祖国发展的每一个节点，发生的每一件大事，我们都是亲历者和见证人。我们的童年是幸福快乐无忧无虑的，是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在社会主义的教育体系中健康成长，为我们奠定了做人的基础。虽然我们没读过四书五经，没经过系统的现代科学技术训练，掌握的文化知识是半生不熟的“夹生饭”

经常被人们称为保守，固执，守旧的一代，是被耽误的一代：长身体时挨饿，读书时停课，工作时下岗，退休后当“孙子”。但是，我们忠诚，踏实，能吃苦，能忍耐，绝对坚强；我们眼里有他人，心中有感情，时刻怀揣着“责任”这一神圣的使命；我们有激情，有活力，有朝气，总能保持旺盛的斗志和一往无前的勇气；我们把善良、友爱作为首要，把感恩、情义看得很重，把亲人、朋友、同学、同事的事情看得比自己的都重要。我们也曾浪漫，也曾疯狂，也曾追星，我们浪漫的是青春的理想，是祖国的富强，我们疯狂的是参加学校的集体活动，投身祖国的建设，我们追的是劳动模范、是共和国的英雄。我们默默无闻的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绝对是单位的主力和骨干，也绝对能顶起组织上交给自己的一大摊。我们在家也是响当当的顶梁柱，不论是孝敬父母，还是照顾孩子，不论是遇到特殊困难还是生老病死的事，我们肯定会冲在最前面，因为我们这代人的脑子里似乎只有责任、吃苦和奉献。家庭的幸福、共和国的发展绝对有我们的功劳。

　　我们这届同学绝对是个奇葩，小学是一个班，中学原班人马不动到了16中还在一个班，而且又住的都很近是多年的老邻居，从小穿开裆裤时就在一起玩，彼此的家长也很熟悉。早晨上学时一家一家的喊，不一会儿就成了一大帮，浩浩荡荡来到学校。放学时，排成长长的路队，谁到家谁先走，最后一个拿着路队旗回家。

那时的小学基本都是二部制，上半天课，在家的半天就近组成学习小组，写完作业就在一起嬉戏玩耍。女生跳猴皮筋，跳房子，踢毽子、抓子。男生弹弹球，推铁环，撞拐，骑马打仗，玩得不亦乐乎。我们就是在玩中、在集体中快快乐乐地长大的。

我那时绝对是听话的好孩子。努力学习的好学生，第一批入队，是少先队的中队长、大队委。当时最令人难忘的是参加少先队大队活动，少先队鼓号队吹起喇叭敲起鼓，鼓点铿锵，步伐整齐，气氛庄严。我们统一着装，佩戴红领巾，大声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少先队队歌，那仪式感、光荣感和使命感绝对强。河北路小学游泳是传统项目，我参加了游泳队，从小就学会了游泳。我们小学的班主任是崔老师，要求非常严，同学们都怕她，但她对我们特别好，毕业多年我们始终保持联系。“文革”开始时，我们是小学四年级，正常的学习秩序被打断，当时我们还小，没有参加任何活动，完全是看客，但很多场景记忆犹新。

我们有两年时间不能到学校上课，于是就在家疯玩，除了踢足球、打篮球、打乒乓球外，什么粘知了，捉蜻蜓，逮蛐蛐到处乱跑。在家则打扑克，下象棋，养热带鱼，玩乐器，做木工活。那时我的二胡拉得有模有样的，鱼缸是自己做的，自行车买零件自己攒，我用自行车瓦圈做的小桌子至今还能用还在我姐姐家呢。直到1968年只有小学四年级水平的我们草草完成了小学的学业，连越两级原拨升入了初中成为了一名中学生。

此时“老三届“还在学校，”文革“的痕迹还很浓，虽然已经开始上文化课了，但既不系统，也很浅显，经常被学工、学农、学军所打断。每个学期都要有一到两个月的劳动，那可是下车间到地头的真干啊，什么苦活、累活、脏活都干过。记得在轮胎厂劳动时，我在车间里绝对顶得上一个小工，车间里的师傅们都夸我，以至于几十年后在耀华中学80年校庆时，轮胎厂的师傅还认识我。当时的体育课是军事体育，投弹、刺杀、队列、过障碍绝对标准，连运动会长跑比赛都要背着背包拿着长木枪跑。当时我是排长，也是体育骨干，是学校篮球队的主力，我们班的队列绝对是一流的，班级篮球赛也少有对手，我们用小课桌拼起来就是一场精彩的乒乓球比赛。学校运动会入场式走在队伍前面抗大标语牌的肯定是我们班的同学，那时只要有最新指示发表，不论晚上几点，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很自觉地从家里来到学校参加游行，兴奋地在大街上走上一大圈才回来，到家往往都是半夜了。每年的畅游海河活动肯定少不了我，从北安桥下水，举着牌子喊着口号，一直游到解放桥。

我们班同学特别要强，特别心齐。野营拉练时，三九天大雪纷飞寒风刺骨，我们穿着棉衣棉裤，背着背包戴着棉帽子，从后面看根本分不出男生女生，经常出现认错人的事情。我们顶风冒雪走在穿港公路上，一路还高喊着口号背诵着主席语录和诗词，没有喊苦叫累的，也没有掉队的。

　　小学、中学是人生最美好、最难忘、最充实也是最关键的时期。九年的时光我和我的同学们几乎形影不离，我们一起玩，一起闹，一起唱，一起跳。我们有着各自的兴趣和爱好，分别参加学校的社团活动，以至于有的同学毕业后就直接从事与学校的活动有关的工作。有的同学在学校的管乐队吹号，毕业后直接进了市里的专业乐团工作。有的同学参加了学校的篮球队，毕业后进了市专业队打球。虽然我们没有赶上文化学习的好时候，但班里也有同学考上了大学，有的上了中专技校，有的参军入伍，而大部分同学则直接进了工厂企业工作一直到退休。如今50年过去了，国家和社会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而我们已经步入了老年，身体和精力都大不如以前。但永远不变的是我们的人格和人性，是性格和情义。我的老同学们，你们都还好吗？真想你们啊！我衷心地祝福你们永远健康快乐幸福。

2021年12月

这是1974年一起去昔阳县劳动锻炼的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