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轨迹：3.高中时代

刘炳华

第三章：我的高中时代

（1963年从吕纬路上拍摄的铁一中正门）

1.迈入铁一中

读过了小学，念过了初中， 进入高中学习，这是我迈出人生之路的第三步。

（摄于1964年1月，上高中一年级的我。）

　　天津铁一中（扶轮中学）建于1918年，是一所有着悠久历史和优良传统的名校，1963年9月1日我意气风发昂首迈入铁一中，成为了一名高中生，我感到特别的兴奋和豪迈。

铁一中最醒目的标志是一进入校门映入眼帘的两座石楼。这两座石楼隔着操场相对而立，大气恢宏，给人稳重肃穆之感。

　　我在铁一中上学时，北面的石楼用作宿舍楼，做为家离学校较远的学生住校的宿舍。一楼是男生宿舍，二楼是女生宿舍，地下室有兵乓球台和一些体育活动器材。每间宿舍里上下铺住8人，各屋从初一到高三各年级学生至少有一名，每屋均由高三年级学生任室长，全面负责舍务管理，同时起到传帮带的作用，把学校的优良校风代代相传。同时学校还开展大小朋友班活动，高中年级各班都和对应的初中年级的班级建立大小朋友班关系，每周定期开展活动，大帮小，传承校风。学校每天都有值日生检查评比，各屋卫生情况良好，物品摆放整齐，室内秩序井然有序。每天早上铃响起床后学校播放广播，各宿舍除了留下一名值日生搞卫生外，其他的住宿生们都到操场上去锻炼身体，大家围着跑道跑圈，学校只是号召同学们锻炼身体，全凭学生自觉参加，那时候没有不参加锻炼的，每人至少也要围着200米的跑道跑上几圈，然后再回屋洗漱、去食堂吃早点、到教室上早自习。这也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学校的管理和学生的良好素质。我曾在高二上学期住过一个学期的校，对此深有感触。

　　（上图是铁一中的宿舍楼正门）

　　学校南面的石楼用作教学楼。一层是高二四个班的教室和理化生实验室；二楼是高三年级四个班的教室和各科教师的办公室；地下室走廊用作靶场，供学校射击队训练用，也安排其他学生每学期用小口径步枪打一次靶。教学楼后面的一排平房是学校图书馆和阅览室；两座石楼之间是200米跑道围成的操场，操场上有几个篮球场，操场靠近两座石楼处各安放了一排单双杠，我们课间10分钟常到操场上投几下篮球，或者拔几个单双杠活动一下；操场西侧是体育老师办公室和体育用品仓库；操场东侧建有两排平房，是高一和初二、初三年级的教室；平房前面砌有一个领操台和高高的旗杆。初一年级和学校小工厂在另外一个院里，学校食堂建在学校对面吕纬路的另一侧。学校布局严谨，管理规范，具有良好的校风和优良传统，师资队伍水平一流，学生都是铁路子弟，作风朴实无华，穿着朴素大方，学校各方面都给我耳目一新的感觉。

　　（上图是铁一中的教学楼正门）

　　我们家住在河北区民生路，离天津站不远，走上十分八分钟就到了。铁一中离天津北站不远，五分钟左右就走到了。天津铁路有一趟通勤车从天津站到汉沟往返，早晚各开一趟，供职工和学生上下班和上下学通勤，通勤车路过天津北站，每天上下学我都坐一站通勤车，坐8分钟车就到了，既省钱又方便。和我同班的贾道泰家住在四经路，我们俩结伴坐通勤车上下学。父亲的单位宁园紧邻天津北站，父亲天天也坐通勤车上下班。坐通勤车唯一不足是必须要赶点儿，稍晚一点车就开走了，所以必须要准时到达，有时从家出来晚了，时间来不及了，我一出家门就一溜小跑，有时气喘吁吁刚上了车，车门就关上列车启动了。你别说通勤这几年我还真没有没赶上车的时候，最悬的一次是列车刚启动我紧跑两步上去了。一般我都是从民生路栅栏门处顺着铁道进入天津站，通勤车就停在一站台，离栅栏门最近，上车很方便还能省点时间。

下学回家过站就方便多了，凡是开往天津站方向在北站停的车我们都可以坐，只要是在北站停的车，在天津站一定会停的，反之则不然。特快列车从天津站开出在北站不停直接到北京或到天津西站，我们上几届有个学生高考那天就做错了车，跑北京去了，结果错过了高考，白白耽误了一年。

　　（绿皮火车载我走过5年的通勤之路）

2.生涩的高一时光

铁一中我们这届的四个班，一班以古冶唐山学生为主，我们二班是以市内招生的学生为主，三班和四班是招收的铁一中本校毕业的初中生。

从35中进入铁一中读高中，兴奋之余还需要一个适应的过渡期。对于我来说，这里的一切都是新的，我需要重新开始。周围的环境是新的，我需要适应；跟前的同学没有一个认识的，我需要重新结交并和他们相处；老师我需要一个接受的过程，好长一段时间我总觉得教我们的老师不如初三老师讲课那样引人入胜；高一的课程内容和初三比起来难度大了不少，感到坡度有点大，尤其是物理课我学起来不像初中那样轻松；总之我这个人适应新事物的能力不是那么快，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磨合我才逐渐适应了高一的学习生活。

　　刚上高一时新鲜感一过，我就放松下来了，对学习也不像初三时抓得那么紧了，加之对一些老师讲课实在是提不起精神来，听他们的课索然无味。高一的化学课基本上就是初三化学课的内容，据说有的学校初三没开化学课，35中属于试点校开了化学课并用了化学实验新教材，我初中化学学的特别好，这不等于重新又学一遍吗？上化学课我根本不用听，我坐在后排，上课时经常溜号，干点与课堂教学无关的事情，例如我看跟前的刘宝同学（学校报社的）画画挺好，毛笔字写的也不错，就在上课时跟他偷偷地学画山水画，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不少。但终因天赋异禀，画也没学成。上高一时我的学习成绩平平，不显山不露水的，在班里也就算是中上等水平吧。

　　上高一时一般下午我们上一两节正课，再上一两节自习课，利用自习时间做作业复习功课什么的。我那时感到学习压力不大，又贪玩好运动，上自习课时我从来没好好利用过，不是和同学闲聊就是偷跑出去上操场玩去，除了上课以外在学校就没看见我学习过，可是一到考试时我的成绩还不错，同学们都很纳闷，这小子在班里玩儿的最凶，平时也看不见他学习，怎么一到考试成绩还挺好的，他们哪知道我在家天天晚上学到后半夜的艰辛。那时候反对“只专不红”，只要是你政治上不显得积极，再埋头学习，成绩好点，这顶帽子就给你扣上了。那时候突出政治，讲究的是“又红又专”。

高一第一学期期中考试前一天下午自习课时，我和班里几个好玩儿的同学偷着跑到宿舍楼的地下室去打乒乓球。班主任赵作屏老师上班级来了，一看我们几个不在教室，就到处找我们，把我们几个揪回了教室，说：现在我先不说你们几个，好好复习准备考试，等考完试再跟你们几个算账。等期中考试过后几天的一个下午赵老师来到教室，把那天我们打乒乓球的几个人叫起来，他扫视了我们几个一番后说刘炳华你先坐下吧，我莫名其妙的坐下后他就开始训上了：你们几个还有脸去打乒乓球，物理考试都不及格，你们看看人家刘炳华不管怎么玩人家考试及格了，你们行吗？你们有什么资格去玩？我当时略带几分得意的偷着乐，不仅没挨着批评还得到了变相的表扬，有意思！事后我才得知那次期中物理考试我们班只有16个人及格了，其中就包括我在内。难怪教我们物理的班主任赵老师大光其火，把他们好一顿训。

　　铁一中的外语课开的是俄语，我们从字母开始学起，我对学习外语很感兴趣，加之记忆力强，我的外语成绩一直都很好，以致后来上高二时我被选为了班级外语科代表，高中三年历次考试我的外语成绩最低得98分。上高三之前我一直坚持自学英语，利用中午上奶奶家吃午饭时跟爷爷学习半个小时的英语，只是后来上高三准备高考我才停下英语学习。我的学习体会是从兴趣出发是学习的最大动力，不用督促，自己就主动地去努力学好它。

除了正常的教学以外，学校和班级还都经常组织开展各种活动，以适应当时的政治需要及活跃我们的学习生活。学校每学期都要举办一届田径运动会，举办篮球赛等体育活动；开展学雷锋活动和学工学农劳动；举办诗歌演讲比赛，外语演讲演唱会；组织女民兵方队参加天津市国庆游行；每周三下午我们班学军都组织去宁园体育场练习投手榴弹，每周一个下午组织去耳闸游泳等等，总之学校组织的各类活动丰富多彩，同学们热情极高，都踊跃参与其中。

3.和谐的同学关系

我本是一个急性子的人，我现在都奇怪上高中时我的脾气怎么那么的好，那么的随和，和班上的每一个同学都处的挺好的，没和任何一个人发生过争吵和不愉快的事，即使是有不同意见、不同看法的人我都能容忍，从来没流露出对他们的不满，我在班上人缘很好，男女同学对我都挺认可的。

别看我在学习上从不问别人问题，可同学中总有一些人问我问题，我是来者不拒，总是耐心地给他们讲解，直到问题解决为止，自习课大部分时间都是帮同学解答问题了。

高二上学期我住过一学期的校，晚自习时间就没法学习，总有人问我问题；还有人看我学习成绩挺好，跟我探讨学习方法的；还有没事跟你闲聊天的等等，我总是耐心地一一接待，从没有不耐烦的样子，班级的同学们对我反映都很好。后来“文革”期间班级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派，两派的人和我也没有什么积怨，还都能和睦相处。

班级里和我关系好的同学，我对他们更是有求必应，明明是我不太想做的事，只要是他们提出来我硬着头皮也陪着去，这大概就是太讲哥们义气，缺乏原则性吧。比如“文革”中我们的“追穷寇”战斗队加入天津“大联筹”的学校分部“井冈山”兵团，我当时虽然持不同意见，但还是碍于情面，随他们去了。

学生应该以学习为己任，积极向上，努力学习，同时在政治上要积极靠近团组织。班上的团员单国强和我关系挺好，一直想发展我入团。我当时考虑我们家庭出身是店员，不属于工人贫下中农“红五类”，入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再有班里的一些所谓的差生和我关系挺好，我总不能为了入团而疏远他们吧，这也成了我在班团干部眼里的问题，就这样我一直游离在团组织边缘，做为一名积极分子而始终没入上团。现在看来这就是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

　　我在同学中很有人缘，我家成了同学们经常聚会的场所。一些要好的同学经常来我家聚会，我们在一起海阔天空的神聊，毫无拘束的闲玩，我们在一起曾经度过了太多的无忧欢乐时光。1966年大年三十班里的五六个男同学吃过晚饭后来我家聚会，在我们家楼上我的居室里我们共度新春佳节，我尽地主之谊用瓜子花生糖果招待大家，那年月也只能拿的出这些东西了。整整一夜我们欢声笑语不休、无拘无束的畅谈、释放青春的情怀、畅想美好的未来，只觉得时间飞快的流逝，到天亮以后我拿来家里过年准备好的枣卷、豆包让大家吃早点，吃过早点后大家依依惜别，这是我记忆深刻的一个春节，是青春友谊的同学情让我们手牵手、心相依共同度过了一个不寻常的春节！

寒暑假期间学校和班级组织学习小组，把家住的比较近的一些同学安排在一起组成一个学习小组，我们家成了学习点，几个男女同学按时来我家学习和开展一些有益的活动，我们还利用假期去铁路机务段进行“学工”活动等，学习小组的活动丰富了我们的假期生活。

4.下乡劳动

我们上高中时开展“学工学农”活动，学校每学期都要安排10天的下乡劳动，这对于我们这些过惯了城市生活的年青人、过烦了单调的学校生活的青年学子，“下乡”还是挺有诱惑力的，尽管下乡劳动很辛苦，但能体验十天的另样生活还是挺让人兴奋的。当然按当时的政治说法这是走跟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改造思想云云，我们也是从思想上朝着这方面去努力，实践中尝试着这样去做的。

1964年的秋天，学校安排我们高二年级的四个班去东郊区赤土人民公社的赤土大队“学农”劳动。赤土大队离学校有几十公里远，早上八点我们这四个班的同学和老师近二百来人背上行李排成几列纵队浩浩荡荡的从学校出发了，一路步行，从吕纬路过新大路，沿着金钟河大街一直向东前行。行进的一路上几个班学着解放军行军时的样子互相拉歌、打擂台式的比着唱歌，哪个班也不甘落后，歌声此起彼伏，欢声笑语不断，同学们情绪高昂，走了几个小时的路也没感到疲劳。中午时分到达南孙庄中学院里的操场上席地而坐吃午饭，馒头就咸菜大家吃得津津有味。饭后稍事休息继续出发，傍晚时分到达赤土大队，我们四个班分别被安置到几个小队。

赤土大队是个富庶的鱼米之乡，紧邻新开河，肥沃的稻田一望无际，割下来的稻捆遍布在稻田里，队里和社员们十分热情的欢迎我们到来帮着他们秋收。晚饭我们吃上刚刚收获的新稻米，既没打过农药又没施过化肥的新大米饭油光锃亮，香气扑鼻，我们平时哪吃过这么香的米饭啊，同学们胃口大开，米饭管够敞开了吃，那叫一个香啊！队里还给我们煮了一大锅的河螃蟹，随便吃管够，人家说了这里河蟹有的是，不是什么稀罕物。在赤土劳动的这些天伙食一直都很好，顿顿都是新大米饭，螃蟹猪肉粉条变着花样做给我们吃。

我们头几天的劳动是扛稻捆，把地里割下捆好的稻捆给扛到田间地头的小路上，以便用车运走。当翻动稻捆时，见到有不少的小螃蟹躲在稻捆下面，同学们都感到很新奇，当看到每个稻捆下面都有不少的螃蟹在爬动，同学们惊讶这稻田里的螃蟹真是太多了，正如社员们说得那样，螃蟹在这里不是什么稀罕物，遍地都是。那时候稻田里不施化肥农药，野生的螃蟹遍布稻田沟渠中，怪不得生长队给我们煮螃蟹，一煮一大锅的让我们敞开了吃呢。同学们在劳动中干劲十足，我们热火朝天的干着，各个小组之间开展劳动竞赛，扛稻子的进度很快，不几天时间就把地里的稻子都运到了地头，我们的表现受到了赤土生产队的表扬。

稻捆扛完了，队里安排我们去割玉米杆。那天吃过早饭，我们做摆渡船过新开河来到地里。发给我们每人一把生锈的旧镰刀，我们挥汗如雨地干起来。与其说是割不如说是砍玉米杆，那镰刀太钝了，根本割不下来，我们只好使劲的往下砍。紧挨着我的郑胜平跟我比谁割的快，他那小个子哪有我劲大，不一会就让我拉下老远。我是左撇子，他不服气说，你用左手不算，咱俩比右手的，我心想就你那样的，用那个手干我也不在乎你，比就比，我换成了右手干起来。我平时都是左手干活，换成右手拿镰刀砍玉米杆还真是不习惯，当时我用左手抓住玉米杆，右手用镰刀砍，一镰刀砍下去，镰刀顺着玉米杆滑上来，当时砍玉米杆用劲很大，镰刀划到我的左手食指上，把我的食指割开了一个大口子，鲜血顿时喷了出来，这下可把大家吓坏了，当时贾道泰急忙借来老乡自行车驮着我回到村里。正巧解放军在这里施工，村里有个他们的医疗队，队医见状赶紧给我处理伤口并缝了三针，幸亏有医疗队在这里，不然还真不好办了。十指连心，当时给我疼的一个劲地冒冷汗，我咬紧牙关挺了过来。赶巧下午解放军有一辆吉普车去市区办事，我搭他们车返回了家中修养。感谢解放军及时救治，至今我的左手食指上仍留有伤口愈合后留下的疤痕，这给我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怀念救治我的解放军，牢记我的蠢行莽撞和率真不成熟！

　　伤口缝和几天后，一天早上我到北站铁路医院去拆线，早上我空腹没吃早点，又骑了半个来小时的自行车，到医院外科门诊排队等着拆线，排了一会儿队，我只觉得站立不稳，前后晃动两下就失去知觉了。等我醒来后，发现我躺在长条椅子上，周围围了一堆人，一位大夫正用一个很大的针头往我胳膊上注射一粗管的液体，只听大家说我醒过来了，给我注射的是葡萄糖注射液，我是低血糖造成的昏迷。幸亏抢救及时，不然会很危险的。当时也没收我任何医疗费，我也不清楚铁路家属看病是否收医疗费，这是我从记事以来头一次上医院看病，我的身体一直都很好，平时连头疼脑热的都很少有。给我注射后大夫让我躺那歇一会儿再走，我连一句感谢的话还没来得及说大夫就走了，这真是救死扶伤啊，那年月人们是多么的真诚，思想觉悟实在是高，不图名利和回报，换成现在真的不敢想象，离了金钱还能干什么！

　　1965年的春天，我们上高二的第二学期，学校组织我们年级去霸县学农劳动。

我平生头一次到县城里去，霸县看着是那么的土里土气的，县城主路只是一条不宽的街道，路旁土房低矮，和繁华的城市不可同日而语，和我想象中的县城景象差距太大了。那时候霸县是个很穷的地方，我们下乡劳动，自己先报吃饭的定量，然后根据你自己报的定量由个人交粮票和伙食费。即使这样劳动的头一天因为粮食运输不及时，我们定量的饭食也不能按你报的量发放，每顿饭只能发一个窝头和一碗稀菜汤将就一下，干活又特别的累，饥饿加劳累让我们提前尝到了知青“上山下乡”的滋味。我们劳动内容就是深翻土地，每人发给一把破铁锹，把土地翻一遍，要求翻到一锹深。这是多么原始的劳作方式啊，几十个人干一天的活顶不上拖拉机干一气儿的，可那时候这里穷的叮当响上哪弄拖拉机去，好在廉价劳动力有的是，只好人海战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干吧。同学们毫无怨言挥汗如雨地干起来，大家争先恐后的比着干，唯恐让别人拉下。那年月的学生思想单纯，人人上进，都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再加上那时候讲政治，谁也不敢讲落后话，怕成为落后分子。

晚上睡觉时我们七八个人睡在一个大土炕上，土灶不烧火土炕冰凉，屋里潮湿，跳蚤挺多。也不知我是什么血型，或者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导致的平时一帮人在一起时，我总是最先被蚊子之类咬人的讨厌东西盯上，这回让跳蚤咬的我浑身都是大包，痒痒的难受极了，折腾的我整宿都睡不着觉，到校医那看看，她也无计可施，只给了我几片苯海拉明让我能昏沉沉的睡着就得了，至于挨咬嘛那就只好听天由命任由跳蚤去了。我只盼着这十天的下乡劳动快快结束，实在是太难受了！

在霸县劳动期间学校还组织我们去县里面的阶级斗争教育展览馆参观。头一次见识了地主家的银元宝，感觉就像个破铁疙瘩，没什么稀奇的，心想也值不了几个钱，看到他们家的日常生活穿的用的，觉得也不过如此，和以往的宣传给我印象中认为的地主们骄奢淫逸、花天酒地的生活差别挺大，感到还不如我们现在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了，也许是我的“阶级觉悟”太低了？我看大多数同学参观后反应和我差不多，我们也不敢多说什么，更不敢私下议论，我觉得参观这个展览受教育的效果一般。参观回来后开会及写观后感想大家照例痛批了一番万恶的旧社会，打倒地主阶级的口号声喊的震天响。

　　1965年秋天学校又组织我们高三年级去西郊区的小靳庄学农劳动，我当时正患重感冒没参加上，错失了一次锻炼和学习的机会。

5.学海无涯苦作舟

高中三年我的学习成绩逐年提高，这和我的艰辛努力是分不开的。我想人和人之间的智力水平是有一定的差距的，但一个人无论干什么事要想成功光靠耍小聪明肯定是不行的，必须脚踏实地去干，这都离不开后天的努力，要想比别人更好更强，就一定需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汗水，学习亦是如此。

我从来没把学习当成苦差事。当每一次考试取得好成绩，在班级名列前茅同学们投来羡慕的目光时，我的心里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更增强了我要进一步努力学习的动力。

高二第一学期我曾住校一个学期，当时本意是节省上下学路上耽误的时间，另一方面是想体验一下过过集体生活。住了一个学期校之后，我不再住校了，主要是因为学校晚上九点就下晚自习了，早早就得回宿舍洗漱熄灯睡觉，学习时间太少了；另外上晚自习时间利用率不高，总有人问我问题聊天什么的，影响学习，所以我只住了一个学期就搬回家住了。

上高二时为了能更集中精力听老师讲课，我以眼近视为由要求做在第一排，尽管我的个子在班里是第二个高的。听每一节课时我都聚精会神的听老师讲课，从不分心，生怕漏下老师讲的每一句话，由于坐在第一排至于班里后面发生什么也不知道，只是专注的看前面听老师讲课，基本上做到老师讲的内容我当堂都吸收了，外语单词当堂都记下来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学习方法，我学习时从来不做预习，以免一知半解地听课精力不集中，这样听老师讲课总有一种新鲜感，总能跟着老师讲的思路认真的听下去，这样对老师讲的内容记忆深刻，课后再及时做好复习巩固，我感觉这样学起来效果挺好的。

除了上课以外，我在学校自习课及课余时间从来不学习，一方面是怕让人扣上“只专不红”的帽子，有些学习不咋样的学生和一些班干部，整天政治口号挂在嘴边，看你学习好眼红嫉妒，拿政治大帽子压人；另一方面出于好玩的本性我确实是有些贪玩。自习课从来没好好利用来学习，给同学印象我特别喜欢玩儿，好运动。什么打篮球、乒乓球，玩单双杠，练田径跨栏哪样都少不了我。铁一中是体育传统强校，我在校上学期间，有一年学校初、高中男女四个组别在河北区田径运动会上全都获得了第一名，特别是高中男子组还获得过天津市第一名。每天下午自习课后学校操场上到处都是做各种体育活动的学生，这其中自然少不了我，我是体育活动的积极分子，喜爱运动造就了我的好身体，我是班级篮球队的成员，田径110米中栏我在学校运动会上得过第四名。有时周日上午我从家走到学校，把课桌摆成球台和同学打乒乓球或到操场练习篮球投篮，我练就了一手“勾手”投篮，球投的特别准，玩起来废寝忘食，往往玩到中午1点多才回家。

学生就要以学习为使命，学就要学好，我在学习方面有股拧劲儿和韧劲，从来没把学习当成苦差事，每当考试取得好成绩时就是我最开心的时候。

在学习中遇到难题我从来不问别人。记得有一次我有一个没弄懂的问题向同学讨教，人家得意的给我讲起来，他那略带蔑视的眼神使我深受刺激，从此以后在学习方面我无论遇到什么问题再也不问别人，非要自己把它解决，弄不明白我绝不放弃。这样一旦弄懂了就会记忆深刻，经久不忘。

我在学校看着不怎么学习，可我晚上下学回到家，吃过晚饭就上楼上我的卧室里学起来，往往要学到十一二点才睡觉。特别是到了上高三以后我在家晚上往往要学到后半夜，不知道那时候哪来的那么大的精神头，从来就没感到疲倦过，对学习我就没感到厌倦过，而是特别的感兴趣，遇到难题解不出来我睡不着觉，非要把它解决了才行；一道难题解出来了兴奋的也睡不着觉，我学习时从来就没有感到困的不行打瞌睡的时候，反而是越学越精神，求知的渴望让我钻入书本中，我对学习具有浓厚的兴趣，我认为我天生是个学习的料，无论是哪个学科我一学就会，并且越学越兴奋，考试争取好成绩，力争得第一，考上理想的大学是我学习的动力。母亲本人就特别爱学习，看到我对学习特别上心，母亲感到很欣慰，对我的学习特别支持。每当考试期间我连续几天学到夜里12点左右，家里没有闹表，我只好让母亲3点来钟再把我叫醒接着复习。我和炳仁住在楼上，母亲3点上楼叫醒我，夏天时母亲往往还要端上一个小锅里面放上凉水镇着的几个西红柿和一两条黄瓜给我吃。那年月家里连一个手电筒都没有，母亲大半夜的摸索着走楼梯上楼叫我，母亲胆子本来就不大，这时候偶尔有只野猫从楼梯窜过，把母亲吓得够呛，可母亲为了支持我学习硬是坚持下来，我想母亲那几天夜里怕误点叫醒我大概连觉都没睡好，我要是没考好都对不起母亲为我付出的心血！于是我更加努力地去学习。考试期间一连三天我每天只睡三个来小时的觉，可我从来就不觉得困和累。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学习成绩稳步提高。高二时我的学习成绩在班里稳定在前几名，我担任班级外语和化学两科科代表。上高三时几次考试我都名列全班第一名，不谦虚的讲，套用现在时髦的话我也算是一名“学霸”了吧。我清楚记得1966年5月底毕业前夕最后一次期末考试我的各科成绩是：物理93分，解析几何97分，代数98分，外语99分，化学100分。以这样的成绩考上一所重点大学应该不成问题吧！当时再过一个月我们即将参加高考了，哪成想一场灾难从天而降，“文革”打碎了我的大学梦！

6.大学梦的破碎

　　1966年的春夏之交，天津的气候宜人，学校仍处在一派平和的朗朗读书氛围中，但全国的政治空气却是愈发的浓烈弥漫。自去年11月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接着又开展了批判“三家村”运动，“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已拉开，正向纵深发展，但学校总体上仍是比较平稳的，特别是我们高三年级学生正处于备战高考的关键时刻，当时的我们除了参加学校组织的政治学习，和一些批判大会活动以外，正在心无旁骛的进行着备考。

我们当年的高考安排在7月1日——3日进行，共考六科。学校在5月份已组织完了毕业考试，并安排我们进行了高考体检，从6月1日开始各科老师上课领着我们全面进入高考总复习阶段。当时各大专院校的招生简章贴满教学楼的走廊、中厅、甚至楼梯两侧。高考日益临近，高考的气氛愈发浓烈。我们这届毕业生被学校寄予厚望，学校领导和老师们都认为我们这届毕业生是学校历届以来质量最好的一届，我们上届毕业生高考升学率达到60%，我们刚升入高三时学校领导就在大会上宣布我们这届毕业生高考要全面超过二中，名列天津市前茅。我的毕业考试成绩位列全班第一，在年级也是名列前茅，考上一所重点大学应该不成问题。大概是学校对我们这些学习好的有所关照，一天教导处的张主任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问我准备报考哪所学校，我当时也不太懂什么不同的大学优劣之分、各专业有何不同等等这些，只要是能上大学学习就行，我说我爷爷和爸爸都是铁路的，我想考铁道学院。张主任认为我的志愿报的太低，让我考虑一下重点大学，我当时都不知道大学还有重点和一般大学之分，不清楚大专和大学有何区别，更不知道北大、清华的份量。只知道努力学习考上一所大学就行，大学毕业后挣钱贴补家用，这是我唯一的目标。当时高考前的我们一切准备就绪，只待高考最后一博，填报好志愿，然后就是等待步入理想的大学学习了。

我们高考总复习刚刚进行了两三天，6月初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一夜之间整个社会顿时大乱了，学校也停课闹革命了，“大字报”满天飞，学校领导被扣上“走资派”罪名、一些骨干教师被冠以“反动学术权威”，把他们拉到操场上戴上纸糊的高帽子游街示众。学校乱成了一锅粥，从此学校无限期的停课，陷入一片混乱中，没有人再学习，也没有人再敢提“学习”两个字。即使在这种局面下，晚上回到家我仍坚持学习，我焦虑地期盼着混乱不堪的“文革”快快结束，一切能够恢复正常，赶紧进行高考。形势的发展与我的期盼背道而驰，混乱的局面是日甚一日，看不到“文革”的尽头。7月份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北师大附中的一封关于取消高考，改革大学招生制度的一篇文章，以及有关社论和编者按等，人民日报是中央的喉舌，社论传达的是中央的意图，听到广播里播出这条消息，我的心彻底的凉了，清楚我再也等不来高考，我的大学梦破碎了，我陷入绝望中，多年求学的辛苦付之东流！我的命运太不济了，我比同龄人早上了一年小学，可仍然没有逃脱“文革”的厄运，难不成真应了小时候我在海河边碰到那个算卦的瞎子胡说的“这小孩命不好”？我才不信这一套呢，我要与命运抗争，在我今后的几十年的人生之路上我一直是“紧紧地扼住命运的咽喉”，把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文革”打碎了我的大学梦，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万劫不复的“文革”！

　　（即将高中毕业的我，摄于1966年4月高中毕业前夕。）

　　我们夫妻二人同为铁一中六六届高中毕业生，2016年4月24日我们那届的四个班组织了一次高中毕业五十周年聚会活动。我们精神抖擞，昂首迈步重返铁一中，心潮澎湃，感慨良多！当年意气风发的青年学子如今都成耄耋老人，睹物思情，物是人非，不胜嘘唏！

　　（高中毕业五十年后重返铁一中。）

　　（参加毕业五十周年活动的六六届高三二班同学在操场上合影留念，后排左五为作者本人。）

　　（2018年10月19日铁一中举办百年校庆活动，我们夫妇二人返校参加活动。）

　　（六六届高三二班参加百年校庆活动的同学在操场上合影留念，后排左五为作者本人。）

　　（老三届自发组成合唱团，引吭高歌，为母校百年华诞唱响颂歌。）

　　（我们几个上山下乡时曾在一个集体户共度蹉跎岁月的同学，在百年校庆时相聚一刻。）

　　（未完待续，请看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