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文明 ——中大附小校友重访中大文明路旧址

黄小安

　　2021年12月10日，我们中山大学老教工子弟联谊会《中大童缘》编辑部的成员等，走访了中大文明路旧址。

文明路校区在中大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我们许多子弟曾经在文明路校区居住、生活和学习。重访这个我们幼儿时期的居住地，对于我们来说，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根据王则柯的《我的学生时代》一书的记载，中大附小就在文明路校区，与中大附中为邻，在这里迎接解放，在这里听到海珠桥被炸。我们今天把王思明、王思华、王则柯、刘攸弘这些老大哥也请来了，与我们一起回忆那一段日子。希望大家能够面对文明路校区，回忆起一些事情来。

这次活动，还得到广东实验中学的大力支持，在这里，一并表示感谢。

油画《国立中山大学校门》 曹讚

疫情之下，大院门口增加了健康码检查站。

　　我们在广州市中山四路广东实验中学初中部校区北门前合影后，鱼贯进入校园，在格致书屋小聚座谈；参观在“平山堂”旧址上建立的教学楼，并在“平山堂”几个字的旧迹下拍照留念。为了不打搅学校的教学秩序，我们经景堂院从校东门出越秀中路；拐入文明路中山大学天文台旧址，登楼参观；路过正在修缮中的明远楼；经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到达广州鲁迅纪念馆；再折回出省图西门，游览基本保持原貌的龙虎墙。这一区域曾为国立中山大学旧址。这群老人中，大部分在这里出生，度过童年。我们的祖辈、父辈是中山大学的老前辈，或是解放时接收中大的代表，或是各系主任、教授等。为了不虚此行，特邀画家曹讚、原广东省方志馆馆长林子雄导览，中大档案馆派人全程陪伴并记录。

活动受到校方的重视，做好防疫的前提下，走进校园。

黄涛校长与王则楚握手

蔡宗瑜、周显元与黄涛校长交流，并代表编委会送上一套《中大童缘》。

与黄涛校长合照于德政楼前。

在校图书馆一楼格致书屋进行了简短的座谈。黄校长致辞欢迎。

广东实验中学校长黄涛：今天很高兴，在省实的校园，也就是原来中大附中的校园，迎来了一批跟中大、跟中大附中有缘的前辈。中大附中是省实，乃至华师附中这两所顶尖学校的前身。我们广东实验中学的建校元年为1924年，跟中山大学及中大附中是同一年校庆，所以每次看到中大发校庆通告说多少周年校庆时，其实我们也知道省实也是这个年头。2024年是中大建校百年，也是我们广东实验中学庆祝建校百年。其实我们蛮期待百年校庆的时候，这所名中学和名大学能够有所联动，那么在座的各位前辈，你们又将会是这个历史的见证者。因为中大附中，让我们省实有了一个非常辉煌的校史，我们也希望通过大家的口述历史，能够把省实的前身——中大附中的这一段辉煌的历史，尤其是在这块土地上的一些人和事，能够有更好的传承。我也希望，有机会让我们现在的这些小孩子、这些学生，能够读到大家的故事。祝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也祝活动顺利成功，谢谢！

中大档案馆副馆长姚明基

再读中大附小（节选）

康乐唠叨

1924年2月4日，孙中山先生颁布两道大元帅令“着将国立高等师范、广东法科大学、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合并改为国立广东大学”，“派邹鲁为国立广东大学筹备主任”，启动了国立广东大学的筹办工作。主要校舍位于广州文明路原由广东贡院改建的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的位置。1925年7月，广东公医大学也并入国立广东大学。1926年8月17日广东大学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英文名称为Sun Yat-sen Univensity。

溯源中大的几所前身院院校，学校在设立规范教学院系的同时，也许是为了提高生源的质量和数量，都附带承办了预科、初级师范、童子军、中小学、女子班等基础性的教育模式。1909年两广优级师范（国立高等师范的前身）所办的中小学，当中的高等小学部，为后来的中大附小，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如果以“中山大学附属小学”的名义寻宗，那么这所学校应与中山大学同源，始建于20世纪二十年代，其校址在广州文明路中山大学旧址平山堂。其时，中大文明路校址于1925年春天才建好。“外观很雄伟，进去为大运动场、球场。中央为大钟楼、礼堂，左侧为东讲堂……右边是西讲堂，上下两层……再进，东者为雨操场两大所，西者为图书馆，教职员宿舍、学生宿舍……最后一部分，中为附属小学，左为新建小学，右为原有附属小学。”

早在1924年国立广东大学成立之时，邹鲁校长就因校舍破旧且地处闹市，既不适宜修习学问，也不宜于培养学生的勤俭节约之风，建议孙中山先生择址建新校；1932年开启了石牌校址的三期建设工程。1934年9月第一期工程完工，11月11日举行了新校落成典礼，中大附小应是在此际，部分班级随中山大学迁往石牌校址开课了。

迷茫•思索

许锡挥

多难的祖国，苦命的人民，战争的创伤还未治好，又陷入了全面内战。政府专横、腐败，奸商强取豪夺。满心欢喜迎来的抗战胜利，并没有给人们以希望。

正处于少年时期的我也开始失望。我感到迷茫，不再如抗战时那样关心国家大事了，沉迷于集邮、看美国电影。也不用功读书，总爱与同学嬉戏，我不是好学生。初中阶段我是在迷茫中度过的。

“商业兴旺，民不聊生;灯红酒绿，路有饿殍。”这可以说是当年广州的写照。

那时广州的商业中心在长堤西濠口、 西关下九路和第十甫、财厅前。夜生活的闹市则在西濠口、长堤二马路。风靡小市民的粤剧是《肉山藏妲已》、《情僧偷渡潇湘馆》。而美国电影带来的歌曲《As Time Goes By》《当时光流逝》《You Are Always In My Heart》和《你一直在我心中》等等，则在一些青年学生中流传。记得在爱莲姐的婚礼舞会上， 我的四姐和中华姐（叔叔的女儿）就叫乐队演奏《As Time Goes By》。美国影片《出水芙蓉》第一轮上演时，根本就买不到票。

这是一个畸形的城市。

人们胜利的喜悦正在消失，不满情绪迅速增长。正在此时，《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这两部由蔡楚生、史东山编导，由陶金和白杨主演的电影问世，悲愤地控诉了社会的黑暗，引起了市民共鸣，尤其在知识分子中激起了千层大浪。中共在香港办的报刊如《华商报》《正报》《群众》等等，是禁止入口的，但聪明的文人总会出招。广州的市民们通过阅读流行的小报，发泄心中的愤懑。家喻户晓的漫画连载《乌龙王》，抨击时弊，讽刺现实，矛头直指T.V宋（即当时的广东省主席宋子文）。《建国日报》副刊中有个栏目叫做“无花的蔷薇”，时常登载以隐晦的语言鞭挞社会黑暗的杂文，我很爱看。

“祝新岁菜中有肉，愿来年饭里无砂。”这是当年石牌中山大学学生饭堂门口的贺年对联，这副对联生动地表达了学生的苦涩心声。

1947年中大学生领头发动“五•卅一”反内战大游行，那时我是初二学生。因处于风浪中心，目睹了广州历史上这场血肉的搏斗。我们中大附中校园“平山堂”，是游行队伍的集合点，也是游行队伍遭受国民党政府指使的暴徒袭击后，那些满身鲜血、互相扶持着的男女同学喘息和重新集结的场所。军警包围“平山堂”进行搜捕时，我也被命令出示学生证，受到搜身检查，心中自然生起愤怒和仇恨。这天学校没有上课，晚上，叔叔请父母去一德路许家祖业“年丰盛”海味庄吃饭，我也跟随。此地正是白天学生流血的地方，叔叔讲:“大家伙计都说今天的学生好样啊!”

中大附中卷入这场斗争的主要是高中同学，多数初中同学都是旁观者。但我听了多次演讲会、辩论会，还目睹了一些同学与主任面对面的对峙，陈念祖和张成达正是这时认识的。陈念祖是大学生，我还记得他来附中演讲，张嘉谋主任手执一份名单上台问他:“这是你的名字吗?”他毫不畏惧地说:“没错，是我，让我把话讲完。”博得台下不少掌声。

“五•卅一”风暴在一般广州市民中产生的影响不算很大，虽然游行学生们高举的标语“反饥饿，反内战”“反对征兵、征粮”“取消苛捐杂税”都很得人心，但是广州市民的政治冷漠感并没有太大改变。安于苟且偷生、“揾食要紧”的主流心态笼罩着整个社会，还有人说“讲党讲派，唔关我事。”

然而，在知识分子生活圈中，人们的思想却发生了大的改变，对国民党政府的认同感已迅速消减。在中山大学，不仅学生大幅转向革命，为刚刚成立的“地下学联”提供了大发展的土壤，而且一些教授也陆续向左转变。

进人1948年之后，随着内战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政府金融改革失败，刚发行的“金圆券”数月内贬值上万倍，经济完全崩溃了。我在学校寄宿也有亲身感受，学生已没有办法交膳费，交了钱，过两天就完全成了一堆废纸。那时我已转入广雅中学高中一年级，只好每星期日从家里返校时，装一盒米，带一包香肠，备一个瓦盅写上名字。每餐之前交给厨房代为蒸煮，开饭时各人领回自食。回想起来，这是一段一生难以遇到的有趣日子。

1948年夏天，三哥从上海回来度假，他讲的道理震撼了我，使我在迷茫中知道了“山那边有好地方”，也懂得了“一面是荒淫无耻，一面是庄严的工作”。我开始思考社会是非曲直，不再只顾玩。

广雅中学的图书馆主任王立昌老师也给了我很大的影响。他介绍了不少革命书刊给我阅读，令我的心灵进入了一个新世界。

这年中秋节后的星期天，我没有回家，在学校冠冕相楼图书馆度过一天。我不是做功课，而是看王立昌老师介绍给我的课外卖物。《小说月刊》中那篇《路》令我最难忘——荣华富贵的父母乘豪华轮船从上海到香港享乐，当轮船徐徐驶出黄浦江时，女儿正在外滩马路上举着“反饥饿，反内战”的旗子呼号——两代人走着各自的路。我也开始思索自己的路。

虽然激烈的战火还在千里之外，但我们感到，中国快要变天了！这年冬季严寒，这时我心中念起雪莱的诗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引自许锡挥《广州伴我历沧桑》

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8月第1版

王则楚

重访中山大学文明路校区活动记

王则楚

      2021年12月10日，中山大学教工子弟联谊会的《中大童缘》编辑部的子弟一行约20人，开展了重访中山大学文明路校区的活动。

      中山大学文明路校区，是中山大学在经过抗日战争时期颠沛流离之后，在抗战胜利后重返广州市的校区之一。那个时候邹鲁设计建设的五山校区在日本侵略者占领时期，虽然基本建成，但还没有完工，而且在日占时期，五山校区还被日军占用为广州驻军司令部，现在还有他们修的游泳池旧址。解放前夕，还有土匪抢劫过五山校区的教工宿舍。詹叔夏就回忆过那个土匪把他们家的墙打了个大洞。因此，教工中主要人员还是居住在文明路校区为主。

       根据我自己的回忆，我们家（父亲王起）从浙江经上海乘船南下，第一站就住在文明路校区的西堂。我们家住在二楼，楼下是也是温州人的连珍先生家。我与他的大儿子连至诚是同学。

      在文明路校区一起玩耍的孩子有王越家的王思华、戴笠（戴辛皆）家的戴念坪、詹安泰家的詹叔夏等。这次重访，我和王则柯哥哥、王思华和他的哥哥王思明、以及解放时接管中山大学的刘渠先生的儿子刘攸弘都参加了活动。

      我记忆中的文明路校区，最记得的是那里的石栗树高大挺拔，叶子很大，像桃子一样大的石栗掉到草地上，外皮变黑腐烂后，有一个栗子大小的核。我和叔夏、念坪捡到后，用砖头砸开它，会有果仁，可以吃，但有微毒，吃多了会头晕。可惜的是，这些高大的石栗树已经只剩下不多的几棵了，在大钟楼前的几棵已经被砍的只剩下黑色树皮的树干了，一点叶子都没有。

       西堂是一座带有宽敞连廊的两层楼的“匚”形建筑，原来也许应该是属于教室一类的建筑，由于学生都已经搬进五山校区，這些敎室就改为敎工的过渡性住宅。家里全家就住在一间课室大的房子里。彼此是用帐子隔开的。床也是学生的床。之所以叫西堂，是因为它位于大钟楼的西侧，在大钟楼的东侧是对称的东堂。

       在文明路校区，我自己是上幼儿园的年龄，则柯哥哥则应该上小学了，他穿过童子军服（就像照片里的那个样子），当时我好羡慕。童子军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类似现在的少先队一样的儿童组织，但领巾是蓝色的。也可能就是今天蓝营的原因之一吧。至于我上过幼儿园，则柯还记得妈妈带他到幼儿园接我，但我是一点印象都没有了。直到走到文明路校区的天文台旧址，才想起来则柯哥哥上的小学应该在天文台的东边，妈妈接了他向西边走过天文台到幼儿园来接我。那时，我幼儿园的同班小朋友应该有戴念坪和詹叔夏。

      迎接解放，是在文明路校区。记得解放军进城的当天，爸爸和其他的一些教授还喝酒喝得没有酒用醋来代替。高兴得不得了。解放前，国民党抓了地下学联的骨干，其中有共产党员赖春泉。当时，只要有教授担保，就可以放人。父亲受地下学联邀请，替赖春泉做了担保，再经过中共组织花重金（3000大洋），终于让他得到释放。文革后，他多次为此对父亲表示感谢。

      解放后，应该在1950年暑假，我们家搬到了五山校区。住在松花江路10号。但什么时候搬进五山校区的？应该是在1949年底或1950年初？就不是记得那么清楚了。

       文明路校区的大钟楼，是国民党一大的会址，在这次会议上，孙中山先生改组了国民党，允许中国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提出了“联俄联共辅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李大钊和毛泽东都参加了国民党一大。

鲁迅先生曾在中山大学文明路校区讲过课，和木刻青年谈过话。他居住的白云路离文明路校区并不远。

      搬进五山校区后，我还到过文明路校区的中大附中，那是斯大林去世的日子里，二姐美娜领着大家宣誓，要继承斯大林的遗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我跟着妈妈到中大附中见证了这个时刻。

      重访中大文明路校区，已经是70多年过去了，现在许多建筑已经拆除，只住了一两年，而且年纪太小，好多东西都记不得了。且记下备忘吧。 

这是在文明路中大旧址拍的照片。最右的是三叔的儿子，当时他在华侨中学读书，来家过周末。（王则楚）

王则柯

海珠桥被炸

王则柯

回忆这段时间的生活，有两样器物印象比较深。一是 DDT的普遍使用。因为蚊子比较多，那时候大体上家家都有 DDT 喷筒，晚上睡觉以前“嗤嗤”地喷射 DDT 液雾，药杀和驱赶蚊子。我们可以看到在喷射出来的DDT液雾里面，蚊子就这么僵直地从半空跌了下来。现在来看，这样药杀蚊子，不利于家人的健康，对环境破坏也很大。可当时就是这样做的。二是“原子笔”时髦登场，风头一时盖过了“自来水笔”。记得那时候我们家来过一位客人，不知道怎么就谈起了舆情新宠的“原子笔”，他掏出随身带着的“原子笔”来写给我们看。“原子笔”是那个时候的叫法，其实就是后来我们说的圆珠笔。客人的“原子笔”造型考究，外形上可媲美派克钢笔，不过书写之顺畅度，比派克钢笔还是差得比较远，大概略略比四十年前我们国产的大路货圆珠笔好一点点吧。至于不叫圆珠笔而说原子笔，潜意识里面大概是往威力强大的原子弹靠吧。

也是在西堂，我开始集邮。我的集邮本，是学着人家的样子，用一个小本子改造而成的。我的收藏也非常单薄，统共也就一百枚光景，其中国外的邮票，只有二三十张归类为“美国”的邮票和同样二三十张归类为“外国”的邮票。自然，这是逻辑上站不住的分类。这些国外邮票，大部分是交换得来的。那时候，“换邮票”是小学同学之间和邻居小朋友之间重要的社交活动。外国邮票那么容易得到，说明在那个时候，大学中的家庭与国外的信函来往已经相当频繁。

在西堂，我还做过生平头一次“科学实验”。那时候家家使用电筒，都是金属外壳的电筒。电池用旧了，小灯泡就没那么亮了。我知道电池的电流要通过电筒的金属外壳，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觉得电流走过那么宽的地方消耗一定比较大。于是我把电池和小灯泡拿出来，试试只用一段金属丝来通电，让小灯泡发光，看看是否会亮一点。最初的时候，真的觉得会亮一些。但是因为实在很难分辨，很快也就没有劲头了。后来当然知道，我的上述“科学猜想”毫无道理，大片金属的电阻，只会比同样质地的金属丝小。

文明路校区大钟楼和西堂前面，是一片稀稀拉拉的草地。在漫长夏季的晚上，一些住校的员工家属以及附近走过来的居民，会在这里纳凉，他们多半搬个小凳子。那时候小孩子去草地纳凉,家长都很放心，多半并不随侍左右。

解放军是在一九四九年十月十四日进入广州的。在此之前，国民政府的一个重要部门，还一度迁入中山大学文明路校区的大钟楼。奇怪的是，人员物资进出并不十分频繁，只有大钟楼门口笔挺地对立着两个宪兵，庄严而落寂，留给我一点印象。广州易主之前那两三个月，国民政府的一些官员，晚上也会在西堂和大钟楼前面的这片草地纳凉。男性文官的着装，以浅色衬衫深色长裤和皮鞋为主，衬衫束在长裤里，有些人甚至仰躺在长得并不很好的草地上。

文明路校区外面的墙上，贴着一些国民政府的宣传口号，墨笔写的，马马虎虎，样子就像后来“文化大革命”时候的大字报。一天晚上乘凉的时候，忽然一声巨响，西南方向红光满天，后来知道是国民党军队在撤离广州以前，把珠江上面的海珠桥给炸了。那时候广州市珠江河段沟通南北两地，只有这么一座陈济棠主政广东时候修建的桥梁。

广州易主以后，西堂和大钟楼前面的草地变成了解放军扭秧歌的地方。这一方面算是娱乐，另一方面也是宣传和亲民活动。广州易主以后的另外一个新现象，是解放军采购东西的胶轮马车常常在文明路走过，成为城市一景。

广州易主前后那几天，市场好像没有很大震荡。后来的几个月，有过打击港币在市场上流通的活动。另外就是购买爱国公债。除了额度比较大的公债以外，还有一种人民币五百元（旧币，合后来的五分钱）一份的公债，旨在吸收零散资金。买了这种公债以后,会给你一枚纸片国旗，“旗杆”是一枚大头针，用以把小国旗别在胸口的衣服上。我也曾嚷嚷要妈妈给我买这样一份微公债，把这小小的五星红旗别在胸口。

引自王则柯《我的学生时代》

北方文艺出版社2019年10月第一版

开始记得教室

王则柯

当时文明路校区的中大附中，就在现在广东实验中学的地方，正门在中山四路。上学的时候，正门有持棍的童子军把守，非常神气。小学就在中学旁边，共享一个大门。我们这些住在文明路校区的校园子弟学生，自然不必走这个从外面进来的大门。

每天早上，同学们很早就陆陆续续走进教室坐到自己的座位上，跟着先到的同学，用粤语齐声朗读练习本后面印着的乘法“九因歌”:“一一如一,一二如二……七八五十六……九九八十一。”一直到现在，如果我默念乘法口诀，在大脑中没有念出声的思维载体语言，仍然是粤语。

班主任老师教我们国文课。她走进教室的时候，同学们多半已经到齐了，并且已经在齐声朗读他们喜欢的“九因歌”了，并不觉得单调。班主任老师进入教室后的第一个动作，常常是在黑板上写下“今天早上十分好”这样七个大字，然后才慢慢开始讲话、讲课。

同学们每天都那么早就走进教室，而且每天都那么齐心自发朗读早已烂熟于心的“九因歌”，并不觉得枯燥，现在想来，肯定是因为大家都喜欢来学校读书。另外记得的是，这段时间我们那个教室很大，比之江大学附小的教室大，也比后来我那个班用过的其他中大附小教室都大。

我还曾经跟着同学走进中山四路马路对面的一个教堂，在那里的儿童班坐着听阿姨讲故事，领彩色的宗教画卡片，偶尔吃几颗分下来的糖果。

广州易主之后，课堂教学方面一定会有很大的变化，不过好像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强烈的冲击。那时候我们三年级，最后使用的那本民国时期的国文课本上，有一篇关于卢沟桥事变的文章，其中“我吉星文团将士忍无可忍……这个句子，给我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这个印象是读书读来的，不是听老师讲课听来的。

一九五〇年三月三日，国民党军的飞机过来轰炸，我们猫着腰“躲”在教室里偷看。解放军的高射炮够不着国民党军的飞机，只在飞机周围低一点的地方留下几团高射炮炮弹爆炸以后产生的黑烟。

“三•三轰炸”以前，我们学习的第一个“军事作业”，就是把纱纸裁成条条，在玻璃窗上贴成“米”字，以防玻璃被爆炸震裂时飞散出来伤人。另外一个作业就比较大了，是在西堂大门外挖掘防空洞,“成品”是一个两三人高的小土堆，土堆里面留有几米还是十几米可以走人的通道。挖防空洞是西堂大孩子们的活，没有我们这些小巴拉子的事。由于挖防空洞，邻居两兄弟中的一位，受伤感染了破伤风，很快不治。这让我从小知道破伤风的厉害。

引自王则柯《我的学生时代》

北方文艺出版社2019年10月第一版

凿定螺

王则柯

对于这个班级，我记得的只是教室里面的齐声朗读， 还有我跟所有同学都“相敬如宾”的情况，其间好像没有交上哪怕一个朋友。前面说到跟别的小朋友去教堂 ，究竟 是跟谁去的，完全记不得了。几十年以后，曾经有同样在西堂生活经历的一位女士说我们是一起在西堂长大的，我也只能点头。之所以没有交上什么朋友，大概是因为那时候我比较木讷，比较孤僻。记得刚刚来到广州的那个冬天，妈妈让我穿上浙江人穿的长袍上学，这在广州的 小伙伴们面前一定是异类，可是至少我不记得心理受到多少打击，如果现在把当时的状态自诩为“处之泰然”，恐怕也是可以的。还有一次，我看到高年级童子军的活动，觉得很神气，就嚷嚷让妈妈拿童子军的领巾给我系上。学校童子军的领巾是绿色的，我那条不知道哪里来的“童子军领巾”却是艳蓝的，这也一定成为同学的笑料，奇怪的是我对此同样没有半点不愉快的回忆。木讷孤僻，以致于此。

当时男孩子的主要游戏，是滚铁环，打弹子，凿定螺。滚铁环大家都知道，小店铺会出售五千元一付的铁环，就是铁环加一个钩柄，可以持柄钩推着铁环跑着玩。当时使用的是一九五四年币制改革之前的旧币，五千元相当于币制改革以后的五角钱。厉害的大男孩，会把汽油桶的边框做成很大的铁环来滚；最考究的同学，则会玩黄铜的扁环，现在想来，那一定很贵很贵。

滚铁环是自怡自乐的游戏。打弹子可就有点对抗性了，并且通常会有点输赢。打弹子是一种看起来“双目标”的游戏，既要把对方的弹子打走，又要尽快把自己的弹子依次打入地上挖出来的几个小坑里面。打弹子不仅要弹得准，还讲究弹子的质量，厉害的玻璃弹子会把别人的弹子打碎。

凿定螺很像北方的打陀螺，最大的区别是我们抽陀螺的陀螺绳没有柄，不像北方孩子玩陀螺那样可以不停地抽着玩。我们是把陀螺绳缠在陀螺上，再把陀螺往对手的已经在地面上旋转的陀螺砸下去，让陀螺急速旋转起来，以后就只是看着它自己旋转。因为急速旋转的陀螺能够比较固定地“站”在一个点上旋转，所以我们把它叫作“定螺”。

总而言之，北方的陀螺是抽着玩的，通过抽打可以不断为它补充动能，而我们的定螺，却是一扔“定终身”的，只看扔下去那一下子的功夫。

一扔“定终身”，好像没有什么好玩，可是大家用它来打斗就好玩了，所以叫作“凿”定螺：这次你先把你的定螺打在地上转，我再把我的定螺往你的定螺上凿下去，厉害的时候会把你的定螺凿坏。所以，稍许像样一点的定螺，都是牛角做的，从鸡蛋那么大到鹅蛋那么大都有，有些还非常考究。只有很差很差的情况下，才会玩两三百元（两三分钱）一个的木定螺。

文明路校区虽然位于广州市区，校园里也有不少树木。我特别记得那里的石栗树，曾经跟着别的同学把从树上掉在地上的石栗砸开，吃里面的仁。其实不好吃，吃多了还会感到有点头晕——后来我知道它还有一个名字叫作“头晕果”。另外还有长在荫凉角落里的酸味草，可以摘它三瓣心形的叶子来吃。

文明路校区生活的后期，我的弟弟入读了幼稚园。我只去过一次这个幼稚园，是一座进门就是一个大天井的房舍。那天妈妈和我一起去幼稚园接我弟弟回家，看到弟弟在天井高兴地滚铁环，一下子闪过非常羡慕的感觉。弟弟可能是我们家第一个读过幼稚园的孩子。

引自王则柯《我的学生时代》

北方文艺出版社2019年10月第一版

蔡宗周

回忆起童年既淘气又开心的时光。

学讲广州话

蔡宗瑜

近日我参加了《中大童缘》编委会组织的“中大文明路校区回忆”活动，勾起了我久远的回忆。

1952年父亲因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从南昌大学调到中山大学任教，1954年初我们全家南迁广州，入住中大文明路校区中斋6号，当时我还不到七岁，没有上学，只能在家玩。一天我推开自家小院的矮栅栏走了出去，不经意间走到中斋4号门口，看见一个同我一般大小的女孩，后来才知道她是徐俊鸣教授的小女儿徐小梅。她拉我进她家玩，可我竟然一句也没听懂她讲的话，原来她讲的是广州话！我们开始了鸡同鸭讲的对话，后来她教我讲广州话，我教她讲普通话，语言的障碍并没有影响我们成为好朋友。在那段日子里，妹妹宗琰也同中斋8号张掖教授的两个小女儿张稻香、张穟香成为好朋友，当时宗琰胖乎乎的，剪个男孩子的短发，她们还给起了广州话的外号——肥仔。几家的孩子们年龄相仿，经常相邀串訪，一块玩耍，看书，跳格子，抓沙包，采野花……这样在小朋友的陪伴下，没过多久，我就能流利地讲一口广州话了。

不久我上小学了，是广州市北区第二中心小学（后改名为芳草街小学），当时小学授课老师是讲广州话的，同学们读书也是用广州话，我现在还记得当年用广州话背的课文《李春花的话》：“从前，我家里很穷，常常没饭吃，有一天我饿得直哭，妈说，春花别哭了，妈去挖点儿野菜，煮煮给你吃吧，说着她也哭了……”我很庆幸小朋友教会了我广州话,否则上学时听不懂广州话，云里雾里地听课会耽误学习。

几十年过去了，我的广州话已经是炉火纯青，不少人以为我是广州本地人呢。

刘攸弘

到“平山堂”所想起

刘攸弘

这次活动挺有意思的是看到在广东省实验中学教学楼的墙上镶嵌着“平山堂”的门楣，把这算起来有近百年的中大旧址痕迹，以旧楣新墙融合一体给保护起来，尽管不够显眼也总算留下了一份情结，留下了老中大人的一些记忆。当人们看到这块门楣就知道原来这里曾叫做“平山堂”。

确实，老中大人只要一提到平山堂就知道是指以前的惠爱东路上原中大附中所在地。当年这里实际上是中大在老城区的据点，住在西堂、北斋的教师与家属都常从这里出入。除了这里是中大附小附中的地头外，还有就是在平山堂的东北侧（现中山三路与越秀中路转角处）是中大校车总站所在地。这是当时往返石牌校区的唯一交通点。所以平山堂很自然就成了中大师生在市区的集散地。记得解放前中大师生到市区游行示威，亦是从这里集合出发或在这里解散结束的。有一次父亲的学生们带着我参加过一次游行活动，应该是半路上加入的，游行后就是回到平山堂来。

还有一次是父亲带着我到市区里办事，直到傍晚要返回石牌时，到校车站一看已赶不上未班校车了。后来父亲就带我去到“红楼”（明远楼）上住了一宿。那时“红楼”早已成为居屋用，但除大部分作为工作人员居住外，大概还留着一、二间房作为文教系统流动人员的临时住宿用吧。本打算这次活动可以顺便到“红楼”上去忆旧的，不巧得很“红楼”正在围闭修缮，成了“施工重地，闲人勿进”。不过这点遗憾，幸可从画家曹讚先生的《平山堂校舍》里得到弥补。

另外这次活动还让我想起抗战胜利后中大师生陆续从粤北连县、粤东梅县等地返回广州，一部分教师住到平山堂、西堂与北斋等地，如张掖、徐俊鸣、董家遵、符罗飞教授等，另有一部分则直接住入石牌校区，如廖华扬及我们家等。清楚记得我家是从梅县先乘车到龙川老隆，再乘船沿东江而下，然后在惠州乘车到樟木头再搭火车往广州。大概折腾了四、五天才到达了省城广州，大人们真是非常的辛苦。记得一到广州便遇到下大雨，还好广州毕竟是大城市，在广九火车站我们还能找到一辆出租车，便直奔石牌校区。到了石牌后我却被雨撇湿了一身，原来出租车十分破旧，车窗没法关紧，一家四口挤在小车里，打开雨伞都没用，靠边坐的我自然首当其冲了。到石牌的第一天我们是先到已经入住石牌九一八路的廖华扬教授家落脚的（父亲与廖华扬，还有李国平、谢健弘教授是留日时的好友）。二天后才搬到松花江路17号一座独立小平房住下。当时这房子里还留下了日本军入侵时的踪迹，他们把客厅改造成一间大浴池，以作集体泡澡之用。直到我们家入住后才将这日式大浴池打掉变回客厅原样。

这张照片是当年我们住的松花江路17号，父亲拉着我与他的学生们在家门前所拍。（刘攸弘）

文学院前

　　那时住入石牌校区生活远不如住平山堂一带方便，购物上学都要走很远的路。市场只有短短“厂”字形两边各约一百米的五山商业街。小学则临时在体育馆背后的房间里上课，后来又搬到只建了一二层楼面而三层之上仍是钢筋林立的未来“图书馆”底层里上课。印象中在解放前石牌还没有正规的小学校舍，只好搬来搬去。但在石牌小朋友可以去玩的地方却多到数不过来，这在《中大童缘》里我已不厌其烦地说了一通。在此补上二张约在1948年春天小学活动的旧照片，一张在文学院前一年级全班合影（本人为左、前排第六位）；另一张为全校师生在体育馆南门的合照（左、第二排第二位为本人），其中有廖华扬教授之女廖国仪、符罗飞教授的儿子符和平，我们至今仍有联系。

岁月无情，相认难断，如今照片里尚能认出自已的无一不是耄耋老人了，值此祝愿他们健康长寿！（刘攸弘）

体育馆前

王思明

王思华

风雨故园

廖国钊

我的童年是在中大校园度过的，包括在广州文明路的老校区北斋。

我父亲廖华扬1934年毕业于中大，留校任教。1937年自日本留学归来即任中大物理系教授。抗日战争时随校西迁，历经南征迁徙，辗转定居中大石牌校区的“九一八”路1号。如今该住字已拆建。旧址上已建起新的高楼。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大的某些院系分出去，形成了华师、华农、华工、中山医，后来又有了化工学院。我姑丈叶振华在华工，我姑妈廖瑶英在中山医，均源出中大。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一直住北斋，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搬进石牌华工。北斋旧址后建了中山图书馆。据说2005年拆迁时还有学生抵制拆迁，力图保留这中大老校区最后一块热土。因姑丈这层关系，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因各种原因在北斋住过数月、几年不等。甚至在“文革”去干校、上山下乡的非常期间，我们因公因私路过、拜访、避难，也小住过北斋，那更是不计其数。我对北斋的一草一木，了如指掌，一清二楚，可对北斋的历史文化渊源和价值却从未想过。

当历史在“现在进行时”时，我们不会去关注它:等到历史成了“过去时”时，我们才幡然醒悟。这也不全怪我们没有文物意识，在时代变迁的洪流中，谁能置身度外？我的祖父廖道传，字叔度，年十八中秀才，年二十六中举人，1902年以第一届第一名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奉派到广西任府长、税务局长等职;后荣任中大前身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从1919-1924年*长达五年，是我家与中大建立密切关系的第一人。中大在1924年建立之初，校址就在平山堂一带。我祖母在世时对姑姑也只说了一句:“你父亲（也就是我爷爷)）也住过这里。”旧社会的大学校长，在新社会成了“官僚地主”，谁还敢多讲多问，那不是惹麻烦吗？直到1962年我哥哥考入北大，我才第一次听说有这样的一个爷爷。那天，我父亲喜形于色，情不自禁道:“真巧，60年前你的爷爷就是北大第一届第一名毕业”然后立即严肃地叮嘱:“千期吾好同人讲呀（千万不要对别人讲呀）！”很多历史就这样被淹没了。

北斋是南方四合院，住有26户。内院很大，印象中，白天家家都不关大门，一目了然，那时的人没有什么隐私的概念。其最大优点是闹中取静。四面的德政中路、文明路、惠爱路、越秀中路，都是喧闹的街市。穿过龙虎墙，进入北斋，可闻鸟语花香，像另一个世界。给我最深印象的是，白兰花树飘香，木瓜芭蕉环绕，大块的长条麻石铺路。当时住宅没有洗手间，虽百米外有公厕一座，但其状可怕，进不进去每每让人犹豫很久，除非到了紧急关头。厨房统一建在十几米开外，每户一小间。但鲜见有人在那里炒碟青菜，在众目睽睽下端上桌来；如有人蒸了冬菇滑鸡，穿街过巷，必引得他人垂涎欲滴。大家煮饭炒菜都在门前的走廊，既方便又安全。“文革”后期，又上演过一次院校解散合并，“老九”们也重演了厨房建在走廊的一幕。

起先，北斋北面无围墙、居民去石牌上下班，可由中山四路经附中的地盘进出。那里有棵大榕树，上面还养着一只猴子，跳来跳去。姑丈家住过6号、14号后来定居10号。围墙建好后，我们由德政中路经德仁里进入10号最方便。那时的人没有多少安全意识。北斋的北面有个游泳池，有水无水都是危险之处，我们偏偏常在那儿玩。有一次，我钻进附中的教室，玩到天黑不知道，让祖母一阵好找。新中国成立初，断墙残壁很多，北斋东面有个水泥滑梯，足有五米多高，梯子已拆，只剩一个滑梯孤零零，无遮无拦，我与邻居的小女孩不知怎的居然爬了上去，排排坐。祖母得知，大惊失色。平时我们俩就爱打架，如果我们那时在上面打起来就完了。谢天谢地，那天两人很和谐，饼干糖果，千哄万哄，总算把我们俩哄了下来。之后大人马上通知校方，把滑梯彻底拆了。以后每次提起孩童时代，总庆幸有惊无险。我那时四五岁，最开心的是分吃表弟的米糊，最等待的是祖母的鸡蛋炒饭。后来，我识几个字了，见到祖母有个“中苏友协”会员证，便问她什么是苏联?她说:不太清楚，大家都叫他老大哥。再问她:毛主席和斯大林，谁的官大？她说:当然毛主席大啦，他是管我们的嘛。住北斋时，祖母一见我无聊，就说“去讲习所玩啦”。因此，我去得最多的地方是中大旧校区惠爱路对面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免费，过马路就是。祖母是个没读多少书的家庭妇女，但人缘好，得人心。她最自豪的是与毛主席同年。姑姑怕她老讲这个会惹祸。几十年来，她含辛茹苦，扶持作为教育家的我的祖父，养育了一批中大毕业的优秀子女，见证了北斋的盛衰哀荣。“文革”时，祖母被赶回乡下，于1972年在乡下终老，没有毛主席活得长。

北斋20号住着卢文、邓韵秋教授夫妇一家（其弟卢法教授也住北斋）和卢先生的父母亲。我们都爱去卢家找他的孩子卢贵阳玩，因他家父母都是教授，有钱买很多玩具。有一次，一架飞机飞过北斋，大家都抢他手上的望远镜来看飞机，弄得他大哭。我哥哥与他打玻子“追鸡”，一直追打到外面路上。童年玩伴后来成了清华、北大的高才生。回想那几年，天下太平，风调雨顺，政通人和，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饱经战乱惯于清贫的知识分子，有了短暂的稳定，得以休养生息。1956年，“向科学进军”，多么激动人心，“新海归”“老海归”都纷纷归队，不少知识分子还入了党。摩拳擦掌，决心为新中国大干一场。住北斋的邓韵秋教授，住西堂的余仲奎教授，均是全国人大代表，自然是知识界的佼佼者。在频仍的动乱中，在和平的缝隙里，老一辈知识分子依然为国家做出了不朽的业绩。

然而，天空不会永远是阳光灿烂，有时也有风雨。“大鸣大放”运动来了。亲戚朋友常来北斋聚会，免不了议论时政。北斋墙壁薄，讲话大声点左邻右舍就听得见。隔壁9号住刘英智教授，建筑系，与我父亲同是留日的，很谈得来。过了七八年，刘伯母对我说:“当时我听到你们隔壁大声讲话，情绪激昂，我就估计会出事。果然，后来大声的都成了右派，只有你姑姑没出声，结果就她没事。”“文革”时，我以为北斋比石牌安全，就把自己心爱的集邮本、日记本都放到北斋，谁知北斋不是世外桃源，姑丈家被冲击得不比我家少，结果更糟糕，那些心爱之物踪影全无。

历经沧海桑田，我们也长大了。大人的忧患，我也略知一二。在我经历的年代，回忆北斋，这几页是无法跳过的。大人去了干校，哥哥姐姐上山下乡、老人小孩留守，北斋成了空城。我从海南农场回广州探亲几次来回都在北斋过夜，好赶搭早班船。

熬过漫长的严冬，终于迎来科学的春天。去干校的、下放的、上山下乡的，都陆续回来了，北斋又恢复了生机。正是:劫后河山依旧好，严霜无碍柏长青。改革开放，不少中大子弟从北斋再出发，走上了父辈漂洋过海的留学道路。我记得，即使在几乎绝望的时候，姑丈还在不断督促孩子们读书自学，不管做工种田，每周都必须交功课，稍有懈怠即严加训斥。就这样，北斋后来又出了三个博士。

我们廖家自祖父以下四代人，加上姑丈和姐夫，先后有17人毕业和任职中大（其中一人毕业干高雄中大 ）且曾为母校尽心尽力，有所贡献此事在海外中大校友会一时传为美谈，我家被称为“中大校友之家”。我也曾有志报考中大，但“文革”一来，一切成了泡影。回忆童趣，与北斋息息相关：回望来路，也在中大校园留下了几个脚印。四年前，我与姑姑一家特意再访北斋，见已夷为平地，高楼正在拔起。北斋的消失，仍令人若有所失，仿若“事如春梦了无痕”也。

引自《中大童缘•童年篇》

中山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P187-P190

*原文有误，应为1913-1917年

西堂尘封纪事

——父亲王越往事片段

解放前，广州市文明路建有中山大学教工宿舍，分别有西堂、北轩和北斋等住宅群。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和五十年代初，我们几兄弟的少儿时代曾在那里度过数年时光。父辈们居住在文明路宿舍时期，更留下不少难忘的足迹和惊心动魄的故事……

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离开位于湘西的湖南蓝田师范学院，返回中山大学继续任职（教授、教育系主任），兼任广东省民众教育馆馆长，居住在西堂近旁的中大教工宿舍北轩12号。

1948年和1949年，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风雨飘摇，民不聊生，在教育领域更变本加厉地压制迫害革命与进步师生。父亲不惧当局的威胁和迫害，以教授身份，协同地下党组织，领导中大师生罢教罢课，进行反内战、反迫害和反饥饿斗争。他的言行引起了校内外反动势力的密切监视，甚至派人登门警告。

在此期间，父亲利用民众教育馆馆长职务，在中大地下党组织的大力帮助下，带领中大进步师生在广州市郊的长湴村开办民校（民众教育示范区），为村民开展文化教育，并宣传进步思想，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和称赞，在群众心目中播下了革命种子。一些年轻村民经过学习和培养，成为骨干，解放后都当选为村干部，发挥了先锋作用。

父亲青年时代就读于南京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系，师从陶行知先生。陶行知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为中国教育事业鞠躬尽瘁。他疾恶如仇，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搞独裁和发动内战。父亲深受陶行知言传身教的影响，一生以陶行知为学习典范。因此，解放前在中大任教期间，他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身到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洪流中，并多次义不容辞地藉着教授身份从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监狱中，营救出十多名地下党员和进步师生。出狱后他们又继续为建立新中国建功立业。

黄焕秋同志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大的地下党员，其时是父亲的一位优秀学生，毕业后曾任民众教育馆馆长秘书。一日，父亲突然从秘密渠道接到紧急电话，得知国民党警察局将要逮捕黄焕秋。他便立即通知正在身旁的黄焕秋马上转移，让他躲过了一劫。其后，黄焕秋前往香港达德学院（我党创办的干部培养基地）工作。解放后黄焕秋曾任共青团广东省委书记，文革后曾任中山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领导干部。

在北轩居住时期，受父亲的言行影响，以及所读学校的进步教师的鼓励和指引，我们的大哥、大姐（两人为父亲前妻所生）和一位堂兄，与一批热血方刚的青年，从广州秘密奔赴广东解放区，参加了东江游击纵队。

广州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政府疯狂镇压进步师生，父亲也被列入搜捕的黑名单。一日深夜，多名警察和特务突然闯入西堂一带进行抓捕。但他们搞错了地址，到北斋12号（我家为北轩12号）不分青红皂白误捕了中山医学院的一位医生。父亲闻讯连夜紧急逃离，立即前往香港。随后，我们兄弟四人也跟母亲去了香港躲避。

父亲到达香港后，参加了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教授协会，从事宣传工作。1949年夏进入大鹏湾解放区教导营工作，加入了准备接管广州的行列。

1949年10月，广州获得解放，父亲和刘渠等同志，受指派接管中山大学。我们一家从香港返回广州，暂住西堂。

由于刚刚解放，广州有残留的国民党匪特不时在校内搞破坏，加上有流氓和盗贼活动，师生的正常教学和生活受到严重干扰。其时父亲参与学校管理工作，考虑到学校的治安能力有限，在与有关领导商议后，请求驻扎在学校附近的解放军部队帮忙解决匪特和流氓盗贼问题，得到部队领导的支持。此外，父亲又就此事请长湴村帮忙。由于父亲在解放前曾带领中大进步师生在长湴村办民校，与村民关系密切。所以村干部和村民都很愿意帮忙。

匪特与流氓盗贼大多藏匿在中大校园附近的村落中，多为白天躲藏，夜间进校园行动。长湴村与周围村庄的村民互有来往，比较熟悉情况。一天夜晚，解放军部队派出一个连全副武装的官兵，根据长湴村村民提供的情报，在中大附近的两个村子里，一举成功抓捕了大部分破坏分子。其后，中大校园的治安秩序大为改观。（王思明 王思华）

录音即时转化为文字

太多话题可谈了

黄小安、陈晓群等在热烈的讨论中。

曹讚带大家游览校园

林子雄边走边讲解。

王则楚与吴行赐走在前面。

油画《平山堂校舍》 曹讚

寻找平山堂

吴节

平山堂，有过我童年的足印，再去寻迹时，已经过去七十年了。

我出生在石牌，父亲吴印禅在生物系任教，家住中大石牌旧校区松花江路16号。旧居如今仍在。1948年，当局派军警闯进校区，大肆抓捕进步师生。有几位学生匿藏过我们家，父母亲还替逃离的学生保管行李、书籍，记得有一位周姓学员直到六十年代才取回自己的行李箱。后来抓人风声渐紧，不少人离校躲避，我们举家搬去了文明路，住进了平山堂。

岁月流逝，对当年的记忆已尽失，唯一尚存脑海的，是“平山堂”三个字。当听说王则楚学长欲组织访问文明路时，我高兴不已。当日，一走进广东实验中学（初中部）大门，我就迫不及待地问：平山堂在哪儿？可惜啊，这座承载着老一辈中大人及其后代集体记忆的红砖楼，已不复存在！

所幸省实在拆改该楼时，保留了平山堂的石刻横眉，并将其镶嵌在了新教学楼的外墙上，以作纪念。当天，由林子雄先生引路，我们来到石刻下方，驻足仰望，久久凝视，拍照留影，激动不已。怀念、感恩、崇敬，复杂的情感交织在一起。我心里在想——终于找到您了，失落了的平山堂！您是中山大学起步的原始点，您目睹了中大人简居的生活，您见证了中大起步和创业的宏举！

说到平山堂，应当提起一位人物——金曾澄。平山堂楼匾的三个字，是他的墨迹。平山堂和景堂院，均是他动员香港富商冯平山先生捐资兴建的，可以说没有金曾澄，就没有平山堂。1917至1923年，金曾澄在此任职广东高师校长，浙江绍兴人，出身高第街，是除了著名的许氏家族之外高第街的另一户显赫名门，清末举人，留学日本，加入过同盟会、国民党，担任过广东省教育厅长和几所学校校长，解放后在市文史馆任职并退休。他在教育界的作为，鲜有人提及，但我仰望平山堂的时候，不免深深地敬佩着他。尽管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褒贬不一，“平山堂”的落款署名亦被凿花，但金曾澄先生在广东教育界履职，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却是事实。更何况金先生于1942年临危受命，从香港亲赴粤北坪石上任中大校长一职，在抗战的危难时刻，在粤北山区及梅县等地，与中大师生一道，扛过了历史上最艰苦的考验，保全了这所由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亲手开创的大学，坚持到1945年抗战胜利。

从清代贡院到广东高师，从广东大学到中山大学，乃至现在的广东实验中学，我想用一个字概括这片文明之地百年之魂：“贡”——为祖国，为世界，贡献优秀人才！

吴节在平山堂前留影

　　平山堂原为中山大学的建筑物，1922年9月兴建，4年后完工。

“平山”之名源于爱国港商冯平山先生。冯平山（1860年—1931年），名朝安，字昆炎，号平山，广东新会县会城镇渡湾街高第里人。（资料来自百度）

油画《景堂院》 曹讚

重盖的景堂院

曹讚在景堂院前与吴节、王思明交流，以画册来讲解建筑的前世今生。

景堂体育馆记



公元一九九六年十月，由广东省人民政府立项投资人民币三千万元在原景堂院落为我校兴建体育馆。为纪念冯氏父子热心教育，捐资办学之义举，该馆续以景堂体育馆命名。

盖一九二三年冯平山先生资助广州高等师范附属小学建校舍。一九二六年落成大楼一座，以平山堂为礼堂名。一九三零年夏，平山先生续捐资建教学大楼，两层建筑面积合计1761平方米，翌年竣工，为纪念其先严，故曰景堂院。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八五年间，景堂院落曾被指定移交非教育单位使用。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冯秉芬爵士致函省侨办，表达了“景堂院系先父冯平山先生捐建之教学大楼与教学院落……秉承先父遗志，至望将这里归还学校，用于教育”的愿望。省人民政府办公厅遂于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决定将景堂院及其院落归还学校。全校师生欢呼雀跃，盛赞冯爵士克绍箕裘之美德。学校重新使用景堂院办学四年后，发现建筑物有变异，一九九二年四月经省房管部门鉴定，性属“局危房”，并“建议迅速向有关部门申报拆建，以策安全”。几经波折，体育馆于二000年六月廿一日奠基。

藉平山先生之泽荫，今体育馆落成，造福学子，更有助于发展我校教育。为此，敬立冯平山先生铜像，并勒石铭记之。

广东实验中学立

二00二年元月

（图片由钟英提供）

　　面对广东实验中学东门的左边是景堂院旧址，右边是平山堂旧址。

忆中大旧校区的几位教授

朱金诺

我父亲朱惠照曾在中大任教，后到华工任造船系系主任。我家从1948年到拆迁，都住在中大旧校区的南轩12号。我在中大附小读一、二年级，1969年毕业于中山大学气象学专业，系陈世训教授的门生。我是中大子弟，也是华工子弟，1990年我才定居香港。

小时候，我们的居所很和谐，朋友、邻居、教授们都相处很好。回想起来，当年趣事一一浮现眼前。相隔几十年未见面，今年正月初七（2012年1月29日）相聚，居然还记得儿时的朋友：蔡宗琰、何小平、曹祝平、梁佩嫦、刘映儿、张稻香……

我想提一提被人遗忘了的杨成志教授。他留学美国，任教于中大历史系，后调到北京民族学院，住在中关村费孝通先生楼上。当时，他是住在南斋二楼的。提起南斋，很多人不知道在哪。它坐落在南门大操场西边的西堂前，靠近德政路，是一幢两层的小洋房。小时候，我家和杨家来往甚密，家父留学美国，我和杨家女儿杨柳珊玩，哥哥和杨家男儿杨适玩。杨家有很多印第安人的铜鼓，我们当小凳坐，又凉又大又稳。南斋三楼有一小阳台，院子有一株橄榄树，树上有几粒橄榄，我们常在天台用竹子撩橄榄，拾获一只，如获至宝。直到我工作后，我先生往北京出差，顺路也会探望杨成志教授。

还值得一提的是梁钊韬教授和邓泽民夫妇，他们住西堂楼下，新婚不久，还没有小孩。邓泽民老师是我小时候的钢琴老师。我记得当时刘卓华（父亲系刘鸿教授）、陈漱丹（父亲系陈百齐教授）都拜邓泽民为师。后来，我入中大读一年级，中日青年举办联欢活动，我在中大正门等候贵宾时，梁钊韬教授在我旁边，居然认出了我，相隔20年未见面，我们又联系上了。之后，我在海洋研究所又参加了邓泽民老师所办英语课“今日英语”的学习，她是我的良师，我永远记得她。20世纪80年代，梁钊韬教授去北京开会，顺路探望杨成志；杨成志很想回中大看看，希望梁钊韬陪同。梁钊韬说：“你80多岁高龄，我的责任太重了，实在不敢当。”可见杨教授是很怀念中大的。

同住在西堂楼下的李翼纯教授，曾留学美国，他一点不像留洋教授。身上经常穿长褂子（清朝至民初服装），留长胡子，戴清朝帽，活像八股佬。李教授的太太拜神，家里有尊人一样高的观音像，有帐幕，活像一间庙宇，烟熏得帐幕残旧。李教授经常骂人，李太太是顶好脾气的人，小脚，走路慢慢的。每年，父亲都去探望他。我们和他的子女都很要好，经常来往。

还有一位是留法的卢俊凯教授，学法律的，住在北斋。我母亲和卢伯母很要好，之后，卢教授调到湖北武汉大学。又想起一段笑话。当时，北斋住户和西堂住户一样，每家没有厕所，只有公厕。北斋公厕特别“高级”和“恐怖”。要上七八级木楼梯，人在二楼大小便，地下有一小门锁住粪池。听说有一次，卢教授的小孩从二楼厕所跌落到粪池，好像还尝试了“米田共”。唉！想当年堂堂留洋教授，住这样简陋的房子，毫无怨言，何等高尚！

住北斋的还有王亦行教授，后调到四川大学任教务长。几经坎坷，王伯母申请到香港，艰难揾食（找工作），后在香港中文大学开了“雍雅山房”酒楼，当起了老板娘，那里有亭台楼阁，风景优美。香港无线和亚视经常用雍雅山房做背景，我和哥哥、陈漱丹去探望过她。王伯母，我们称她为“瘦王太”，大学读工商管理专业；80多岁了，还坚持工作，很有活力，为香港的繁荣稳定作贡献。他们一家人在四川时郁郁不得志，到香港后一起经营生意，子女出国读书，听说现定居美国，前后大不相同。

还有一位住南轩7号的何镶明教授，我和他女儿何素珊很要好。后来，何教授调往湖北，听说后来被划成了右派，最后悄悄离开中国，没有跟任何老朋友道别，可叹。中国的知识分子啊，命运是如此坎坷！

想起中国的知识分子，新中国成立以来，几经坎坷。本来大家和谐共处，你来我往，闲话家常；“文革”后，全无此现象，变得人人自危。

记得“文革”前，罗明燏院长、余仲奎教授、夏昌世教授经常晚上来我家谈天。那时，我读小学，我对罗伯伯说:“你的名字罗明橘应念‘橘’音，橘子的橘嘛。”其实我不认识“燏”字，有边读边，以为字就是橘字，引得罗伯伯哈哈大笑。他还时时讲笑话、出谜语给我猜。

家父比较胖，我时时用米酒之类的东西帮他擦暗疮，甚至有客人时也不忌讳。余仲奎教授见状，开玩笑地说：你爸爸生头虱，你在捉虱？

夏昌世教授更是谈笑风生，还教我们怎样煮菜、怎样物尽其用……

我住南轩12号，方孝岳教授住南轩1号。有时，我去探望方孝岳教授。方伯伯说:“45岁前人欺病，45岁后病欺人。”这句话我一直谨记。年轻时，小病不看医生，自然会好；现在，一点小毛病都要注意，因为45岁后病欺人。从以上这些鸡毛蒜皮的日常小事，可见堂堂的教授们是如此谦逊有礼、和蔼可亲、幽默风趣。可惜，现在已没有这种风气了，社会是进步还是退步？我也说不清了。

在中大旧校区，我知道1956年之前有如下教授住过。

西堂：谢申、王宗炎、符罗飞、夏敬农、王孟忠、萧锡三、廖德辉、王起、詹安泰、魏武等教授。

南轩：何作霖、刘鸿、曹廷藩、董家遵、叶本炽、黄文雄等教授。

北轩：罗明、余仲奎、陈百齐、夏昌世、梁恒心、杜汝、俭叶汇、岑仲勉、王越等教授。

中斋：刘俊贤、徐俊鸣、苏锐坚、蔡文显、张掖、叶觉民、陈连就、徐庆修等教授。

北斋：丁纪龄、商承祚、张仲绛、楼栖、卢文、卢法、方棣堂、戴辛皆、王亦行、黄仕辉、叶振华等教授。

平山堂：许淞庆、方淑珍等教授。

南斋:何炳良教授。

引自《中大童缘•往事篇》中山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P95-P98

2005年拆迁中的北斋

廖国钊绘制的北斋草图

夏纪梅日记

（2021-12-19）

中山大学十几名老教工子弟重访中山大学文明路旧校区，睹物思人，等于把中山大学1924年孙中山建校、文明路旧校区和石牌新校区的教学区与住宅区景点、1949年广州解放的历史脉络梳理了一遍。从中也回忆了这里曾是国民党一大旧址，国共两党初次联手的地方，天文台的科学贡献等历史大事件，也有提到鲁迅讲课、王越等历史重要人物。我把他们发表在“美篇”里的“回访纪实”打印给老爸看，他看后说了一个笑话：当时有外国人来广州问“中山大学在哪里？”本地人用广州话回答“惠爱东路”，听起来在英语里正好是well, I don’t know。再问“中山纪念堂在哪里？”广州话回答“惠爱东路”，听起来在英语里正好是well, I don’t know。外国人纳闷，怎么与孙中山相关的地方广州人都“不知道”呢。他以前还讲过类似的笑话：旧时公交车到了中山纪念堂站，广州话报站“纪念堂”，这个词英语听起来像get down。外国人又被误导了。

中山大学的文学院和理学院1952年随国策院系大调整搬迁入现在的康乐园（原岭南大学校址）。之前旧址据说由惠爱东路、文明路、文德路、越秀路，四面包围就是文明路旧校区。其它学院多数留在石牌校区，被分成了华南工学院、华南农学院、华南师范学院等。说起来，1952年前的中山大学占地半个广州。加上任教过的名人如云，难怪被美誉为“华南首府”“南天一柱”。

作者：夏纪梅（美），曾在“北斋”住过两年。父亲夏书章，1947年开始在中山大学任教，今年103岁。

中大文明路旧校区

邹启苏

我父亲楼栖1949年从香港到东江教导营集训，后来参加军管会接管广州。1950年1月，母亲带着外婆、我和弟弟启光也回到广州。当我见到父亲时，他戴着一个胸章，我按习惯从右向左念成“会管军”，他告诉我应从左向右读。我们在大东门的东皋大道住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买的餐柜、沙发、双人床、茶壶、茶杯等成为家里的永久陈设，直到今天。大概是在同年三四月，我家搬到文明路中大旧校区北斋17号。从1950年到1954年夏天，在北斋住了四年多，我的另一个弟弟启明以及妹妹纪平都是在此期间出生的。北斋及旧校区在我的童年中留下了深刻而又美好的回忆。得知北斋在2005年3月被拆除了，我深感惋惜。北斋是在3月13日开拆，而首先被拆的就是当年我家住过的17号和18号。

北斋始建于1925年，抗日战争时与东堂同被毁于日军空袭，于1946年按原样重建，其风格类似北京的四合院，由一组平房围成一个方形的大院，四边是住户。北斋共有26户，南北两边各七户，东西两边各六户，中间是一片空地，我家正好位于北斋的西南角。北斋西面是它的两座附属建筑，西面外约10米处的一排平房是各家的厨房，每户在里面占一小间；厨房再往西南20多米是公共厕所，是座两层的建筑，要方便的话得上二楼。以现在的标准来看北斋的生活是相当不方便的。

当年，中间空地上没有几棵高大的树木，记得中间有一棵槟榔树，旁边有棵梧桐树，靠西南角还有棵鸡蛋花树，厨房西面有棵酸捻树。酸捻的外形和杨桃一模一样，可又酸又涩，即使这样，还是未长熟就被小孩们摘走了。厨房和厕所间还有棵高大的白兰花树，开花时周围一片清香，由于太高，树干又粗，小孩们爬不上去，用竹竿又够不着，只能望花兴叹。住户们在中间空地种了一些花和菜，有美人蕉、玫瑰和指甲花等，还有木瓜树。在香港时。我住的街上根本见不到植物，这些花和菜对我和弟弟来说很新鲜。我和弟弟还从人家地里挖了几棵生菜种到我家旁边，后来人家找上门来，记得是还回去了。

北斋的南北两面的房子外有空地，所以住在这两面的人家每家外边还开了个小花园。我家的花园里有木瓜、圣诞花、美人蕉、指甲花、茉莉花，还有几株紫苏。给我印象深刻的是指甲花，10-20厘米高，花梗翠绿，不同的植株开不同颜色的花，有红色、粉红色和白色三种。开花后结出小果，果子熟了变成半透明的翠绿色，轻轻一碰就弹开，把种子弹出来。我弟弟他们几个小孩常常会把小果摘下来当“炸弹”对扔，小果打在身上也会炸开，无意中把指甲花的种子散布到更广的范围。使我家的指甲花由开始的几株繁衍成一大片。我家的木瓜树还结过好些木瓜。其中有一棵没有结果，母亲说是“木瓜公”，并说往树干上钉根钉子就可变成“木瓜母（广州方言，‘母’的意思）”。我和弟弟照此办法往树干打进一根大铁钉，可是无效。

北斋开有三个对外的门：东门通校区，是为正门。门口的墙上挂有一块由曾经在北斋住过的商承祚先生亲笔所书“北斋”二字的木牌，据说在“文革”期间不知是被毁掉了还是被有心人收藏起来了，毕竟商老的墨宝还是很有收藏价值的。西门和西南门则通向厨房和厕所。

北斋东面和红楼、天文台遥遥相对;南面是由北轩、南轩和它们西面的中斋三排平房组成的另一个住宅区，形状像个顶部没有封上的“П”字，它们每家前面都有一个小花园;再往南是西堂，是座两层楼的建筑，形状像个“回”字。西堂原来是中大的文科教学楼，住户是由教室分隔改成的；西堂的西南角不远处还有一个南斋，只有一幢两层的小楼，可能因为太小，在后来一些介绍旧校区的文章中均未提及;西党东面就是原中大的标志性建筑——大钟楼；西堂南面是一个有400米跑道的大操场，操场南边就是靠着文明路的龙虎墙，这儿是清代每年科举张榜的地方。

当时，旧校区内还有附小和附中。我刚来时插班到附小二年级。附小东面的东堂在抗日战争时被日军炸毁，每天上学都经过那片瓦砾场，附中就在北斋北面。附中几经易名，开始是中大附中，后来改名为华南师院附中，几年后再改名广东实验学校，直至1987年才正式命名广东实验中学。中大附小在我升五年级时和另一间小学合并，改名为华南师院附小，学校也迁到了文德路的仰忠街原华南联大附中的校址上，离家挺远，上学差不多要走30分钟。

旧校区原是清朝贡院所在地，建于清朝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现存的红楼就是主考楼。咸丰七年（1857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军攻打广州时附近建筑尽毁，唯红楼独存。民国时期，孙中山先生在广东建立政权后，于1924年2月4日在贡院旧址上成立了广东的最高学府——广东高等师范学堂，后改名为广东大学。为纪念孙中山，于1926年改名为中山大学。并以红楼为中心建起了北斋、北轩、南轩、中斋、南斋、东堂、西堂、大钟楼等一系列建筑，传承着广东从清朝到民国这段文化历史。众多著名的文人学者曾在此居住生活过;国民革命战争时期，这里也曾是革命活动的中心，许多对中国命运和历史发展有重大影响的仁人志十也曾在此留下过他们的身影。这片土地因史而贵，因人而名，可惜的是这批具有宝贵历史价值的建筑群在后来城市发展的过程中未能原样完整地保留下来。北轩、南轩、中斋、南斋、西堂、北斋先后被拆除了，在它们的原址上盖起了新的建筑。如今仅剩下被高楼包围的红楼、孤独矗立的大钟楼和天文台还在默默地守护着这片文化圣地。

引自《中大童缘•童年篇》

中山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P168-P170

符和平绘制的西堂草图

我是“西堂仔”

谢昶

2008年3月20日《羊城晚报•羊城沧桑》登载了《西堂之忆》一文同时刊发了一幅鲜明黄色的西堂油画，原来西堂有着光荣而悠久的历史，更使我回想起在西堂那段令人难忘的往事——

家父谢申是中山大学的老教授，我们全家是1947年搬入西堂（今省博物馆、中山图书馆内）居住的，位置在楼下西面的118号房。西堂这座四方形的建筑很有特色，楼下有内外走廊，内外走廊之间是木板隔开的住房，每宅是四间房，二楼只有外走廊;楼下中间是一片空地，建有公用的浴室和厕所以及晒衣场，厨房则位于西堂的周边，是一排小平房。设备可说是非常简陋，不能和我们现在的住房同日而语。但由于西堂本身和周边有着浓厚的文化气氛，使我们这班“西堂仔”的精神生活内容很丰富。直到我和妹妹1951年初参军离开了西堂。

当时我家的右邻是李学海教授（工科），左邻是李翼纯教授（地质）。著名的音乐家马思聪和夫人王慕理也在中大任教授，住在西堂楼下的东面。住在西堂的还有王宗炎、梁钊韬、王起、周其勋（文科），肖锡三、蔡乐生（教育），徐俊贤（化学），王孟钟（有机合成），雷瑞林、袁俊（体育），徐俊鸣（地理）等教授。西堂南面有一座两层楼的小洋房南斋，是王力（文科）和杨成志教授（人类学）的住所。西堂北面是中斋和南北轩，方孝岳（文科）、余仲奎（热处理）、朱福熙与夏昌世（土木建筑）、赵善性（体育）、刘俊贤（数学）等教授都住在那里。

周一至周六，教工都坐校车去石牌五山中大上课或上班，教工子女大多是中学生。1949年广州解放后，我们这一群追求进步、渴望求知的青年学生，为了互相沟通、交流学习经验和进行一些文体活动，经常有一二十人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活动，唱唱歌，跳跳秧歌舞。聚会的场所是南面的操场，下雨时则在外走廊。我们大多就读于中大附中、广雅、二中、女师等学校，在那激情燃烧的年代，我们这批前期“西堂仔”不少人参了军（空军、海军、二野军政大学等），没去参军的大多考入北大、清华、中大等名校。20世纪60年代后，我们这批“西堂仔”有不少人从部队或大学毕业回来广州工作，有少数人去了港澳地区和美国、加拿大、澳洲等国留学和定居。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的父辈绝大多数已作古，这批“西堂仔”都已退休成为70多岁的老人了。

住在西堂，最使我难忘的就是，晚上做完功课后去听马思聪练琴。我会单独或与几个音乐爱好者搬张小木凳坐在西堂东面的树荫下，聆听马教授小提琴和王慕理钢琴伴奏的免费音乐套餐。大多数是贝多芬、莫扎特、帕格尼尼、舒曼等著名作曲家的古典乐曲，特别是舒伯特、德列果和托塞民创作的流行了几百年的歌颂爱情的《小夜曲》以及他自己创作的《思乡曲》更是绕梁三日，使我沉醉在美妙的旋律中，我几十年来都喜爱唱歌和欣赏音乐可能源于此。生活的道路不论是顺境、逆境，音乐都伴随着我并陶冶了我的心境，使我更加热爱生活，保持乐观的情绪和健康的身体。

1948年在中大附中（现在的广东省实验中学）小型足球场上曾进行过一场别开生面、非常精彩的足球赛，由中山大学元老队对阵中大附中校队，我当时是守门员，元老队是袁俊、雷瑞林、赵善性等年已四五十岁的教授。上半场附中校队袁俊近门顶入一个漂亮的头球，下半场换上赵汝康（赵善性的儿子，后来是八一手球队守门员）守门，“父子守门，同场对阵”一时成为美谈。记得当年校队的中锋是蔡睿贤（后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几经艰难才扳回一球打成平手，元老队优良的体育素质、扎实的基本功和集体配合的技巧令我们这班后生口服、心服。

非常感谢《西堂之忆》的作者崔策和画家曹攒，使我回忆起60年前的往事。往事并不如烟，可惜的是西堂已拆去，只有脑海和图画中的西堂了。

引自《中大童缘•童年篇》

中山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P235-P237

附：崔策《西堂之忆》

在文明路上，原中山大学的校址（今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等单位内），清朝的时候是贡院，后来为两广优级师范学堂，民国初年改为广东高等师范学堂，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此兴办广东大学。1926年改名为中山大学。校园里有大钟楼（今鲁迅纪念馆），西堂和东堂，东堂以东还有一座华侨堂，由泰国华侨张成捐建的，故又称张成楼。

1935年，中山大学迁进石牌。1938年，东堂被日机炸毁，仅存大钟楼旁、西堂以及东堂以东的华侨堂。上世纪60年代，广东省博物馆成立，大钟楼和华侨堂归入省博。西堂里面住的仍多为中大教工家庭，在西堂大院的孩子被称为“西堂仔”。

1983年，为建图书馆，西堂、南轩、北轩、中斋等建筑全被拆除，华侨堂后来也被折除。2005年，北斋也因中山图书馆建书库被拆。从此，原中大校园内的建筑物，只剩下大钟楼和后面的天文台了。

最近，澳门画家，亦是昔日的西堂仔之一的曹讚，根据历史资料和凭着儿时的记忆，画了一张油画……《西堂》（见上图），希望以此唤起现分布世界各地的西堂原居民的记忆。同时，让这座最早属于两广师范学堂，后来是中大校舍的历史建筑的样貌遗留人间。

1948年5月谢申一家在钟楼前广场

油画《明远楼（红楼）》 曹讚

修缮中的明远楼

广东贡院始建于宋代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几座贡院之一，与顺天、江南、河南贡院并称晚清四大贡院，也是当时清代广东籍官员的摇篮。广东贡院的遗址也叫明远楼，就位于如今的越秀区文明路，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附近。（资料来自网络）

修缮中的明远楼门口

文明路6号大院之二

红楼（节选）

黎服兵

红楼是俗名，官名叫明远楼。楼高二层，红墙红柱绿瓦飞檐，是明清广东贡院留存的唯一古建筑。红楼占地约200平方米，，四周圈出一亩大小花园，楼前一株古木棉，粗逾八尺，枝干遒劲苍然，高于楼顶，就如一条苍龙护着红楼。当年每逢乡试，京城来的考官在正堂升堂开卷，数万考生战战兢兢领卷入斋，恭笔凝思，苦熬三日，博一生功名。此时考官登楼四望，威风无比，自酎岭南文脉尽入毂中。

阴差阳错，上世纪50年代末红楼成了广东作家协会的宿舍。上下两层400平方住了六户人家。楼下正面朝南的正厅被我家住了，后面朝北一分为二住着剧作家何求、作家梵扬两家，楼上南面住的是女作家郁茹和她的儿女楼丹、小熊，北面住的是画家陈吾和作家易准两家。一亩大的园子被我的祖母和父亲开垦出来，种了地瓜玉米，帮助我们一家八口渡过了三年困难时期。那时台湾反攻大陆风声甚紧，经常有蒋军战机从空中掠过，因此园子里又挖了防空壕。防空壕不曾实用过，成了小孩的乐园。我们在战壕里掏洞，隐藏从废铁堆里捡到的钩镰枪头和箭簇，长锈的左轮和驳壳。又养了一窝葵鼠、一窝兔子，兔子长大后把玉米地挖得千疮百孔，在里面生了好几窝小兔子。

每天晚饭后坐在木棉树下听父亲讲乘飞机进京观礼的荣耀，听母亲背唐诗宋词和中国历代年表，听祖母讲家乡的甜竹林和太和古洞。我的童年虽有饥馑之虞，也有精神之娱。祖母抱着我喃喃不休哄着睡，唠叨的是：长大读小学，读完小学读中学，读完中学读大学，读完大学去留学……贡院的文脉合着老人的祝祷，分明预示着孩子们的未来，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时代剧变，祖母的愿望多半会成为事实。

油画《中大天文台》 曹讚

黄小安的祖父黄际遇曾任中山大学数学天文系主任。

难以忘怀的奇才

──王越轸念黄际遇教授

王思明 王思华

家父王越的百岁人生中，结识的朋友和同事里不乏众多的贤才和英才。我们兄弟清楚记得，他生前曾多次提及念念不忘的奇才──中山大学教授黄际遇（任初），感叹说：“通才人物十分难得啊！”

黄教授青年时代，曾留学日本和美国，上世纪三十年代，与我们父亲同寓广州石牌中大教师宿舍，时相过从。其时，家父写有诗集《抚时集》，黄教授以骈体文作序，可惜此诗集在“文革”中被焚。

家父在所著的《百岁王越诗文选》中，曾写到：“任初学识渊博，于中大文、理、工三学院讲授专门课程，深受学子之欢迎。任初曾戏言：三光者日月星，三才者文理工，其风趣如此。”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大师生纷纷从外地返回羊城，黄教授从北江乘船返校，不幸在中途堕江遇难，我们父亲惊闻噩耗，哀叹不已。

时光流逝六十载，深情依旧。2006年，家父在《百岁王越诗文选》中，有纪念黄教授的短诗三首：

悼黄任初教授

其一

黉舍高楼酒一杯，文章庾信使人哀。

感时抚事千言序，十载焚坑付劫灰。

其二

避寇归来迹已遥，北江江水浪滔滔。

三才才俊人何往，长使高风倍寂寥。

其三

文理工科辟讲筵，岭南山斗史无前。

惊传捞月音容杳，弟子三千哭逝川！

2021年12月，在一次中大教工子弟参观广州文明路中大旧址的活动中，我们结识了黄教授的孙女黄小安。近年来，她一直致力于其祖父日记等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编注工作。随后，我们赠她一册《百岁王越诗文选》。她回赠我们一册由她编著的《屋檐下往事──黄际遇教授日记拾遗》，并提供了一些记载黄教授与我们父亲相互交往的资料，令我们高兴不已。从这些资料中我们了解到，黄教授与我们父亲有很好的交情，并都很喜欢诗词歌赋的赏析和创作。尽管我们兄弟已七老八十，但知交前辈的后代现在有幸相识和交流，真让我们喜出望外！

始料不及的几件事

黄小安

2021年岁末，王则楚大哥在《中大童缘》编委微信群发起聚会倡议，两个内容供大家选择，一是：文明路旧校区走走，午餐时大家讲讲这里的故事；二是：乘坐地铁新线路十八号线，探望老友兼看看南沙的变化。“喜欢一！”记得我是第一个在群中作出反应的，周显元也立马接上“我也喜欢一。”坦白地承认我是私心作祟：因为我一直在关注祖父黄际遇的行迹，文明路有，而南沙没有。那天是11月13日，接下来，我就在等待这个日子的到来。也许有人会感到疑惑，文明路，一个常年对公众开放的区域有什么值得期待呢？小算盘里装了什么秘密？

其实这个区域近年我没少去。2020年12月底，我与显元到中山图书馆参观一个抗疫邮票展后，专程去寻附近的府学街、双门底（祖父曾在那里购书）。2021年6月，祖孙三人一起在那里绕圈圈，记得孙女在绘画日记里画了位于中大天文台旧址前的天文学家张云的塑像和位于广府学宫旧址的中山图书馆少儿部旁的番山亭，那天我们在钟楼驻足（1945年12月15日上午，中大在文明路附小礼堂举行抗战死难员生追悼会，祖父是被追悼者之一）。我个人去的就更多了，连广东实验中学对面的番禺学宫（农讲所）、高第街（祖父曾在那里的“三多轩”购笔墨）、文德路口城隍庙（祖父曾在那里躲避日机轰炸）等地方我都没有错过。但我直觉此行会有不同的收获，因为有好几位曾在此地居住过的大哥大姐和画家、研究者同行。

此行果真没有让我失望，而且还有一些让我始料不及的事情。

开始酝酿时：

周显元主张要进入广东实验中学（初中部），因为平山堂旧址在里面。我觉得在疫情管控下这个想法如天方夜谭。但不得不佩服她的韧劲，联系一次、两次、三次……，兜兜转转，最后直通校方最高领导。校长深明大义，在做好防疫的前提下，申报成功。才有后来我们一行不仅在学校图书馆一楼的格致书屋一聚（原计划在餐厅的），讲讲那些年那些人的故事，还看到了“平山堂”那一片珍贵的遗物。

新年礼物：

2021年最后一天的上午，我与周显元、蒋向午约好在仰忠街口碰面，因为她俩知道我想了解当年在文明路周边，除了鲁迅先生住在白云路，芳草街有学生宿舍，还有其他的呢？我祖父住过的第三宿舍在哪里？向午的家族与那一区域有着较深的渊源，她是第一导游。作为回报，我领她们去了番山亭。虽然没有找到具指的目的，但我也知道，当年的师生未必都住在校区内，附近还应有不少的居住地。中午分手后各自乘车回家，坐在公交车上，习惯拿起手机看看有什么信息。13:29，王思华大哥发来：“我父亲很佩服你祖父的博学多才，多次在我们面前赞扬你的祖父。在我父亲的诗文集里，有二首悼念你祖父的诗。我想赠送我父亲的诗文集给你，请提供你的收件地址。多谢！”走了一上午的疲劳顿时消失，我赶紧回复，并答应到家后就将祖父日记中关于他父亲（王越，字士略）的篇章整理出来，作为答谢。到家后有点困，但没有食言。节选一二如下：

1936年5月17日（闰三月二十七日己亥）

夜与王士略竞背佳联，如黄花岗一联云：“荒冢近黄花，几番风雨；霸图数青史，如此江山。”传出时人谢英伯手杰构也。

1936年5月20日（闰三月晦壬寅）

五层楼联云：“五岭北来，珠海最宜明月夜；层楼远望，白云犹是汉宫秋。”传出胡展堂手，可令人先生在上莫吟诗矣。某寺联云：“如是我闻，虫声鸟声风声雨声和满院树声，入斯门一声顿悟；即今所见，山色月色云色树色*集四时景色，到此地众色皆空。”尝闻之矣，王士略为予述。

1936年5月23日（四月初三日乙巳）

士略、本侨夜深复来共坐者久之。

1936年5月27日（四月初七日己酉）

又撞半日钟，退已日中。惟今日未汗，午休少顷。……晡稍一为之，旋与士略谈文至二更。

1936年6月7日（四月十八日庚申）

午林砺儒简招市饮。一饭之恩，一日遂废。火德方炎，村景恋人，托词谢之。又完一瓻（借书一瓻还书一瓻，见《闻见录》），借书宜速还，还书宜速读，以其非吾有也，而所得常胜于所自有者。今人得书太易，今士得书太易，如纨绔儿得肉太易。停箸不食，食而不化，此中甘苦谁共知之。晚餐后纳凉楼角贪谈，下楼即睡，比来颇不安席，得休息时汔可小休。读王士略（越）《抚时集》，诸什颇有梅村祭酒之概，亦近事之史诗也。

1936年6月13日（四月二十四日丙寅）

夜与王士略久谈。凭栏当风，阅吴华两家事类赋，亦犹贤乎，巳者类也。

1936年6月14日（四月二十五日丁卯）

午后冒雨偕王士略往东山。闻黄仲诚（芜湖）将尽室而行，特走送之，未晤。答古公愚之访亦不获晤。而外湿于雨，内湿于汗，表里如一，方寸无惭。

短短一个月间的记录，两人“谈文至二更”“竞背佳联”“夜深复来共坐者久之”“午后冒雨偕往”……还有对王越先生诗集《抚时集》赞赏之言。可见两人至深的交往。

当晚，也许累了，也许新年将至的礼物，祖父的“行迹图谱”又可添上浓浓的一笔，我睡得特别踏实。衷心感谢此行才认识的，祖父挚友的后人——王思华、王思明大哥的馈赠。

超5000的阅读量：

2021年12月18日，这次活动的记录及大家书写的文章以《走向文明——中大附小校友重访中大文明路旧址》为题发表在“美编”，时至今日2022年1月7日，还不到一个月间，阅读量竟超过5000，其中非朋友圈的其他阅读量超过3500。并非热点，并非美图，文章占据大量篇幅，这个阅读量真是不得小觑，此文还在“生长”。让那些旧雨新朋相聚在“文明”，为历史，为后人留下已经失去或将要失去的点点滴滴。

此行始料不及的事情不少，结果却没有措手不及。大家为了共同目标促成好事一桩桩。

注：树色为水色之误

俯瞰天文台 陈靖文拍摄

天文学家张云塑像。张云曾任国立中山大学教授、天文系主任、天文台主任，理学院院长、教务长、校长等职。

问天——张云塑像局部

进楼前的合影

天文台内部楼梯

穹顶

天文台楼顶合影

　　天文台（广东科技报社）的杨柳老师很热情，大家相互交换信息。

门上的把手

窗台

子午仪室

油画《俯瞰贡院》 曹讚

清代广州贡院位于现今文明路，是两广地区举行乡试的地方。始建设于康熙23年（1684年），当时有号舍5000间。道光元年（1821年）号舍增至7603间。后毁于战火。咸丰11年（1861年）由两广总督劳重光重建。到同治6年（1867年），整个贡院号舍已有11708间，规模宏大，是清末中国四大贡院之一。广州贡院的号舍数十间为一列，每巷有《千字文》编列号数。号舍内置木板两板， 分别作桌椅用，休息是两木板合而为床。应试者入内即封号册，食宿均在号舍内，交卷时方开。光绪31年（1905年）废科举后，广州贡院改建为两广速成师范馆，也即后来广东大学和中山大学前期校址所在地。（资料来自百度）

那一排高大的木棉树（节选）

蔡宗周

若要说起中山大学的草木,不能忘记那一排高大苍劲的木棉树。那一排木棉树，也许与中大校龄相仿，甚至还要长一些，经历了百年风雨，拥有着百年辉煌，虽树干斑驳，粗糙嶙峋，然至今仍郁郁葱葱，挺拔巍峨。它，就在广州文明路的中大旧校区，现中山图书馆和鲁迅纪念馆共有的大院内，挺立在正门和两侧围墙旁，共有10多株。

我的童年，有三年时光是在这一排高大木棉树下度过的。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父亲从南昌大学调往中山大学任教，我们一家随后于1954年初迁至广州，最先落脚就在文明路的中大旧校区。这偌大旧校区，有雕梁画栋古朴的明远楼、灰白色圆顶圆柱的天文台、澄黄高耸的大钟楼，还有北斋、中斋、南斋、北轩、南轩、西堂、平山堂等几处教工宿舍。我家住在中斋6号，现今中山图书馆特藏馆的位置上。对于刚上小学的孩子，我感兴趣的不是旧校区的楼堂馆所、历史文化、名人轶事，而是猫狗虫鱼、花草树木。尤其大院这一排木棉树给我带来了童年欢乐和难忘记忆。长大后我才知道，这中大旧校区非同小可：清代曾是全国四大贡院之一的广东贡院；民国时期曾是国民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孙中山在这儿改组了国民党,提出了联俄联共,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国共两党共同努力下创建广东大学、黄埔军校一文一武两所学校，培养了革命的军事人才；1926年，为纪念逝去的孙中山先生，才将广东大学改为中山大学。鲁迅先生曾住过大钟楼，在这儿讲过文艺论、中国小说史、中国文学史三门课程；邹鲁、饶炎、傅斯年、朱家骅、何思源、顾颉刚等教育家曾在这儿教过学；梁实秋、王力、陈寅恪、俞平伯、赵元任、杨振声、商承祚、马思聪、钟敬文、饶宗颐等一大批名师大家曾在这儿任过教；解放前夕和解放初期，在旧校区居住过的教授就有：詹安泰、王季思、谢申、楼栖、周誉侃、梁钊韬、王宗炎、蔡文显、许淞庆、周其勋、徐俊鸣、曹廷藩、张掖等数十位教授；可以说，这一排木棉树，阅尽人间春色，俯看过不同时代、名家大师、各色人等在树下的奔走、拼搏、呼号、奋斗……

蔡宗瑜站在160年树龄的木棉树下。

油画《西堂东边梧桐树》 曹讚

图书馆前西堂旧址铭牌。

油画《西堂天井花园》 曹讚

油画《俯瞰北斋》 曹讚

图书馆前北斋旧址铭牌。

油画《北斋内鸡蛋花树》 曹讚

　　文明印记 （节选）

周显元

曾闻北斋建于1925年，抗战时期与东堂同被日军空袭炸毁，于1946年重建。但多数记载它建于1946年。20世纪80年代，我曾去北斋拜访图书馆界前辈商志馥老师，探讨毕业论文和西文编目培训诸事。多年来，由于学习工作之故，我经常出入新、旧中山图书馆。流连在这片充满文明气息的土地上，亲眼目睹它几十年之变迁，我的心情总是莫名感慨。这片承载着悠远岭南文化历史的热土，是前清贡院和中大校史的一部分。我出生在孙逸仙纪念医院博济楼，幼年在北斋居住玩耍。之后，在康乐园读幼儿园和附小，在石牌读华师附中，当知青回城后在中大工作三十年至退休。蓦然回首，我发现自己的人生轨迹几乎没有偏离过这“文明”的驿道。

我像一封从北斋投递的邮件，在沿途驿站一路盖下“文明”邮戳。朝夕之间，这封布满“文明”印记的信札已静静躺在中大离退休处某个角落。人生如戏，我的生命原点在北斋，记忆的帷幕在一场大戏的锣鼓声中徐徐拉开，我就在这个“文明”舞台上演绎着一个时隐时现的无名角色。

往事渐远，除了红楼、天文台、大钟楼和一块有“平山堂”三字的门楣石碑，中大文明路旧校区只剩下一堆褪色的老照片和各人头脑中零散不同的记忆。当我们想念北斋、思念父母之时，会随手翻阅曹讃的《文明昔采----清代广东贡院，民国中山大学建筑风景油画展》。

油画《绿荫下的幼儿园》 曹讚

我与西堂北斋

林子雄

今年12月初，周显元老师告诉说《中大童缘》编辑部要组织一次原国立中山大学文明路校区走访活动，让曹讚和我当向导，我们欣然应邀。出生在西堂的画家曹讚先后为中大创作绘制268幅历史建筑油画，从2011年至2018年由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文明昔采》《红墙绿瓦蔚国光》《澄江坪石 高山水长》《康乐绿叶掩红楼》4本画册，它们反映了百年中大栉风沐雨、筚路蓝缕的历程。在这过程中，多得《中大童缘》编辑组的指导支持，最初显元老师赠送一套《中大童缘》，我们从中获得许多珍贵史料，获益良多。2018年5月18日，我们在则柯、行赐、国濂、显元、小安老师的引领下参观了康乐园，此行为《康乐绿叶掩红楼》的油画创作和文字编写打下了基础。一句话，非常感谢老师们！

12月10日上午，走访活动在广东实验中学（简称省实）拉开帷幕。省实是我的母校，1964年我入读小学时，她的名字叫广东实验学校，十年一贯制，1-5年级是小学，6-8年级是初中，9-10年级为高中。小学部在平山堂，课室多在楼下，仍是民国年间旧式窗户。一天，课室的门被反锁，而窗户有一格的玻璃空缺，我可以从空缺处钻进课室为大家开门，当时的弱小情形，可想而知。男生中身体弱小的并非少数，与现代的“小胖子”相比之下可以说是“瘦骨如柴”。虽然瘦弱，但个个生龙活虎，十分灵活。要知道那年代的青少年有多么瘦弱？1969年，小学毕业的我才50市斤！平山堂是一栋坐北朝南的两层楼房，红墙红瓦，俯视大楼，呈匚字形，中间有一个面积不少的空地，平日下课，我们都在这里奔跑游戏，好不开心。1990年，省实进行校园改造，由于平山堂部分金字架木材腐烂而被拆除，仅保留靠越秀中路的一部分。今日省实，中大附中的痕迹除了个别大树之外，只有一块有“平山堂”三字的门楣石碑，众人拍摄留念，弥足珍贵。

从省实东门出来，我们来到越秀中路125号大园内的天文台，这是1929年中大兴建的，它是广东第一座、中国第二座天文台（前者有上海徐家汇天文台）。台高三层，外加一层地下室，海拔30米，钢筋混凝土结构。天文台作为中国天文史学上的重要科学遗址，1985年8月27日被定为广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1957年至今，天文台由广东省科技图片社、广东科技报社等单位使用。天文台是民国年间中山大学的最高处，在省实读书时我们经常登上这座小山丘，在山上的羽毛球场打球玩耍，但从来没有机会进入天文台。是日，在广东科技报社杨柳老师的热情接待下，我们有幸登顶参观，一下子完成了早在孩提时已埋下的上楼“探秘”心愿。

继续西行，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简称省图）北门前有一参天木棉树，根据此树可以知道这是昔日北斋幼儿园的所在地。小时候的我住在德政中路48号（“文革”为立新中路188号），与西堂大园隔一条马路。1962年，四岁多的我在北斋幼儿园读中班。在我印象中，那幼儿园连正式名字都没有（大门外没有挂牌），因紧靠北斋，大家喜欢叫它做北斋幼儿园。据幼儿园创办者之一的廖绮霈老师说，1958年“大跃进”期间，教园（省教育厅宿舍）刚刚建成，留下一排建筑用房在北斋的东面，几位住在西堂、北斋的教师夫人主动要求办一间幼儿园，她们利用那排建筑用房，白手起家，购置教材、家具等物。幼儿园是一列平房，分别隔开三间，从东到西是大班、中班、小班的课室。最东边是一间小房子，辟作厕所（小朋友冲凉也在此）；最西边是厨房（北斋房子）；前面是一个操场，中间是一条通往课室的道路，左边是一小滑梯，这是幼儿园唯一的娱乐设施。操场的右边尽头有一小房间，是幼儿园的办公室，老师在此办公，家长交费也在这里办理。该小房间后门可通北斋，老师若住在北斋，由此门上班。报读这间幼儿园的多是住在大院里的孩子，西堂、北斋、南轩、北轩。幼儿园的操场起初是一片泥地，其上无草，也无铺水泥，廖老师说：“哪里有钱啊！当时这个幼儿园是我们几个家庭妇女每人拿出几十元建立的，可谓白手起家。初时只有那四间平房，连围墙都没有的，小朋友老是往外跑，无办法只好筹钱起了一堵一米高的矮墙，小朋友是挡住了，但冬天来临，北风呼啸。后来得到一个部队的支持才起了那墙。幼儿园最早属于芳草街，后改为“德政幼儿园”，属大塘街。

来到省图，大家兴致勃勃地参观大钟楼（今鲁迅纪念馆）。大钟楼建于1906年，又名钟楼，它因1924年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举行以及1927年鲁迅到中山大学任教住在楼内而著名。1959年10月，广东省博物馆（简称省博）成立，钟楼是工作办公的地方。我父亲1961年从省委宣传部调到省博担任书记，我在省实读书时，放学常常跑到钟楼等爸爸下班一道回家。昔日的中大操场成了一片草地（A区），1986年，中大操场与钟楼同时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4年，省图新馆工程破土动工，今天省图主楼（B区）一部分便是在西堂的位置。2007年，省图扩建工程拆除北斋建成馆舍（C区）。

60年过去，小时候每天从龙虎墙小门进入，沿着麻石小路，途经西堂、南轩、北轩、中斋、北斋到幼儿园、省实上学的情形仍历历在目。1983年我调入省图，在那里工作了30年，我自小在西堂北斋穿梭行走，后来又在此地兴建起来的省图工作，这便是我的微信号叫西堂北斋之原因。

在平山堂前合影

俯瞰钟楼 陈靖文拍摄

远眺钟楼 陈靖文拍摄

油画《初建时的大钟楼》 曹讚

钟楼内的展览对广东大学与黄埔军校的介绍。

邹鲁的照片映在他题写的“孙中山演讲三民主义纪念碑”上。

钟楼局部

钟楼楼顶

钟楼里面的礼堂

钟楼二楼窗台

从里向外看

贡井

有棵小木瓜树

1947年秋，四舅廖健安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回广州，去北斋探望姐姐廖坚池和姐夫周誉侃，在大钟楼前留影。 （周显元）

1947年秋，父亲周誉侃在大钟楼拱门内拍摄，可见门楣上“有志竟成”及门右“國立中山大學廣州通訊處”木牌。（周显元）

大院门口有“中国国民党一大会议旧址”铭牌

也是广州鲁迅纪念馆

钟楼内售卖的鲁迅纪念馆纪念章

钟楼

黄小安



祖父黄际遇在1937年11月6日的日记中记载：“讲文学于旧校址，予壬戌、丁卯两度假馆于此，今为附属中学，昔年之贡院也。铜驼娄徙，颜驷三朝，过此踌蹰，感能于予心哉。”

“旧校址”指位于文明路的中大旧址，壬戌即1922年，那年祖父从美国留学回来后曾一度在清代广东贡院所在地教书，此时距中山大学校徽主体图案“钟楼”落成的1907年已经过去15年。学校的名称从“两广速成师范馆”“两广优级师范学堂”，1912年更名为“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完成了从旧学的贡院到新学的师范学校的替换过程。

丁卯即1927年，祖父再度执鞭于此，此时的“钟楼”已从1924年成立的国立广东大学办公楼成为国立中山大学的标志性建筑一年了。“钟楼”居高临下，簇拥在周边的文化气息弥漫至今，校舍、图书馆、书店、字画装裱店、文具店、文物店、展览厅等等，依旧是广州人心目中的文化地标。1936年初祖父第二次返回中山大学，他常阅市于“钟楼”附近的学府街、龙藏街、学宫街，“旧街阅市，搜猎破书”，犹如“嗜痂之癖”。

节选于《一个中大子弟的“乡愁”》

油画《钟楼晚霞》 曹讚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原是清代全国四大贡院之一——广东贡院的所在地，尚存的遗迹是图书馆西面一堵有几百年历史的老墙，当年科举会试的放榜就张贴在这堵朱墙上，所以这堵墙被读书人尊为“龙虎墙”。（资料来自百度）

龙虎墙的英式砌法

油画《夕照龙虎墙》 曹讚

　　12月10号我参加中大附小校友重游中山大学旧址活动，与学长、学姐们一起寻根。我父亲陈则光1950年从湖南大学调到中山大学中文系，当时中大校址已迁去石牌。父亲是解放后中大中文系首届招生及第二届本科生的班主任，兼教近现代文学、古典文学、文学评论、写作等，当年老师一身兼教数门课。父亲对中大旧校址了解多少我並不知道，中大迁到康乐园的几年后，我出生在中大护养院。所以我对中大文明路、五山旧校址的历史一无所知，本着多了解中大历史的目的而前往。

中山大学旧址如能像湖南长沙岳麓书院那样保留完好，至今都能让后人瞻仰游历，感受老学府的书香之气多好啊！中山大学前身是广东大学，是孙中山先生在广东建立一文一武学堂之一，武学堂为黄埔军校保存完好，很有历史价值，展现了近代军校历史人物，教学环境，各种物件，历史事件都很清晰展现给后人。而文学堂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命运多舛，日本鬼子侵略时把旧校址炸了一半，损失了不少有价值的历史资料以及建筑物，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中山大学原址只能从画册上看以及口口相传来了解了，实在有点遗憾。希望中山大学的光荣传统代代相传，长江后浪推前浪。（陈晓群）

　　到此，我们寻访旧地的活动暂时划上句号，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国立中山大学文明路旧校区。

注：油画引自曹讚《文明昔采—清代广东贡院 民国中山大学建筑风景油画集》岭南美术出版社2011年10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