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回忆录（三）

咬定青山

在上海 1943

1942年秋后，姐夫姐姐要回重庆了，我未同行。结束了没有工资的差使后，开始在上海找工作。先到马霍路（今黄陂路）南京西路和昌西服店找周祥云表伯想办法。他很快联系好让我到周善昌舅公开设在厦门路弄堂的呢绒字号里暂住下来。

字号里同仁屠志明先生问了我本身具备的条件，了解到我学过会计，能用英语、日语接待顾客，出师于天津和昌行，会讲普通话。屠先生很快向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675号吴兴昌西服专家（专卖自制现成西装）老板吴如佐先生推荐我去工作，吴老板也正需进人，通知他次日陪我到吴宅面谈。当时我廿一岁，他让我自报廿四岁。一见面，老板听我回答后，便请我第二天到他店里去上班。我在他门市部当营业员。门市部有老师兄方家发、余春林，都系学徒工出身，和一个学徒组成。一位会计徐献琨和一位财务黄祖华，我们很快就熟悉起来。我当晚就住宿在楼上一个亭子间里（老板创业时住这里的）。当年外国人，尤其是胶州路外国人集中营里的侨民都来买衣服，都由我接待。后来仿效经营现成西装者多了，生意受到影响。旧社会着西装还是少数阶层。

我在深思，当时妇女服装主打短袄长裤，传统式样是直裆叠腰的，棉、夹、单裤同样；穿旗袍的也有棉、夹、单的；富家妇女及职业白领也有着西式套装及裙子套装的。我从电影里看到西方妇女休闲中穿一种叫SLACK的宽脚管长裤，觉得可把它的款式移植过来，制作一种西式长裤，既保暖又大方，将它取名为“骑行裤”，可骑自行车，免去穿旗袍、裙子时的不便，日常穿要比中式叠腰裤强多了。

当时，时值深秋，建议老板进一批上海仁立毛纺厂出品小人字毛花呢，自制一批女式骑行裤，在门市部推出，请广播喇叭唱响，一面托大新公司广告部顾鹤鸣先生绘制幻灯片在全市各家电影院银幕放正片前的广告时播出。

这样一来，吴兴昌西服的门市热火朝天，顾客挤满了店堂，只好请财会人员来帮忙开票售货，有的顾客要求定做，工场间来不及制作，发出去外包。外埠服装客闻讯前来要求批发订货。老板自然高兴，我们的厘头钱也成倍地增加了。日子一长，诡计多端的老板心怀疑惑，他派了亲戚来店堂帮忙，实际上是渗沙子，监视大家。做老板的他耽心伙计团结，从来没有人去打小报告，他犯忌了。中国人开店，伙计用三年就要换班。在酝酿加薪期间，发生劳资冲突，老板把脸一抹，当天下午老师兄方家发、余春林、徐献琨、黄祖华四人被新城区巡捕房抓去，关押一个下午。店里留我一个人在做生意。最后经过谈判，将这四人解散。我不愿单干，和他们一起走，准备另起炉灶，合伙开“ASK”公司。不料，我后来被抓进了敌宪兵队，脱险后去了宁波，开公司之议就此胎死腹中。

吴兴昌老板心思恶劣，我们解散了，规定的三个月解散费迟迟拖了几个月后才发！物价飞涨，伪币早已贬值，进店时个人的经济保单也扣着不还。1945年，我去宁波永安五金行工作，保单要送还给上海麦强公司老板孙先生的，周祥云伯伯为我又找了三个保人请孙先作的铺保。以上两事都托我三弟去办理了。

洪流——涟漪文艺社

1943年，我在吴兴昌工作间隙中，结识了吴锦初（我祖母表弟吴联笙的孙子）的朋友肖传芳、应政彪、张惠卿等。几位都是同龄青年，面对日伪统治环境，社会文化坠地，人气消极，要求上进的青年人思想感到苦闷，欲借助文艺结社广交朋友，提升思想认识，学习写作，增进友谊，加强人际联系，大家一拍即合成立了“洪流业余文艺社”。

肖传芳着力组稿，出创刊号，由于条件所限，油印刊物的质量粗糙，却振奋人心。吴锦初为社长，张惠卿任编辑，我其副并兼财务，向社友每月收取四毛钱，用以支付每月出版一期的刻蜡纸、油印用纸张，余春林——余声为刊物封面设计及插画。月刊为十六开白报纸装订本。得知外面对未正式批准的刊物严禁有加，肖传芳他们遂将“洪流”更改为”涟漪”，其实这无关于宏旨。有鉴于我写得一手好字，要我担扛出版的刻蜡纸腾写工作。日伪夜晚灯火管制，停电时我只得点洋蜡烛通宵达旦了。涟漪月刊在艰难中出了12期，我和余声失业后无法勉为。

我和余声是单身，食宿无着。第一次暂时借住在余声朋友朱古律介绍的卡德路光中中学学生宿舍里，买了一只炭风炉，生火煮面头当饭（一种米店里轧面条时切下的废弃物——面头)，放点酱油，一日只吃两餐而已。不久，要开学了，校长说不好住了。吴锦初父亲吴芝品伯伯叫我住到戈登路（今江宁路）弄堂他家，因为伯母带孩子们回乡去段塘老家了。芝品伯伯见我们吃饭成问题，总不能让我们去吃阳春面、馄饨吧，他让锦初带我们去新闸路西斯文里歇脚搭伙，那里是锦初同俞顺根、张文俊、吴先生四人合伙经营的合众百货字号，这样，我和余声有吃有住了。三餐饭有饭师傅烧，晚上我们和经理俞顺根先生一道睡在他的楼上办公室里。白天我和余声出去找工作。

自从文艺社搞出版物时起，社友开始有不定时集体聚餐活动。一次在张文俊家社友聚餐，锦初请了他朋友姚先生夫妇列席，份子钱由锦初掏腰包。

这次活动有一个余兴节目，要求社友各人带一样东西——礼物来，饭后举行抽签得奖品活动。每一样东西分别编号，对号入座。我抽到的是张惠卿创作的《小绵羊》投稿时的原件，这是众人喜爱的优秀文章。原稿有幸落花有主，我真高兴啊！我把这件礼物收藏在随身行李一轻型手提皮箱的文件夹里。从此以后，天南地北它跟着我形影不离，从上海到宁波、杭州、汉口、宜昌、重庆、成都、贵阳、遵义，直到我六十九岁退休又带回上海，屈指六十三载。2006年，惠卿从北京来上海到我家，我心想人已至耄耋，就将《小绵羊》当面归还给了他，他也欣然接收。

文艺社后来发现社友瞿永宽竟然是深藏在上海的汪伪特务。他的公开职业是当年威海卫路陆春阳中医寓所里一个中医。从此大家有了警觉，公开聚会减少了。

吴锦初的朋友姚先生，受锦初热捧。姚在沪西一带活动，要开一家绒线店。有一次，锦初组织社友在淡水路关帝庙搞结拜兄弟仪式，香烛准备好了，关书也宣读了，吴锦初说要等姚先生来讲话。我怒夺关书将它撕个粉碎。众人一哄而散，他次日来找问罪，张惠卿等帮着解了围。

2013年6月惠卿签名送我他的新作《往事如烟文存》

惠卿一直珍藏着当年我刻写的《涟漪》封面

被抓进日本宪兵队

1945年春，我和余声失业以后，暂棲身于新闸路西斯文里合众百货字号。一天傍晚有人传闻肖传芳被捕好几天了。正在思考出了什么事，又有人来说吴锦初也出事情了。自从失业后，每天除了回合众吃顿夜饭。白天几乎是和余声两人在外头找工作，饿了买只冷大饼啃啃。忽受这个莫名讯息的冲击，立刻想到是否社友当中出问题了，牵连到我和余声，可真是雪上加霜了。

西斯文里这幢三层楼旧式石库门房子，原先是张文俊父母从大房东处租赁而来，底层是自营的银器饰物加工制作工场，一面墙壁排满煤气管道供燃气熔化银子和焊接产品之需，工人们在埋头干活。上面两层住人，现今二楼出租给合众开店了，作营业办公室，吴锦初、吴先生、俞顺根投资参股。楼下小天井也租给合众制作化妆小商品及土法加工酱油装瓶出售。俞顺根是单身，我和余声同样，都自备一架活动行军床，晚上分别睡在合众办公室内。肖传芳、吴锦初先后被捕的时间应该是5月底。

1945年6月3日清晨时分，人们尚在睡梦中，被底楼大门铜环急促敲击声惊醒，是张文俊妈妈摸黑下楼去开的大门。不到片刻功夫，随着一阵快步上楼沉重的脚步声，闪电一样冲进来两个留着短发、身穿中式衫裤、手持短枪的黑衣汉子，喝令起床理好床铺。我本能地感觉到是怎么一回事了。黑衣人叫大家把身份证拿出来，平日里人们都叫我王辉，黑衣人见我身份证上是王佐惠，便叫唤谁是王辉，我说我是。来人搜查东西，窗前台子上放着的英文字典和课本、日文字典和课本都是我的。当时我在戈登路（现江宁路）月光新邨安先生处上课，失业了还在读书。安先生是广东人，他是上海广播电台一档节目里教英文的主讲老师。我行李袋里有立信会计、英文、日文，英文打字等的结业证明都被收走。办公室墙角边有一只立式多抽屉公文柜。来人见上了锁，用力边推边摇，“啪”的一声，有东西掉下来了。当时外面大门被敲得震天响的瞬间，我就意识到会有事情降临，赶紧把收到后按期保存着的12本《洪流》，《涟漪》月刊塞进文件柜靠墙的背后壁缝中，以为不会有闪失，谁知这么一摇立柜移位缝隙松动了。“哈哈”，黑衣人高兴得张开血口，獠牙毕露。此柜是合众营业办公傢具，我声明刊物是我所有，也是我放进去的，与合众没有关系。黑衣人将搜到的所谓物证统统装进一只布袋，押我们三人下楼。张文俊不幸也从楼上亭子间被带走。

出了楼下大门，天已发晓，黑衣汉子在新闸路弄堂外招来了三辆三轮车，他俩骑自行车，一前一后监视三轮车急行。此刻我心里很清醒，内衣兜里的一张表格纸上详细记录着社友的姓名、住址、电话号码、工作单位等，是千万不能落在来者手中的。途中趁还可小活动机会，掏出来弄碎，一口塞进嘴巴，慢慢吞咽下去。三轮车行至闹市区，天也大亮了，茫茫大千世界，谁会晓得坐在车子上的人已失去了自由呢。

经过法租界靖江路（现桃江路）普希金头像石碑所在的三角花园，转弯抹角中到了位于贝当路（现衡山路）吴兴路的一处有武装日本兵站岗的门卫口停车进去。这里原来是美国学校，占地面积极大。草坪东面的建筑物成为日本沪南宪兵队本部所在。整个大草坪周围戒备森严，当中划出一片湿地建牢房。牢房用粗大原木搭成数排，里面不知关押了多少人。数日后，我在审问室板桌上捞到半支铅笔，咬出铅芯，利用甚薄的便纸写数语托铁丝网外的隔壁可的牛奶棚的工友送到福建中路150号我三弟王经繸处。后来出狱才知未送达。

从新闸路被抓的我们四人让面壁站成一排，无人过问。那是一个大门内过道，人进人出，对我们搧耳光，吸烟时，就拿烟头往脸上烫，侮辱性举动令人气愤至极。不久，四人被分别拉到牢房里。我一进门便见到吴锦初盘腿坐在地板上，一身臭汗，汗衫脏破，且有血斑，很明显，刚受过刑罚。他小声地告诉说，日本人打他时给上了手铐。而张文俊才到牢房门口竟吓瘫在地。这天自清早到夜晚，滴水未进，饿着肚子，这是敌人虐待我们的手段。

次日深夜水岛伍长和日兵青禾将我带到审问室外小天井水泥地面上，双手用草绳反绑，人体仰躺，足高头低。审问开始，问：这是啥地方？有人供出你是CP（中共），老实交代的好！我哪会相信自己被人胡告了。好啊，不老实！接着敌人用湿毛巾盖住我口鼻，不一会我呼吸困难，你说不说？接着拎来一只装满水的大铁皮铅桶，开始朝我脸上倾倒冷水，速度快慢随问话变化。时间长了，人昏过去了，敌人大皮靴足在肚子上一踩，水从口鼻冲出，醒了又重复一遍，死了也就结束了。水岛伍长胸前挂一只手电，时不时将强烈的光照直逼你眼前。

第三天深夜，夏夜起风，毛骨悚然，依然大桶水招待。直到黎明前，混蛋们睏了，把我拖回牢房。这次问的是张惠卿的情况。这好说，是朋友，文艺油印月刊很简陋的，张惠卿爱好文艺学习，大家一起学，他是大家推选的文艺作品编辑，我是副编，蜡纸我刻写，余声画插图的。牢房门外名字牌子开始用红色写，后来改为黑色写了。

有一次晚上在审问室的一张长桌子上进行审问，水岛坐首位，那戴眼镜的朱翻译坐在我近旁，这次敌人依旧在唱“老生”，我明白那是一种下马威。他们追问对象只有吴锦初、张惠卿、王辉而已。惠卿在放风时，同难友统一口径对好口供，是为了大家好，免出乱子。我要保住惠卿平安脱险，平安出虎口，为此，我甘愿自己多吃敌人毒打和用两双手扇耳光的肉体苦头。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四日，也像敌人每次提审时一样被叫唤出来：“你快出来，你的死啦死啦去了。”这次肖传芳没被叫出来，后来得知，他被人告发是共产党，受刑次数多达二十多次，同时牵连了大家。我和吴锦初、张惠卿、张文俊、余声、俞顺根六人去了一个大房间，每人一张表格，身高、体重、牙齿状况都登记在上，手印、足印都留下。发还了各人裤腰带。我被收去的几份学历证明却不见了。训话了，你们小赤佬受的毒还不深，在这里的事情不许在外头讲，可以滚了！然后被押出了吴兴路岗门，真像从黑暗无望的地方，忽然开朗来到一个新世界，重获生命、自由。二十多天后，肖传芳也获释了。

惠卿发表的回忆文章《在日寇宪兵队的生死经历》

回宁波故乡新荘

1945年6月17日出狱后第三天，人甚疲惫。回合众字号办公室，暗中从八仙桌抽屉中摸出自己悄悄塞进的一只布袋，内有14只金戒子，是我平时用积蓄所购，处于乱世，为全家父母弟妹活命用的保证物，物跟人不离身的。沪甬直航的宁绍轮船被炸修复后，船舱内补破的钢板墙壁尚留下一大片底漆还未盖上面漆的痕迹，它还是首航。三弟见我劫后余生样子可怕，不禁流泪，劝我快离上海回家休养，有幸买到一张统舱票。第二天早晨，船将进镇海港时，忽传敌机从舟山起飞，轰炸机又来了。船员叫大家不要惊慌，原地不动，不得往单侧逃。忽地心血来潮，我没在岸上送命，难道会死在水里不成？船在加速进港，总算靠上宁波江北岸轮船码头了，我将行李拖上黄包车，过了江桥，车到江厦街70号永安行——永安五金股份公司，行李暂寄放在店里，我步行到西门外板桥头，雇好乌篷脚划船到新荘水龙埠头，经中堂右转弯到小弄堂我家。

我早就认识永安行经理吴青耿先生。1943年我在上海吴兴昌西服专卖门市部当营业员时，他出差上海，特地来看我两次，问我业余做什么。那时我在立信会计学校上夜校，是校长潘序伦先生教的书。次外读大学英语，也读日语文法，还去学英文打字。我也去了他下榻的大方饭店回访。

我刚回家几日，青耿叔通知我父亲要我去永安行见他。原来，永安行老会计周芝康——我的小学老师，辞职在西门开万成五金店。青耿叔问我愿意帮忙不，店里账务堆积半年多了，急须清理和专人负责管理，我同意了，但时间不会很久。他说聘请你任会计主任，尚有分店永大，总会计有两套账，一套是应付对外的，月薪六担米折算。这在甬城是中上水平了。因为不便在办公室内做，就在楼上临街一间他备用卧室做账了。时值盛夏，朝向东南，阳光直射，赤日炎炎。这堆“乱头发”要啃下它是一个烫山芋哩。会计的法则，有借必有贷，借贷必平衡，月份日期又不清楚，银行存款往来，农村存入永安行的钱有存有取，利息一直未折算，如此的“乱”，我最后夜以继日，化了20天攻克难关，青耿叔放下心松了一口气。借清理契机，建立了新的财会体系，也为后来者接手时留下方便。

在永安行工作不是我的理想职业地，打算做到年底为止，把会计工作结清后走人，去上海找工作。感谢青耿叔对我关爱和帮助。他盛情请来甬地同业面子人廉汉先生（我母亲同族远房侄辈）做工作挽我，在宁波也可以发财的，但我去意已决。

此时，忽接姐夫樊独超从汉口发给青耿叔和我的电报，要求准我辞去现职在上海等我。后来得知和平了，重庆客帮东下上海进货空运四川。耿叔明白，留不住的了。于是提前谢年，盛意送行。

到上海 1946

1946年1月16日我到上海，暂宿虞洽卿路（今西藏中路）大陆饭店504房间，姐夫把大房间作为办事处（各路客商皆如此，饭店也乐收高租费）。为了抢时间，采购到颜料后立刻分改包装，连夜加班，次晨一早运输行派车来接货争飞机仓位空运四川。

是年初夏，吴锦初动议文艺社复社，要将过去手工油印刊物改为铅印本。他积极地通知友人们，请大家参加抗战胜利后的首次社友大会，会议地点在南京路慈淑大楼二楼姚先生的办公室。那天绝大部分社友到会了，大家都为小别重逢欣然于怀。肖传芳、张惠卿和我落座在会议桌的头上位子。会场是一个楼面较为宽畅的大办公室，可能主人临时把原来分隔房间的活动屏风搬走了。服务人员为大家沏上茶。人们在兴奋的气氛中交谈着，会议迟迟未开始。有一些人是忙中抽空来的，等不及要回去了，吴锦初这才说好不容易借到姚先生的办公室，姚先生很喜欢年青人，今天的会是我们文艺社复社动员大会，姚先生要给大家讲话的。我这才感觉到日本人走了，姚先生来了，他是干什么的？

惠卿坐在我对面，我不愿等开会了，我使个眼神，示意一同去卫生间方便，就此离开大楼。一路和他边走边讲。肖传芳他们的情况我不多想了。肖传芳矮小身材，满脸青春痘疙瘩，其貌不扬。此人深度近视，却才华横溢，语风犀利，性子耿直，颇有辩论家风度。张惠卿患口吃，语气尔雅，说话不多，看上去是个有思想修养的知识青年。我在众人前保持沉默时多。吴锦初的朋友姚先生不像是做学问的人，也不可能是商海里的人，他俩关系密切。不论在敌占时候还是抗战胜利后的当今，都对文艺社感到关切和兴趣，因为社友都是要求进步的年轻人。我一直纳闷，姚如果是干政治的，通过吴的桥梁对文艺社伸进黑手，瞄中了谁？姚究竟是什么背景的人物？

后来我得知，出狱后第二年惠卿参加了共产党，再后来，惠卿有意发展我入党，但我没有那个觉悟，那是性命难保的，我考虑家中弟妹多年幼，我大哥是要养家糊口的。

年末，姐夫的大业颜料行用六根半大金条顶下静安区吴江路（旧称斜桥弄）67号楼上楼下两层，楼下有厨房、天井、电话、办公室。

1947年新年伊始大业行上海分店开业，总店在重庆，成都、遂宁也有分店。上海采购进货渠道有英商卜内门洋行，美商南星洋行，瑞士汽巴洋行，沪商公和来颜料号，他们供应自己改装的500克听装本牌颜料，都不能满足内地需要。我通过国外厂商行名录讯息选定的美国颜料厂商，供给200磅大铁桶装的颜料，甚受内地用户欢迎。

上海园明园路131号美和洋行大老板MR.FRICH要和我合作，问我香港有朋友吗，他知道大陆将要解放，他的公司要撤回美国，要我去香港当他的在华经理，他发货，我运内地销，主要是颜料，我没法实现。他为什么找我，因为我曾帮过他忙。我与他交往始于希望他从美国为大业行进口颜料。当时我要订购“直接紫颜料”和“盐基孔雀绿颜料”，数量较大。他也是第一次与要买颜料的上门客户打交道，我开出品名和规格，付定金美汇15%，一月后货到上海。他当时获批的上海政府进口限额美汇ALLOWCATION QUOTA 十多万元购买颜料，主要是一批“直接红”GONGO RED，批准使用期将到，当局须办出合同确认，不然的话，限额外汇失效。FRICH先生心急如焚，这是一笔大生意呢！他来找我帮忙。我动脑筋想办法，不出半个月帮他解了围。

大业行名气大了，姐夫欲开展进口贸易与美国工商建立关系，指派我出国发展业务，给一万元美元作经费，护照、签证都办妥了，只待万国邮舱船期。我和惠卿谈了此事，惠卿说：人民解放军野战军节节胜利，蒋家王朝岌岌可危，劝我不要出去，我听从了惠卿的意见。后来护照签证都送交住地永嘉路派出所。

2014年8月16日惠卿到上海长桥养老院探望我

我的婚姻

1943年，由于姐夫的颜料与永安行的业务，我同青耿叔的交往频繁，他拿到张家大小姐1吋证件照，通过新庄邻村对河岸张家漕亲戚杨元璋同学的母亲杨阿姨，送交我父母看后又给我看，我无言以对。我在永安行工作时吴经理又一次拿张大小姐原来1吋证件照给我父母也转我来看，我不知为何。将永安行的股东，也是公司副董事长张之宋先生的千金介绍给我，是耿叔做文章中的“伏笔”，他说今后红线是不会断的。

九月的某天，我偶然站在门市部收银台旁看同事们做生意。那天我着常青色羊毛背心，戴金丝边眼镜，见有几位中年和年轻妇女从店堂外头进入经理室，他们坐了一会儿后，青耿叔手指玻璃窗外站着的我让客人看，我不知道其里，稍过片刻，客人走出来了，有一位穿深玫瑰红呢短大衣、旗袍、长统丝袜、皮鞋的女青年在注意我。事后，经理告诉我，他们是张师母、大小姐、姑母、吴经理亲戚张家漕杨阿姨（女方介绍人）。他们留下了住址：江北岸后马路131号月洞门内，希望去走动走动。我没去。后来张大小姐回上海去了。

1945年9月2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四明山新四军三五支队进攻甬城收缴日军武器，日伪军还击不投降，战火骤起，乡下拉夫筑工事。父亲让二弟到永安行躲一下，青耿叔让二弟同宿我卧室数日。数日后日军被俘，时局平定了，二弟经纬才回家。

不久，双方父母在我同意后，进行王、张订婚仪礼。张之宋先生从上海来信，告诉我上海住址：上海大上海路（今延安东路）1205号行仁坊五号。我写信到上海致张大小姐，她同意互通书信。此后在我离开宁波前，写了三封信。谈学习，谈出身，谈前途，彼此初步了解各自立身处世，清正做人，孝敬父母，热爱兄弟姐妹的志取和为人子的天职之道理。

1946年元月我应姐夫之约到上海后暂住大陆饭店，日夜分包采购到的颜料以赶航班运往四川，忙得“不亦乐乎”，手都起了血泡，也没工夫去理发。张府请我去吃饭，30725电话打到饭店总机次数多了。我劳动强度大，要去发电报，实在抽不出时间去作客。后来，张大小姐雄如亲自来请，应邀前去，张府热情招待。我长发、粗手，自觉尴尬。席间，姨妹雅如小姐抄甬地习俗，作弄毛脚女婿一下，将瓜子串起来，汤团芯子里加辣椒，茶杯放盐巴等，我自处处设防。后来长江货客通航，业务纳入正常，张府每星期日请我吃饭，饭后叫雄如一道去大光明看电影。那时她毕业了，在中德医院工作。

是年晚春，雄如电告，报上招租栏广告刊出法租界拉都路（今襄阳南路）敦和里——306弄39号二层统楼朝南一间，水、电、浴室、抽水马桶、灶间、天井俱备，让我去看。为租房，两人跑过多少地方了。岳父也托人看过不少地方，都不中意。这次尚称合适。二房东周文痒讨价顶费（使用权）12两黄金，房租每月三斗米（市价折算），最后以10两成交。那时金元券贬值，物价飞涨，我向姐夫借钱，他说借一千万元，要付利息，每月按银行借款利息计算。

岳父和我父亲商量提早儿女婚嫁日子。雄如要求进步，为人低调，语言简赅，肚量大，聪明能干，是一位德、智、才兼备的新女性。她相信我是能够战胜困难的人，都同意结婚。1947年，农历五月十六日办喜事。张家礼堂设在四马路鸿运楼，我父母都来上海。父母亲生肖属龙，我属犬，大人们以为龙犬相冲，就请祥云伯伯在婚礼上代他当主婚人，在结婚证书盖上父亲名字金戒子印章。祥云伯建议礼堂设在同孚路（今石门一路）新生活俱乐部，西式茶点招待。岳父送爱女到礼堂，王德林小姐陪同。在楼上化妆，拍婚照。钢琴奏起《结婚进行曲》，礼成。来宾中锦初、惠卿、余声应邀观礼。

1948年6月4日，爱女奥丽OLIVIA诞生。上海有蒋经国发金元券的灾难。女儿由中德医院金曼秀大夫来家接生，妈妈是金大夫的学生。

上海解放了

1949年5月28日“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迎来清晨，上海解放了！两天后惠卿来看我，他非常高兴，讲前一阵子为什么见不到他，他奔波于地下党迎接上海解放的工作。几个月前，雄如带女儿到新荘家里待产。10月17日长子海鹏诞生。坐月子满月，托婚后渠仁弟陪同从宁波走旱路经杭州回上海。我先回家看她。女儿头发间生了一个疖子，我心感到很难过。孩子看见爸爸来了，两只眼睛水汪汪，却没有哭出来。回上海时带了一只大皮箱，天冷，光在行仁坊外公家息一息，已是深夜了。爱子海鹏的降临，姐姐有了弟弟，她自然十分高兴。外婆家送来一位“出窠娘”（宁波地区对伺候产妇的保姆的称呼）王妈来带孩子，做家务。因为妈妈经妇联组织介绍，要参加培训，为1951年将举办的一个大型的华东土产展览交流大会医药卫生部当讲解员。（在那里认识了几位医药界人士）有了参与社会活动的经历，也对以后参加工作有帮助。我为爱子又取了PAUL宝儿别名。雄如在宁波待产期间，遭遇欲败退到舟山群岛的国民党大轰炸而困在孤岛，宝儿由妈妈自己亲手接生。

1950年上海市总工会，市失业工人救济会组织在静安区假座关帝庙，开办了一个培训学校，校长孟广智，白天上课，先学社会发展史，后来，应形势发展，开设会计课程，请来何明全会计师执教。我选读会计学，邻居冯惠德选读银行会计。

1951年，上海总工会关怀帮助广大失业工人早日走上工作岗位，举办各行各业培训型文化、技术夜校。我报名参加常熟区（今徐汇区）总工会上海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办的学校，校长孟广智。为了深造，继续读会计学，主讲老师还是何明全会计师，结业考试总成绩84分以上。以前参加读报、学习《社会发展史》及政治资料学习，我担任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