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殊胜大足》——大足石刻特展（2021 年国博特展）

一叶轻舟10524536

2015年曾去过大足，对那片精美绝伦的石刻艺术群记忆犹新，今年又赶上国家博物馆的《殊胜大足——大足石刻艺术特展》，正好借此机会做一个系统的回顾。 公元3世纪左右，源自古印度的石窟艺术，翻越高山大漠，沿着商旅古道（古丝绸之路），经西域传入中国，先后于北朝和隋唐时期多次在中国北方形成造像高峰。 唐宋，北方石窟逐渐走向衰落，而在长江流域的川渝地区，雕刻家们却仍在挥锤凿石，以其兼收并蓄、吐故纳新的胸襟，再次书写了中国石窟史上的惊世杰作。 巴蜀山水相依，文化同源。川渝地区拥有全国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石窟，其中，根植于巴蜀文化沃土的大足石刻，在吸收、融合前期石窟艺术精华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穷工极变，以其鲜明的民族化、世俗化、生活化特色，承载了一个变迁时代独特的精神内涵，成为极具中国风格的石窟艺术典范。 1999年12月，以宝顶山、北山、南山、石门山、石篆山“五山”为代表的大足石刻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就了人类石窟艺术史上最后的丰碑。在这份名录中，除了大足石刻，还列有我们耳熟能详的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云岗石窟、麦积山石窟、吴哥窟（柬埔寨）、巴米扬石窟（阿富汗）、象岛石窟（印度）。 大足石刻代表了公元9～13世纪世界石窟艺术的最高水平，是人类石窟艺术史上最后的丰碑。 它从不同侧面展示了唐、宋时期中国石窟艺术风格的重大发展和变化，具有前期石窟不可替代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并以规模宏大、雕刻精美、题材多样、内涵丰富、保存完好而著称于世。 大足石刻位于四川盆地东南距重庆市167公里的大足县境内，其县名取自“大丰大足”之意。 大足县，建于公元758年，隶属昌州。公元885年，昌州府衙由静南县迁至大足，直至公元1279年（南宋末年），大足一直是昌州政治、军事、文化的中心，大足石刻中的“五山”摩崖造像即在这近400年间完成的。 大足石刻依偎于群山环抱之中。这里的石质多为砂岩，软硬适度，宜于雕刻。群山之中遍布摩崖造像，素有“石刻之乡”的名称。 唐代，玄宗、僖宗两度入蜀避难，文人雅士、名僧高道、能人巧匠相随而至，为这里的佛教、文化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晚唐以后，“蜀中无大战”，安静富庶的环境为各类宗教的勃兴奠定了良好的物质条件。 唐末以后，佛教密宗在这里异常活跃，促成了大足石刻崛起的动力。地方官吏、殷实之家相继捐舍资财，良工巧手循崖凿像，不断创新，把大足石刻推向了“黄金时代”。 作为中国石窟艺术晚期的代表作，最早的石刻作品是建于公元650年（初唐永徽元年）的尖山子摩崖造像，其后200多年间仅新开凿圣水寺摩崖造像一处。这两处初、中唐造像总共不过20龛。直到885年昌州迁治大足后，摩崖造像方渐大兴，经五代至南宋时期达到鼎盛。 公元892年（唐景福元年）时任昌州剌史兼昌、普、渝、合四州军事指挥的静南军节度使韦君靖，在北山外营建“粮贮10年，兵屯数万”的永昌寨的同时，首先在北山凿造佛像。 此后，州、县官吏和当地士豪仕绅、平民僧尼等相继效法，直到公元965年年间（五代十国时期，四川为蜀国，史称前蜀、后蜀）营造佛像不断，形成大足石刻史上第一个造像高潮。 北山是美神荟萃的石窟画廊，尤以无量寿经变、孔雀明王窟、转轮经藏窟等雕刻精美、独运匠心。 宝顶山大佛湾是世界上罕见的有总体构思设计的大型石窟密宗道场，遍布连续性的雕刻和庞大的群像，场面极为恢宏。 父母恩重经变相、大方便佛报恩经变相等石刻将普通生活场景融入石窟创作，画面极具世俗化、生活化特征，创新了中国石窟艺术的表现形式。 南山、石篆山、石门山等石窟中有孔子、三清、释迦牟尼等儒、释、道三教合一造像，是中国石窟艺术极为少见的形式，表现出大足石刻兼收并蓄的风格。 国家博物馆本次展览集中展示了大足石刻研究院收藏的82件藏品，雕琢精致、构图巧妙、题材多样，可谓是中国石刻艺术美学的巅峰之作。 大足石刻，这座珍贵的艺术宝藏，曾长期湮没于荒山野岭中。直至清嘉庆年间，著名考据学家、大足知县张澍寻幽探古、拭迹辨文，筚路蓝缕，首开大足石刻研究之先河。其后百余年间，伴随着一次又一次的科学考察，在大足石刻发现之旅的纪念册上，写下了梁思成、刘敦桢、杨家骆、马衡、顾颉刚、王朝闻、刘开渠、叶毓山等一批又一批在近现代中国学术界、文艺界熠熠生辉的名字。他们不仅用双手拂去历史的尘埃，还用渊博的学识揭开了这座宝藏的神秘面纱。 唐末以来，大足地区的官吏、士绅、僧尼等捐舍资财、倡导开龛造像，直接促成了这里开凿石刻造像之风的诞生。唐景福元年（892年），韦君靖率先在北山开凿石窟； 北宋元丰至绍圣年间（1078～1098年），严逊舍地在石篆山开凿了14座窟龛；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冯楫捐修北山多宝塔的第六层； 南宋淳熙至淳祐年间（1174～1252年），名僧赵智凤（1159～1249年）历时70余年主持修建的宝顶山密宗石窟道场，被誉为中国古代石窟艺术史上的最后一座殿堂。 观无量寿佛经变相龛（复制品）唐（618～907年）原龛位于大足北山佛湾石窟第245号龛高471cm，宽374cm，深105cm观无量寿佛经变相龛开凿于晚唐时期，是大足石刻内容最为丰富的群组造像之一。整龛依据《观无量寿佛经》雕刻而成，勾画出西方极乐世界的美好场景。龛正中雕刻“西方三圣”，即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龛上部及左右壁雕刻宝塔、亭台、楼阁、八功德池等，表现了西方极乐净土的盛况。“西方三圣”下面雕刻“三品九生”之众生图像。龛正壁及左右壁底部，以连环画的形式浮雕“未生怨故事”，龛两侧门楣方框内刻有“十六观法”。龛顶雕刻莲形宝盖，四身头脚相连的飞天环绕在宝盖四周，宝盖左右各有一朵详云，云中刻有筝、笛、笙、排箫等乐器。整龛造像雕刻人物多达500余尊，各类器物400余件，是关于唐代雕刻艺术、建筑、服饰、器具等多方面的珍贵资料。 宝顶山石刻分布在大足县东北15公里处宝顶镇，主要以大佛湾和小佛湾为中心，是大足石刻最具影响的作品。 释迦牟尼像南宋（1127～1279年）高143cm，116cm，104cm原位于大足宝顶山小佛湾石窟佛像脸型方圆，头布螺发、发间刻髻珠、额间刻白毫，内着僧祇（音奇）支（又称掩腋衣，为长形布片，穿法是从左肩缠在右腋之下），外着钩组式袈裟，结跏跌坐于仰莲座上。佛像身躯微微前倾，低低地垂下眼帘，既专注于自己的内心世界，充满内省精神，又关注着芸芸众生，饱含悲天悯人的慈悲情怀；佛像衣褶线纹疏密有致，流畅生动，如绢似绸，轻敷座台，体现了极高的雕刻技艺水平，是宋代佛像的典范之作，也是大足地区不可多得的圆雕造像精品。 经幢残件北宋咸平至治平年间（998～1067年）1986年大足万古镇大钟寺遗址出土该残件为经幢的幢座，刻有四天王像和八身坐佛像。经幢，又名石幢，是刻有佛教经文的石柱，其早期形态如同旌幡，在竿上阳柱写经的织物，为保持经久不毁，改为刻于石柱上。经幢一般由幢顶、幢身和幢座三部分组成。其主体是幢身，多是六角或八角形，上刻佛教经文，多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此类经幢一般安置在寺院，被认为具有灭罪度亡、祛病延寿、攘灾祈福，乃至填护土地，保境安民等作用，迎合了古代民众的需求，盛行于唐朝中期至五代、辽、金时期。 勾栏童子图南宋嘉熙二年（1238年）高40cm，宽136cm，厚35cm2014年大足棠香街道狮子坡宋墓群M5出土上方雕刻檐角上翘的屋顶，其下方勾栏上攀附二童子，作翻越状，显得生动活泼。纵观整个宋代艺术，童子像大为流行，绘画、玉器、瓷器、墓葬等不同艺术行式和场景皆可见其身影。北宋建筑规范图集《营造法式》中称童子像为“花生童子”，可见这一题材已有规范化的常用图样。两宋时代经济富庶，民众祈求多子多福，是童子题材流行的时代背景。 妇人启门图南宋（1127～1279年）2015年大足玉龙镇三教村水井坡南宋墓M2出土画面中间雕刻拉开的帷幔，后隐半掩的双门，门上雕龙、鹿等瑞兽，有一女子于门缝处探身外视。此类图像是中国宋代墓葬艺术中常见的题材，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征引宋代文献，将此类图像定名为“妇人启门”。这一图像暗示了墓室之外可能存在的居室或庭院空间，给观者以遐想的余地。也有学者将其进一步解释为，墓主人进入这道门之后，就能得道升仙，获得永生。 双女侍座图南宋（1127～1279年） 2015年大足玉龙填三教村水井坡南宋墓M3出土。画面正中是空置的靠背座椅，二侍女捧物侍于两侧，后面是饰有牡丹花的屏风，顶部是挂卷帘。图像犹如现实生活场景，反映了古人“事死如生”的观念。大足境内宋墓很多，丰富的墓葬雕刻侧面反映出这一地区经济文化的繁荣，出现了很多殷实之家。他们因信仰与需要而出资造像，是大足石刻铸就辉煌的物质基础。 勾栏童子像宋（960～1279年）高19cm，宽34cm，厚9.8cm2002年大足龙岗镇报恩村墓葬出土此为墓葬建筑构件残件。童子倒挂在勾栏柱头上，匍匐向下，作翻越状。童子顽皮中透着灵动，展示了精湛的雕刻技法。 莲花童子明（1368～1644年）高19cm，宽54cm，厚17cm1993年大足石篆山收集建筑构件残件。宝装莲瓣中镂雕童子及花卉。三光头童子似净土莲花化生，乖巧呆萌。佛教的轮回思想衍生出“六道四生”的概念。所谓“六道”，指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间、天上等六种世界。“四生”为六道众生出生之形态，有胎生、卵生、湿生、化生四类。“化生”净土是指亡者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在七宝池、八功德水中的莲花中化生出世。早在敦煌北凉洞窟中就有化生童子出现，此后这一题材在中国佛教艺术中绵延不绝。 罗汉残像北宋咸平至治平年间（998～1067年）高22cm，宽22cm，厚16cm1986年大足万古镇大钟寺遗址出土罗汉的头、肩残损，倚坐于束腰座上，座左侧刻一狮。 罗汉残像北宋咸平至治平年间（998～1067年）1986年大足万古镇大钟寺遗址出土罗汉盘右腿、垂左腿、手抚狮头，侍者持卷轴。阿罗汉，简称“罗汉”。小乘佛教中，阿罗汉是修行可证得的最高果位。大乘佛教中，罗汉属于四乘中的声闻乘，次于缘觉、菩萨和佛。宋元以后，“十六罗汉”“十八罗汉”在民间广为流行。罗汉的形象通常被绘、塑成高僧大德的模样，有点形象奇古、有的又如常人。 罗汉残像北宋咸平三年（1000年）1986年大足万古镇大钟寺遗址出土头残，着袈裟，衣纹印刻，双手置腹前，掌心刻一枚圆形方孔钱，结跏跌坐于束腰座上。左侍者立于云朵，捧献物于盘内。造像记云：“弟子李承谦先/发心造上件功德/意乞夫妇保家/阖宅安宁今/銮妆周备以/咸平三年十一月/三日设斋表赞。”此像为整个大钟寺遗址所发现的纪年最早的一尊造像，同时造像记还提到了“设斋”，说明了修造罗汉像的斋会用途。 柳本尊像南宋（1127～1279年）高125cm，宽70cm，厚50cm原位于大足宝顶山小佛湾石窟柳本尊头戴四方平顶巾，巾上化佛残，缺右眼、左耳、左臂。柳本尊，俗名柳居直，晚唐时生于嘉州（今四川乐山市），前、后蜀时期在川西成都、弥牟一带弘扬佛法，被奉为毗卢佛化身。在今重庆大足和四川安岳地区，存有为数不少的宋代柳本尊造像，可见其影响之广。 柳本尊信徒像南宋（1127～1279年）高109cm，宽68cm，厚30cm原位于大足宝顶山小佛湾石窟此像为柳本尊行化事迹图局部。文官头戴展脚头，着圆领宽袖服，双手持笏板。武士戴盔着甲，双手持杵。侍者齐颈短发，双手捧方盒，盒内盛一只耳朵。根据相关铭文的记载，柳本尊曾在成都金堂、金水一带行化治病，感化众多平民归顺佛教。天福四年（939年），柳本尊割去一只耳朵，以示自已弘法的坚定心愿，此即柳本尊“十炼”之一“割耳”。 中元地官像北宋（960～1126年）1986年大足万古镇大钟寺遗址出土中元地官肯圆形阔领宽袖服，胸束，左手执笏，倚坐于台座上。地官是道教天、地、水三官之一。三官源于原始宗教对天、地、水的自然崇拜，至宋代时已与“三元日”相联系，称天官诞生日是农历正月十五，地官生日是七月十五，水官生日是十月十五，“三官”也被分别称作上元天官、中元地官、下元水官。每逢三元节，信仰者皆至庙宇忏悔罪过，祈福免灾，故“三官”又被称为“三元大帝”。三官本为道教神，但在宋代儒释道三教融合，天神地衹无所不包的水陆法会盛行的背景下，三官像常常混迹于佛教造像中，大足石刻尤其如此。 杨泗将军清（1644～1911）高88cm，宽49cm，厚37cm原位于大足区pl敖镇舒威岩杨泗将军头戴兜鍪，身着甲胄，双臂残，仰首翘腿，脚踏孽龙，气宇轩昂。杨泗将军，也写作杨四将军，或被称为镇江王，是管理长江流域的水神，盛行于洞庭湖地区。随着“湖广填四川”移民潮的出现，该信仰流传至巴蜀地区。 三官大帝之一南宋大足石刻是洞窟造像向摩崖造像方向发展的佳例，开辟了石窟艺术的新天地。石刻以规模宏大、雕刻精美、题材多样、保存完好而著称于世，以鲜明的民族化、生活化特色，在中国石窟艺术中别具一格。 造像选材源于经典，又不拘泥于经典，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创造性，反映出世俗信仰惩恶扬善、调伏心意和规范行为的义理要求。 造像内容表现出“孔、老、释迦皆至圣”的局面，对后世民间宗教信仰影响深远。造像表现形式打破了宗教雕塑的旧范式，创造出了极富中国特色的神像人化、人神合一的雕塑形式。造像表现手法力求与通俗审美紧密结合，将石窟艺术生活化推到了空前的境地。 大足石刻多为摩崖造像，依岩而建，同时能够充分利用周边的自然环境，达到引景入境的特色。 大足石刻内容广泛涉及宋代世俗社会，生活气息浓郁，地方特色鲜明，是石窟艺术民族化、世俗化的典范。 香炉明成化七年（1471年）高145cm，宽125cm，厚125cm原位于大足宝顶山小佛湾石窟香炉为镂空雕刻而成，饰有龙纹、云纹、花卉、双狮戏球等图案，刻工精湛，匠心别致，在大足境内已发现的香炉中，其雕刻技艺最为杰出，是明代香炉的代表作品。香炉后炉身上雕刻题记：“大明成化七年辛卯六月一日为/首比丘法常命匠造炉入千/藏殿永充供养□信士岳添辅/欧必铎梁志昭/员寂本师超敬祖关/铜梁县匠人汪孟良镌。” 孔子石牌位清（1644～1911年）原位于大足石门山石窟 弟子残像清（1644～1911年）高82cm，宽41cm，厚25cm弟子头部残缺，内着双层交领衫，外披袈裟，左肩缀环，立于仰莲座上。 祖师像清（1644～1911年）高62cm，宽62cm，厚36cm大足区玉龙镇玉峰寺遗址出土祖师头部残缺，内着交领衫，外披袒右式袈裟，结跏趺坐，双手执塵尾。身正面竖刻“开山祖师清明道奄”。禅宗强调师徒之间的法脉传承，禅寺的祖师图像也因此得到空前发展。祖师像要表现具体某一僧人的形象，对工匠提出了较高的写实要求，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佛教艺术写实能力的发展。 弟子残像清（1644～1911年）高75cm，宽37cm，厚24cm弟子头部残缺，内着交领衫，外披袈：，左肩缀环，立于仰莲之上。 真武大帝像明（1368～1644年）高101cm，宽54cm，厚34cm原位于大足金山镇杨施庙真武大帝披发戴箍，身着甲胄战袍，腰束革带，脚踏龟蛇，端坐于方座上。真武大帝亦称“玄武”“真武帝君”“荡魔天尊”，是道教尊奉的职掌北方天界之神。真武大帝信仰源于古代的星辰崇拜和动物崇拜，龟、蛇合体的玄武代表二十八宿中的北方七宿，后被人格化，成为道教中的大神，到明代时，由于帝王的提倡，真武信仰达到鼎盛。 圆龛佛像南宋（1127～1279）高53cm，宽54cm，厚13cm原位于大足宝顶山小佛湾石窟两个并列的圆形龛，龛内各有一坐佛，玲珑别致。一佛右手托钵，呈跏趺坐姿。另一佛身穿宽博袈裟，倚枕侧坐于圆龛之中，表现出慵懒闲适之态。 醉酒人坐像南宋（1127～1279年）高77cm，宽70cm，厚30cm原位于大足宝顶山大佛湾石窟醉酒男子袒胸露肩，席地而坐，以手撑地，作醉酒无力状。左立像为一女像，仅残存下半身。 宝顶小佛湾石窟佛坛殿遍刻圆龛佛像，千佛千面，姿态各异，颇具人情世味。 行者像南宋（1127～1279年）高80cm，宽53cm，厚29cm原位于宝顶山大佛湾石窟行者短发齐耳，着双层交领服，颈挂佛珠，双手结禅定印，结跏趺坐，神情庄重。行者泛指修行佛法的人，也指在寺院中带发修行的人。 花供养菩萨北宋咸平至治平年间（998～1067年）高133cm，宽43cm，厚43cm1986年大足万古镇大钟寺遗址出土菩萨身饰璎珞，腕戴镯，下着裙，胸前捧盘供花，立于须弥座上。佛教中，常用香、花、灯、果、璎珞、幢幡等供养佛、法、僧三宝，以增长智慧，获大福德。 残佛坐像北宋（960～1127年）高60cm，宽56cm，厚23cm佛像头部残缺，内着僧衹支，外披双领下垂式袈裟，双手结印，结跏趺坐于仰莲座上。 卧象宋（960～1279年）高30cm，宽45cm，厚20cm大足宝顶山出土此像为六牙白象，象背残存有菩萨裙衣。辔头饰花，双眼微眯，温驯憨萌。因白象性情温和且有大威力，所以在佛教中，六牙白象多作为释迦太子入胎或者普贤菩萨的坐骑出现。普贤菩萨乘白象，比喻菩萨有大慈力。 观音坐像南宋（1127～1279年）高188cm，宽105cm，厚49cm原位于宝顶山小佛湾石窟观音头戴宝冠，披风覆盖头顶，宝冠化佛置于披风之上。双手笼于袖中置于腹前，结跏趺坐于方形台座上。双目微垂，面容祥和。台座左右侧雕刻题记：“那伽常在定，无有不定时。为彼散乱人，故现如是相。”由题记可知，该像为观音的禅定之相，也称入定观音像。这类观音造像形式出现于北宋晚期，主要受到禅宗影响而产生。 药王残像明（1368～1644年）高65cm，宽51cm，厚32cm造像仅存上半身，戴软角□头，着圆领宽袖服，腰围袍带，右手上扬，姿态生动。唇上方和两腮有孔，为垂挂胡须之用。药王为道教神祇，主司医药之神，神农、扁鹊、华佗、孙思邈等都被神化为药王。明清时期大足的药王像多戴官帽，穿长袍，双手上举持龙，坐于老虎身上。 菩萨残像明（1368～1644年）高36cm，宽27cm，厚27cm菩萨头部残缺，胸饰璎珞、腕戴镯，左手握帛带，右手持念珠，盘左腿，曲右腿。 信徒像南宋（1127～1279年）高91cm，宽46cm，厚36cm原位于宝顶山大佛湾石窟头戴方巾，着圆领宽袖服，眉眼下视，手似合十，胡跪于地，神态谦恭。 菩萨坐像明（1368～1644年）高43cm，宽57cm，厚15cm原位于大足宝顶山小佛湾石窟现存三尊菩萨坐像，皆游戏坐，足踏莲花。左侧像头残，双手捧经函；中间像头残，手撑于座上，其右肩右侧有一净瓶，右侧像持物残损，可能为如意或莲茎。 佛头像明（1368～1644年）高20cm，宽10cm，厚13cm2004年大足沙坝乡灵角村征集佛像脸型长圆，头布螺发，肉髻鼓凸，髻珠呈桃形，额间刻白毫。髻珠，即发髻中的明珠，是转轮王的特色。佛经中通常用髻珠来比喻佛法的珍贵，如来授记弟子，如同轮王解明珠赐予功臣。 童子头像明（1368～1644年）高14cm，宽10cm，厚11cm1993年民间征集童子眉眼弯曲，嘴角上翘，仰脸作欢笑状。 罗汉头像宋（960～1279年）高13cm，宽11.7cm，厚10.6cm罗汉头戴帽，长耳方脸，丰眉细眼，唇含笑意，嘴角内收，慈祥和善。 武士头像明（1368～1644年）高20cm，宽15cm，厚12cm2007年大足南山出土武士夫戴兜鍪，顶出缨，表情肃穆方刚。 侍女头像明（1368～1644年）高20.5cm，宽15cm，厚19cm原位于大足区中敖镇龙凤山摩崖造像侍女的面容明润，弯眉细眼，发丝如真，头发上还配花饰。 俗神头像明（1368～1644年）高21cm，宽13cm，厚14cm此神头戴梁冠，五官端庄，无须，残留彩绘。 侍女头像清（1644～1911年）高35cm，宽18cm，厚18cm2007年大足公安局移交侍女头挽高髻，饰璎珞宝珠。眉眼细长，抿嘴作微笑状。 菩萨头像南宋淳熙至淳祐年间（1174～1252年）高22cm，宽18cm，厚24cm原位于大足宝顶山大佛湾石窟第14号毗卢洞左壁菩萨面部完整，神情静穆。据记载，早在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前，因狂风摧毁毗卢洞洞顶上的大树，导致洞左壁全毁，该头像因此掉落。1962年，四川美院雕塑系编写《大足石刻》画册收录了此像，当时仍残存头冠。 侍女头像明（1368～1644年）高20cm，宽14cm，厚16cm原位于大足区中敖镇龙凤山摩崖造像侍女发髻后坠，头侧配花饰。细眉小嘴，面容秀媚。 观音菩萨头像明（1368～1644年）高20cm，宽18cm，厚15cm观音菩萨头戴化佛冠，冠下缘饰连珠、花卉纹，面容清秀。化佛冠是判断观音的主要依据之一，《观无量寿佛经》明言观音菩萨冠上有化佛。 罗汉头像清（1644～1911年）高14cm，宽11cm，厚13cm1993年民间征集罗汉为光头，面形方圆，作微笑状。 童子头像明（1368～1644年）高14cm，宽10cm，厚11cm1997年民间征集童子面庞圆润，短发团顶，眉眼递笑，刻画写实，颇具传神之效。 千年的岁月轮转，给大足石刻留下累累伤痕，表面风化、风水剥蚀、岩体崩裂、生物侵蚀，使得石像华彩的外表已日浙斑驳蜕变，保存状态十分脆弱。自20世纪50年代始，大足石刻研究院就采取传统工程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全面检测、加固除险、风化救治等系列科学手段，令饱经风霜的大足石刻得以涅槃重生。 千手观音像（修复）从唐末开凿至今，大足石刻己走过了上千年。如何更好地保护大足石刻，如何在传承中创新与重构，使其能释放出历久弥新的影响力，一直是当代文博工作者不断探索和追求的方向。文物工作者在探寻过去未受侵蚀的文物“原状”的同时，也在努力留存此刻的面貌，使之可以永远地流传。 辩音菩萨（复制品）2019年制原像为大足宝顶山石窟第29号，开凿于南宋淳熙至淳祐年间（1174～1252年）。此像应用3D打印技术，采用玻璃钢材料1：1复制而成。 大足县的圣寿寺，创建于南宋时期，庙宇巍峨，雕梁满目，坐落于山势峻秀、环境幽雅的林木之中，也是来大足的必游之地。 如果你对大足石刻有兴趣，那就行动起来吧！

《殊胜大足》——大足石刻特展（2021 年 国博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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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胜大足》——大足石刻特展（2021 年国博特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