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回忆录（二）

咬定青山

先生的儿子文兴，六岁，他叫我经纶阿哥。为什么写他，因为先生还未去宁波时文兴出痧子（麻疹）发不出，高烧不退，用芫荽（香菜）煎汤水擦身不见效，情急之中听了同业友人张华庆的进言，他给请来一个男巫师看病。此人烧了一张符，点燃一大捆细棒香，念念有词，边用香火对着病孩脸部上方画圈子，随口从喉咙里发出吓人的吼声，像是在驱走什么，其实应该马上送文兴到医院看急诊。

先生有一个医生朋友吴清源，他在租界开设清源医院。先生知道巫师不是神仙，想请吴大夫帮忙。先生、师母、文兴和我就一起去清源医院。院长自然让文兴立刻住院，母子同住一个病房，文兴继而患上肺炎。先生以为住病房后有医生护士看病给药，他放心了，便乘中航公司飞机去宁波，店里事务暂托我照料。我一有空就走去看看小师弟。古人言：“锦玉其表，败絮其中。”这家医院实际称其为疗养院较合适。高朋贵友众望所至，住在里面，可以叫酒店外卖送菜到病房，日夜时闻丝竹之声。文兴病不见好，肺炎发展为脑炎，高烧始终未退，呈现昏迷状态。医生束手无策，让转院治疗。

师母情急，又叫我去请张华庆伯伯来商量。他一看，文兴双目紧闭，唤他一点反应也没有，还在抽搐呢。他十分清楚，接下来会是什么。他跟师母说，再转医院，人家不会收的。我在想，请你来还不快去请巫师啊！母亲看儿子这个样子，能不悲痛欲绝吗。先生不在家几个月，孩子快不行了，是谁的错，我怎么交待。华庆伯说道，天热，可以送到浙江会馆去，那里地方大，开个房间让文兴躺在床上，请医生来急诊。师母说：“死马当活马医了。”

我连忙赶往特别一区浙江会馆把房间包下来。会馆阴森森的摆满了空棺材。装了死人的实棺材放在大厅另一个角的房间里，是要运出天津，回其故土的。晚上灯火齐明，师傅和大徒工们摆开麻将桌通宵陪夜。我一个人就在空棺材间找一口棺材，翻转盖子，和衣睡着了。次日，我到办公处联系，给文兴定做一口小棺材。巧得很，他们有一口很讲究的产品，病人救活了，愿出让。后来买下给文兴用的。

惨遭洪灾后的天津卫，在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强大作用下，奋起投入重建昔日辉煌的战斗。忠兴里3号住房的清理、土木、粉刷工程包给王傻子去做了。英中街122号那边进水较浅，退水亦快，店堂内部略加整理就行。我着手筹备和昌行的灾后开门营业和组织作场间开工。先生尚未回天津，要我汇钱去。我动脑筋向客户们发出协调公函，催收应付的货款，中文信、英文信的措词都很委婉。此后，收到了多数款项。有的要我们上门去收的，我也不含糊。

日军当局把大米列为统管品，市上面粉供应紧张起来，棒子面成为大众主粮。和昌行用粮是一粥二饭。大米原来由一个米掌柜供应的，这会大米被管制了，他急于将存货出清，我进了十大麻袋，约一吨多，全部堆放在了先生家后房的地上。师母起初怕走漏消息，说买多了。之后，她不让饭师傅烧大米饭，只叫做棒子面掺和面粉的馒头搭配稀粥汤给大家开饭。可是面粉也难买到，于是含粉量很低，发酵后放了碱，蒸出的馒头发黑僵硬味苦，食后人人拉肚子。工人师傅、学徒工等人向我提出是否一天吃一餐干饭。饭师傅不敢做馒头下去。我去找师母，问她怎么办。可她二话不说，便讲大米要留给先生吃的。水泼不进，没商量了。我心里有气，觉得干不下去了，回嘴说：这么多大米堆在潮湿地方，要变质的，万一有人去报告当局，要坏事的。她下不了台，叫女儿去请张华庆伯伯来，我想那我不管了，走！

我下决心将会计学读完。上海立信会计学校在天津租界里办学，教材是校长潘序伦先生编写的。我已学过簿记学，就报了名，通过测试报读会计学，这为我以后继续在上海立信读会计学和学习商业会计奠定了基础。

十八岁 1939年秋 天津

后来我去找了一位老中医，主诉吐血，我将处方抓药后邮寄给父亲，请他进城去见先生，说我有病了，向先生请假回宁波。怪我不暗示这是假的，让父母亲着急了，说十八岁儿子怎么会吐起血来了？

1939年秋，先生坐火车卧铺回到天津，接站时，他见我一手拎着他的皮箱快步走路，随口说，你身体蛮好的嘛。到家后次日他来店里上班，我向他汇报工作，翻了翻帐簿，看看店堂、帐房间和工场间，同老师傅们说些话。他应该看到和昌行在他回宁波的将近九个月后的面貌与往昔有何逊色。历经举世瞩目的特大洪灾肆虐，和昌行没丢失一针一线。天津卫英文版行名录（中外工矿企业行名）王经纶是和昌行的clerk（店员）。先生你返津伊始，可能已受床头之风一夜劲吹，恕我人小知微，师恩必报，但我终究要离津南归，是非曲直，纳诸异日度、量、衡。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租界被日军封锁得严严实实，行人要出英租界受到极大限制。万国桥方向的单行道地方设了一个只出不进的口子，白天放人，夜里关闭，日军重兵把守。这个口子一天只放几十个人，廿四小时排队者不计其数。

1942年夏末秋初，先生派我到日本租界和南市一带收帐，他派人找关系，请一个在日商洋行做事的日本人到封锁口打招呼让我出去。几天下来，钞票收来不少。我住宿在小客栈里，钱款交金城银行汇给先生，他不知我回去通过封锁线的艰难。天还没亮，我就去排队，肚皮饿了也不敢走动，几天都走不成。警察时不时凶狠地甩皮腰带打人，将排队人冲散。初秋的骄阳和人们过不去，像要把人烤干似的。我口渴极了，找到南市最大的澡堂洗澡、饮水、吃饼子，人精神多了。快步走向出口玻璃门，突然被坐在柜台里出售洗澡筹子的掌柜的叫住，他指着玻璃门外“你瞧！”果然，有几辆军用卡车停在澡堂对面马路边，车上已挤满了双手被反绑的人，鬼子还赶着一连串一个一个用绳子扎起来的人。日本人在光天化日下拉夫，他们像猎犬一样，我一出门，等于走上了不归路。我快速往澡堂里后退，里面在洗澡的人也知道了。第二天，再到排队地方看情况。有“黄牛”见我从别处来到，凑近了耳语道：“去海广寺八里台（南开大学所在地区）那儿扒铁丝网出去立马进租界。”人在极其疲惫、心急如焚中想想也只好冒风险碰一下运气了，问明去八里台的公交车站，一路上卖票员嘶叫“斯到（stop）”、“斯大(start)”的“到站”、“开车”。路途修远，寻到封锁线所在，见整条马路用铁丝网筑成一条滚地龙把它隔离开来。东面是租界，南面是十字路口，北面是马路尽头房屋的墙壁，黄牛遥指铁丝网东西两边的中心点，地面上有一个口子，挖好被虚掩着，人可以从西面爬到东面地界，就是租界了。此时死寂无人，我交给“黄牛”两元钱，大着胆子快步走到指定地方，伏地爬过去还算得手，就要爬到出口时，我身上穿的长袍角被铁丝网咬住了，在这紧要关头，我不顾一切，猛地使劲一拽将衣服撕去了一角，我知道这一震撼说不定会引出事体来呢，果然不出所料，守候远处暗地埋伏的鬼子兵现身了。“卡嚓”一声，枪支上膛了，紧接着大靴子在飞奔过来。我使尽力气爬出口子，不敢立起来，而境外一排房子的门都静悄悄地紧闭着。我虽身离虎口却出不去啊。时间在每一秒中飞逝，我顾不上想什么了，只有对准眼前的这扇门用力敲啦，没有想到奇迹会瞬间发生。就在后有追兵，前无出路的紧急关头，这扇门突然打开了，门内是一位中年妇女，她没问好歹，“快！小兄弟”一手把我拉进屋，将门关实，让进店堂。我十分激动，说出来办事的。救我于大难之中，我道谢再三。人家是开水果铺的，想买她的水果表示心意，可袋里已无余钱。她叫我快走，在店门外叫了一辆“胶皮”（黄包车），一路快拉直达英中行122号，下车后进店里取钱付了车费。

我感恩先生，满师后又在店里低薪工作四年。我父母并无要我回家省亲之意，而我去心已决。是年九月向先生告假获准后，便将自己经管的帐务、财务、货物、印章、钥匙以及工场和客户等情况当面作了移交与汇报，先生没有提出意见。次日去警局办了回家为期一月的通行证。随即到利华大楼楼上住户英律师Walmsley家的管事人吕君（青年人）话别。

1942年9月30日师弟包芳汝、康文卿送行，我随身带一只中型皮箱包，一只藤切匣篮，拉包车的老方给我拉行李，同学陈文钊拎了一满包鸭梨送上火车。10月3日晚9:30抵沪，坐黄包车到石路，现在的福建南路150号和丰估衣商店三弟经繸处，由他陪同我在邻近的吴宫大饭店客房住宿一宵。我拿出一张河北省准备银行10元钞票，饭店马上给我以一比三兑换成南方储备银行30元来付帐，30元南方钞票还剩余一半多。

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十元券

次日我持先生介绍信寻到四川路桥堍、一家先生和人合伙开的大新百货店，去见他的老师兄龚迺昌先生，在他店里食宿两天。白天要去走访亲友，趁机了解一下上海的情况，便于以后在上海找工作，由于来去路程过远，中午一餐饭便在外面吃，夜饭回大新百货店吃，大米亦紧张，大家都吃稠粥。周祥云伯伯在南京西路和昌西服店任经理，他留我吃中饭。

10月6日我乘宁绍海轮回宁波，来到新庄父母亲身边。大姐在城里工作，休息日回家，弟妹尚小，四妹玉杏才四岁。二弟做个体劳动，四弟十二岁、二妹十一岁、三妹九岁。不久后我只身去上海找工作。

1947年父亲和母亲在新庄故居前明堂

当年，四川义生贸易公司驻沪办事人员樊独超先生，我后来的姐夫，在上海采办了大宗颜料、阴丹士林布、复写纸等货物，都寄存堆放在出售商号仓库里。因原计划通过浙江省宁波绕道江西省转安徽皖南陆运至重庆的首批颜料无法出境，后续讯息是从上海铁路运到杭州，在当地改换包装后出钱塘门关卡运到南涧山村集中。该地是游击区，敌我都有出入。货物从这里迅速中转后，一路经临安海关放行是自由区了。陆运至安徽歙县屯溪市有木炭卡车直接组装出境运往重庆，公司方派梁耀先四舅来屯溪接货，我则帮忙将货物从上海押送到屯溪。

从上海出发，有报关运输行提货，交铁路托运至杭州当日可送到，是畅通的。到杭州后怎样出境，面临不少关节。

杭州板儿巷周小卿有其工厂生产的织锦缎等丝绸货物要运销重庆，他知道四川帮来杭州运货，这是难得的结伴好机会，他让我方货物搬到他厂，借该厂仓库雇人拆箱后都用麻袋分装成100來斤重的小包裹，丝织厂的货物亦然。正当四月雨水阵阵，商定好雇用大型人力地排车可以多载。

人力地排车

旱路第一站是距离杭城四十公里外的山村南涧。周小卿加上我方的货足以分驮十五、六部地排车，自头到尾在公路上排成长队。出城的头天晚上有一位叫三干娘的前来告知，明早出钱塘门关卡，封锁口有两个日兵，两个伪警把守着，她在附近望风，并关照买好两条红锡包香烟，用报纸包好，塞给伪警，待他拉铁丝网让走，要以最快速度带车队通过口子。我被派为车队领队人，周小卿外甥孙达殿后，跟在队尾。

果然，天刚亮不久，我让车队离开我十几米远，看我手势快速跟进出关。伪警收了香烟，日本兵装做眼不见，我们就一路赶到一位村民妇人家，卸下货不久，三干娘和双方负责人到齐了，来了一大群推独轮车夫，可满足不了我们需用，叫去找同业车来，每人带一只金戒子做押金，到屯溪交货结账。

独轮车

当时有一位叫郑克刚的川军退伍军人和我同在村妇家住宿，供伙食，我俩看管货物。谁知第二天晚上远村有敌人扫荡，火光冲天，人哭犬吠，为防不测连夜将货物按房主人指点迅速搬上后山竹林堆放，此地不安全。

独轮车队很快组成了。登记姓名，金戒子做了物主标记后，由专人保管，选出车队头头后大家一路直奔临安。公路早被军事性破坏，坑坑洼洼的前行速度缓慢。在过昱岭关当口时，我因内急找个路边方便，我脚上穿的是草鞋，雨后泥土松动，人立不稳就顺坡下滑，关崖巅险，滚下去下面是碧波湍急的江水，我不被摔死就被激流卷走，在这危急一刹那，人被坡间的灌木杂刺挂住了，众人相救还够不着。车夫急中生智，用绳子放下去，让我扎在腰部，崖上多人用力拉，人有救了。

临安是大地方，温州海关在当地设分关驻守，车队的到来要检查。颜料是进口货物要缴进口税的，我们把随带的上海海关发给的蓝派司——纳税凭证送临安海关查验，关长是一位穿灰布制服，脚穿由布条编成的草鞋式行军鞋的年轻人，秉性和气。战时气息浓重，他要我写呈文说明货物的来龙去脉，经樊君授意由我执笔，次日同往海关送呈文后请关长吃便饭叙乡情，因他是上海人。这样，在临安停留了数日，海关一放行，这往屯溪之行可别无阻挡。

出了昱岭关，车队进入了原始大峡谷，二十公里之内幽若瑶林仙境，空野荒无人烟，土匪常在这一带出没。为防事端发生，必须快速走出峡谷，我、郑、孙三个押运人竖起耳朵听远处闻近旁，发觉车夫中有个别的举动怠慢，便找小头头说事。郑克刚他们身上可能带着自卫家伙，郑摆出当兵的架势，手伸进了口袋，走在最前面，拉开四川腔拿言语了：老子装的是军用颜料，哥子唉帮忙啰！

车队日行夜宿，风雨兼程，用时半月，到达歙县城郊，远远望去，城厢业已华灯初上。当晚住进黄山宾馆，在浴室洗个澡。澡堂内置有半人身高的大木桶分男人及女人洗浴两间，服务人挑热水来，和在日本电影里所看到的相似。第二天，四舅摆了一桌丰盛酒席为大家洗尘，老人家饮酒的风度和光采的面容几十年后尚深刻在脑海之中。周小卿和樊君在运费负担上有纠结，席间四舅批评樊君“要不得。”俗话：杭州人会刨黄瓜儿。

我们清理货物，办理交接，结算运力工缴，疲惫尚未消除，四川老乡设宴频频，一愰十余天了。屯溪是历史胜地，城郊大街小巷，商铺遐接，古韵盎然，我偶得空闲就独自溜达。屯溪古迹众多，风情之美，让人流连忘返。

四舅上木炭卡车押运回重庆去了，我们回去走水路，离开屯溪在场口雇大型木客船东下，客船中舱设床位六个，三餐饭在船头舱面阔畅的甲板上吃。船老大十分讲究卫生，小菜以捕上来的鲜鱼和鱼干或竹笋加蚕豆。船行驶在桐庐江，水是黄浊的，南面山上有日伪岗哨向江边打枪叫停，一面又手握手榴弹过来下船检查，问哪来哪去，我们只带随身行李和自饮的祁门红茶，塞点钞票回头上岸去了。有一晚船停宿在富春江，离严子陵钓鱼台不远处，与桐庐江不同的是此地江水清澈见底，夜晚用电筒光可照见鱼儿活动和它们的体内臟腑，江底有奇美的石卵子和闪闪发亮的类金属状细小碎片。

结束水路上岸后我们由此徒步选走旱路了。当时向导告知进入自由区以后人并不自由，得避开公路，领我们走羊肠小道。途经当年日军扫荡富春江沿岸被战火波及的地带，村落家园被毁，断垣残壁，遭焚烧后留下了粉墙上一片焦黑的硝烟痕迹给人以满目悲惨感伤。

行行复行行，我们憋住气，猫着腰，穿越空旷山野地带，即将踏上杭州城郊，沿途的山峦泥土呈现赭红色彩，抬头望见远方有人力车稀稀拉拉的游动。一直走过去，向导为我们雇好车，说可以从清波门入城。到达市街后，大姐和姐夫樊独超让我先找理发店清理一下头发面容后又到板儿巷取回寄存物品，再到旗下一家颇具地方旧式气派的兴华公寓（旅社）住下来休息几天后回上海。到上海后先在虞洽卿路（今西藏中路）大陸饭店504号房间入住下来（包房茶房王宝丰先生）。不久，姐夫叫我去宁波市办事，我先住在江北岸中马路中国饭店等候他和大姐到来。时间很急促，姐夫要去一位叫马第昇的、已告老回宁波居住的上海颜料店老板宅第里，把存放在那里的一大批颜料提取出来。这批原本是从上海运宁波、取道浙赣路、终点重庆的货物，受到前方日军阻挡危险，无法前行了，才中途折回设法退到宁波，暂存在马第昇家里。这次准备委托江厦街70号永安五金行经理吴青耿先生代销其中合销的部分，剩下的部分交运输公司报关运回上海。所以全部从马家提出来的货物被运到永安五金行的公司栈房里。但要将剩下的部分颜料运回上海，必须过江，在江北岸码头装船，运输公司无法通过南面出口的关卡，于是姐夫让我想办法。我从二弟的谈话中得悉，和义洋行是专门为宁波驻军提供给养的机关，我在永安五金行青耿经理办公桌上的玻璃枱板下看到过和义洋行日本负责人的一张名片，有心趁人不防把它取了出来当它作为“通行证。”在押运几部人力大塌车过关卡时，果然遇到麻烦，日伪人员问我要路条，我大着胆说和义洋行路条的没有，老板的名片有，就这样，蒙混过关，迅速出了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