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访》——王春林：一个批评家的“傲慢与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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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林：一个批评家的“傲慢与偏见” | 名家专访

王春林：一个批评家的“傲慢与偏见” | 专访视频

原创 王凡 现代快报读品周刊 

，时长06:23

每年岁末，在诸多文学排行榜中，王春林的“一个人的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颇为吸睛。

一个批评家的个人排行榜，榜责自负。这样的气魄，很符合作家贾平凹对王春林的评价：文学壮汉，能吞能吐。

在文学圈，王春林的阅读量之大、阅读面之广鲜有对手，他被认为是新世纪以来中国长篇小说最勤勉、最敏捷的勘探师和研究者。也因此，一部有价值的新作问世，他往往是那个开“第一枪”的人。

自上世纪80年代发表第一篇关于王蒙《活动变人形》的文学批评文章至今，王春林的批评之旅，从山西小城一路走到了文学圈的中心地带，王蒙、莫言、贾平凹、铁凝、余华、王安忆、张炜、韩东等作家长期在他的批评视野之中，在卷帙浩繁的小说之城中突围，他迄今已写就文学评述和研究性著作数百万字。

如今的王春林享有批评地位和学术荣誉，担任《小说评论》主编，多次担任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评委，但他以“人生边上的批评者”自居，希望尽可能在批评写作上保持“边缘”。他更愿意看似有些笨拙地、老老实实地徜徉在文本之中，锲而不舍地持续追踪中国当代小说，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原因无他，仅仅是因为对文学全身心的热爱，竭力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和成就鼓与呼，“我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他自嘲道。

正是凭着这样的底气和这股热忱，王春林已经坚持十年做“一个人的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以充分广阔的阅读和独特深邃的识见评介年度中国小说，构筑着具有个人批评史和精神叙事史的文学理想景观。“这是一个批评家做了批评家该做的事。”同行何平评价道。

这个排行榜，是一个批评家与自己的交锋，也是一个批评家的“傲慢与偏见”。近日，王春林接受了现代快报记者的专访。

王凡 / 文

施向辉 / 摄

 一个人的小说排行榜

读品：对自己每年的阅读量，做过统计吗？

王春林：没有做过细致的统计，四五十部长篇小说总是有的。中短篇小说加起来也有几十篇。同时兼顾一些其他文体，比如一些非虚构，一些文学理论批评的著作。我的日常工作状态除了读书就是写作，除了写作就是读书。我也不会干别的，大概天生就是一个读书、写作的动物。

读品：怎么想到做“一个人的小说排行榜”？

王春林：我从2012年开始做的，出于对文学的热爱。我经常自我嘲讽，说我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我对当代文学充满了强烈的热爱之情。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一直追踪阅读小说，主要是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当追踪阅读积累到10年的时候，我突发奇想，能不能自己搞一个小说排行榜？就尝试性地弄了起来。原来是一种游戏的心态玩一把，所以一开始几年，上榜的作品比较多，我没有作篇数的限制。没想到几年下来，不少作家朋友们说对我的排行榜感兴趣，我的态度也越来越严肃。这两年我开始自我限制，长篇小说只选20部，中篇短篇各10部。

入选的标准是，看一部作品在本年度同类作品当中的表现，同时也会参照这个作家本身的创作历程，看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具体来说，从作品的语言、人性内涵、思想深度、艺术的原创，这些方面来做追踪考量。我是非常认真对待这个事情，希望它能够对当代文学的发展和建构尽那么一点绵薄之力。坚持10年，在文学圈中还是有了一点影响。



批评家王春林

读品：一个人的排行榜，势必会有“偏见”，你怎么看待？

王春林：个人的偏见是必须的，没有偏见，哪有一个公理存在？在文学史上，其实不存在所谓大家都认同的某种公共性的东西。因为文学创作是绝对的个人创造，类似于文学排行榜，甚至包括学术史、文学史，都应该是个性化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从自己的偏见出发，把对某一个问题的看法表达出来，放到一块就会以相对完整的面貌呈现出来。“偏见”是必须坚持的。我对所谓的集体合作写一本学术史、文学史，是比较怀疑的，尽管我们现在流行这种模式。像洪子诚先生一个人写《中国当代文学史》，是非常值得认同的。我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

读品：2021年度的排行榜目前进展如何？可否提前剧透一些书目。

王春林：差不多大模样已经有了。比如说林白的《北流》，是我最关注的一个长篇小说。林白看起来是弱小的一个女子，能写出像《北流》这样的庞然大物，它的体量大，它的思想内涵、精神内涵、文体内涵，甚至它的语言，对方言的应用，都令人叹为观止。它是2021年出现的一个重要的长篇小说，可能放在一个更大的视野空间来看，它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作品。再比如陕西有一个作家叫阿莹，他写了一部长篇叫《长安》，填补了工业题材的空白。当然还有阎连科。

我对当代文学的热情这一辈子都不可能消失了，只要生命还存在，还有写作的能力、阅读的能力，我想我的小说排行榜就会坚持下去。



《中国当代文学现场》

王春林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过河卒子也有他的使命

读品：最初是怎么走上文学评论道路的？

王春林：在80年代那个文学的黄金年代，我狂热地做着文学梦，迫切地渴望自己有朝一日能成为一名小说家。我大量地追踪阅读中国当代小说家的小说新作，大量地炮制自以为是的小说作品，乐此不疲地向全国各种文学刊物投稿，不过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在大四做毕业论文的时候，我看到了王蒙老师那部后来曾经产生过极大影响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我写了平生第一篇文学批评文章，由此放弃小说创作，专事文学批评。

读品：为什么把主要的批评精力放在中国当代长篇小说上？

王春林：大约从1990年代初期所谓的“陕军东征”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实力派作家，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到了长篇小说的写作之中，长篇小说写作的风生水起。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把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呈现丝毫衰颓迹象的这样一个文学时代，称之为长篇小说时代。这二十多年来，我之所以把主要的批评精力放在对于长篇小说创作的追踪研究上的根本原因在于，通过这种研究，我们或许可以更清楚地理解评判当下的文学基本状况。这也是一个评论家尽一己之力，为当代文学的发展、当代文学的演进鼓与呼。用胡适的说法，过河卒子也有他的使命，用自己的能力尽可能为中国当代文学做一点事儿。

读品：和作家们的交往，会影响你对作品的判断吗？

王春林：这么多年来关注文学作品，首先是关注文本，读其书而后知其人，在交往中成为朋友，而后知人论世。像莫言、贾平凹、王蒙老师，我和他们交朋友，并不影响我对他们文学作品品质的判断，友情归友情，文学面前人人平等，我坚持的原则是好作品主义。好处说好，坏处说坏。

贾平凹老师是我最好的忘年交之一，是文学知己、精神知己、思想知己。我们2011年第一次见面，是在北京《古炉》的研讨会上，一见如故。有一个细节，我这辈子大概都不可能忘掉。那次见面第二天我的高铁时间非常早，前一天晚上我和先生道别。他说，我一定要起床送你。结果第二天不到点，他就给我打电话，一直把我送到出租车上，名满天下的一个小说大家，能这么来对待我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批评写作者，让我特别感动。



《贾平凹<古炉>论》

王春林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批评即选择

读品：你出版过一本《思想在人生边上》，这种“边缘化写作”是出于什么考虑？

王春林：之所以有这个命名，是因为我曾经给张炜写过一篇评论的标题就叫《思想在人生边上》，挪用来作了书的标题。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客观上我当时在太原，远离像北京、上海这样的文化中心、文学中心，在边缘的状态；另一个层面，在主观上也有那么点要跟热闹多少拉开点距离的想法，距离拉得开一点、边缘一点，可能观察得会更客观、冷静一点，判断可能会更准确、到位一点。我现在好像离中心比以前近了点，但是在做文学批评的时候还是认为能做到“边缘”可能更好一点。做不到冷眼看文坛，尽可能的理性看文坛。

读品：有一种声音认为你的评论说好话更多，你同意吗？

王春林：很多人读我的批评，总体上感觉我这个人就会说好话，其实不全面。我所认为有问题的一些作家和作品，我都要指出来的，尽管是充满善意的。比如对王蒙的评价，我用严格的标准来衡量，他肯定是中国当代作家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位，但我通过对王蒙晚年文化心态分析，认为与其说晚年的王蒙是一位现代知识分子，莫如说他是一位传统的文人要更确切一些。还有比如对张炜的《刺猬歌》、对余华的《第七天》，我都发表过那种未必是肯定的看法。

但我也不想做一个酷评家，专门去挑刺儿，专门去制造一些轰动效应。我有一个未必成熟的观点：选择即批评，或者批评即选择。能进入我的批评视野，这就包含着一种批评的选择在其中。某一部作品或者某一个作家，如果没有价值的话，不去关注他就可以了，为什么一定要写文章来“不说好话”？

读品：作家蒋韵在评论你的专著《新世纪长篇小说研究》时说，从中看到了为中国新世纪长篇小说作史的想法，这是你从事小说评论的一个愿景吗？

王春林：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这三十年来文学评论的历程，蒋韵的判断还是有道理的。我的研究采取的主要是一种文本个案的深度解读方式，但这种方式是建立在文学史的基础之上，我在谈论每一个文本的时候，都非常自觉地把它放置在了作家的写作史和整个当下长篇小说演进史的背景下进行。我内心深处可能潜藏着这样的愿景，再过若干年，我可能会写一部《新时期长篇小说史》，或者更大一点，《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史》，有这么一点小小的野心，希望有机会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建构起一种强大合理的

批评主体人格

读品：对当下的批评生态你怎么看？

王春林：有那么一个时期，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批评文风问题的探讨。批评文风的问题固然重要，但我以为，导致当下时代文学批评不够理想的更为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批评家主体人格的建构问题。某种意义上说，批评文风是标，而批评家的主体人格才算得上是本。我认为，成为一名合格批评家的首要条件，必须是一位拥有独到社会见解的批判知识分子；还必须是文学与文学批评事业的真正热爱者；其主体人格建构中，自然也少不了专业批评修养的具备；一位优秀的批评家，还应该拥有一种突出的思想能力，在集中关注文学作品本身的同时，也需要把自己的视野进一步扩展到对于社会、人生、思想、文化等等问题的关注上，俗话说，借别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惟有建构起一种强大合理的批评主体人格，我们的文学批评状况才有望得到整体的改观。

读品：如今文本与市场、读者的关系中，文学批评变得不再是主要的媒介，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春林：肯定得承认，在信息化的时代，不止是文学批评受到冲击，文学已经退出了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中心地带，如果你还在关注文学、热爱文学，就是一个时代的“精神贵族”，但一个国家必须有这样的“精神贵族”存在，所以现在更要强调人文精神的重要性，更要凸显文学的重要性。另一个方面，我又是一个文化的、文学的保守主义者，何必奢望文学批评一定要有那么大的影响力？纯粹的文学批评能够长期地存在下去，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就够了。

本期人物

王春林   1966年生，山西文水人。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小说评论》主编。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第八、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委，第五、六、七届鲁迅文学奖评委，中国小说排行榜评委，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曾先后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第九、十五届优秀成果奖，山西新世纪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山西省人文社科奖等奖项。

编辑：张垚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