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剑客逛大街之十五：菜市口，北京名气最大的街口

剑客

菜市口，北京名气最大的街口

北京的街巷多，街口自然就多。在众多的街口中，名气最大的当数位于宣武门外的“菜市口”。

菜市口历史悠久，一千多年前的辽代，这里是安东门外的郊野；金代时，这里是“施仁门”里的丁字街；元朝时，这里是卖柴的地方“柴市口”；明朝时，这里是京城最大的蔬菜市场，京城的许多人都来此买菜，人们把菜市最集中的街口称为“菜市街”；清朝时；将菜市街改称菜市口，直至今日。附近胡同里斑驳的木门、精致的雕刻、精美的门联，显观出古风、古韵、古都之美；居民家大门旁一块块“记忆”的图片上写着“唐辽古刹，文豪足迹，会馆遗真，胡同幽情”，使我不由自主的流连、驻足，一探究竟。

　　菜市口之所以名气很大，是因为清朝时这里是朝廷的刑场，被判死刑的犯人都会被拉到这里砍头，俗称“出红差”“出大差”。犯人被斩后，尸体被人运走，血迹随之被黄土遮盖。第二天太阳出来的时候，这里又是车水马龙、熙来攘往的闹市。

我们在戏文中，经常听到“推出午门斩首”“秋后问斩”和“午时三刻”等词语。

“推出午门斩首”。误传于“推出午门廷杖”。因为午门是紫禁城的正门，是皇帝赏赐物品和颁发《诏书》的地方；是重大典礼、重大节日陈设体现皇帝威仪、彰显国威的场所；是皇帝“廷杖”触犯皇帝威严、皇家尊严的大臣的地点。朝廷不可能将这么不吉利的场所设在皇宫禁地的门前。

“秋后问斩”。明清时，每年交秋，大理寺、都察院、刑部与九卿共同对犯人进行会审，被判处死刑的，秋分以后、冬至之前处斩，被称为“秋决”或“出大差”“出红差”。董仲舒在《春秋繁露》说：“王者配天，谓其道。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时，通类也。天人所同有也。庆为春，赏为夏，罚为秋，刑为冬。”他认为春夏应该行赏，秋冬才可行刑。在明清的律法中，死刑被分为“斩立决”和“斩监候”两种，即立即执行和秋后问斩。

行刑那天天亮前，有钱有身份的死囚乘站笼囚车，没钱没地位的死囚戴枷上镣徒步，从宣武门武装押送出来，经过宣武门外大街到菜市口行刑。宣武门是北京城的西门，西属金，金主死，故宣武门又被称为“死门”。宣武门外有一“破碗居”，囚车经过此处，犯人可要求停车吃酒，店家买一种白酒与黄酒掺在一起的调和酒，这种酒劲特别大，犯人一碗下肚，脚步便已踉跄，头脑也混沌起来。菜市口丁字街以东的路北有家叫做“鹤年堂”的中药铺正对着刑场，每当行刑的头一天，朝廷都把鹤年堂就成为刑场的临时办公场所。得到通知后，鹤年堂就会搭席棚、备酒食。行刑前，有钱有身份的死囚家人使上“送行”的银子，刽子手行刑时会叫一声：“爷!我伺候你走，也是吃哪碗饭办哪桩差，您放心走好。”刽子手的手劲非常准，断头不掉头，以便于人家家人抬尸，缝上头落个整尸下葬。要是碰上没钱没地位没使银子的死囚，刽子手一刀挥下，死囚犯身首两处。

“午时三刻”。古人认为：其一，午时三刻，阳气最盛，可以冲淡杀人的阴气。其二，午时三刻，是一天中最适合杀人的时间，人在这个时候被杀，一定会魂飞魄散、不得超生。其三，杀人就是做阴事，容易受到鬼魂的骚扰，而午时三刻阳气旺盛，被处死的犯人，连鬼都做不了，就不会有鬼魂找上门。其四，午时三刻，人的精力最为萎靡，犯人在昏昏欲睡的状态下被处决，脑袋落地的瞬间，会减少一些痛苦。

“出红差”时，先张贴《布告》，届时临街的铺店都会在门口放一张条案，上面摆着酒水和菜肴，有的还放着酒壶，壶嘴朝外，取“送行”之意。犯人在谁家店铺门口喝了酒吃了菜，谁家就积德有报，因为“阎王爷有知，会在账目簿上记下功德”。

在菜市口死在刽子手下的死囚不计其数，其中，有罪大恶极的贪官污吏、江洋大盗，也有皇亲国戚、诤臣悍将，更有革命先驱、仁人志士，甚至还有无辜百姓。

据说死囚都是向东跪着受刑，因为东边是虎坊桥，死后可直接送入虎口；但判处凌迟的死囚却是面西而跪，皆因最大恶极，老虎都不愿吃他们，因而也不能转世投胎。

在菜市口被鬼头刀砍下头颅的第一个历史名人是八百年前的元朝，当时北京还叫“大都”、菜市口叫“柴市口”，死的人是南宋末年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文天祥。南宋被元攻陷后，文天祥积极领兵抗元，兵败后誓死不降，1283年（元至元十九年）1月从容就义，终年四十七岁。就义之前，文天祥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名言。

清廷“顾命八大臣”之首爱新觉罗·肃顺死于菜市口。肃顺是清廷中有胆有识有作为的重臣。他深得咸丰皇帝信任，政治地位日隆，被授为授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署领侍卫内大臣，统领行在一切事务。在位期间，他显露出“万人皆睡他独醒”的政治敏感，对内重用汉臣、肃贪反腐，推荐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等汉族官员，为为朝廷网罗了人才；果断处理“戊午科场案”“户部宝钞案”。对外强硬，绝不屈服，在中俄《瑷珲条约》谈判过程中毫不惧怕俄国人的威胁，维护了民族尊严。

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7月，咸丰帝病重，8月在热河行宫抑郁而亡，临终前诏立载淳即位，并“著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辅佐幼帝载淳，史称“顾命八大臣”，不久之后，咸丰帝驾崩。载淳即位后，肃顺深知载淳的生母慈禧太后的潜在政治危险，采取“抑西扬东”策略，慈禧与肃顺等八大顾命大臣产生严重矛盾，便鼓动慈安太后与八大臣争权，授意御史董元醇奏请由皇太后垂帘听政，遭到顾命八大臣抵制。慈禧为实现垂帘听政的野心，与东太后慈安联合被排斥在最高权力之外恭亲王奕䜣、咸丰朝顾命大臣僧格林沁和军机大臣文祥等人发动了“辛酉政变”，改年号“祺祥”为“同治”。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10月2日夜，肃顺在护送咸丰帝梓宫回京途中被捕，不久后被斩于菜市口。据说行刑前，肃顺拒不下跪，后被打断双腿才跪下，铮铮铁骨，让围观者敬佩不已。

“戊戌六君子”血洒菜市口。1895年（清光绪21年）4月，日本逼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消息传到北京，在京参加“会试”的康有为和弟子梁启超，遂联合应试的十八省举人共同行动。4月30日和5月1日，1500多名举人在宣武门外达智桥松筠庵集会，联娴上书光绪皇帝，康有为代表大家草拟《上清帝第二书》，提出“为解救国家危亡，皇上应下诏迁都、练兵、变法。”同时提出“富国、养民、教民、改制”等一系列改良方案。这次行动史称“公车上书”。但因朝中顽固派极力阻挠，光绪没有看到奏折。公车上书失败后，维新派积极进行宣传和组织活动。1897年冬，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引发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在严重民族危机的激发下，维新变法运动迅速高涨。康有为上书光绪皇帝，光绪接见康有为，让其全面筹划变法。1898年（清光绪24年）6月11日，光绪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变法正式开始。

变法触动了慈禧等人的利益，变法派和守旧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守旧派上书慈禧，要求杀了康有为、梁启超；奕劻、李莲英跪请太后“垂帘听政”。6月16日，慈禧迫使光绪连下三谕，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区军政大权，准备发动政变。7月30日，光绪颁密诏给杨锐，嘱维新派 “妥筹良策，推进变法”。9月4日，光绪下令将怀塔布、许应骙等阻碍变法的礼部六堂官革职。9月13日，光绪拟开“懋勤殿”、设顾问官，被慈禧拒绝……9月21日，凌晨，慈禧将光绪囚禁于中南海瀛台，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下令捕杀在逃的康有为、梁启超；逮捕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徐致靖、张荫桓等人。9月28日，在菜市口将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六人杀害；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被遣戍新疆。所有新政措施，除7月开办的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外，全被废止。鹤年堂掌柜王圣一敬重“六君子”，为减轻他们的痛苦，取出麻醉药“鹤顶血”送给他们，六人无一人接受，表现出面对死亡时的镇定和凛然。

康有为在逃亡前劝谭嗣同与他一同走，谭嗣同拒绝了康的好意，决心用自己的一腔热血唤起广大民众的觉醒。他对康有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之所不昌者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谭嗣同被捕后，在狱中写下了千古名诗《狱中题壁》：“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谭嗣同死得壮烈、大气，临行前的那句“有心杀贼，无力回天”表达了“壮志未酬身先死”的无奈，令人唏嘘。

据说，在菜市口还发生了多起令人毛骨悚然的“灵异”事件。

　　据说，在菜市口还发生了多起令人毛骨悚然的“灵异”事件。

被斩杀的死囚，死后自己将身首缝合在一起。距离菜市口不远有一家小裁缝铺，夫妻二人男裁女针，养家糊口。这一天天色已晚，夫妻二人收拾铺面关门闭店，吃过晚饭便上床安歇。睡到半夜时分，裁缝被屋内的响动惊醒，抬头一看，屋内有人走动。他大吃一惊，心想：“难道遭贼了不成？”转念一想：“一个小裁缝店，一无金银二无财宝，除了布料、针线、刀剪，便是一瓮清水、两瓢面粉，别无他物，由他去吧。”屋内黑影转了一圈后去了。第二天，夫妻二人早早起来准备做活，却发现昨晚放在大案上的针线笸箩不翼而飞。正在狐疑，忽听大街之上有人喊叫，裁缝跑出门外一瞧，刑场周围一圈人围住昨天的死尸正在叽叽喳喳议论纷纷，裁缝挤进人群一看，顿时吓得半死。原来被砍头的人，半夜偷来针线将自己的头颅缝到了脖子上。他家丢失的针线笸箩就在死人身旁，死人的右手还捏着一只穿好黑线的钢针。裁缝“啊——”的一声，昏死过去。众人急忙把裁缝送回家中。裁缝大病一场后，与妻子到外地谋生。

血溅七尺，吓死贪官。清朝有个大贪官陷害了忠良，至使忠良被判死刑。在刑场上，忠良对贪官说：“吾既死也变厉鬼，索尔等性命。”贪官不以为然，说道：“你看那七尺外有面旗帜，倘若砍你头颅时，你的血能喷射到旗帜上，我就相信你能变鬼索命于我。”忠良看着七尺外旗帜，泰然自若，引颈等死。果然，刽子手手起刀落之时，死者的一腔热血喷溅到了七尺外的旗帜上。看热闹的人一脸惊慌，大贪官更是面无血色、瘫倒在地，虽未一命呜呼，却也吓得半死。

鬼魂买药。京城有名的大药铺“鹤年堂”就在菜市口西侧，专卖一些丸散膏丹、参茸饮片、内服良药、外敷灵贴。每逢开刀问斩后，总是有“人”深夜来买专治“外伤”的药。每次都是悄无声息地来，扔下铜钱，拿了药包，出门即不见踪影。天亮后，店家才发现昨晚手的铜钱都是冥币。从此以后，只要朝廷设刑场，鹤年堂就在每天晚上在店门外放一些“刀伤药”，任随“买药的”白白拿去。后来，老北京倒平生出一句骂人的俗话：“你去鹤年堂买药吧！”来诅咒对方是个挨千刀的倒霉鬼！

　　菜市口之所以声名显赫，还因为这里是明清时期会馆云集之地，而会馆是许多熠熠生辉的历史人物成就惊天伟业的舞台，他们在会馆里策划了许许多多改变了历史走向、加速旧王朝灭亡、催生新时代降临的重大历史事件。

古都北京是会馆的发祥地。从明清到近现代，在这片热土上镌刻着太多帝王将相、革命志士、英雄豪杰、文人墨客的历史痕迹，会馆就是这些痕迹最有效的物理载体。菜市口附近曾是老北京城历史与文化名人聚集的地方，星罗棋布的会馆就是这些人活动的场所。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遗存，这些会馆犹如一位饱经沧桑的老者，几度辉煌、几多磨难，成为历史文化的“活化石”。

菜市口地区的会馆是“戊戌变法”的策源地和维新派的重要活动场所。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在这里策划了从“公车上书”到“百日维新”等一系列维新变法活动。

米市胡同43号的“康有为故居”原为“南海会馆”的一部分。南海会馆是1824年（清道光四年），广东籍官员吴荣光、廖甡等人筹资买下董邦达的宅邸兴建的。1877年(清光绪三年)扩建成十三个院落、一百九十余个房间的大会馆。1882年（清光绪八年）康有为进京赶考，就住在南海会馆北跨院中间的院子里，因此院有七株古槐的，所以又称“七树堂”。七树堂西房三间为卧室，北房四间为书房，其中有一间书房为船形，康称它为“汗漫舫”。从1882年(清光绪八年)来京参加会试，到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在这里居住了十六年，常在此与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共商变法。康有为居此期间，创办了北京第一张民办报刊《中外纪闻》、撰写了《广艺舟双楫》《上清帝书》、制订了“强学会”章程、组建“粤学会”、创办《万国公报》、发动公车上书等，做出了许多跟“戊戌变法”有关的重要决策和行动。可以说，南海会馆是维新运动的策源地和参谋部，影响了晚清政局走向，见证了佛山乃至广东人的改革、创新、有为精神。然而，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大片旧城区被改造为现代化新城区，南海会馆大部分建宅已经拆除，只有康有为曾经居住过的部分原样保留了下来，并在1984年被公布为北京市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旧居早已人去屋空，与周边高大的现代化建筑群形成鲜明对比。只有院内仅有的一块《南海会馆碑记》石刻在提示人们，这里曾经是南海会馆。

粉房琉璃街115号的“梁启超故居”是新会会馆的一部分。从1890到1898年的八年间，梁启超来京赶考和在京为官期间，基本都是住在新会会馆。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18岁的梁启超在父亲的陪同下第一次到北京参加“会试”，住在广东新会会馆；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冬，梁启超由广州第二次赴京，与比他大4岁的李惠仙在新会新馆举行婚礼，寓居会馆内中院的三间北房中；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梁启超随康有为进京会试，在此参与组织“公车上书”；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变法维新期间，他在此起草《保国会章程》。“甲午战争”爆发后，梁启超离开北京回广东。梁启超取《庄子·人间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欤”和南宋诗人鲍照在《谢永安令解禁止启》中所说：“饮冰肃事，怀火毕命”之意，将自己住的北房命名‘饮冰室’，自号‘饮冰室主人’，表达自己对国家社稷的忧虑焦灼之情和受命从政、为国忧心的惶恐心态。“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被迫漂洋过海流亡日本。“辛亥革命”胜利后，他结束流亡生活回到北京新会会馆的老宅居住1956年，书法家叶恭绰曾在梁启超住过的中院三间北屋中间的一间大书‘饮冰室’三字高挂屋檐下。如今的饮冰室早已物非人亦非，院子里新建的小房，将院子挤得看不出传说中的模样了。

北半截胡同41号的“浏阳会馆”也曾是“谭嗣同故居”。谭嗣同在“戊戌变法”期间曾住在被他称为“莽苍苍斋”的会馆前院主房的北套间。这里原有一幅谭嗣同自书的门联：“家无儋石；气雄万夫”。后改为“视尔梦梦，天胡此醉；于时处处，人亦有言”。他的许多诗文、信札都是在这里写的。会馆里还有维新志士开会的后院北屋。谭嗣同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维新志士。他主张中国要强盛，只有发展民族工商业，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他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一起从事变法、参与新政，公开提出“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修铁路、办工厂、改官制”等变法维新的张。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于9月26日被清兵逮捕，28日在菜市口就义。

粉坊琉璃街29号，是名不见经传的“龙绵会馆”。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龙绵会馆为时任詹事府右赞善的李岷琛会同四川龙安府与绵州（今绵阳）两地在京官员花1900两银子购买黄氏私宅改建的。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时任内阁中书的杨锐负责管理会馆，从“公车上书”到“百日维新”，会馆成为他宣传、推动变法维新的阵地。期间，他积极参加《内阁仕读奎华等条陈》和康有为的《上清帝书》。同年10，他参与发起旨在“专为中国自强而立”的“强学会”，12月强学会被朝廷封禁，他又创办“官书局”，继续宣传维新变法。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他创立“蜀学会”“蜀学堂”。“戊戌变法”失败后，与谭嗣同等人同时被杀害。

　　菜市口附近的会馆是“新文化运动”的战斗堡垒，鲁迅、毛泽东等在这里从事“新文化运动”和反帝爱国革命活动。

南半截胡同7号的“绍兴会馆”旧址，始建于1826年（清道光六年），初称“山会邑馆”，为浙江山阴与会稽两地京官捐资所建。1912年5月，鲁迅第一次来京受蔡元培邀请到教育部任职时就在会馆的“藤花别馆”住了四年；1916年5月般入会馆的“补树书屋”，住了三年半时间。在“补树书屋”里，鲁迅创作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一件小事》等著名小说，《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重要杂文，以及27篇随感录和50多篇译作。鲁迅从苏俄“十月革命”胜利中看到了“新世界的曙光”。发表于1918年5月的《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化运动”的基石，鲁迅也成为反帝反封建最英勇的旗手。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爆发了全国性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

绍兴会馆的七年半时间，让鲁迅由一只茧蛹蜕变为一只自由的蝴蝶，开始形成它特有的叛逆性格、批判精神、烈士风度，逐渐成为提倡并身体力行于“韧的战斗”的战士。鲁迅在北京居住了十四年，其中有一半多点时间是在绍兴会馆度过的，因此这里在北京的故居之一。如今，被高楼大厦包围的绍兴会馆已经难觅昔日模样，若非门口墙上“绍兴会馆”的标牌，人们断不会把这里与曾经名闻遐迩的绍兴会馆联系在一起。虽然如此，但因一代文豪鲁迅先生曾经在这里生活过，所以慕名来此瞻仰、凭吊的人仍然不少。胡同的墙壁上，随处可见宣传会馆文化的浮雕、图片。

烂漫胡同101号是湖南会馆，也是毛泽东故居之一。清雍正分省之前，湖南在京尚无同乡会馆。清代北湘籍京官在京城创建了两座湖南会馆：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谭嗣同之父谭继洵与几位在京湘籍官员在北半截胡同购得官房一所，作为湖南合省公产；1882年（清光绪八年）在京湘籍官员李绩宾、李金沅、罗泽南又在烂漫胡同购得朱氏私宅，设“湖南会馆”。据《北京湖南会馆》载：位于烂漫胡同的湖南会馆“共三十六间，内设戏台一座、文昌阁楼一座、东厅署、望衡堂、西厅及中庭均横敞，为平时集合之所”。初为湖南学子进京赶学安歇之处，民国后逐渐成为湖南同乡、学子赴京求学或谋生的旅居之所。

1918年4月，毛泽东受“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在长沙成立进步文化社团“新民学会”，创办《新民学报》，宣传新文化思想。湖南军阀张敬尧，为巩固反动统治，下令查封《新民学报》，残酷镇压革命运动，大肆搜捕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毛泽东为振兴湖南革命运动，驱逐军方张敬尧，于1920年2月，率湖南“驱张运动”请愿团来北京请愿，在京期间，毛泽东居住在湖南会馆，并在会馆召开“湖南旅京各界驱逐军阀张敬尧大会”。1984年公布为北京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如今的湖南会馆是北京市宣武区回民幼儿园分园，胡同里的“红色会客厅”向人们讲述胡同里发生的故事。

　　菜市口地区的会馆也是革命者利用媒体大力宣传革命思想和进步思潮的重要阵地，李大钊、邵飘萍等在这里利用报纸开展革命活动。

《晨钟报》报社旧址位于菜市口胡同。《晨钟报》是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于1916年7月在北京创办的，其目的是唤起“吾民族之自我的自觉”，担当“青春中华之创造”的使命。8月15日，李大钊在《晨钟报》创刊号上发表《“晨钟”之使命》《新生命诞孕之努力》两篇文章，在《“晨钟”之使命》一文中，他写道：“外人之诋吾者，辄曰：中华之国家，待亡之国家也；中华之民族，衰老之民族也。”“过去之中华，老辈所有之中华，历史之中华，坟墓中之中华也。”而“今日之中华，犹是老辈把持之中华也，古董陈列之中华也”。李大钊将振兴国家命运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他说“中华自身无所谓命运也，而以青年之命运为命运”，“青年不死，即中华不亡”，“国家不可一日无青年，青年不可一日无觉醒”，他热切地期待着“振此‘晨钟’”，“发新中华青春中应发之曙光”，“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1918年9月，因刊载政府向日本借款消息报社被查封。同年12月，《晨钟报》改名为《晨报》后重新出版。1920年8月1日，《晨报》发表由李大钊、胡适、蒋梦麟等人撰写的《争自由的宣言》。文章认为“政治如果不由人民发动，断不会有真共和实现”，而达此目的，首先要“养成国人自由思想，自由评论的真精神的空气”。并强烈要求当局保证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书信自由。《晨报》及副刊《晨报副刊》在当时影响极大，鲁迅、徐志摩等名流都曾为其主笔。

魏染胡同30号、32号是《京报》报馆旧址，也是邵飘萍故居。1918年10月5日，邵飘萍辞去《申报》职务，与吴鼎、汤修慧、潘公弼等人在北京创办《京报》，邵飘萍任社长。他十分推崇明朝名臣杨继盛的两句诗：“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提笔写下“铁肩辣手”四个大字悬挂于编辑室内，以此自勉也勉励报馆同仁。1920年9月报馆迁到现址。《京报》是北洋政府时期在北京出版的进步报纸，致力于宣传共产主义、传播马列主义、介绍十月革命，宣传爱国民主思想，反对封建专制独裁，被誉为“北京报业新文化运动的闯将”。冯玉祥曾赞誉：“飘萍一支笔，抵过十万军。”

1918年10月，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邵飘萍被聘为讲师。此后，他每周日去北大红楼讲课。听课的学生中有不少进步青年，其中包括毛泽东、高君宇、罗章龙等人。那一时期，毛泽东与邵飘萍有过很多交往，他的不畏强权、秉笔直书，对年轻的毛泽东产生了巨大影响，回到湖南后，毛泽东便创办了《湘江评论》。毛泽东本人也一直对邵飘萍心存敬意，他曾在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1925年春天，经李大钊、罗章龙二人介绍，邵飘萍在北京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4月26日，邵飘萍牺牲，他的共产党员身份没有公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亲笔批复，确认邵飘萍为革命烈士。1986年，中共中央组织部经过调查核实，正式确认了他的中共党员党籍。

这里曾一度变成了居民大院，2018年小楼经过修缮，恢复了往日的容颜。小院内，设置了“报纸上的百年风云”长廊，用当时的报纸版面，来记述一百多年来中国近现代史上发生的大事；室内从京报与京报馆、百年红色报刊、邵飘萍生平事迹三个方面，向人们介绍京报和邵飘萍的历史。

菜市口地区的会馆也是中共北方局的秘密活动场所。“潼川会馆”，位于北半截胡同20号，是，1925年，贺诚、左道之、谭卫根、王蕴中、左治生、谭襄城等中共北方局潼川籍党员利用“潼川会馆”为掩护，在中国北方局局书记王荷波的领导下开展革命活动。他们创办了《梓光》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1927年10月，反动军阀查封了《梓光》杂志，杂志社被迫解散，中国北方局也遭到破坏。潼川籍中共党员从“潼川会馆”转移到“叙州会馆”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菜市口地区的会馆还是民族英雄林则徐重要的活动场所。骡马市大街51号的“福州新馆”，创建于1816年（清嘉庆二十一年），是林则徐和福建籍在京官员共同筹资购置的同乡会馆。林则徐具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的爱国情怀，1839年（清道光十九年），林则徐在广东禁烟，将没收鸦片在虎门销毁，史称“虎门销烟”。他也因此被誉为“民族英雄”。林则徐1811年（清嘉庆十六年）春进京会试，中进士后选入翰林院庶吉士。1813年（清嘉庆十八年），他偕妻到京就任时，曾住在“福州新馆”。林则徐在京生活七年，位于“福州新馆”是其重要的活动场所。林则徐一生力抗西方入侵，但对于西方的文化、科技和贸易则持开放态度，主张“学其优而用之”，并翻译了许多西方报刊和书籍。晚清思想家魏源将其生前翻译的文稿合编为《海国图志》，此书对晚清的洋务运动乃至日本的明治维新都具有启发作用。

此地现为西城区不可移动文物，修缮后的福州新馆，成为“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以《禁烟英雄林则徐》主题的展览，通过“年少志高显英才”“宦海生涯展才学”“虎门销烟震寰宇”三个单元，全面展示了林则徐少年读书、入仕为官、虎门销烟等生平事迹。

此外，菜市口附近还有清代思想家、诗人、文学家龚自珍，清代大臣、学者、藏书家徐乾学，辛亥女杰、巾帼英雄、“鉴湖女侠”秋瑾等曾居住过的“休宁会馆”，以及“徐州会馆”、安徽“泾县会馆”、湖南“宁乡会馆”、江苏“江阴会馆”、四川“重庆会馆”、河南“潢光会馆”和“中州会馆”等十多家会馆；还有创办于1416年（明永乐十四年）的“便宜坊”烤鸭店旧址，纪念清光绪工部尚书、藏书家潘祖荫的“潘祖荫祠”，著名宫廷风味菜“谭家菜”老板谭宗浚故居，文化名家胡适的旧居、张恨水的故居，京剧名角旬慧生的故居、杨宝忠的故居，等等。

　　作家王小波说：“虽然岁月如流，什么都会过去，但总有些东西发生了，就不能抹煞。”菜市口在1999年8月被改建成“菜市口大街”，历史上的阴森之气、刀光血影，会馆效应、名人光环，喧嚣嘈杂、烟火气息也大都消失或模糊在岁月的沧桑里，但其丰厚的历史遗存和文化积淀，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行走在菜市口大街和附近仅存的胡同院落，追寻这里的旧日时光和曾经的故人故事，不失为一件快事。

作者：

剑客，生于困难时代，长在动乱时期，吃过糠，下过乡。“恢复高考”后，成为“新三届”中的一员。毕业后，先后供职于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做综合调研工作，搞职业技能培训，干统战教育培训，历任副处长、处长、副主任、院长、党委书记等职。

2018年退休，作协会员、科顾委专家、客座教授。先后出版诗歌散文集《情丝文韵》，杂文集《谈天说地》，诗集《低吟浅唱》，散文集《品读哈尔滨》《岁月无痕》，长篇报告文学《巴兰颂歌》《工作队在依兰》，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文集《调研思考实践》《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文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