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常书鸿故居想到的

马荣家

去敦煌看莫高窟是多年的夙愿，此外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去看看敦煌常书鸿的故居。

知道常书鸿的名字，是和莫高窟联系在一起的。常书鸿是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敦煌艺术研究院院长，是著名画家、敦煌学家 ，是中国敦煌艺术保护和研究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被誉为“敦煌的保护神”。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常书鸿，就没有今天的莫高窟。

常书鸿是许多文化人心中崇敬的“文化英雄”，是具有高尚人格和伟大献身精神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

那天在参观完莫高窟指定的洞窟后，就抓紧时间，匆匆赶到九层楼对面的“敦煌艺术研究院院史陈列馆”。

这里既是1944年成立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后来的“敦煌文物研究所”及“敦煌艺术研究院”的旧址，也是常书鸿的故居所在地。

从上个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常书鸿整整在这里工作生活了40多年。

这本是两座寺庙，是清朝中期建的。一座是雷音寺，一座是皇庆寺，俗称上寺、中寺。

从这幅摄于上个世纪40年代的照片看，当时的房屋已经破旧不堪。

现在的“陈列馆”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修复的，还原了四十年代敦煌艺术研究所时期的旧貌。

陈列馆里展示着多幅老照片，带领我们翻开历史的篇章，追循常书鸿的人生轨迹。

学生时代的常书鸿为了学习绘画艺术，在1927年，只身前往法国留学。凭着他的天赋和勤奋，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常书鸿就跻身法国知名画家的行列，是最早进入法国美术家协会的首位中国艺术家。

在法国他拥有了自己幸福的家庭，还有优越的生活条件。

他的毕业作品“G夫人像” ，获得法国国立美术学院毕业作品一等奖。

1934年创作的“裸妇”，不仅获得美术家学会金奖，还被里昂国立美术馆收藏。

在法国美术界一片看好、同行视为前途无量的常书鸿，却被塞纳河畔书摊上的几本小册子改变了命运。

这几本小册子就是法国人伯希和编纂的“敦煌石窟图录”，400多幅照片记录了莫高窟壁画和塑像。那个伯希和就是当年从藏经洞骗购大批莫高窟文物的法国人。

直到这个时候，常书鸿才知道，在中国，在大西北的沙漠中，还有这样一座艺术宝库，其艺术价值已经引起世界的轰动。只是他知道得太晚了，为此他感到惭愧。

在法国吉美博物馆，看到展出在那里的、被伯希和掠夺来的大量莫高窟艺术珍品，常书鸿眼在流泪，心在流血。他下定决心，回中国去，去到敦煌去，做敦煌莫高窟的“守门人”，担负起保护莫高窟的责任，拯救岌岌可危的敦煌艺术。

1936年，常书鸿告别妻女先行回到祖国。由于战事等多种原因，他并没有能够直接去敦煌莫高窟，进入他追逐的岗位。

在担任国立北平美术专科学校教授期间 ，常书鸿一直关注敦煌莫高窟的命运，积极推动对敦煌艺术的保护。

在于佑任、徐悲鸿等人的推动下，国民政府终于批准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

1943年2月，常书鸿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副主任身份，带着4个人，用了几个月的时间，穿越千里戈壁滩，来到大漠深处的敦煌莫高窟，开始了他一生对莫高窟的的守望。

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了，常书鸿被任命所长，结束了莫高窟400多年来无人管理的状况。

常书鸿守护敦煌40多年，为敦煌艺术的保护和研究做出来哪些重要贡献？他个人和家庭又经历了哪些苦难？

了解了这些，人们就会更加感谢他、崇敬他、怀念他。

常书鸿一生最大的贡献，就是为中国、为世界保护了莫高窟这座举世无双的艺术宝库。

在民国时期，最困难的时候，他几乎是以一己之力为国家、为人类守护着莫高窟。在新中国成立前，为了阻止国民党转移莫高窟文物，他组织护卫队，将莫高窟完整地留在了大陆。在文革期间，在受到造反派的迫害、身体受到伤害的情况下，他依然坚守在莫高窟，使莫高窟免受破坏。

常书鸿坚守莫高窟40多年，在极其艰苦困难的条件下，对莫高窟进行了抢救性的保护工作。组织专业人员，开展了壁画修复、壁画临摹、散失文物搜集、出版敦煌画册、举办展览、开展学术研究等大量基础性、开创性工作。不仅撰写一大批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论文，创立了敦煌学，也培养出一批优秀人才，为发展我国敦煌艺术做出了巨大贡献。

常书鸿人生受到最大的打击莫过于妻离子散。常书鸿在举家定居莫高窟不到2年，与他结发20多年的妻子陈芝秀，忍受不了沙漠生活的艰苦和荒漠，竟然弃家出走 ，扔下两个未成年的孩子，留给常书鸿一个破碎的家。

据他的学生、著名画家董希文回忆，当常书鸿得知妻子离家出走的消息，他惊呆了，绝望的眼睛，仿佛就像两只黑洞，可见这种打击有多么沉重。

这场婚变对常书鸿的打击可想而知，也许今天的人们无法原谅陈芝秀，但如果还原到上个世纪40年代的敦煌恶劣的生存环境，或许你会少了些谴责，多了一份同情。

听听这些名人的话，就知道坚守莫高窟有多难。

著名画家张大千曾经到莫高窟临摹壁画，他对常书鸿说：这可是长期甚至是无期徒刑啊！

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对常书鸿説：你这种破釜沉舟的决心我太佩服了，如果不是我身体太差 ，我也跟你去一趟。

著名画家徐悲鸿则把常书鸿的行动比做唐僧取经，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就是死活也要去取经的。他语重心长地嘱托常书鸿：你要把整副敦煌艺术的保护、研究、整理工作的担子担起来。

常书鸿的回答是：哪怕剩下我一个人，我也要去。纵然死在敦煌也值得。

正是这为敦煌艺术决死的信念，让他战胜了妻离子散的沉重的打击。面对嗷嗷待哺的孩子，面对同事和学生一个个离他而去，面对资金来源的断绝，面对极其艰苦的生活条件，他没有退却，留了下来，像战士一样为国家坚守着莫高窟。

作为与张大千、徐悲鸿同时期齐名的著名画家，毋庸讳言，后来的常熟鸿在绘画方面的成就却逊色得多。为了保护莫高窟，他放下手中的画笔，拿起了锹镐，清沙筑墙。为了争取社会各界对莫高窟的重视，他积极开展推广宣传工作和广泛的社交活动。为了抢救莫高窟壁画，他绘制了大量临摹作品。为了深入挖掘敦煌艺术的价值，弘扬传统文化艺术的精粹，他把主要精力花在对敦煌艺术的研究上，奠定了敦煌学的基础。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很少看到常书鸿推出新的美术作品。只是在常书鸿晚年，我们才又看到数量较多的常书鸿绘画作品的问世。

一个最具天赋的画家 ，一个已经在巴黎展露头角的青年画家，一个最可能成为中国最有成就的画家，出于保护莫高窟的需要，舍弃自己的专长，难道不是最大的付出和牺牲吗？

常书鸿失掉的不仅有这些，还有子女的教育。

妻子陈芝秀的出走，使常书鸿的一双儿女失去了母爱。莫高窟荒凉偏僻的环境也使他们失去正常的接受教育的机会。常书鸿的女儿常莎娜还算幸运 。她从小跟随爸爸学习临摹壁画，受到艺术启蒙教育。在一次莫高窟壁画临摹作品展览会上，一位加拿大的女记者得知其中有的临摹作品出自常书鸿年幼女儿之手，十分惊讶。在完成中国的工作后，征得常书鸿的同意，将常莎娜带去美国接受教育。后来常莎娜成为中国著名工艺美术大师，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在发扬和光大敦煌艺术，发展现代工艺美术方面取得了不菲的成就。

相反，常书鸿的儿子却没有这么幸运，由于缺少良好的教育，成年后，与艺术无缘，只能当了一名长途货运汽车司机。

实际上，即使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莫高窟都没有正规学校。在敦煌莫高窟工作的人员的子女都没有受到正规教育，包括许多著名专家的子女。在很多年内，在莫高窟工作的各类人员的子女没有一个考入大学本科。这不能不说是他们家庭的一大不可弥补的损失。

今天我们看到的常书鸿旧居，一道窄窄薄薄的木门，既不挡风，又不御寒。

女作家黄宗英在文革后曾前往莫高窟采访，她描述了清晨起来后的情景：卧室内积满厚厚黄沙。

简陋的家具，简单的陈设。

早在1940年和1942年，张大千两次去莫高窟临摹壁画，也住在这座庙里，睡的是一铺土炕。现在，张大千住过的房间也保留着。由于他真切感受到敦煌环境的恶劣，所以才有后来对常书鸿“无期徒刑”的告诫。

莫高窟的生活条件的艰苦是今人无法想像的。深处大漠深处，交通极其不便，不仅很难吃到鱼肉，就是蔬菜也买不到。粮食是研究所工作人员自己用石磨加工的，菜是他们开荒种植的。而在漫长的秋冬季，常常没有一片菜叶，他们经常是啃着干粮，再喝一口醋。

这种情形一直伴随着常书鸿那一代敦煌人。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这种情况也没有多大改变。黄宗英从北京去敦煌采访常书鸿，长途跋涉，给他带去的礼物就是一包蔬菜。由于路途遥远，气温又高，到达到达敦煌时，菜都快要烂掉了。

常书鸿笔下的磨坊，寄予了敦煌人十分复杂的感情。

陈芝秀的离去重创了常书鸿的情感，令人遗憾。但另一位重庆姑娘李承仙的到来，却给予了他意想不到幸福和温暖。

当年重庆艺专的女学生，李承仙像常书鸿一样深爱敦煌艺术，同样也深爱为敦艺术献身的常书鸿。

在敦煌事业最艰苦的时候，在常书鸿最需要得到支持的时候，在最需要得到爱的时候，在年幼的一双儿女最需要得到母爱的时候，比常书鸿小20多岁的李承仙走进常书鸿的生活，与常书鸿结为了人生伴侣。

此后几十年，李承仙作为“爱人、学生、同事、护士、保姆”，伴随着常书鸿走完人生最后的里程。

故居博物馆这幅全家福，是常书鸿幸福晚年的见证。

常书鸿特别喜欢莫高窟九层楼的建筑风格，他有多幅作品画的都是九层楼。1994年常书鸿逝世后，按照他的遗嘱，他的一部分骨灰埋在了莫高窟。他的墓地就在面对九层楼的山坡上

回顾常书鸿的一生，没有什么挫折能动摇他守护敦艺术的决心。敦煌的恶劣气候环境被他克服了，历次政治风波也没有改变他的初心，文革中被鞭打、被抄家，也没有把他从敦煌逼走。

他是幸运的，他曾得到过周总理和邓小平的关心和保护，完成了“此生只为守敦煌”的夙愿。因此，即使是死了，他也不会离开敦煌 。他要继续守候在这里，日日夜夜守望着为之献出一生的莫高窟。

常书鸿画笔下的“雪中莫高窟”，一片白茫茫的雪地，圣洁、高远、空旷，但有些冷清。

我们参观常书鸿的故居那天，故居院子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也显得很冷清。常书鸿的墓地，距离故居还有一段距离，由于时间有限，我们也没来得及前去拜谒。我想，能去那里拜谒的游人也不会多。

来莫高窟旅游的人，关注的目标肯定都在莫高窟石窟上，几个专门的展馆常常被忽略。游览参观的时间有限可能是一个原因，但常书鸿渐渐地被人们忘却也是一个事实。在旅游过程中，没人提到常书鸿的名字，包括导游在内。

一个为莫高窟做出巨大贡献的人，一个为莫高窟献出自己的一生的一个人，就这样，像所有普通人一样，逐渐被人们所忘记，消失在时间长河中。

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