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渐凉访贾宅

呦呦鹿鸣

　　长沙被称为“屈贾之乡”，因为屈原曾在此行吟，贾谊曾谪居此地三年，他们的诗歌辞赋，从战国、汉代流传至今，奠定了湖湘文化丰厚的底蕴。

　　造访贾谊故居，当选细雨绵绵的秋日，最宜夕阳斜照的黄昏，这个少年成名却郁郁不得志、英年早逝的政治家和文学家，是要在阴霾的天气里凭吊的。“秋草独寻人去后， 寒林空见日斜时”，唐代诗人刘长𡖖诗作《长沙过贾谊宅》，吟的便是这种情境。

　　于是便在一阴雨缠绵的午后，乘地铁二号线于湘江中路下车，步行数百步来到太平街，在古色古香的老街与车辆如鲫的解放西路交汇处，静静的一座古朴雅致的院落便是贾谊故居了。登记了身份证，检查了健康码，跨入这三进的小院，号称“湖湘文化源头”的儒雅气质便扑面而来。

　　自然，此贾谊故居绝非当年贾谊居所，贾谊谪居长沙任太傅远在公元前177年至公元前174年，距今已有两千多年，任何一所民宅都不可能保存至今。贾谊英年早逝后，汉武帝敕命修缮贾谊故居，这是对贾宅的第一次重修，此后历经战乱灾害，故居毁了又修，修了又毁，重修多达64次。明朝成化年间，长沙太守钱澍募款修建贾太傅祠，贾谊故居第一次以祠宅合一的形制重建。1938年长沙“文夕大火”，故居及原存文物皆被烧毁，唯存不怕火烧的石井与石床为贾谊当年原物。虽然面目全非，然故居基址始终未变，1996年重修故居时出土的炭化木屑，经测年技术认定与贾谊在长沙的时代一致，由此可以佐证。簇新的院落亭阁、石碑迴廊，因建在两千多年前的故土上，便有了一种与生俱来的风范和气质，一种深藏于骨的悲壮和沧桑，何况还有石井石床，以两千余岁的高龄见证故居的死死生生和历史的起起落落呢。

　　进入故居，左为古井，右为石床。古井为贾谊任职期间开凿，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载：“湘西廨西侃庙，云旧是贾谊宅，地中有一井，是谊所凿，上敛下大，其状如壶……”站在井口，惟见并列的两个圆井洞，直径约为一尺，确实口小内大，浑浑然看不见内底。这是中国历史上保存时间最长的古井，也是历代文人雅士吟诵最多的名井，唐代诗圣杜甫就有诗云“不见定王城旧对，长怀贾傅井依然”，故此井又名“长怀井”。

　　石床历经沧桑，已成斑驳的长条石块，长约两米，宽约半米，史载此为贾谊所用之物，后置于佩秋亭中。晚清名士陈宝箴、王闿运、熊希龄等曾坐于石床之上茶叙，章士钊、蔡锷参加在贾谊故居举办的时务学堂入学考试时，也曾在石床上休息。“文夕大火”后，石床一直下落不明，2017年进行文物普查时，在离石井30米处的一民居天井里发现石床，才得以重见天日。

　　故居的第一进为贾太傅祠，祠堂正中，供奉着贾谊的铜像。贾谊席地而坐，发髻高挽，目光炯然，左手抚案，右手执笔，似在沉思笔落何处。铜像前面摆放着刻有贾谊《过秦论》中名言的石碑，后方悬挂着贾谊的两篇名作《吊屈原赋》和《鵩鸟赋》。

贾谊出生于洛阳，自小聪慧，18岁即以能“诵诗属书”而名扬郡中，被汉文帝召为博士，不久即赴任太中大夫。他希图革新政治，提出“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等一系列建议，受到汉文帝的赏识，欲提拔他任公𡖖之位，但遭到周勃、邓通等将相大臣的诋毁，终未受重用，并调出京城，改任长沙王太傅。少年得志的贾谊因谗言而遭贬，满怀悲愤南下卑湿之地长沙，途经湘江时，望着滔滔江水，想着与自己境遇相似而投江自尽的屈原，不禁思绪万千，遂挥笔抒写《吊屈原赋》，以表达对屈原的崇敬和自己的怨愤之情。

到长沙第三年的一个黄昏，一只猫头鹰飞进了他的住房，猫头鹰即鵩鸟，人们认为是不祥之物。贾谊谪居长沙，本就心情郁闷，今鵩鸟进宅，敏感的他更加伤感，乃写《鵩鸟赋》，对世界万物和人间世事作了一番感叹。虽然文章潇潇洒洒，海阔天空，但箇中的内涵却是在为怀才不遇而悲愤，为身心疲惫而感伤，为前途未卜而惆怅，为命途坎坷而自慰，用司马迁之言为“为赋以自广”。

此两赋上继屈原、荀况赋的传统，下开汉大赋之先声，在中国文学史上树立了一座丰碑，其洋洋洒洒抒情说理、直抒胸臆批判现实的散文式倾向一直影响至今。

　　故居的第二进为太傅殿，主要介绍贾谊的生平及思想。贾谊不仅是文学家，更是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在治国方略上，他尊崇先秦儒家的爱民理念并发展为“民本论”；在经济政策上，他重视农业，主张备战备荒，国家垄断铸造钱币；在教育理论上，他第一个提出教育乃国家之本，并亲自实践积累经验，理论涵盖胎教、学校教育和成人教育诸多方面；在统一祖国、外御匈奴上，他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削藩主张及“帝者战德”、“以夷制夷”等一系列御外策略。任何一个方面的成就都足以让他成为良相名臣，更何况在诸多方面都有所建树，汉文帝刘桓不由感叹：“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

　　然感叹终归只是感叹，满腹经纶的贾谊依然未受到重用，谪居长沙三年后应召回长安，他又作了梁怀王刘揖的太傅。梁怀王不慎坠马身亡，贾谊从此郁郁寡欢，哭泣不己，一年后忧郁而亡，年仅33岁。

　　深爱祖国却报国无门，空怀大志却惨遭贬谪，为此，浪漫的屈原投江自尽，理性的贾谊抑郁而亡。诚如司马迁在《屈原贾生列传》的末尾所感叹的“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鵩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一个“自令若是”，一个“爽然自失”，奠基湖湘文化的两位伟人均以不寻常的方式完结生命，但心忧天下、矢志不渝的精神却留给湖湘人宝贵的文化遗产。

　　太傅殿后面是个小花园，园中一石刻有贾谊名言：民之治乱在于吏，国之安危在于政。石右便是佩秋亭，但见亭顶枯草萋萋，自檐垂下，颇有清寂冷落之感。亭前的楹联为清代诗人钱大昕的诗句“石床柑树跡云徂，故宅犹传贾大夫。”佩秋亭曾放置贾谊用过的石床，也曾留下不少志士伟人的足迹，作为见证，它的存在就是历史。

　　故居的第三进为寻秋草堂，为清代所修纪念贾谊的场所，一直为文人聚会吟诗作赋之所，辛亥革命志士曾在此进行革命活动，现不对游人开放。

旁边的侧屋悬挂着贾谊的名篇《过秦论》和历代名人对贾谊的评价，陈列着故居的柱础等物件。其间明代大学士李东阳赞曰：“文帝时，可当大臣者，惟贾太傅一人”。鲁迅先生评曰：“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毛泽东也称赞《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全文切中时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

　　在三进院落的左边，是青砖木梁的碑廊，内中陈列古今名人咏贾诗选刻21首及明清重修故居碑文5篇。历朝历代的诗人，都称赞贾谊的惊世才华，悲哀其不为世用的险恶境遇，在心疼贾谊的同时，也寄寓自己怀才不遇的忧思。

　　我不知道“屈贾谊于长沙”是贾谊之不幸呢还是大幸？我只知道，长沙成就了贾谊，贾谊也精彩地回报了长沙。《吊屈原赋》和《鵩鸟赋》两篇旷世名作均为贾谊居长沙所作，其贬谪后的思考、失意后的磨练、与屈原精神上的契合，均在长沙这卑湿的楚地形成。如一直居长安，遇到的又是“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帝王，敏感的脆弱的年少才子有如此丰富的经历如此感伤的人生如此痛彻的思考吗？

从《过秦论》到《论积贮疏》到《治安策》，贾谊以二十少年跻身政坛，以政治家的雄才大略辅佐君王；从《吊屈原赋》到《鵩鸟赋》，贾谊奠定了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造访贾宅，仿佛看到一个才高八斗却郁不得志的青年对人生的思考，对命运的抗争，对时局的洞察，对治国的态度。正是由于屈原的放逐，贾谊的贬谪和历代流寓于长沙的名人学士的共同打造，才形成湖湘文化“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精髓，才共同铸就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故居尚在，精神永存，这便是贾谊留给后人的丰富的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