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并不如烟（五）

净土静心

往事并不如烟（五）

教我成长的地方——机关

党委、革委会办公室，是我人生中一扇新的大门，我不情不愿地推开它的时候，就开始了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新生活。

那时候的“三组一室”的建制，党政合一，我的抽屉里有党委、革委会的两枚公章和杨铁英厂长的印章。记得当年唐山大地震兰州震感强烈，正在开党委扩大会的会议室瞬间空了，我傻愣愣地看着头顶摇晃的日光灯和椅子上留下的两只鞋，忽然跳起来跑到办公室取出了这三枚印章，然后在急促的哨声中跑去保卫科枪械室取出了我的全自动步枪，抬头看枪架上已经快空了，子弹箱也被保卫科的人抬出大门外。后来想想，当时的反应还真是迟钝啊，而且大震来临，不想着保命，还去拿印章，现在的人看起来一定觉得是白痴吧，如果真的地震了，我肯定已经被砸在砖堆里了。

从一个只知道打针输液送药换药的小护士，变身成为党委革委会秘书，一切都那么猝不及防，让人眼花缭乱。我分管的不仅是党委革委会的文件档案。办公室日常的开介绍信啊安排会议啊等等工作，办公室还管理着打字室、电话室、招待所、大礼堂、小车队等等。我的师傅——一位高大而英俊的临洮小伙，是一个严肃而严谨的人，“盖印章要先看好五角星的尖朝上，三个指头控制好，印章的字就是正的。不能盖的歪扭七八的。印章的边缘要‘骑年跨月’”……以前从没注意过这些，后来在各种上级文件中发现，真的是这样啊。盖章开介绍信之类的只是办公室千头万绪工作的九牛一毛。文书档案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的上司市重工业局举办了一个文档工作培训班，我去学完回厂后陆陆续续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把文档室十几个大柜子里的文档统统检查整理了一遍。看到近几年那些装订整齐的文档封面上隽秀的毛笔字，真心佩服我师傅。 

党委、革委会委员开会在小会议室，会议议题明确，发开会通知的时候，就会通知议题，开会时间也很短。经常要开的是扩大会议，会议记录的格式什么的我会严格按照师傅教的去做。只是“扩大”会议参加的是所属各单位的书记或主任，八个生产车间、一个机修车间，还有各科室负责人，农副队……好像他们没有不抽烟的，而且很多人是自己用烟渣子和小纸条自己卷的烟，更有几个“老烟枪”卷的是新疆的莫合烟，开会不到一小时，会议室上空就飘着厚重的浓浓的烟雾，我的衣服上都是辛辣的烟味，嗓子里辣齁齁的，好像整个气管都成了烟筒。我父亲也抽烟，在书房备课久了，书房上空也是雾腾腾的，可没有这么呛人。通讯员用一个硕大无朋的铝壶提来开水，我会趁他泡茶、倒水的空档乘机出会议室透透气。扩大会议人多、时间长，除了会议桌跟前的人以外，还有坐在外圈椅子上的，有些人会脱掉脚上的鞋蹲在椅子上，好像蹲着比坐着舒服。几乎所有的决议都是来自这些扩大会议。会议结束后，打开前后门和N多扇大窗户，大约一个小时之后跟通讯员进去收拾，还会呛得咳嗽。现在看到无处不在的“禁止吸烟”的牌子，总会想到我们的会议室……

党委委员除了几个厂长还有两三位车间书记，这些人都很让我敬佩，沉稳、朴实又睿智，脑子里好像有一万条想法和意见，只要需要，随意检索出几条来都是杠杠的。革委会委员人数稍多一点。来自省市局的文件登记后要贴上签阅条依次送去给各位委员看，有了批示以后再送去给相关科室的负责人传阅执行。第一个要送达的就是一把手杨铁英。这是一位身材挺拔，很注重仪表的人。他来砖瓦厂之前在市商业局工作。杨书记是河北乐亭人，乐亭在大海边，杨书记吃鱼特别快，最绝的是中间进鱼旁边吐刺儿，我们家的男士都不太擅长吃鱼，杨书记这手吃鱼绝活，我惊为天人！杨书记长得很“洋气”，他一头微卷的花白头发总是梳理的整整齐齐，皮鞋锃亮，裤缝笔直，中山装的风纪扣即使敞开，露出的衬衫衣领也总是干干净净的。手指修长，指甲修剪的很整洁。字如其人，他的批示和签字都舒展、干净，很好看。他是一位很有想法很有魄力的领导，在任期间，狠抓技术革新改造。制瓦工艺的改造，机瓦实现了流水线生产；采土运土翻斗车代替了架子车。运坯也改用了摩托车。砖瓦厂用了几十年的“霍夫曼轮窑“，开始使用空压、液压技术的“隧道窑”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甘肃日报》的报道《兰州沙井驿砖瓦厂连续三年增产减人》，厂子也跻身于全国工业学大庆先进单位。这个殊荣甘肃省只有玉门石油管理局、兰炼和砖瓦厂，应该说杨书记对砖瓦厂的发展功不可没。马主任分管政工组，他来自兰州市玻搪公司（管理玻璃厂、搪瓷厂……）他是山东人，家在上海崇明岛，她的小女儿还给我织过一条花纹很漂亮的白围巾，马主任在开大会的时候总是用他的山东口音讲“马克思说——列宁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不愧是分管政工、宣传的领导！他一笔行书流畅得很，看文件很快，经常是刚送去十分钟，电话就响了“小李啊，来拿文件吧，我看完啦”！丁主任是位南方人，温文尔雅，他在台历上写着的“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回家问了我父亲，才知道这句话来自荀子的《劝学》。丁主任很沉稳，不急不躁，从来也不发火，但是分管的工作都井井有条。他对人很客气，那时候我有两件舅舅从北京给买的“的确良”衬衫，一件鲜红、一件果绿，一般只是翻出个领子在工作服外面，偶尔穿出来，丁主任会很夸张地做出眼睛被闪瞎的动作，很可爱的样子。他后来调去水泥制管厂当一把手。陈玉秀主任文化程度好像不高，每次批阅文件写出来的字着实不敢恭维，但是他后来居然调入兰州工校当领导，也许是因为他的工作能力很强吧。他声音洪亮，皮肤偏黑，精力充沛，分管后勤，作风很扎实，也卓有成效。厂革委会还有一位不是党员的何主任，江苏口音，据说是文革时候造反上来的，白皙的皮肤，胡须浓密，手特别小，总觉得跟我的差不多大小，他对自己位置、排名很在意，有一次，我把文件先送到陈主任那里，然后再送给他，他一看，排位在他后面的陈主任居然先签阅了，勃然大怒，把手里的文件冲着我的脸摔过来，说“谁给你的权利给他调位置？”其实我只是顺路先经过陈主任的办公室而已，但是本着“做错了、不解释”的习惯，捡起文件放回他桌上。以后都非常小心地不再激怒他。76年9月9日上午开会，不知道为什么，他拍着桌子跟杨书记吵起来，忽然收到广播里“毛主席去世”的消息，杨书记立马宣布散会，回办公室安排相关事宜，何主任跟在杨书记后面，倔强地跟杨书记要个说法，杨书记说“这么大的事情，其他以后再说”可是何主任却说“这件事大事是大事，我的事情也是大事呀”我一听这话，赶紧打岔说：“我跟对面百货商店的联系，把他们店里的黑布都买下来吧，回头买不到了”杨书记说“赶紧打电话，再跟旁边的裁缝店联系，让他们直接去取布给做黑纱。”何主任可能也反应过来说错话了，转身走了。后来过了一阵子，杨书记在干部大会上批评何，何主任说：“我从来没说过这个话！”杨书记说“李海燕，你说说他说这话了没有”？我拿过麦克风说何主任说“这件事大事是大事，我的事情也是大事呀”，杨书记怒了“他就没说‘这件事大事是大事’，”他只说了“我的事也是大事”我只好再重复一遍当时的原话，何主任不吭声了，杨书记却不高兴了，唉，小秘书真不好做啊。

我从分配到砖瓦厂，几乎没做过任何下力气的活。后来在宣传队的时候，因为林彪九一三事件，全国进入非常紧张的战备状态，厂里的一号窑，原来由部队负责生产，一进入战备状态，部队全部撤回，我们宣传队的人就顶上去了，幸亏宣传队哪个工序的人都有，放下乐器锣鼓铙钹就直接开工，我也是从那时起，才接触了砖瓦厂的各个工种。我对取土的土场子有一种本能的恐惧，没在那里干过活。到了机关以后，厂里经常开展“放高产”的活动，那几乎是一种达到人身体极限的劳动。我们白天在办公室上班，下午六点下班吃完饭，七点就去车间干活，再干一个夜班，码坯、拉坯、花架(就是题图照片里的那样）、装窑、甚至出窑的活我都干过。码坯子是在露天坯场上，把砖机挤出的泥条在切坯台上切好后用七八条木板一车拉过来坯场，然后码坯工三横三竖地码七层高，几十米长的坯台码满后，盖上厚厚的草帘子，再压上一层瓦，砖坯阴干后再装入架子车拉去码入轮窑。宝嘉的文章《鹪鹩巣于这一枝》里对这些工序有很详细的描述。一块湿坯有9斤重，从架子车上双手一夹，抱下三块，就是27斤，一顶砖七层，就是189斤，一个夜班下来，码坯子要抱几千斤的砖坯。一个姿势地负重、转身、弯腰、分坯、码坯，我的腰就此出了毛病，至今往右转还行，向左就转不过来。到太阳下山的时候，草帽带子勒得脸都充血大了一圈。一车坯子码完刚想直起身来喘口气，下一车又到了，那时候砖机容易出毛病，只要一听到砖机沉闷怪响停下来，我就直接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完全不考虑什么脏啊凉啊硌呀的，只想舒舒服服伸展我的腰。装窑的活就更辛苦，砖坯晾干后重7斤，用架子车拉高高满满的一车去轮窑里，我的气管就像重度哮喘病人一样发出嘶鸣声，觉得肺都要挣炸了。上坡的时候，会有一个“搡坡”的帮你一把，趁着他的力冲上坡一直拉去窑里。要两块砖平行一并，递给码窑的师傅，到了高处快到窑顶的地方，两块砖要平平地飞上去，不能分开，我那时候已经纯熟到码窑的师傅都夸我飞的好。出窑的活是砖瓦厂最累的活。一进窑里，炙烤的热气扑面而来，脚下的炭灰很烫，解放鞋底都能被烤软了。得先蹭开烫灰落脚，然后戴着“皮巴掌”把红砖码进出窑车里。因为“放高产”，轮窑周转很快，经常能看得到远处正在烧制砖坯的火焰。我的左脸眼角处有个小坑，就是因为出窑的时候离火太近，眼镜腿烤化了粘在脸上烫的。那时候是真累啊！累得想哭！白天坐在办公室里，各种各样的事情应付不完，晚上在车间劳动累得要断气。我一米六六的个子，体重只有80斤，有好几次在办公室就两眼一黑摔倒到桌子下面去了。人生该受的苦大约是有定数的，初到砖瓦厂的那几年我偷的懒，在机关全都找补回来了。现在想来，经历过了砖瓦厂这样的辛苦，还有什么样的苦熬不过去呢？

除了“放高产”累的，也因为自己的无知，闹了一身毛病。夏季，发了洪水，土场子、机房全被淹了，大家都去抗洪救灾。我跟着杨书记一起去车间察看灾情，水深的没过了大腿，脚上的雨靴全灌满了水，蹒跚地在大雨中前行。从车间回来，我脸色煞白，浑身发抖，招待所的王师傅看到了，大惊失色地说：“姑娘，做下病呢呀，你来例假着哩，咋还敢泡冰水里头这么长时间呢！”那时候是真的傻呀。还有一次，已经冬季快要停产了（砖瓦厂每年11月15号左右就停产整修）八车间的机房地坑里进了水，又是机关的人去突击抢险，我们半夜干完活从车间往回走，腿上的棉裤冻的用棍子一敲杠杠地响，腿完全冻僵麻木了。我现在的老寒腿、关节炎也是那时候“做下的”病。三十多岁的时候，因为卵巢囊肿和子宫肌瘤做手术，切开以后，大夫惊呼“这是个‘巧克力囊肿’，是来例假的时候受寒凝固积下的血块儿”从这个手术后，由于内分泌失调，各种疾病都纷纷找上门了，现在想起来，当年不懂得爱惜自己的身体，现在是后悔莫及啊！

其实，机关生活让我觉得最苦的不是干活，不是身体疲惫，是来自心里的压力。我打小就是个娇娇女，在家人的百般呵护中顺风顺水地长大，对社会对人心完全不懂，15岁多来到砖瓦厂，也是傻乐傻玩儿，无忧无虑。直到调入机关。从医院调去机关尤其是厂办，大约是很多人羡慕不已求而不得的事情。于是乎对我调入机关的原因，就有了各种各样的传言。在厂办时间长了，各项工作都做的不错，杨书记和其他领导都很满意，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女孩子，这样被领导重视肯定，就又有了更多更糟心的传言。这些对我的打击，沉重得无以复加。白天上班，依旧是快快乐乐，忙忙碌碌，到了晚上，会做各种噩梦，常常在梦中哭醒，泪水打湿了枕巾。极度抑郁而无法宣泄，常常会发高烧、流鼻血甚至晕厥……

（二）走了，走了！

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厂里有不少75年进厂的高中生报考，我的好友史宝嘉也报名了，我不被允许报考，也没这个胆量，我两个哥哥都是师大附中的优秀学生，大哥高中毕业，二哥虽然是初中毕业，但他后来在农场子弟中学做教师，我还记得他做的一厚沓数学、物理题寄回来，我父亲给他逐题批改并且用蝇头小楷讲解各种思路又寄回去……他们这样的程度都报考了，我说是初中毕业，但是正负数都没学过，怎么敢考大学？我们这一届也还是有几个人报考了，其中就包括了我的先生，而且他居然考上了。这给我很大的信心。我俩是同班同学，他能考上，我学习不比他差，应该也有希望吧。那时候，想离开砖瓦厂，难于上青天。唯有这高考，任谁也挡不住，这是我脱离这个恶劣环境的唯一出路，怎么也得拼一把。正巧杨书记那时候去北京看病，我就不管不顾地回家复习了两个月。我父亲从正负数开始给我教数学、楼下地理系主任焦伯伯给我讲地理，王震亚老师讲历史……又借了许多复习资料，每天早上5点多就起来，晚上一两点才睡觉，头发大把大把地掉，都不敢梳头了，支撑我的唯一信念，就是离开这个让我痛苦不堪的机关工作。皇天不负有心人，继我先生他们春班之后，我参加秋季高考，如愿以偿地离开了这里，开始了新的人生。

回首往事，有欢乐有痛苦，从15岁多到24岁，人生最美好的岁月在砖瓦厂度过，我从一个无忧无虑的傻丫头成长为学会掩饰心情，不露本色的大姑娘。这些日子永远地刻在心里，都说往事如烟，其实，它怎会如烟逝去，在砖瓦厂的日日夜夜、桩桩件件都刻骨铭心，只不过现在一是老了，二是皈依了佛教，很多事情看破了，放下了，惟愿一切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