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辈的有些事

曲享绪

　　我在2021年回村里住了一个月有余。期间，总想打听父辈的一些事。但，村里包括七八十岁的人却知之了了。

我思来想去，这也很正常。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家，爹妈操心着柴米油盐，孩子有吃有穿，老老少少守着平平淡淡的日子过，谁会留意父辈的一些事呢。更何况，父子之间能坐下来说说话能有多少呢。除非，有些人做了一些常人做不到的事，才会在村里留下口碑，留下人们说不完的话题。

　　往事如烟？我不甘心父辈的一些事会像烟云一样随风远去。我在努力地回忆着儿时的所见所闻;我在努力地从年长的同辈和长辈的人中无话找话，引导他们说出一些珍贵的传闻。

付出了，总会有些收获。于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我便把这些点点滴滴的往事变成文字留下来。

村里的西街口

村里有个出名的地方，那就是“西街口”。这里可以寻到村庄发展的轨迹。从这往西，是老房子老街；往东则是后来逐步建起来的。西街口往东“宗”字辈居多，西街口往西是“之”字辈的多，而这两辈人大都处在一个年龄段上。西街口微微向东拐去就是村口，迎着路口的房山墙上是村里发布各类信息的地方。

“大跃进”的年代，山墙上画的是老牛拉破车、汽车、飞机、火箭不同标准的评比台，很是热闹了一阵子。而这里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宗理大爷（伯父）在这里用毛笔誊写宪法的情景。

　　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颁布了，那年我在村里上初小。有些日子，我在上学或放学的路上总能看到宗理大爷站在春凳上，端着墨盒，拿着毛笔在西街口的前街白石灰的房墙上用小楷字体抄写宪法的内容。一点一横，一撇一捺，字写得端庄清秀洒脱，让我惊叹和仰慕，觉得他真是个了不起的人。六十多年过去了，这一幕却深深的烙在我儿时的记忆里，至今不忘。

前街

　　宗理大爷毛笔字写得好，心算也是了得。我听大人说过当年他在烟台瑞蚨祥绸缎庄当伙计时，做了一件出彩露脸的事，受到掌柜和顾客的赏识，并传播开去。

说的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小姐要出嫁了，父亲亲自带着闺女来店里挑选绸缎做嫁妆。琳琅满目的绸缎让她眼花缭乱，扯了这件扯那件，父亲在旁边看着闺女的兴奋快乐的样子，脸上漾着幸福的笑容。宗理大爷在柜台里麻利的应酬着，不一会儿，选好的绸缎料整齐的叠放在柜台上，已经高出人头了。

她父亲满意着说:“伙计，结账。”他的话音刚落，宗理大爷脱口便把价报出来。父女俩吃惊的看着眼前这位年轻的伙计疑惑地说：“再算算看？”宗理大爷拿过算盘，噼里啪啦一阵清脆声响过，分文不差。

　　曲宗炎大爷（伯父）是村里的骄傲。村里人常提起他，说民国时期的牟平县志有他的简介。他是村里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就读上海大厦大学。（大厦大学是现今的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当年号称东方的哥伦比亚大学，很有些名气）。据洋绪兄说：“我伯父宗炎上世纪二十年代从烟台先志中学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后转入上海大厦大学，是旧中国培养的早期现代会计金融专业人材，毕业后进入上海新华银行工作，后升任襄理、付总经理。解放后1953年调入一机部工作。”

文革期间，宗炎大爷和老伴下放回到村里参加劳动。他的房子的窗户隔街对着大队的渔业库房。大队会计曾对我说过这样一件事。

有一次，他们几个人在库房前丈量从金山港水产站购进的东北红、白松木。他们一边量，一边高声报数，当报数声刚一落，宗炎大爷就把立方数从窗户里喊了出来，与货单上的数正符。在场的人惊叹不已，算是开了眼界，佩服的五体投地。随后，他们自己又核算了一遍，发现与货单上的数有出入，再次请教。老爷子递过话来说，木材的密度不一样，计算时，还要考虑到一定的系数。

　　处暑后的一天下午，我和本家长绪弟坐在水泥台阶上拉呱时再次提起这个事。长绪弟说：“那几年，我和宗炎大爷同在一个生产小队。他人好，大家都敬重他，队上也不安排他干重活。”他说，有一次栽地瓜，生产队长安排他去封地瓜窝。他当时拿出一副棉质的白手套戴上了。不一会儿，他觉察到周围人的异样眼光，接着又脱了下来。长绪弟说，这事像没有发生过一样，也没有听到有人对这件事有议论。其实，队上的人都知道他一辈子没有干过什么粗话，细皮嫩肉的，能理解。

此事虽然过去五十多年了，宗炎大爷不久也返回原单位。时过境迁，我和长绪弟彼此都很感慨。宗炎大爷当年或许认为工人做工有劳保服，国家干部参加劳动也有劳保服，干活戴双手套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眼下，村里的年轻媳妇上山上海干活也怕晒着，遮阳帽手套样样也少不了。应该承认随着时代前进的脚步，人们生产生活观念有了转变，条件也改善了，乡下人也学着城里人的样去生活，再不会因此大惊少怪了。

后街街景

　　我的父辈们大都是在辛亥革命前后生人，上过新学堂。他们这一代人年轻时几乎都有在外地谋生的经历，真正没有离开家门，一辈子在村里务农的极少。我猜想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有念书的底子，思想活跃;二是村里有三十多户使“大角子”（指载重万斤以上的货船）的船主，他们走南闯北，见识多，人脉广，常常会带回来了许多新鲜的知识、故事和信息，极易激起父辈们的探求新生活的欲望；再者是村庄依山傍海，人均不到一亩地，在家种地只会勉强度日。

村东海叉子充填后已经规划建设为新社区。

　　我还能记得东胡同里那些儿时的伙伴跟着爹“出外了”。当时心想怎么说走就走了，既舍不得又羡慕，心里酸酸的几天也缓不过来。

他们有的去了齐齐哈尔，有的去了沈阳，去了大连。

有一年，邻里的一位叔叔回来接全家去东北某一城市，临走时邻家的爷爷拽着门框哭着喊着挣扎着不愿意离开老家。那天，他穿着长袍，眼泪和鼻涕把前襟都湿了，最后还是被孩子绑在独轮车上推到了上庄车站。

我当时年少，不懂得爷爷为什么不愿意“出外”。长大了，我才理解故土难离叶落归根的情感内涵，而邻家的爷爷奶奶却要像枯叶一样飘落在异地他乡，情何以堪。

村中的一条街。

　　父辈们究竟有多少走出老家不得而知。我记得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一位大队干部说，早年间，村里仅仅到大连就业生活的人数与村里现有的人数相当（那时村里有二百多户人家，约计千数人）。

他们已成为了他乡异客，仍延续着先人的血脉，为子孙讲叙着北山村的故事。他们难忘故土，依然称这里是海南家。

　　在腊月里过了小年后，老家的村村户户都有张贴年画的习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商店和集市上再也买不到年画了，人们改着挂挂历了，算是延续了这一民间习俗，为节日平添了些许喜庆气氛。

我在家念书的时候，最喜欢的年画是“百鸟朝凤”，还有蝶化成蝴蝶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剧照。而我父亲最珍爱的是宗燮大爷两幅裱装的精美的国画画作。一幅是山水人物画，一幅画的是满塘的荷叶。平日里，这两幅画是用牛皮纸包着，放在穿衣镜的后面。快过年了，父亲才把他取出来，用鸡毛掸掸去上面的灰，很是郑重的挂起来。每一次他都说：“这是你宗燮大爷画的。”

　　年少的我不懂也不会欣赏这两幅国画的艺术造诣，只是觉得宗燮大爷的画好看，不同于买来的年画。父亲是个技术工人，老家土改前曾在奉天（沈阳）和安东（丹东）做工。他和宗燮大爷有什么交情不知晓。我可以想象到宗燮大爷能够送他的画作给我父亲，应该是兄弟情谊最暖心的表达。

洋绪兄在微信中告诉我说：“我父亲宗變1928年考入上海中国文艺学院，后随老师郑曼青、张大千转入刘海粟创办的上海新华艺专，1932年毕业。后回村教了几年书，（咱们村的渤海小学是我爷爷同之办的义学，村里曲姓子女可免费上学，老家45年光复后学校归公）我母亲和伯母分别于47年48年离开北山村。伯父家的二子一女和我的三个姐姐均在咱北山村生人。”

年已八十五岁的宗珩叔还对我讲了一段从未听说过的有关宗燮大爷一件往事。他说，宗燮，字和甫。尤其擅长画马。传说他画的马的风格特点和别人不一样。他画的是一匹卧在地上将要起身的马，马眼瞪得特别精神，鬃毛也飘洒开，好像在抖动着身上的尘土，立马扬蹄就要向前奔跑的样子。

他把这一瞬间的马画活了。

　　宗珩叔接着告诉我说，有一年，宗燮大爷从外地回烟台避暑歇伏，一外国人慕名并出高价买他的骏马图。该不该把画卖给外国人，他有些犹豫了。于是，他回到村里向自己的父亲说起此事。他父亲（同之爷爷）爽快地说：“不卖，送他一幅！让他们外国人见识见识我们的国画，也让他们知道中国有个画家叫曲和甫。”

我听完宗珩叔的讲述，会感受到老人家那一脸骄傲和自豪的神态。

　　父辈这一代人经历了翻天覆地的时代变迁，经历了战乱和动荡，受到太多的生活磨难。他们有的留守在这一方土地；有的走出去又回来了；有的回来了又走出去；有的发财了，有的清贫；有的名声远播，有的默默无闻。

他们不论在那里，虔诚地秉承着祖先的美德，用诚实善良和勤劳智慧演绎着丰富多彩的人生故事。

本篇的照片均拍自北山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