蹉跎岁月（作者：张士柱）

宝应文苑

推荐-编发：陈启文 蹉跎岁月作者: 张士柱“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时光如白驹过隙，几十年过去了，但往事历历在目。忘不了那苦难的岁月，忘不了那久违的碗底，忘不了当年的种种屈辱，更忘不了……---题记一、家庭变故 我本不会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有一个比我大十一岁的哥哥，他从小天资聪慧，什么东西一学就会。前面有两个哥哥都夭折了，大姐远嫁他方，二姐还小，那时我还没有出生，全家人的希望都落在了哥哥身上。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哥哥十一岁那年他得了一场大病，连续高烧，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不到几天时间就奄奄一息，生命垂危，那时候医疗条件特别差，绝望的父亲便给哥哥准备后事，按照当时农村风俗，小孩早夭既不能停在家里，也不能全尸下葬，于是，在外边搭了个草棚，里面铺上稻草，哥哥就蜷缩在草铺上，一动不动，像似断气了，父亲便央求村里的一位老人用铁锹铲断哥哥的脚后跟，意思就是这个家庭如果再有小孩才会容易成活。父亲呆呆的抓住哥哥的腕脉，此时老人刚要拿起铁锹，父亲突然感觉到哥哥的脉搏有了微弱的跳动，陡然激动地大喊了一声：“不能铲啊，快停下！”自己便晕厥过去，不省人事。大家见状顾不上哥哥就对父亲又是薅头发，又是掐人中，母亲则是哭喊着：“老天爷啊，老天爷，我们家祖上是做了什么缺德事，还是哪里得罪了你，一个快要死了，难道还要再死一个！这是什么报应啊，我们家该怎么活啊！”此时，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我父亲的身上。过了好长时间，父亲终于苏醒过来，有气无力的问：“小和尚怎样了？”（哥哥刚出生时一个游方人士说我哥哥此生有大灾大难，必须遁入空门，于是父亲让哥哥在一个寺庙里做了记名弟子，“小和尚”这个名字由此而来）。这时大家才从慌乱中缓过神来，发现哥哥已有了微弱的呼吸，而且呼吸越来越均匀。就这样，哥哥奇迹般地活了过来，但是从此再也不会说话，也不会思考了，成了痴呆。大概就是高烧脑子烧坏了吧，但也许正由于这场大病使他有了极强的免疫力，此后就再也没有生过病，不管是严寒还是酷暑。 这一场变故，哥哥变成痴呆儿，全家人都绝望了，叔叔家也没有男孩，难道张家要断根了吗？为了延续张家的香火，年近八十的奶奶每天一步一叩头跪走到小寺庙，添香烧纸央求菩萨给她一个聪明的孙子。也许是奶奶的虔诚感动了上苍，高龄的母亲居然怀孕了，在她四十七岁那年生下了我。一家人渐渐地抚平了创伤，又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我便成了家里的掌上明珠，百倍呵护，宠爱有加。 我满月那天，家里高朋满座，胜友如云。父亲的一些文友都送上了贺词，内容是喜得贵子、弄璋之喜，天赐石麟之类。那些日子我是幸福的。 二、三年饥荒 1958年，那年我四岁，全国掀起了“大跃进”的热潮，到处刮“共产风”，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拆掉了每家每户的锅灶，毁了鸡窝鸭圈，办起了大食堂，吃起了大锅饭。那时因为国民经济恢复的比较快，真的过上了好日子，一些人的头脑便开始发热膨胀，大食堂每天大鱼大肉，歌舞升平，大米饭尽管吃，吃不了倒掉，糟蹋浪费了大量粮食。更糟糕的是当时某些干部一个比一个能吹，说什么亩产千斤，亩产两千斤，方千斤（四千斤），还有的说亩产上万斤，把小孩放到谷穗上都沉不下去，实际上亩产只有三四百斤而已。为什么会如此吹嘘呢? 那是因为产量越高，奖励越多，升官越快。 1959年，开始闹饥荒。由于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全国农村许多地方庄稼颗粒无收，苏联又逼债，加之“大跃进”时期的浪费，国库已空虚，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即使有钱也买不到粮食，还听说某地方的一位老人嘴里衔着钱上吊自杀了，真悲剧啊！人们只有吃糠咽菜，糠和菜没了就啃树皮，吃野菜，树皮和野菜吃没了就吃草根，后来草根都没有了，有的人为了一时之饱，竟然吃起了有毒的双辣果子，肚子是饱了，可是人一会就没了。 大多数的人由于长期饥饿得了浮肿病，腿上一摁就是一个凹坑，随时都有性命之忧。那时，饿殍遍地，天天死人，形成了走南闯北的逃荒潮，有的人死在了逃荒的路上,尸骨无存。 我家和大家一样，遭受着同样的命运，母亲严重浮肿，随时随地都会有生命危险。为了一家人的生存，为了保住我这根独苗，父母二人作出艰难而又痛苦的抉择：把二姐卖到北乡涟水一带，换来一些食物充饥。 那天，可怜的二姐大声嚎啕着，死也不肯走，但还是被人贩子强行带走了，换来的只是三斤红薯干。从此她以为再也见不到亲人了，再也得不到父母的爱了。 在北乡有红薯、萝卜、玉米，可以勉强度日。但是那家人根本不把二姐当人待，奴隶般的使唤，全让她干脏活累活，稍不满意就会遭到毒打，打得遍体鳞伤，那年二姐只有十四岁。 她实在活不下去了，在一个漆黑的夜晚，趁主家不备偷偷地逃了出来。她身无分文，也没有一点吃的东西，路上饿了啃树皮，吃树叶，渴了喝河水，困了睡在干涸的小沟里，风餐露宿，日夜兼程，生怕主家追上来，不知昏倒了多少次，也不知走了多少冤枉路，历经二十多天终于逃回了家。 那天，父亲呆呆的地坐在凳子上，二姐从未喊“爸”的人见了父亲猛扑过去，跪在父亲身前，不停地磕头，声泪俱下：“爸爸啊，爸爸，您就当我是条狗吧，我宁愿饿死也不去那鬼地方，求您不要再卖我了。”父亲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哽咽着说：“孩子，是爸对不住你，我真糊涂啊！也罢，要死全家人就死在一起，去了那边也好有个照应。”就这样沉默了好长时间。 三、投亲上海 饥荒越来越严重，全家人危在旦夕，父亲考虑再三决定让母亲带上我去上海投亲，因为大姐、舅舅和三姨都在上海。行程是父亲安排的：从黄浦坐小轮船到镇江，再从镇江转坐大轮船到上海。临走前父亲让母亲在我破旧的衣服里缝了一块白布，在上面写了我的姓名、年龄、生日及家庭住址，以防途中母亲遭到不测，能让好心人收养我。 在镇江去上海的大轮船上，对大人是不提供餐饮的，只有凭小孩可以买到一块面包。一些没带小孩的机灵的大人，几次借了我去买面包，但是很快就被售货员发现了，说这个小孩来过几次了，便不再卖面包给他们。那时我根本不懂事，还在船舱里蹦上跳下的。 幸运的是母亲顺利的找到了亲戚家，因为母亲是在上海长大的。其实亲戚家日子也并不宽裕，舅舅家和姨家都是七八口人，来投亲的不只是我们，当时大姐和姐夫还没有自己的房子寄居在舅舅家。大姐是一个托儿所的护理员，有时会偷偷的带几块饼干给我吃。 我大多数时间是住在三姨家，因为有人玩，小表哥、大表妹和我年纪相仿。三姨对我很好，视如己出，每次吃饭都会把好吃的先夹到我的碗里，每逢星期天姨娘便会叫表哥、表妹带我出去玩。姨夫也会带我去远一点的地方：外滩、南京路、城隍庙、西郊动物园等地，就这样一时我忘掉了家乡的贫苦生活，在上海一待就是半年多。 有一天父亲来信了，说家乡的情况有了好转，每人每天可以配给五两六钱的粗粮，虽然还不能吃饱，但是不至于饿死，所以叫母亲带我回家。临走时，表妹哇哇地哭，死死地抓住我的手不让我离开，因为这半年多我们度过了最快乐的时光，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我走了，她心里很失落，在姨娘的再三劝说下才松开手。“梁园再好，不是久恋之家。”我和母亲毅然决然地回到了乡下，直到十四五年后才又和他们见面。 四、父亲管教 夏天虽然热，但依然是孩子们快乐的日子，没有作业，没有任何负担，午饭一过，便不约而同地光着屁股到河里游泳、嬉戏。但父亲不让我去，怕我溺水淹死，每天午饭后都会在我的脚面上用毛笔写上字，到傍晚查看，如果字没有了就说明我偷着下河了，便叫我跪碗底，还不给吃晚饭，这样的事隔三差五的发生着。有一天，我灵机一动，问父亲：“您不让我学游泳，假如哪一天我落水了没人救我怎么办？”父亲想了想拍着自己脑袋说：“哎呀，这个我还真没想到，明天就让你学。”于是第二天他买了糖果、饼干给那些水性好的男孩子，让他们教我，这一发不可收拾，我水性越来越好，蛙泳、蝶泳、闭气扎猛子等都学会了，还能负重泅渡。 1962年9月1日，我开蒙了。那天早上父亲摆上了香案，挂上了孔子画像，让我三叩九拜发愿，他说一句我跟一句：“弟子XXX,今日开蒙，虔诚求教，秉承祖礼，不负圣恩……”开蒙仪式一结束便一家一家的送糖果，喜庆的很。早饭后父亲带着我去学校报名，从此我便是真正的学生了。 上学了，我比较用功，每学期都能得到奖状，父亲把奖状贴在墙上，是炫耀，更是激励。白天我在校读书，晚上在家父亲教我写毛笔字，从小楷、中楷再到大楷。父亲还教我打算盘，到三年级时，我已能打“狮子盘绣球”了。除了写字打算盘外，父亲还让我背《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还教我学《千家诗》并讲解给我听。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南宋诗人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其中的一首：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父亲还教育我要懂得点农耕知识，帮助家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尽管父亲溺爱我，但家规很严，望子成龙。小时候的我经常与人打架，打得过要打，打不过也要打，有时被打得鼻青脸肿，父亲不问青红皂白，让我罚跪，还用麻绳抽我，倔强的我就任由着父亲抽打，强忍着疼痛，一声不吭，不掉一滴眼泪。那时候不知道跪了多少次，那破碗底成了我的“专利”。 我十多岁了，父亲已年迈，二姐也十八九岁了，家里没有强劳动力。为了让我好好读书顺利成长，父亲便到处托媒，想找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来我家临时入赘几年，到时我也长大了，能挣工分了，也可以学手艺了。所幸的是媒人找到了一家，有两个儿子，父亲便把二姐许配给那家老大，也就是我的二姐夫。姐夫，是个身体结实，吃苦耐劳的小伙子，什么农活都能干，还当上了民兵排长，父母很喜欢，左邻右舍们都很羡慕。 五、无妄之灾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红卫兵到处串联，搞“斗批改”，砸烂“公检法”，走向越来越偏，形势越来越严峻。在城市，派别与派别之间展开了惨烈地武斗。农村也是一样，到处贴大字报，开批判会，充满了火药味。因为种种原因姐夫带着姐姐及孩子回老家了，我家的生活再度艰难。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1968年的一天，叔叔突然被几个红卫兵带走了，说他参加了一个“同善社”的特务组织，而且还是头目，每月有两三百的“工资”，天哪，就是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的收入也没有这么多呀！ 这一年我十四岁，暑假结束，我本该是读初中的，但因受叔叔的牵连被停了学，我在家能干什么呢？因为我会拉二胡，会吹笛子，大队干部便叫我去宣传队，可那时宣传队没有演出任务，在柴荡里忙着捕鱼呢。踩车、撑船、捉鱼我一样不会，也没有多少力气，无事可做，被赶出了宣传队。其他的农活我也干不了，生产队长就叫我去拾大粪。田间地头、路边，哪有什么粪便呀。那个年头人就是憋着也要拉在自家的茅坑，因为人畜的粪便是能换工分的。没有办法，只能去人家的茅坑偷，被发现就会遭来一顿打，粪兜也被毁。就这样偷了打，打了又偷，循环往复终被父亲知道了，当然我还是跪碗底，并恶狠狠地训斥我：“你胆子太大了，拾不到就拾不到，为什么要做贼呢？”父亲是又气又怜，很铁不成钢。过了一段日子父亲的气才消了，给我的脸色好了些，并用孟子的话教育我：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我似懂非懂。再后来队长干脆叫我去棉田专业组，干些捉虫、剪公支之类的轻活，拿少量的工分，还叫父亲夜里去看仓库，挣点工分。 一天傍晚，一大阵的初中生哼着歌，蹦蹦跳跳地放学归来，当时我正在河里挖淤泥，他们一点都不顾及发小的情谊，和我撇清关系，讥笑我、讽刺我，拿泥团、碎砖头砸我，说我叔叔是大反革命，我是小反革命。我欲哭无泪，这样的事时有发生，我受尽了凌辱。我很压抑，想要反抗、报仇，但父亲坚决不允许，说我们势单力薄斗不过他们，以后再说吧。我只有咽下了这口气。 我叔叔被关在大队部，有几个红卫兵看守着。大队“革命委员会”强行叫我家天天给叔叔送饭，而且还不准我见叔叔，说我识字，会替叔叔传递情报。那时我们家都吃不饱哪来多余的粮食，可是他们不管，连一点补偿都没有，我们只好每人省一口给叔叔送饭。 六、发奋读书 1969年夏天，经官方反复调查，这个“同善社”组织根本不存在，是莫须有的。叔叔被平反了，政府给了他一些补偿，我也有了继续读书的机会。那年8月31日父亲带我去初中报名，老师叫我读初一，父亲苦苦央求让我读初二，说多读一年就多一年负担。老师不同意，说初一没有读知识脱节，根本跟不上。父亲说他跟别人借了初中的课本已经在家自学了，老师也知道我家的情况，才勉强同意，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期末考试如果不及格，就把我退到初一，父亲唯有答应了。 我深知这继续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便夜以继日，勤奋苦读，成绩提高得很快，期末考试成绩排到了班级前三，把讥笑我、讽刺我的发小们远远的抛在了后头。我“大仇”得报，继续认真读书，一直在进步，告别了文盲，改变了命运。 七、尾声 在那边的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改革开放的光辉旗帜下，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生活和平、安宁、富足、小康。我们正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上，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勇往直前。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你们对我恩重如山，情深似海，我欠你们的太多太多，此生无以为报，若有来世，当牛做马也要报答你们。 作者简介：张士柱，原宝应县泾河镇灶户小学教师，宝应县白田诗社会员，曾任诗社集体理事，扬州市诗词协会会员，2016年被录入《扬州当代诗坛人物谱》 《宝应作家》转载 编审：阿文主编：清心竹责编：艾德文《蹉跎岁月》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