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东西方文化分野初探<一></p><p class="ql-block">~左岸&诗风</p><p class="ql-block">文化塑造了民族性格，而性格又决定了行为方式。东西方民族的性格特质均在两千多年前的文化初始(初步定型)阶段，便各自种下了分野不等的种子。东方文明代表以中华文明为主干，在两千年以来的岁月河流中担负起了与西方文明对抗、交流、借鉴，融合的主责。由此，东西方文化形成了颖异不同又互有长短、相互借鉴的文化渊流！</p><p class="ql-block">（一）政治</p><p class="ql-block">一、汉武帝以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确立了儒家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核心是大一统。从哲学上说，是天人感应；从政治上说，是中央集权；从制度上说，是文官治国；从伦理上说，是三纲五常。中国的“奉天承运”和西方的“君权神授”不同。罗马的“皇帝神格化”是为了论证其统治的神圣性，但“神意”和“民意”无关。中国的天意要通过民心来体现。天子对人民好，“天”才认其为“子”，对人民不好，天就收回成命，另付他人。“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这一套意识形态既塑造权力，又约束权力。</p><p class="ql-block">因为强调“权力”的最终来源是“责任”。有多大权就要尽多大责，不尽责就会失去权力合法性。这一套意识形态也不断塑造着共同的身份认同和集体意识。中国社会的各阶层，都拥有对“天下”的强烈责任感，对“大一统”秩序的强烈认同，士农工商莫不如此。汉朝有完整的基层政权并深耕基层的文教事业。郡守设学，县官设校，配备经师，教授春秋，用儒家文化慢慢将不同地区的基层人民整合起来，聚合成一个大文化共同体。即便中央政权崩塌，基层的人民还能看懂同样的文字，遵循同样的法度，理解同样的文化。唯有这样的人民基础，大一统王朝才能多次浴火重生。</p><p class="ql-block">二、罗马帝国也很注重建立稳固的国家意识形态和“罗马民族认同”。例如屋大维建立罗马帝国后，号召以罗马的传统美德，即对家庭、国家和本土神灵的忠诚与责任来凝聚人心。维吉尔创作史诗《埃涅阿斯纪》，构建“罗马民族”认同；李维写《罗马自建城以来史》，批判分裂的派系主义；贺拉斯作《讽喻诗》，号召社会回归对家国的责任感。然而，罗马治国思路是只管上层，不管基层。只有行省的贵族和官僚才说拉丁语，基层群众基本不会说，更谈不上融合相通。高卢和西班牙并入罗马300年后，农民还在说自己的凯尔特语。罗马苦心建构的“民族认同”，由于拉丁语仅停留在贵族圈里而从未抵达基层人民心里，因此一旦上层崩盘，基层人民就各自发展，把罗马抛到九霄云外，从而形成多邦（国）制。</p><p class="ql-block">而基督教徒忠诚于教会而非国家，没有起到挽救危亡的作用。当罗马被蛮族攻陷之时，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认为罗马国家从未实现过正义，因而不是共和国，而是“放大的匪帮”。罗马的陷落是咎由自取，而基督徒最终的期许是上帝之城，教会才是上帝之城的代表。</p><p class="ql-block">中国人以人文理性立国，是罕见的不以宗教做根基的古代文明。所有外来宗教进入中国后，都必须退去非此即彼的一神教狂热，在国家秩序之下多种宗教和谐共处。佛教在东汉传入中国，官方不像罗马对基督教那样轻率，要么居杀镇压，要么全盘接受；佛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逐渐与中华文化融合，在后世产生出“禅宗”。</p><p class="ql-block">在儒家精神浸润下，中国化宗教都对国家有着深刻认同，儒释道均鉴于此。</p><p class="ql-block">由此中西方从两千年前即奠定了两种政治核心价值观~即罗马定型了西方政治“多元制衡”传统。秦汉定型了国“多元一体”的传统。</p><p class="ql-block">当两种文明价值观推向极端时，便会暴露出各自的短板：（待续）</p><p class="ql-block"> 2017.7.12初稿2021.9.1改</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