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路759]——秋黄菊韵映古潭

杨永发

汇龙潭

以“菊韵颂恩梦想新城”为主题的第十七届嘉定菊花展在汇龙潭公园及其周边渐次铺开，数万盆各式菊花立体绿雕、菊艺小品、菊韵花道、水上花境、精品菊萃等形式，展现了嘉定这座生态宜居、创新充沛、人文魅力的现代化新城形象。

1|五河汇集奎山高耸 汇龙潭始建于明代万历十六年（1588），自北向南有横沥河、新渠、野奴泾、唐家浜、南杨树浜等五河流相交汇，犹如五条长龙蜿蜒伸展。应奎山坐落潭中，绿水怀抱，宛如一颗明珠，自古有五龙抢珠之称，汇龙潭由此得名。

潭中奎山筑于明代顺四年（1460）。山巅新构一亭，名凌云亭，伫立亭内可俯瞰汇龙潭全景。在13世纪，陆续构建了万佛宝塔、畅观楼、九曲桥和嘉乐亭等。园内怡安堂建于1885年，缀华堂建于1886年，使汇龙潭已成为上海五大古典园林之一。

民国17年（1928）嘉定县通俗教育馆将汇龙潭、应奎山、魁星阁、龙门桥、孔庙一带风景优美之处改建为公园。将原有树木建筑经过整修，于第二年二月正式对外开放，取名“奎山公园”，这是汇龙潭公园前身，也是嘉定最早的公园。

公园南部以汇龙潭水和应奎山组成山水相依的自然风景。魁星阁、百鸟朝阳台等明清建筑平地高起，气势轩昂，相映成辉。北部为姑苏庭院格局，飞檐翘角，白壁粉墙，小桥流水，曲径通幽。

潭东部的大草坪，空间开阔，地势平坦，明代忠节侯峒曾、黄淳耀两先生纪念碑巍然矗立。潭畔还植有几棵百年以上的枫杨，1853年上海小刀会起义的一千多名将士，起义失败后被清军杀害于此，“潭水泛赤”遗迹成为当地一处革命传统教育的场所。

园内遍布历史文化遗存，有宋、元、明、清朝代的石亭、石塔、石峰等。百年以上的古树名木数十株。徜徉于此，古朴秀美之景，如入桃源之中，极富诗情画意。

2|“嘉定派”与“奏销案” 在明代中后期，嘉定为江南文风浓郁之地。有明一代，大批士子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晚明时期，嘉定有三十九名士子参加了名震一时的江南文社——“复社”，嘉定文人也在本土组织了一些颇有影响的社团，如白沙诗社、南翔诗社、无声社、直言社等，当时文人的社交活动十分活跃，“嘉定派”在晚明江南乃至全国文坛都有一定的影响。

但到明清易代之际，情况有了改变。在清顺治二年（1645）的“嘉定三屠”中，不少文化世家遭受灭顶之灾，大批士子罹难，使嘉定的文脉几乎中断。而在顺治十七年（1660）于嘉定县开始的奏销案中，嘉定县又有一千余名乡绅、士子身陷其中。

“奏销”是清代财政制度之一，指清代各州县每年将钱粮征收的实数报部奏闻的意思。清廷规定，地方政府征解地丁钱粮，须于年底统一销算。其过程是先由各府、州、县将本处征解各项钱粮开列细数报至督抚，再由督抚将全省钱粮总数，起运、存留、拨过兵饷、余剩等各若干，详细造册具报户部。为严明此项制度，清政府特定期限，延期不报者，分别议处，又规定，地方官员造报各项文册如有遗漏，数目出错等，驳回重造，并予罚俸等处分。

江南本来就是重赋地区，清朝定鼎中原后，为了支持统一全国的战争，在富庶的江南地区实行了比明朝更为严厉的催科措施，经征之官都以十分为考成，如不足额者，往往要被参罚。财政税收问题曾严重困扰清廷，为镇压南明的军队，顺治年间大举在南方用兵，急需筹集大量经费，但财政却捉襟见肘。

顺治十六年（1659），反清义军郑成功据守同安（今厦门），士气高涨，而福建官兵欠饷已达七八个月之久，士兵有成群逃亡者，也有出城抢掠百姓者，清福建总督李率泰因兵缺饷告急：“所在缺粮，军心纷纷，不独嗷嗷待哺，而脱巾之变屡告”，“库币荡然，挪无可挪，借无可借”，“万分危急”。到顺治十七年（1660）时，清军吴三桂计划平定永历李定国，国家征赋收入银八百七十五万两，而云南一省就要支出银九百多万两。竭全国之财力，尚不足一藩之需求。

在明代，江南缙绅的税钱赋粮累年拖欠是习以为常的事。清人曾羽王在史料笔记《乙酉笔记》中指出：“吴下钱粮，累年拖欠，习为故常。惟乡绅所欠尤多，县官莫可如何。”入清以后，江南缙绅豪强却依然凭借昔日的权势，隐混和拖欠钱粮，致使积逋常达数十万。当时，吴下钱粮拖欠的地区中，嘉定较为突出。据民国徐珂的《清稗类钞》的《嘉定浮赋三大狱》中记载，仅顺治八年（1651）至顺治十四年，嘉定缙绅积欠就达八九十万两银子，终于引起了顺治皇帝的震怒。

在政治上，当时的江南缙绅还未完全忘怀朱明王朝，满汉矛盾虽经过了碰撞、磨合，但未能真正消解。由于战争频繁，清政府军饷告急，顺治十三年（1656）起，广东、福建等地的军队缺粮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为此，清廷处心积虑地盘算，通过打击缙绅的特权，压服江南地主，以杀灭他们的威风，并企图以此来增加财政税收。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清廷终于一手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奏销案，以期收到一举两得的效果。

清代《研堂见闻杂记》（佚名）一书中，生动详细记载了奏销案的办案过程：朝廷专门派出的满洲官员到嘉定后，表面上危坐于衙门中，不动声色，但暗中在加紧整理嘉定缙绅的名册上报，做到无一漏网。朝廷以欠一百两银子为界线，嘉定缙绅欠百金以上者，有一百七十余人。当朝廷批文下达后，立即将他们逮捕，拘押在孔庙尊经阁。据统计，县内拖久不足百金的缙绅约有一千余人。

时任苏州知府王纪单车直至嘉定，坐于明伦堂上，召集全体诸生，诸生不知其故，依次进见。王纪采取逐一点名的办法，诸生们叉手就缚，无得脱者，全部锒铛入狱。其中，一百七十余人被押至苏州府监狱，即西察院公署，其余千余名诸生暂拘押于嘉定，听候发落。江宁巡抚朱国治命令拖欠者速还清拖欠，可就地发落，不再往上押解。于是，在旬日之间，缙绅们纷纷缴银完粮自保。

历时三年的奏销案，打击面广、力度强，嘉定的缙绅阶层，原为四民之首的在任文武官员，以及举人、贡生、诸生、监生，稍有田产者，分别受到革黜及监禁、杖打、枷号等处罚。直至清顺治十八年（1661）春，顺治皇帝去世，他们才得以恩赦免提，余俱革去衣顶的处分。然而，这已然对后来的嘉定科第及士风产生了重大影响。

明代末期，嘉定县科举兴盛，士子在乡试和会试中成绩骄人，尽管士子群体在“三屠”中受到重创，但在顺治十八年以前，仍时有及第。奏销案发后至清康熙九年（1670），嘉定县的科名一片空白，既没有产生举人也没有贡生。

随着时间的推移，嘉定县的科第因奏销案所受的伤口逐渐愈合。康熙二十一年（1682），闻在上任嘉定知县，他是一位勤政爱民的清官，在县中缙绅的提议和合作下，他主持重修嘉定县学。几年后，嘉定县学“弦歌四起，鸮声变于泮林”。闻在上又为县学延聘名师，并“请广额，应乡举者七十二人”（清·许自俊《闻邑侯重建学宫碑记》），嘉定县的科第才又恢复兴盛起来。（谢谢浏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