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姥爷

江江

　　我的姥爷是一名清朝末年的皇族旗人，在民国受尽了苦；他是一介草民邮差，却相当于离休待遇；他是一棵当家独苗，撑起了一树浓荫；他小时候羸弱多病，竟活到了九旬高龄。姥爷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生活？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至今念念不忘？

　　我姥爷出生于1902年，比末代皇帝溥仪大四岁。据他自己讲，十岁时好像还梳着辫子； 他姓“爱新觉罗”，民国之后改成了姓“金”，全名金绍武；他是满族镶黄旗人，他们家族曾经是有家谱记载的，可惜的是，因为害怕破四旧，在那些年里东藏西藏，最后竟然藏丢了。

　　在姥爷的记忆中，他是从降生就享皇恩、吃皇粮，领国家俸禄，所以十岁前衣食无忧。他八岁开始在私学读书识字，后来父亲托人给他送入高小当插班生。那时候的他，会做风筝、放风筝、抖空竹、遛鸟，什么都会玩，就是个小公子，生活是真潇洒。

　　姥爷的历史，我小舅比较清楚。据小舅讲，姥爷这一支的祖上，是在多尔衮进京后，整个家族随之入京的。多尔衮是清军入关的实际指挥者，而清军入关，是在清顺治元年（1644年），满洲贵族的军队大举进入山海关内，击败李自成、攻占京师（今北京），同年十月清朝定都北京，随后逐渐建立了对全中国的统治。姥爷的祖上参加了这支队伍，其家族就整体随迁进京了。这么算下来，我姥爷这一支在北京也有300多年的居住史了。

　　我姥爷的父亲金荣绅生活在一个大家族里，但父亲身体不好，只生了一儿一女。所以姥爷稍大一点时，他妈妈就经常对他念叨，你可是咱家的独生子，命根子，你得好好活着，为咱家争气。但是，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彻底推翻了清朝的统治，姥爷赖以活命的一切经济来源都被革掉了，短短的几年小公子生活结束了，潇洒不了了。

　　民国初年，革命，复辟，军阀混战，使本就贫弱不堪的中国更加民不聊生。皇宫里都不安生，更何况京城小市民了。一个十几岁的公子哥，突然没了口粮，日子一下子从天上掉到地上。无奈之下，本就瘦弱的姥爷去前门澡堂当小工，没多久就大病了一场。

　　姥爷十六岁时，因太姥爷病重在床，我太姥姥请人给我姥爷说媒，希望能借我姥爷的婚礼之喜冲重病之灾。于是，迎亲进门。没料想，姥爷头一天娶媳妇，第二天我太姥爷就去世了。太姥姥顾不上悲痛，连忙命人立刻将红棚变白棚，又办了一把丧事。但是婚后没多久，我姥爷的新媳妇也因病去世。随着姥爷的妹妹出嫁，家里只剩下太姥姥和我姥爷相依为命了。

　　这是我太姥姥，只知道她叫金张氏。大约1880年代出生，大约去世于1959年初。

　　从辛亥革命后，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那是兵荒马乱的30多年的战争年代。我妈说，姥爷十几岁上摆过货摊，当过旅馆工友，几次因发不出工资而失业。后来经朋友介绍，在琉璃河邮局当临时工。那些年，姥爷长年在外，很少回家，骑车在琉璃河、长辛店、良乡等地当乡邮员，他骑一辆旧自行车，颠簸在乡下的土路上，经常吃不上饭。渴了饿了，只能讨口饭吃或讨口水喝，车带坏了要自己补或者推着走，遇到刮风下雨道路泥泞，他只好求个借宿。他的自行车带补过无数个补丁，已经不圆了，骑起来咯噔咯噔的，摔倒摔伤是常事儿。最后破的没办法补了，姥爷就用铁丝把车带和瓦圈捆在一起在乡间行走，其艰辛可见一斑。

　　据我妈妈回忆，我姥爷自从娶了我姥姥，尽管日子还是苦，总算多了些烟火气儿了。我妈妈记得最清楚的，就是顿顿吃不饱，天天饿肚子。每次吃饭，给婆婆和几个孩子吃的是菜粥，姥姥自己再吃最后一点汤水，不多的干粮，都要先紧着姥爷吃，因为只有姥爷给家里挣钱。

　　到了1942年以后，加上亲戚，家里需要吃饭的人已经增加到八口人了。姥姥和太姥姥在家做点针线活贴补家用，我妈和大姨六七岁就开始出去捡煤核捡菜叶子讨粥喝，大舅七岁开始出去当报童，但是壮劳力重劳力还是只有我姥爷一个人。我妈记得，最穷的时候，姥姥要抖落面口袋，东凑西凑地凑点面给姥爷作碗面片儿汤。可是就这稀汤寡水的面片儿，姥爷要省出四个片儿，给身边的四个孩子一人一片儿，还要先给最小的孩子吃。姥爷常年在外，边送信边要饭，攒下来的窝头要带回家，逢年过节人家给几个小饼子，他自己舍不得吃一口，将一路讨要的饼子揣在怀里，带回家给我们姐弟几个分着吃。可是当我妈吃那饼子的时候，饼子早已硬得硌牙，有的已经发霉了……

即便穷成这样，姥爷也不放弃让孩子读书识字的想法。我大舅到了该读书的年龄，姥爷勒紧裤腰带，求着朋友，也要让大舅去私塾念书识字。大舅解放后考进了北京钢铁学院，成为了我们全家的骄傲，这使我对姥爷更多了几分敬重。

　　战争年代的残酷，只身闯生活的艰难，随着姥爷去世多年，现在已经成了永远的谜。我妈说，他哪里还是公子哥，那个动乱不堪的社会，早就把他从衣食无忧的小公子变成一贫如洗的穷苦人，又摔打成一个养活一家大小的男子汉。

　　原来姥爷受过那么多的苦，原来我的亲人我的祖上在战争年代有过这样艰难的过往。我后悔当初没有多问问姥爷，我的祖上曾经遭遇过什么？这金家的血脉是怎样流到我这里？当我的孩子问起我这些的时候，我该告诉她什么？我应该给孩子留下些什么样的历史？

这是我姥爷全家在大约1950年代中期的全家福。

　　我也是从这个时候才明白，原来我见过的姥爷是从几十年的苦日子里挣扎出来的。所以在我记忆中的姥爷，洗脸时，洗脸水只要能浸湿毛巾的一点点；吃饭时，不能剩掉一粒饭粒；吃菜时，习惯性地舔干净盘子。所以，他买菜会买一大堆烂菜叶小萝卜头，因为那便宜；所以当我小时候不小心摔碎了个碗，姥爷会拿着苕帚满院子追着要打我。而且，他一辈子没用过牙膏，先是用牙粉，后来就用盐粒刷牙，他说这样省钱，还消毒了。所以每次开口笑时，满口黑牙。

　　姥爷退休在良乡邮局。因良乡解放于1948年，按照政策，姥爷享受全薪退休。有人逗他说，你享受离休待遇了。姥爷开心啊，就像换了一个人。姥爷后来的退休关系归八面槽邮局，每次老爷子领回退休费都很知足。据我大姐回忆，当时八面槽邮局因营业厅窄小，大面积用镜子装饰。姥爷回来后说，今天去领钱碰上熟人了，瞅着眼熟不记得在哪见过，不好意思冲人笑笑吧，那人也笑笑。心想这是谁呀？直到走近了招手时才发现敢情是我自己。大家都知道姥爷钱攥得紧，大姐赶快撘上一句姥爷您该把钱分给熟人一半呀，在场人都笑得前仰后合。

这时我已经荣幸地登上合影了。

　　我也是姥姥姥爷给带大的，住在姥姥家十多年。姥爷其实很喜欢孩子。他亲手做果子干儿，是一种用柿饼、杏干、山楂等水果做成的老北京小吃，那味道好极了。只是姥爷把它放在高高的后窗台上，我们几个小孩子眼巴巴地看着他拿下来，每个小碟里只盛两小块儿，害得我们每天咂着滋味儿，时不时地望着后窗。他给我们吃葡萄，每人只给几粒。他还给我们做铁环，做风筝，教我们说绕口令，教我们下象棋下军棋，给我们念小儿书，带我们几个孩子去公园玩。但是，吃饭时不许出声，不许掉一粒饭粒和馒头渣……出门一定要向长辈行礼，犯了错必须认错道歉。每到这个时候，那个笑眯眯的姥爷就像变了模样，凶巴巴的。

　　姥爷退休后很忙。他修理家里所有的物件，一件都不扔。他负责街道治安，还在街道办的餐厅里当会计。我弟弟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姥爷戴着那副老式的花镜，用两个手指以极缓的节奏拨弄着那架深棕色的大算盘，仔细记录着小店每天的进出盈亏。而我对姥爷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他的哭。他经常是坐在房前的核桃树或葡萄藤下，一个人偷偷地抹眼泪，不出声地哭好一会儿。我不会劝不敢劝，又心疼姥爷，就悄悄让姥姥去劝。姥姥竟说，别理他，让他哭去，死不了。后来我问了妈妈才知道，原来姥爷只要是头疼咳嗽了，身上哪儿不舒服了，他就自己悄悄地哭一阵，以为自己得大病了，病得要死了。直到症状消失。

　　其实，姥爷的身体非常硬朗。这不仅得益于他年轻时身为邮差，长年的风吹日晒和长距离骑行，也得益于他退休后的坚持锻炼。他从60岁退休开始，每天临睡前，先是甩手疗法300下，然后把腿放在饭桌上做拉伸，还有一系列的揪耳摩面叩齿弹舌。他做这些动作时神情专注，非常认真。

　　不仅如此，当大家劝他戒烟，说这样对健康不利时，他真的戒掉了烟，连带着戒掉了酒。所以，他近80岁了还骑车上街；在房顶上整理葡萄藤时，最喜欢路过的邻居朝他竖大拇指，他会大声地告诉路人，我都八十啦。还有，当他以92岁高龄去世时，他的满口黑牙居然一颗都没掉。

　　在他80岁之后，姥姥家的平房已经拆除，他们住进了回迁的新楼房。他有时会摽着门框抻一抻腰。有一次他摽门框，不小心闪了腰，他马上把五个子女全招到身边，涕泪横流地哭着说，这回我是真的要死了，如果死不了，我就跳楼。我妈察看了他的状态，听着他底气十足地哭着，逗他说，那您现在就去跳楼吧，还别在咱二楼跳，要不然摔残废了还得我们伺候您，姥爷马上像个孩子似的说，三楼我就不跳了。说得姥爷自己都笑了。

　　后来，我记忆中的姥爷好像不哭了，我妈说，姥爷觉得自己的身体挺棒的，越来越开心了。他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我现在活的好着呢。我可是给我妈争了气了。

姥爷说想去看看清朝皇帝的陵墓，我妈就和大姨带他去看。

　　记得逢年过节或给姥爷祝寿时，一家人都会哄姥爷玩几圈麻将，那是他最快乐的时刻。现在回想起这些，忽然觉得，这何尝不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刻。是姥爷姥姥辛苦一辈子，在北京开枝散叶，诺大的家族，人丁越来越旺，我们才因此享受在他们浓浓的树荫下，我们儿孙辈才是最幸福的一代。为什么，为什么我现在才反应过来？

为了写好这篇回忆姥爷的文字，我在家庭群里征集有关姥爷的往事和照片，各位家人积极回应，乐山弟弟发来姥爷玩麻将的照片，小舅妈发给我姥爷抱着孙子的照片和小故事，大姐不仅写了回忆的小故事，带来照片，居然还找到了姥爷曾经写过的简历，这份简历太珍贵了。看着姥爷一字一句认真的记录，我仿佛又回到了和姥爷在一起的日子里，更真切地了解了姥爷这么多年生活的不容易。

这是姥爷戴着老花镜，在认真地玩麻将。

这是姥爷吃梨，带来了好运，舍不得扔掉梨核了。

干脆叼着梨核，把好运叼到最后。

这是姥爷的工作简历。

姥爷对给他介绍工作的人员姓名记得清清楚楚。

这张纸的背面，居然是当年大公报的宣传页，1956年，多么有年代感。

这是我们家部分亲属在一起的幸福合影。

　　自从姥姥得病之后，姥姥姥爷住我们家好长一段时间，那是我和姥爷最亲近的一段美好时光了。我和姥爷学着打花巴掌，一起聊他多年邮差积攒下的稀罕的民国邮票，聊老北京的吃食，聊大街上的变化，有时凑几个人手和他一起打打麻将。

　　姥姥得病后，我和妈妈带姥爷姥姥去了一趟颐和园，那是他们最喜欢的地方。我妈让他们穿上戏服照张相，姥爷怕花钱，紧忙着往外走，边走边说不照不照。我妈说，已经交完钱，不照也退不了了。姥爷马上就掉回头，去挑他喜欢的皇服，并且指着他喜欢的帽子说，我要戴那个帽子。照完相之后，姥爷走得快多了，他还开心地说，自打我戴上了皇帝帽，我是两眼放光，浑身都有精神了。那一年，姥爷已经88岁了。

只是一点很奇怪，他随手总拿个破旧的小黑包，睡觉都要把它垫在枕头下面，我妈怎么劝也没用。其实，姥爷知道俩儿仨女都孝敬，他不缺钱；他也知道现在他已经四世同堂，吃不尽花不光，享受着幸福的天伦之乐。但是那个黑包包一直陪伴他到最后。

后来我才从妈妈那里知道，那是姥爷退休后领取的所有的退休费。他每月领薪后，必要的生活等费用交给姥姥，剩下的钱，全部放在黑包里，一分都舍不得花。

　　姥爷是在92岁高寿时走的。临走前，他非常清醒。他最后一次招来五个子女，并且要求给他穿上压箱底多年的衣服，那身已经很旧、却洗得干干净净、叠得平平整整的邮递员工服。这个经历了清朝、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代的老人，一生勤恳朴素，享受着乡邮员给他带来的苦难与快乐，也最看重这份工作给他带来的尊严。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是带着尊严和爱离开的。

　　按照姥爷的遗愿，他的全部财产，也就是黑包里的所有钱，平分给五个子女，每人刚好660元。这是他一辈子的血汗钱。我妈感慨地说，这个好老头，吃了一辈子苦，临走，还给我们留下这么吉祥顺利的纪念。

这就是那个苦了一辈子、要强了一辈子、抠了一辈子、善良慈祥一辈子，像个老顽童一样的老人，我亲爱的姥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