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考故事】陈林森：将论文写在大地上（Z092ZW008）

皎皎书苑

　　【陈林森：从事光学工程领域科研、教育和成果转化，主持项目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3项、省部级科技奖10余项，创立了一家创业板上市企业。

1961年3月出生于江苏大丰县白驹镇。白驹中学77届高中毕业；1978年9 月就读江苏师范学院物理系；1982年8月任大丰县新丰中学教师；1983年9月攻读苏州大学激光研究室光学专业硕士研究生；1986年7月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95年3月任苏州大学信息光学工程研究所副所长；1996年赴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访问学者；1998年6月受聘任苏州大学研究员；2001年1月任苏州大学信息光学工程研究所所长；2001年10月创立苏州苏大维格有限公司，任董事长；2010年4月任苏州市无党派知识分子联谊会会长；2010年12月任苏州大学高技术产业研究院院长；2016年11月任九三学社苏州市委主委；2017年1月任苏州市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委员，苏州市欧美同学会名誉会长；江苏省九届、十届、十一届政协委员，江苏省十三届人大代表；曾任中国光学学会全息与光信息处理专委会主任，全国纳米技术标准技术委员会委员】

一、人生所有的磨难都是修行

我出生于白驹镇上一个普通人家。父亲是镇青货商店经理，珠算极好。他念过10年私塾，读过四书五经、大学中庸。小时候，不识的繁体字我都问父亲。母亲开一间柴草行，起早贪黑，忙里忙外。

我们姐弟九人，七位姐姐，一位弟弟，我排行老八，我出生时父母已近40岁。镇上人都叫我陈家八小或八相公。父母说话、做事、处世中规中矩，要求我们子女懂礼貌。他们常说，不读书的小孩将来一定没出息，因此，一视同仁，尽其所能地让所有子女上学念书，尤其让七位女儿都读书，在镇上这算是开明的了。每逢开学第一天，我家中饭肯定会有一份青菜豆腐汤，寓意“清清楚楚读书，清清白白做人”。 

父亲工资微薄，难以养活一大家子人，这么多子女上学，交学费亦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我记事时，正逢文革开始，商品凭票购买，柴米油盐酱醋茶都短缺，“柴米”尤甚。

那时候，柴草是小镇居民一日三餐的基本能源。母亲有商业头脑，就是不肯进集体商店，坚持领了营业执照，开设“白驹镇柴草行”，为乡民卖草做中介服务，为镇上居民、食品店和砖窑厂供应柴草，收入自然比拿工资多。在“割资本主义尾巴”年代，母亲为此承受了很多社会压力。

那时粮食也是定量供应，我们全家人吃不饱饭，母亲便不时托人从乡下买米，家里有一口一米高的大缸，一直存满大米，以备不时之需。邻居时有断炊情况，母亲会给予接济或赊米。母亲还让我们姐弟到镇东凤凰桥附近的马路(现称204国道)侧坡上，种些黄豆、蚕豆和葵花一类作物，以补副食不足。

姐姐们和我平时都不闲着，放学回家总是从事糊纸盒、编“蛋撇子”（麦秸编织，做鸡蛋隔断）之类的家庭手工劳动。寒暑假，6点起床到12点吃午饭之间，我可做200只“蛋撇子”。稍大后，家中开始从农村收购大树根，劈成小木块，卖给食品厂和窑厂，作为家中两个男孩中的老大，自然要多出力气，我一天最多可劈400斤木材，赚6元钱。起初劈树根时，我满手都是水泡，疼痛钻心，时间一长手上长满了老茧。就这样，父母亲领着一家人常年辛苦劳作，才能够维持一大家子的生计，且都能正常上学，确实很不容易。

1968年，政府动员知青上山下乡，从四姐中学毕业下放到方强农村开始，五姐、六姐和七姐高中毕业，陆续下放到响水生产建设兵团和白驹知青点务农。母亲为此操碎了心，她时常托人带食物和日常生活用品给姐姐们。看到母亲经常以泪洗面，我也跟着难过。

我深深体会到十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对家庭的影响多么巨大，幸好，姐姐们读过书，随着改革开放，他们陆续返城工作，过上了正常生活。

我67年进入白驹小学读书。印象中，小学4年级开始，我有点懂事，喜欢学习了，学习成绩也一直很好。除读课本之外，小书摊出租的水浒、三国演义之类的连环画是我的最爱。

开学拿到课本后，最初半个月时间里，我会像看连环画一样，将所有课本看完，上课时，同学在黑板上做题，我经常插嘴报出答案，这个“多嘴”的举动曾收到老师的“批评”。我个性上属于比较安静的那一类，一般不做无厘头的事，比如，班上有同学在教室里挖洞藏墨水瓶之类，大抵没有我的份。

（图 白驹中学同学合影：陈怡、吴仁杰、施龙祥和我）

1973年我进入白驹中学，因成绩较好，被选为初二班班长。自从“师道尊严”被批之后，老师不敢管、不敢教学生。

高一时，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教学秩序更加混乱和无序，数学、物理和化学等课程教得很少，大量时间花在“三机一泵”上。考试都是开卷进行；每学期有两周“农忙假”， 农村学生回家务农，镇上学生由老师带领下乡支农，到生产队帮助干一些农活，夏季割麦子、秋季摘棉花等。

尽管我与几位同学，任荣（高中班的班长）、吴伟民、王慧芳、陈怡、董绍俊和我，在班上成绩都算好的，但平心而论，我们的中学时代，读的书真少，我们几乎没有尝到“十年寒窗苦“的滋味，知识贫乏、基础不牢，是我们这一代中学生的通病。

事实上，如果不是一批来自苏南的大学毕业生或下放干部们是那个阶段白驹中学教师队伍中的骨干，很难想象，我们会是怎样一种状况，又会是怎样更加不堪的中学生。非常幸运的是，我遇见了他们，并且在这些老师回到苏州后，我还能不断地从他们身上汲取知识和养料。我由衷地感谢这些老师，他们是杨昌贵、殷沅沅、刘琴、汤星瑛、陆维元、费骢和蒋伟镛，等等。

1977年，我高中毕业了，与我同时毕业的居民户口的同学大多下放到大丰蚕种场，我年龄未到，在家待业，便到建筑工地做临时小工。

这一来，就迎来了77年的恢复高考。这一年的12月，镇上参加初考的人很多，我和张战凯等人顺利过关。后来又一起去大丰参加全国统考，张战凯被南京工学院录取，成为镇上高考第一人，是全镇的骄傲。

我未能通过统考，但我不服输，决心下一年再考，这得到了父母的支持，四姐借来了文革前的数学、物理和化学课本，甚至包括五七干校的教材。没有多少时间苦恼和沮丧，很快，我一股脑都钻到书里了。对于书中不懂的内容、不会做的题目，我就自己啃，自己钻，总觉得数理化比较容易学，连微积分都拿下了，可对语文政治则一直比较头疼。

78年高考在7月份进行，我一早骑自行车到隔壁刘庄镇中学参加考试，下午骑车回白驹，三天考六门，英语不计入总分。高考成绩出来了，总分上线了，数理化成绩很好，但语文政治仍未能及格。最终，我被江苏师范学院物理系录取。

当年，镇上有多人被大学录取。收到通知书那天，家人非常高兴。我暗自决心，这是我人生的新起点，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成为对家庭和社会有用的人。

（图 1982年在苏州北塔寺与张战凯合影）

二、唯父母与前程不可辜负

1978年10月，我进入江苏师范学院物理系学习，同学中不少人是老三届的，超过30岁，他们如饥似渴的学习精神、强烈的求知欲望，深深感染并影响了我。

大学生活是新鲜而紧张的，我们8位同学一间宿舍，睡双层床，师范生伙食费免费，标准是每月14.8元。平时的日程是这样的：早上5:30起床，先去操场上跑步；白天上课；晚上图书馆自习到熄灯；回到宿舍12点睡觉。说实话，还是挺辛苦的；但我们的精神却特充实。

当时理科生口号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有志者、事竟成”。流行歌曲是：“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举杯赞英雄，光荣属于谁？”。心中有志向，读书效果果然不一样！课余周末，我也会读大量文学名著，我的面前由此出现了一个更为广阔和深刻的世界。

物理学是公认的难学的专业，我的物理专业课、高等数学与微分方程、量子力学等课程成绩优异。

学英语花的精力最多，从26个字母学起，背词典几乎占了我三分之一时间。功夫不负有心人，大三时，借助字典，我已可阅读英语读物。我们同组的同学相互影响，全都积极要求上进，后来有四人读了研究生，三人出国留学。在国内工作的，有的成为教学名师，有的走上领导岗位。

大学阶段，寒暑假结束返校，母亲总是准备大包东西让我带走，久久地站在白驹范公堤边，目送我远去，这一场景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成为我学习的动力。

（图 78级江苏师范学院物理系3班6组合影）

　　1982年6月自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新丰中学当老师。这这里，再一次遇上我的恩师杨昌贵老师，担任新丰中学主管教学的副校长的他，安排我教高一年级四个班物理，在新中一年，我工作生活都很愉快，首先是解决了生存问题，平时也可常回家看父母，二是，学生们都比较用功，求知欲强，不懂就问。我全心身投入教学，一周上16节课，最多24节。杨老师几次听课，夸奖我准备充分，上课逻辑清晰。据说，这届毕业生后来的高考成绩是新中历史上最好的。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了作家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被深深地震撼了。当天夜晚，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我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对物理学的酷爱激发了我继续深造的念头。第二天，我将自己的想法向杨老师作了汇报。杨老师对此表示坚决支持。这样，在课余，我又开始了复习迎考。

经新中校领导研究同意，1983年初，我到盐城参加了研究生考试，并在当年五月以第一名的成绩被苏州大学光学专业录取， 

离开新中的那天，学生们集体为我送行，大家依依不舍，同学们每人都在那本送给我的笔记本上写上了祝福的话语，这让我十分感动。对于我继续读研究生，父母不太能够理解，但他们认为这是一件有面子的事。

进入苏州大学攻读研究生，我学习更加刻苦，更加主动。通过攻读《光学原理》等一批英文原版专业教材以及大量中英文科技文献，我才真正了解到了中国科技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当时高校研究条件还比较差，外文资料要到上海图书馆和上海情报所才能查阅，硕士毕业论文印刷也都是自己刻钢板、油印和装订。

除了专业，我也阅读不少世界文学名著和国外哲学著作，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亚当-斯密“国富论”，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以及大量历史书籍，很多内容当时并不都理解，但阅读，让我接触到人类先进思想和文明成果！真可谓如饥似渴。

当时，不同专业的研究生常在一起，各种想法和思维相互碰撞，各抒己见，个个豪情满怀，对未来充满憧憬。这种环境，促使我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树立了不断积累的意识，不急于求成：“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这为日后事业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图 苏州大学部分研究生合影，除我外，其他均在国外定居）

当时，苏州大学全校三届（82，83，84）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总共33人，84年成立研究生会，我被选为会长。因没活动经费，我提出办研究生英语政治考试辅导班。于是，从邀请上课老师、讨论辅导内容、设计广告语，我都全程参与。我们的广告语是：“你想继续深造吗？想成为未来的科学家和知名学者吗？….，来吧，欢迎参加研究生考试辅导班！”。超出我们预料，辅导班报名人数很快爆满！我们用办班的收费采购了文体用品、电视机、牛皮篮球、围棋和扑克（打桥牌），丰富了研究生业余生活。这是我除了小时候在家从事家庭手工业的生产或制作之外，第一次自己策划和主持的“商业”活动。

80年代中后期，毕业研究生大多选择出国留学攻读博士，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国外取得了杰出成就。近些年，旅居海外的同学回国探访，看到国家和社会的巨大的进步，感叹没早点回国效力。1986年6月我研究生毕业，选择了留校从事科研和教育工作，走上了新的追逐梦想的人生之旅。

三、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整个八十年代中后期，国家百废待兴，各种社会思潮层出不穷，人们既看到希望，也有困惑，更有机会。

我信奉“学以致用”，认识到，知识必须切实地付诸实践，并且抱有耐心、恒久地坚持，即“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才能实现从量变到质变。而从“跬步”到“千里”，实现自身的持续发展，则需要不懈怠、不放弃。

正因为如此，我才肯坐冷板凳，敢树立长久目标，十年如一日勤奋钻研。

1994年，我研究的“真彩色全息图制作技术“成果，获江苏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在年轻教师里，取得这样的成绩很罕见。

1996年，我首次赴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Mellon University，CMU）计算机与电子工程系访学。CMU是全美计算科学与工程的圣地，在这所国际名校访学经历，让我深刻理解了“竞争competition、高科技high-tech、组织模式organization model和创新innovation”的真正含义，学习和观察了美国高校的科研模式，并据此比较中国高校的科研模式。

一天深夜，国内突然有电话打到美国，告知母亲离世，听闻噩耗，我悲痛欲绝！母亲辛劳一辈子，全身心养育儿女，我竟未能见最后侍奉母亲，未能扶棺尽孝，内心自责万分，只能面向大洋彼岸，长跪不起，长太息以掩涕。

我再一次对自己提出更高要求，回国后，一定要发奋图强，瞄准科技前沿和重大需求，组织团队攻关，力争做出优秀成果，以慰母亲在天之灵。

久久为功，必有收获。1998年底，国家计委（现称发改委）邀请两院院士、两弹一星元勋王大珩先生作为我主持的国家重点科技计划项目验收委员会的主任，大珩先生认真审阅和了解项目的进展，不放过任何细节问题，他认为，我领导的团队在数码全息制版系统上的研究成果促进了行业形成与技术进步，主要技术具有国际领先水平。该成果荣获1999年度江苏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001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国务院颁发）。成为苏州大学国家科技奖零的突破。

此时，我40周岁。

在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上，我第一次与国家领导人拍大合影照片，遇见了为共和国科技事业奉献一生的大科学家、国家最高奖获得者黄琨院士、王选院士等人，他们的事迹令我感动，也对我产生了巨大影响！

本世纪初，中国加入WTO，融入国际社会，高等教育系统引入SCI论文考核体系，以SCI论文为个体考核依据。我曾读过被称为“纳什均衡”的博弈理论，即非零和博弈下个体利益追逐，会让集体陷入“囚徒困境“（现俗称“内卷”）。

因此，我认为有必要选择与此不同的路径。2001年，我决定创立公司，打造产学研合作机制，推动研究成果培育与转化。

当时，高校老师办企业的政策阻力很大。为了梦想，我愿放弃个人利益，承担风险。在多方帮助下，经半年多资金筹措，苏大维格于2002年5月正式运行，经过多年不懈努力，公司克服了诸多困难，一批科研成果在运用场景中得以体现。

2012年6月，苏大维格在深交所创业板成功上市，公司多项关键技术填补空白，成为创新创业的典范。因在宽幅微纳图形化制造技术的重大突破，我和团队获得第二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011年度）。

十年磨一剑！苏大维格如今已经建立了国家级创新平台，成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2021年列中国民营企业发明专利500家榜单第255位，入选江苏省民营企业创新百强。

　　（图 从事的科学研究领域）

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作为多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负责人（首席科学家），我带领团队开展前沿技术创新，开拓了“微纳光制造”新领域，建立了一体化设计的全链条创新机制，做出创造性和引领性研究成果。其中，“面向柔性光电子的微纳制造关键技术”等成果，让我和团队获第三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019年度），创造了苏州大学单个团队获国家奖励的最多记录。这期期，我也赴美国斯坦福大学参加海外培训，学习硅谷高科技发展方式与商业模式，与麻省理工学院MIT、芬兰VTT开展国际科技合作。

（图 在芬兰VTT开展纳米科技国际合作）

2014年，我加入九三学社，先后担任九三学社苏州市副主委和主委、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九三学社是科技界别为主的中高级知识分子组成的政治组织，是参政党之一，有一大批杰出科学家。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院士、程开甲院士为国家科技殚精竭虑，奉献一生。韩启德、武维华、卢柯、潘建伟和刘忠范等一大批院士，为国家科技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同样，苏州九三学社也有一大批优秀社员，既是科学家也是实业家，他们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自己的努力。作为九三学社的一员，我非常自豪。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培养了一批有理想、有作为、敢于领先的年轻科技领军人才，开展协同合作，培育并推动原创成果转化，服务国家经济建设，真正做到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其中，第二代身份证等国家法律证卡的物理视读防伪技术服务于每位公民；创立的“3D图像纳米印刷技术”牵引了印刷业的技术变革；笔记本电脑背光用高光效超薄导光板等成果在国内外广泛应用；发明透明导电膜新方法，极大提升了智慧屏触控性能；在国际上率先提出“纳米结构光场调控”是实现“宽视角3D显示”的跨代显示解决方案；研发成功“大型紫外三维光刻装备”填补空白，解决卡脖子问题。同时，坚持一体化设计的全链条创新，与产业头部企业开展合作。在前沿研究和技术发明上，团队的成员也硕果累累，在国际相关顶级期刊（Adv.Mater., EES，Adom，iScience，Light:Science &Applications，等）发表百余篇学术论文、授权百余项发明专利（中国专利优秀奖5项）。团队合作获国家科技进步奖3项、省（部）高级别科技奖10余项，等。为此，有多人主持国家和省部重大科技项目，成为创新创业领军人才并担任创新企业带头人。

2002年开始，我担任了三届江苏省政协委员，在参政议政中我积极建言献策，其中“引进培养和使用留学人才的政策建议”，被选为省政协个人优秀提案。

党和国家授予了我诸多荣誉称号，包括“全国留学回国人员成就奖“、“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模范教师”、江苏省创新创业人才奖、苏州杰出人才奖以及江苏省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计划第一层次人才等。

因在技术发明与科学研究中的突出贡献，2020年，我获得中国发明协会“发明创业奖-人物奖”特等奖并被授予“当代发明家”称号（全国15名），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颁发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获奖照片）

回首往事，“积跬步、至千里”、 “选择与担当”、“付诸行动”和“免空谈”，或许是恢复高考后的这代人永不褪色的符号。

1978年参加高考，至今已43年，我仍在一线做研究和成果转化工作。

此时此刻，我们深切缅怀邓小平老人家，是他推动的改革开放，深刻改变了国家命运，释放了社会生产力和创造力，使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

我深深怀念我的父母亲，他们的无私奉献与殷切期盼，让我养成了勤奋、守则、专注的品格，并将所学报效社会。在国家40年来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我有幸成为一名奋斗者、贡献者和受益者，无比自豪。

我深信，不断推进教育公平，打破阶层固化，让基层孩子接受高质量教育，树立远大理想，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必将成为创新与繁荣的强国，中华民族的复兴梦一定会实现。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责编/陈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