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畔客的美篇

湖畔客

难忘高家堰老堆

管秋惠

高家堰是洪泽湖的一条大堤。在洪泽湖地区，大堤有个俗称叫“石工堆”，民间还有更俗的名称，道着“老堆”，这一“堆”字，听起来很土，但却体现出劳动者的辛劳和智慧，因为堰堤是人工堆积起来的，亦如“大运河”是人工开凿的一样，“老堆”更能显示它的亘古与厚重。高家堰老堆属于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个部分，它的安危直接影响到大运河航运的安全，由于老堆地域范围小，所以认识的人并不多。我在高家堰老堆上居住生活了十年，光阴荏苒，虽然离开高家堰老堆有四十年了，但老堆在心里依然历历在目，高家堰是我的第二故乡，老堆留下我难以忘怀的青春足迹。

安家老堆

文革的大幕拉开不久，全国就上演了一场“上山下乡”的大剧，知青下放、知识分子下放、个体工商业户下放、居民下放，有的地区连工人也下放。其实文革前即有下放了，不过那时是理智而有序的，称为“支边”。“下放”，就是一次迁徙，一部漫长的中国历史，同时也是一部迁徙史，今天我们不必深究其对错，它的存在有它的必然性。

五十年前，元月下旬的一天，我随父母下放，那时我刚满十四周岁，汽车走过长江大桥，直到淮阴一个叫着“和平”的渡口前停下，下车一看，一条冰封的大河，很宽，虽不能与长江相比，但也是一条很宽阔的河了，河对过就是我家下放的目的地——高家堰，汽车开上一艘渡船，船工们用破冰的木锤，一边敲打冰面，一边航行，不知谁说了声“要有一座大桥就好了！”汽车上岸，家父去公社办完手续后，汽车沿着高家堰老堆继续北行，直到傍晚时分，到达下放的生产队。

春节过后，生产队便张罗起我们新家的建设，新家选址在老堆上，老堆本是很结实的，队里还是安排劳力打地基，打地基用的是“硪”，即一块圆石，大小如同一张小“磨子”，一周凿有小孔，孔上系上绳索，打硪的人一人一根绳，将“硪”抛起，落下打在老堆上，打“硪”的人中必有一个声音响亮且头脑灵活的领头人物，打的时候由领头人物先唱一句，然后大家跟着和一句，这样一领一和，如同演唱一首有领唱的合唱曲，领头人的唱词都得现编，毫不含糊，没有一点语言功底是不能胜任这项工作的，至今我不仅能记得当年的打硪号子，还能哼上它的曲调：“小硪撂上天啦，吆呵咳呀”，这或许就是民间艺术所特有的魅力，它对我来说，五十年了，记忆仍抹不去。老堆在“硪”的击打下，更加坚固。

新家是土坯墙，不是土坯砖砌的，是掼坯的，所谓“掼坯”，是用和好的油泥揣上麦秸，经反复摔打后再掼到墙上，这种墙体比土坯砖砌的还要结实，队里还帮我们购买了一批“大河砖”，将大河砖先砌在地基上，再掼土坯，“大河砖”，就是一种大青砖，与南京古城墙砖别无二致，原来为了防止湖水溃堤，老堆有的地方是用大条石和河砖砌建护堤的，只不过文革时期管理松懈，有人偷偷盗挖大河砖售卖（文革结束后不久，出于保护老堆的需要，堆上的住户全部搬离老堆），从大条石和大河砖上可窥见古人对老堆是呵护有加的，有资料显示，老堆全长70.63公里，在筑堆成库的规划和工程建设方面，创造了世界最长水坝的记录，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准，其直立式条石挡浪墙和滚水坝建筑，在水工技术上亦处于当时世界的前列，被誉为抵御洪水的百里“长城”。

走出新家，我时常眼望淮沭河水，唱起一首大家熟悉的歌曲：“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不过，我更喜欢改动一个字来唱，那就是：我家就在“堆”上住……

老堆牧放

在农村的头一年，依然是读书，读的是“七年级”，小学“戴帽子”，体现教育普及的一种方式，当年苏北农村小学是五年制，七年级等于是初二了，在农村的第一个暑假，没有了城镇孩子的欢乐，得干活挣工分，十四五岁的男孩子能干吗？放牛！

放牛有放牛的学问，老牛好放，小牛难放，为了让孩子们能放上牛，队里规定，每人放两头牛。天还黑清清的，孩子们就去牛房抢牛了，素不好争的我，放的都是小牛，小牛跑起来很快，追撵起来格外费力，好在农村孩子多很质朴，愿意与我交朋友，带着我学放牛。放牛地点就在老堆上了，我们牵着牛走过南边的生产队，老堆上没有人家，显得很敞亮，一边是洋槐树，一边是草地，老堆的外侧是淮沭河，内侧也有一条小河，小河犹如老堆的“护城河”，是老堆取土的地方。在两水间的老堆上放牛就不用担心丢失牛。第一天我在老堆上发现一块碑刻，后来听队里老人说，是与老堆有关的，近与高家堰同学联系，打听到这尊碑已被移到了码头古镇上，作为老堆历史的展示。

想不到我在高堰中学高中毕业后，又开始了“放猪”的生涯，这是邻居徐三婶给我家人的建议，她认为我刚从学校毕业，一时还干不了农村男劳力的活，“放猪”在农村被誉为“养身子”的活计，一般都是老弱病残干的，那时我在的大队被誉为淮阴县的“大寨”，农活很苦，好多壮汉都累出了“疝气”，徐三婶的建议，分明是对我的“怜爱”，我听从了她的建议，接过了牧放之鞭。放猪的地点依然是在老堆上，跟一个没读过书的小我二三岁的“牛成”放猪，他是我师傅，一切听他张罗，我每天揣一本书，背着粪箕，撵着老母猪和小猪崽到南边老堆上，猪吃草，我看书，技术上的事由牛成张罗，我负责撵猪和拾粪。这活儿倒也清闲自在，可惜好景不长，队长的一个侄儿，小学刚毕业，觊觎上我的美差，我放猪的活儿遂被顶了，从此我走进了男子汉的行列。

加固老堆

老堆意义重大，明代诗人沈柿《过高堰舟桥》有“蜿蜒金堤百里长，汉家天子重宣防”的诗句。明代著名水利专家潘季驯有言：“高堰，淮扬之门户，而黄淮之关键也。”他奏明朝廷：只有增筑高堰不使淮水东溃，人工蓄积的淮水方能“尽出清口”，清口及下游不淤，运道才能通畅。明清两代，为了确保南方每年400万石以上漕粮顺利北运，高家堰的修治和安全，不仅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也成为朝野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清代多位皇帝到此，都宵衣旰食，丝毫不敢懈怠。

记不清是一九七四还是一九七五年的夏天，洪泽湖水大，让我做了回河工，除一部分队里留守的外，其他男劳力都得去加固洪泽湖大堤，让“老堆”更高一些。队里让我们每人挑上柴草、劳动工具和生活用具，大伙一起步行去四五十里开外的地方加固洪泽湖大堤。柴草是烧饭用的，我和二哥轮换挑着，炊具和粮油也由队里安排拖拉机拉上了，大伙顺着老堆一路南行，淮沭河弯弯曲曲，老堆也弯弯曲曲，我以为淮沭河的弯曲是由老堆决定的，只有熟悉老堆的历史，才能理解我这句话的含义。越往南走，堆上越不敞亮，树木遮阴蔽日，因为老堆南半部没有人家，民工们排成长长的队伍行走，这趟行程是我挑担子走的最长的路，远路无轻担，好在两人轮换着挑，也不觉得多累，整整走了一个上午，先行的已做好了中饭，吃完饭，我们就干起来了。从老堆上远远望去，都是清一色的男民工，大多打着赤膊，来自老堆沿线诸多公社，我们从湖区一侧不远处取土，汛情严重，来不得半点疏忽，工地上一片紧张的气氛。洪泽湖地区有个民谣:“倒了高家堰，淮扬不见面”，是说高家堰老堆若被洪泽湖水冲垮了，整个淮安府和扬州府都将成为泽国。记得在高家堰上高中的时候，有个外地学生，有一次和我们高家堰学生发生争执，他气愤地说:你们高家堰有什么好的？有同学反诘道:倒了高家堰，淮扬不见面，你的书也没法念！那位外地同学无言以对，我们听了哈哈大笑。

工地上人们川流不息，号子声此起彼伏，我惊奇地发现，竟然有民工光着屁股，全身一丝不挂地在抬土，有的仅在身前档一条毛巾，这是一个男人的世界，无拘无束，真有点“原始”的味道。活儿只干了两三天，老堆加高了，上级一声令下，我们结束了此次工程。

这是我在农村十年中的唯一一次服的“徭役”。洪泽湖是一悬湖，决定了老堆会不断地加高，这一世界文化遗产上留下了千百年来千千万万劳动者的汗水，其中也有我的几粒汗珠。

丈量老堆

根据记载，老堆全长七十余公里，从淮阴区的码头镇到洪泽区的蒋坝镇，我的足迹除上文提到的做徭役的一次，更多的留在了老堆的北段。 上高中时，高家堰中学距家18里路程，每周一个来回，两年时光，除去寒暑假，行走老堆不下1500里，记得高一阶段，全大队有六名同学，不久，有三名调到了居家河对岸的武墩中学，到高二阶段，本大队的下一届学生成了我的同行者，有一段时间，和下一届的几位男同学同行，为了打发18里路上的寂寞，我就和一个张姓的同学说书讲故事，他说《三侠五义》，我说《水浒传》故事，从第一回说起，每次说上几回，感觉一晃就到了学校，倒也不觉得老堆的漫长。不久，他们也调到了武墩中学，周六回头堡，周日返校回高家堰，我的同行者只有六队的沈姓女生和五队王姓女生，我更多的是与五队的王同学同行，周日下午返校，我便在家中等她，然后结伴沿老堆南行，一路前不见村后不着店，行人也很稀少，女同学一人行走当然不便，我也就有点护送的意思，王同学生性羞赧，与人一说话脸就彤红，我也是个言语不多的人，我俩在离校返校的路程上，常常是相对目视，默默无语，直听脚下“沙沙”的脚步声，分明是在丈量着老堆。毕业后我回乡务农，常去“堆北”，那里有队里的一百多亩稻田，干过“薅秧”、“挑秧把子”和“挑稻把子”的活，去堆北路远，来回约有十四五里路，大忙季节，队里还会在堆北的老堆下面支上锅灶烧饭，那是真正的“大锅饭”，用大铁锹做锅铲，大锅饭香，那时的大米饭更香。不久，我被安排去了大队学校教书，也是与“老堆”不离不弃，单程四里路，每天两个来回，有一段时间，一天四个来回，早饭前要去政治学习，早饭后上上午课，中饭后上下午课，晚饭后集中备课改作业，学校食堂不向本大队教师提供伙食，一天下来，脚踏老堆32里地，教了四年书，即便一天以16里地计，我与老堆也有了4000余里的亲密接触。

我尝想，如果我能长寿的话，我得感谢上苍赐我一颗健康的心脏，如果我有一颗健康的心脏，我得感谢上苍赐我一双健壮的双腿，但我明白，健壮的双腿不是上苍能赐给的，那绝对是我青春年少之际，由我的双脚与高家堰老堆相对运动才得到的。今天社会进步了，老堆上只见小汽车穿行，少了徒步的身影，几月前同学发来信息，说高家堰也通了大桥，值得庆贺！但我以为，身体运动不能停，过于舒适，往往会得不到大自然的回报。

（写于2020年秋，原载2021年3月9日《淮安文史》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