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往事悠悠——我的6个十年》第七章 黄永毅 著

人间正道史

　　第七章 医院十年 （一）

山 沟 回 想

1973年年底，我调到解放军第17医院，虽从野战部队进入了后勤序列，可我并未感到失落，甚至有点欣慰。这是因为10多年了，我对野战部队的生活有点腻歪，连队工作也干得疲倦。挪个地方挺好。原本当作“暂栖身”的权宜之计，没料想却成为一次战略转移，在这个山沟里又度过了一个轮回，时历12年之久。

医院位于库车县北山30公里处，蜿蜒的库车河在这里拐了个弯，身后抛下大片的山坡，我们的医院就建在这片山坡上。进了山口，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生产队，叫康村，零零落落。医院建在山沟，是按照当时“山、散、洞”的方针：靠山、分散、挖洞，旨在落实“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最高指示。和我们同为姊妹医院的，还有巴伦台的解放军第14医院。

医院坐落在山坳里一片向阳的高坡上，对面是一条潺潺流水，名叫库车河。门前是一条公路，车辆络绎不绝。路是那种说不上等级，但可以通行的沙石“洋灰”路。顺着这条沟向里延伸，有个国防工厂，名曰“反修厂”，是生产炸药的。再向里，是县煤矿。正因为这座煤矿才使得我们这条山沟终日人来车往，上上下下的拉煤车，成了我们往来交通的补充。病员出入院、医院人员进城办事大都靠它。

群山环抱之中摆布了一座现代医院，众多的白衣“天使”出入其间，让沉寂的山沟不再寂寞。一座“工”字型的医疗大楼、一栋办公室、一排排集体宿舍，一溜溜家属住房，自北而南，一字儿摆开。交错的小道把院落勾勒成棋盘样的方块。小道旁垂柳拂面，白杨挺拔；树行间冬青郁郁，翠竹青青。办公室门前那两座硕大的葡萄架，枝繁叶茂，把个院部遮掩得若明若暗。大门左侧集中排列着一些辅助建筑或设施，如礼堂、军人服务社、浴室、理发馆、托儿所、招待所和职工食堂等。大门口有个邮电所，院子的西南角还有一所小学校。小小医院门类俱全，其实就是一个小社会。那高高的水塔、耸立的烟囱，是医院的标志性建筑。它的旁边堆积着小丘一样的煤堆，这里是锅炉房，是医院的动脉，输着暖、供着水、送着气，终日冒着腾腾热气，开水自然也在这里打。几个烧锅炉的维吾尔职工无论是买买提、艾海提，还是依米提，大家都管叫“巴郎子”。“巴郎子”们都归着一个毛头小伙子叫小范的管着。小范终日身着油渍渍的工作服，忙前跑后，是个不可或缺的人物，连小孩子也张口不离“小范、小范”。靠近院墙西侧的一隅是传染病房，这里虽让“病员止步”，门前姹紫嫣红的花圃常常吸引着驻足观赏的眼球。医院南门外则是另一番景象：猪儿叫，鸡儿鸣，豆腐磨子轰隆隆。这里是作坊，也称猪场。养猪、养鸡、做豆腐。那个年代有自给的大肉、豆腐，也算奢侈。

这是一所拥有200张床位的医院，按照1∶1.2的比例，医院的工作人员达到250名左右。医生们大多从呼图壁军医学校、军区总医院及基层部队调配，医生的资质并不薄弱，不缺出类拔萃者。日后，有的擢升为新疆军区总医院副院长，有的担任军区多所医院的领导，或从事医疗科研工作。护理人员以一批1970-1971年入伍的女兵为主，大都是新疆军区后勤部的干部子女，也不乏将军和驻外使节的女儿，她们是从北京空降来的。在那个年代，军队子女“走后门”曾颇受非议，即使非议，仍然照走。行政干部主要由步兵四师调配。一个团级建制的单位却集中了一批老资格的领导。一个副院长是1938年的“老八路”， 院长“李老头”是39年“牺盟会”的子弟兵（薄一波组建的山西抗日牺牲救国同盟会）；老政委的资格稍晚点，也是延安“抗大”的学员。一帮老革命默默无闻地在山沟里做奉献，就这一点也够人钦佩的。

习惯了野战部队的生活，初来乍到这个寂静的山沟，还真有诸多的不适应。这里看不到刀光闪闪，听不见杀声震天；没有喧闹，也没有四邻。一条山沟我自独占，一片蓝天我自独享，一条河水为我欢歌。清晨，一缕阳光跃过山头，给向阳山坡披上了一层金装，小院的男女军人便迎来了新的一天。身着白大褂的医生护士们，款款步入医疗大楼。也有上完夜班的护士一身轻松地走出病房。伤病员大都来自驻库车、阿克苏地区驻军部队和沙雅独立团的。当然，也会收治一些地方病员，因为在库车地区，它的医疗资质堪称一流。在修筑“独库”天山公路其间，它名符其实地成了筑路部队的后方医院。

以医疗为中心是医院不变的规律，医院自有医院的一套章程。一座医疗大楼囊括了临床和非临科室的全部，整个的医疗诊治都在这座大楼内进行。查房、会诊，服药、打针，手术、麻醉，清洁、配餐，白班、夜班，忙忙碌碌，往复循环。行政人员自然是为临床医疗服务的，院领导和三处机关（医务处、政治处、院务处）合住着一栋平顶房，是为院部。政治处居南头，其他两处居北，中间夹着一个宽大的会议室。我先在政治处做干事，后在医务处做政治协理员，最后，是从医院副政委的职务上转业的。

回想起在医院政治处的那段日子，可以用“悠哉悠哉”来概括。一间敞亮的办公室坐着三名干事。我负责着党务和组织，王友敖和高举分管着宣传和教育。我们来自同一个团队，又是同年入伍的战友。另外两名干事则在另一个办公室。政治处的工作无非是宣传教育、文化娱乐、党团组织、干部调配、安全保卫等等。看起来分门别类，实际上在业务技术单位，它既不会被看重，也不可或缺，一切都得照着上级的指示按部就班地进行。要不是天天听着军号起床，踏着号点上班，还真会忽略了这里也是军营。我们几个人守着一间办公室，过着一杯水、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的日子。准确地说，不是半天，有时也会是天天。对我们来说，看报就是工作。政治处订阅的报纸本来就多，还管着个阅览室，可以浏览全国多种报刊，涉猎的内容五花八门，不愁打发不完时间。烦了、腻歪了、无聊了，总会来个办事或串门的，再闲话一阵。遗憾的是，当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却相对无语。这全是“派性”造成的。山沟的邮班车每周两次，或三、五，或二、四，一来一大堆。邮车来的日子总会牵动方方面面的神经，收发室的人进进出出。她们不是看报，是看信，看邮包。山沟里的年轻人靠这个渠道和外界沟通着。

多少年过去了，医院给我留下了许多难忘的事。

门前拦车是一道风景。交通不便，生活艰难，是山沟人的困顿。一应吃用都靠在库车城采购。几辆生活车天天上上下下。有的还由乌鲁木齐军区调拨，供应线拉得够长的。家属和职工食堂的日常菜蔬就颇费心力。要尝鲜，就得搭车到库车城采买。因此，无论何时，大门口的公路边总有三三两两的人，有时还成群结伙。有“等车”的，有送行的，也少不了闲逛看热闹的。病号出院，来院探病，大都靠的“招手停”。偌大库车城靠着北山拉煤，这条颠簸的小道是必经之地，常在这条道上跑的驾驶员一般都会“赏脸”借光。遇到招手不停的，那就只能当“老等”。运气不好的，从中午等到日偏西也习以为常。“等车”，是医院人的一门“功夫”，不放弃，不灰心，死心塌地靠运气。医院也有自己的交通车，一部救护车，除做救急，也做日常生活急用。一部轿车，用作周六下午接学生，送干部。轿车是以后才有的，先前靠着一辆“大卡”接送学生。真的难为了那批在库车县城上学的中学生，冬冷寒天，北风呼啸，一辆大卡，颠颠簸簸，他们在崎岖的山路上艰难求学。

半夜看电影是一种快乐。住在山沟耳目闭塞，电影是唯一的文化娱乐。一般情况下能保证每周一次。因为库车城驻着四师师部，又是军片发行站，有片必看，过片不放。电影最能刺激医院人闭塞的神经，特别是孩子们，会早早地搬个小凳占地方，并满院子奔走相告。那个年代“文革”的坚冰渐渐打破，文艺的春天缓缓复苏，一批封存的片子开始解禁。每遇大片或解禁片上映，喜讯会是“爆炸性”的。限时发行的片子，虽和师部连夜跑片，依然兴致勃勃。这样，往往会在夜半时分响起集合的号音，人们在睡意朦胧中，乐此不惫地来礼堂观赏电影。兴高采烈的孩子们则一直守候在院子里嬉闹玩耍，直到救护车归来欢呼雀跃一阵。兴奋之余是疲惫，等到电影开映，他们有的已东倒西歪了。即便这样，做梦也快乐着。和地方影院跑片，往往也是在夜场结束之后急急往回赶，又会是一个半夜赶场。如此纠结的日子其实挺开心。医院的一部救护车除了急救，基本属于电教组专用。平时电影组就是一个“影讯处”，护士们总来这里打探消息，也会托他们“下库车”办点事。人称“土八路”的耿组长颇受欢迎。他的名字基本不用，谁都“老土、老土”地叫着，似乎这样才顺溜。他是名人，连病号都知道医院有个“老土”。“老土”文化不高，为人憨厚，工作也认真，人缘挺好，无论别人怎样取笑，他总是一副笑呵呵的脸。他的确“土”得掉渣，留下不少笑料，据说，在一次回答何谓“三大差别”时，说了“工农”和“城乡”两个之后，他竟憋出个“男女”来，自然引得哄堂大笑。由于“工作需要”，一部破旧救护车几乎成了“老土”和他的电影组的专车，整天风尘仆仆地穿行在通往库车的山路上。这部“少爷车”毛病多多，事故频频，不是磕着、碰着，就是仰面朝天。归咎车况乎？路况乎？不得而知。而每次事故总少不了“老土”伴驾。为此，落下个“摔不烂的救护车，死不了的耿庆杰”的美誉。这辆车也曾让我经历了惊魂一刻。那是在一个周末，救护车送我们几个家居库车的人回城，出了山口一路疾驰。“一号点”（师部营房之高炮营点）在望时，糟了！只听“咣！咣！”两声响动，几乎是猝不及防，车就翻了。我是靠前的那个座位，后排的人，一下子涌上来，我被压在了最底下。我摇摇头，好在清醒着。只听邻座的孩子在哇哇哭叫，那是孟凤娥护士长的儿子。好在公路紧靠高炮营菜地，正在劳动的战士把车扶将起来。驾驶员说是后桥断了。谢天谢地，要是早一点点断，我们肯定栽进了河谷。其他人都没事，我感觉也没事。只是好一阵子后，有人惊叫：你的胳臂有血。这才发现我的左肘被拉了一道口子，迅即到四师医院缝合了四针，落下了一道月牙形的疤痕。

　　拉石铺路是一种精神。医院建造于那个“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岁月，打着“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烙印。我没经历过大楼在群山环抱中崛起，也没有见证边建院边收治的艰苦，但我知道，是一批从地方和军队医学院校毕业的大学生在这里白手起家，一切从头做起。还有后来招收的一批女兵，她们的军龄伴着医院的院龄一起成长，他们是拓荒的一代，也是医院建设变化的见证者。到了七十年代后期，已经初具规模的医院仍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营区的道路和楼前广场依然是沙石的，不但影响美观，也给工作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改造的时间被推移到1978年的夏天。这一年，天山独库公路（独山子到库车）建设已经进入了尾声，筑路部队的机械设备就在耳畔轰鸣，请他们援之以手，对于一支基建工程兵来说，只是毛毛雨。况且，我们同在一条山沟里进出。但是，机械、物资的援助不等于包揽一切，大量的前期准备和劳动力仍得由院方完成。在一个知识分子成堆，娘子军为主，以操手术刀、听诊器为业的技术单位进行这一场浩繁的劳作，如打路沿石、拉沙备料、铺油浇灌等等，仍是一部重头戏。医院人自有医院人的精神，艰苦奋斗是传统，自力更生样样有。我们成立了一支突击队，全由精壮小伙子组成，大个子的山东兵大魏，和力气大的宝鸡兵小李担任突击队长。白天干，晚上加班，篮球场的灯火常常一夜通明，加一顿夜餐是对他们的补偿。到大山深处拉石子是颇费体力的活儿，装车又卸车，一车又一车。最难忘的是那个铺设沥青的日子，全院人员齐动员，顶着烈日，拿着铁锹，踩着滚烫的沥青，跟着喷洒的油车，扬沙又铺石，一遍又一遍。这活儿在阳光曝晒下的效果最好。其实这样的劳动，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医院的建设就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他们把人生绚丽的年华留在了山沟，尤其是那些女兵。在外人看来，当个女兵挺神气的，一身军服缀上鲜红的领章、帽徽，能让年轻的变漂亮，也能让年老的变年轻，走在大街上，总会收获羡慕的目光。是的，十七医院女兵曾是库车大街一道靓丽的风景，当然身在军中，人在山沟，她们也会有许多难以言表的无奈。那是个思想禁锢的年代，一身国防绿裹住了女兵们优美的身段，一顶无沿帽遮住了女孩妩媚的容颜。无所事事时，她们会悄悄地把裤脚改窄；想臭美时，也会用发夹把刘海夹成蜷曲的，仅这点做派，也为“军规”所不容许，会招来领导的批评，我也曾毫不容情地点过名。七十年代末期，一些女兵已到了婚嫁年龄，无奈关山阻隔，鸿雁难越，于是，便移枝“北飞”，调入乌鲁木齐，进入了军区几所医院。“飞”不了的落地生根，“就近、就地”解决，或在本院缔结连理，或在陆军四师择婿觅偶。至于京畿“空降”来的，自然早已“回归”而去。

葡萄架下是一种情结。医院办公室门前，有两排硕大的葡萄架，它是医院一道美丽的景观，人们上下班都从它旁边经过，观赏它的枝繁叶茂，蓬蓬勃勃。在果实累累的季节也会让人垂涎欲滴。其实，山沟人喜爱葡萄，不在乎享受它的甜美，而在欣赏它营造的氛围。它带来的是宁静、幽雅、旺盛和蓬勃，甚至会令人产生几分浪漫的遐想。还有，山里人和葡萄缔结了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愫，新疆的冬季寒冷而漫长，经不起冷冻的葡萄枝蔓，在入冬之前都要进行掩埋，把枝条压进壕沟，上面铺以包谷杆、稻草之类，然后填土掩埋。这是一件挺费力气的活儿，特别是在隆冬来临之前，已经手冻脚也冻了。架架葡萄，年年心血。下面我想表述的是在一个特殊时期发生在葡萄架下的琐事。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共和国风雨飘摇，华夏大地风雷激荡，唐山、北京的地震余波穿越万水千山，竟辐射到这个偏僻的山沟里了。人怨似乎总是伴随着天怒，山雨欲来风满楼。始而慌乱，继而镇静，让我知道了什么是地震。无论是天灾或是人祸，对医院来说，救治伤病员是不变的任务。全院人员行动起来，一切为了伤病员。大楼不能住了，葡萄架下成了防震避灾的最佳场所。病房很快搬到了葡萄架下，左右两排，竟也能分成了内、外科室。白色的被褥，白色的衣帽，加上飘晾着的白色绷带，营造出一个静谧、简洁的病区。习惯了分门别类的病区管理，一下子让病员和医护人员同置于一个大棚下，护士的体贴入微，医生的呕心沥血，一切尽在举手投足间。我在外科代理着教导员，置身于混杂的病区，耳濡目染，听闻到的一些基本医药常识也会让我耳目一新。我从没听说过，一个“屁”也会让人牵肠挂肚。这是因为对消化道手术来说，术后一个屁是对手术成败的基本检验。因此，对“屁”的关注度显著提升，盼“屁”心切的护士会寸步不离地守候在床头“等屁”。医生会心绪不宁地“问屁”：放没放，来没来？直到说放了，大家悬着的一颗心才放了下来。泌尿系统手术，术后一泡尿，同样挺受关注。我目击了医生、护士焦虑“等尿”的情景。一个小护士在病床前用心良苦地营造“尿”的氛围：将水壶高高举起，让成串的水流滴滴嗒嗒流向脸盆，用条件反射“导尿”。这些待病人如亲人的事例就发生在我的身边。当然也少不了轶闻趣事，我就听到过一个令人捧腹的。在外科，王医生性格孤僻为大家共知，他每天除了查房时说几句话外，可以做到整日一言不发。这天，又是医生查房时，王医生脖子上挂着听诊器进了病房。他站在病员床头，听了又听，诊了又诊，突然，大惊失色地冲出病房，大喊：“快来人！快来人！某床心跳停止。”随着这一声呼喊，呼啦啦如临大敌，病房一下子涌进一群穿“白大褂”的。这阵势让全病房的人一头雾水，当事的病号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扑闪着一双眼睛，不知所措。闻声赶来的科主任厉声道：“再听听！”王医生依然一脸茫然地操作着。只听薛主任训斥道：“看你那听诊器挂哪儿了？”原来，王医生的听诊器只是挂在脖子上，离耳道还差那么一截子呢。难怪！王医生开了个国际玩笑，大家一哄而散。

无影灯下是一场战斗。观摩手术是我的一桩心愿。因为每每经过手术室门口，对“手术重地，闲人免进”八个血红大字总怀着一种莫名的敬畏和神秘。我在外科代着职，“观摩”自然变得顺理成章。观摩手术那一天，手术室护士长向我交代了“注意事项”。一再叮咛不准乱摸，无论发生何种情况都与我无关。我煞有介事地穿上工作服，戴顶消毒帽，还捂了个大口罩，俨然医生护士模样。走进那道紧闭着的红字大门后，里面的一切都让我刺激和兴奋，我更加小心翼翼。消毒室里，主刀医生和助手身着无袖的手术服，两只手臂伸进高高的消毒容器，浸了又浸，泡了又泡，然后，赤裸着的手臂又高高举起，活脱脱一副“投降”架势。这时他们的手臂是不容触摸的。这里的一切静悄悄，只有摆弄器械的声响；这里的交流用语简短，主要靠默契和感觉。有时，只需一个眼神或几个字的命令。这是一场无声的战斗，也是一场鲜血淋漓的厮杀。听得见桌上的时钟滴答滴答作响，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器械护士、巡回护士、麻醉医生各司其职。主刀医生的权威是毋容置疑的，一切都得听他的指挥。手术床上的病人静悄悄地躺着，麻醉后只有均匀的呼吸。这是一个剖腹探查手术，主刀医生郭长敬是个年轻干练的军医，只是脖子有点长，大家称他“郭长脖”，以后他成了新疆军区总医院副院长。随着手术刀的切入，肚子被拉开，满视野的鲜血喷涌，这种血淋淋的场面我还是平生第一次看见。我屏住呼吸，甚至有几分紧张。这时，一把把的止血钳，飞快又准确地传递到主刀医生手中。我明明听到一声声刀柄击打手心的声响，那是传递成功的信号。麻醉医生不停地监测着血压并不时报告；器械护士个个聪明伶俐，眼尖手又快。巡回护士忙着打杂，不是替擦汗，就是帮饮水，手脚一刻不闲。这是一架高速运转的机器，每一个部件都和生命攸关。等到一大把止血钳重叠到一起，并翻出了体外，说明止血程序已经完成。这时，医生开始了腹部探查。这个过程很细微、也很漫长，这是战斗的“白热化”阶段。作为外行的我，只能从手术刀下感知主刀的从容或者焦虑。无影灯下的分分秒秒紧张而炽烈，漫长而难耐。唯有这个时候，我才有机会解析手术对“时间”的秘密和意义。以前听说一个手术延续七八个甚或十几个小时，觉得不可思议。如今终于明白，时光在这里被高度浓缩，紧绷的神经让时间变得转瞬即逝。不知饥渴，忘了疲劳，数小时恍若一瞬。同时，看着他们在腹腔关闭前仔细清点纱布和器械，我也醒悟到，把纱布之类的物件遗留在腹腔绝非没有可能。无论哪一件在腹腔里走一遭，都会被血浆了一般，清点不仔细，还真会埋下祸患的。

如果说普外科手术让我提心吊胆，那么，骨外科手术才真的让我触目惊心。我还亲睹过一次骨科手术，是个截肢术。主刀的，是主治医杨秀民，他是骨科“一把刀”，后来当了主任。我们是走得较近的战友，曾一起上过西藏阿里，他的家属也在库车县城工作，两家常来常往的。这一天未进手术室，先闻叮当声，手术台摆放的器械，除了锯子、榔头，就是钢钉、钢钻之类，透着一股阴森和惊恐，甚至有一种进了阎罗殿的感觉。血肉之躯在他们看来，无异于行尸走肉任凭宰割。我活脱脱地看着患者的一条腿成了肢首两异，又眼睁睁地看着被护士装进了收纳袋。这样的观摩让我心惊肉跳。事后，我玩笑地对杨主治说：“你们骨科医生，个个是刽子手。”

排队买肉是一种日子的过法。忘不了的星期六，医院南门外的作坊总是乱哄哄。家属、干部还有孩子三五成群，急匆匆又兴冲冲地端着盆，提着篮去排队买肉。好兴致不一定换来好心情，无论去得多早，前面总有人在“占”队，是用“物件”占着。对于山沟人来说，买到肉就是喜讯，争相排队则是一种心情。上世纪七十年代仍是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什么都凭票，住在山里，纵然有票，买什么都得去库车城，失去了时机只能任凭票证作废。大肉乃副食之首，“食无肉”的日子肯定不好过。况且也不是想吃就会吃到的，一个月供一次，按户论斤。遇到节假日会照顾点。因此，买个肉，谁都眼巴巴的，唯恐轮到自己却挂上了“免战牌”。和猪肉搭配的还有豆腐，医院的豆腐堪称品牌，每周一次，还不限量，它瓷实可口颇受欢迎。我每周回家都会提个小桶，多买上几块，给邻居施点“小恩小惠”。有肉有豆腐吃的日子，当然会令人眼热。也有职工提着豆腐，打点库车的关系户。

每次买肉，热热闹闹总会伴随着是是非非，甚或争争吵吵。谁都巴望着买块好肉，眼睁睁地瞧着。所谓“好肉”不是现今的“纯瘦”概念，而是肉要肥，膘要厚，这是那个年头的标准。内中自有“小九九”，吃了肉，还能提炼大油。至于结果如何，当然一靠运气，二凭关系，小小院落，关系微妙。买肉是刀下见菜，“回报”也来得最直接。“得罪张屠夫，买不上好肉吃”，人总有不如意的时候，吵吵闹闹是少不了的，有的人压抑不住，势必引发“大战”，所以，每次买肉不缺热闹瞧。当然，其他人也少不了挑肥拣瘦，斤斤计较。逢年过节，屠宰量大，猪头、猪下水也是热门货。可这玩意儿好吃难伺弄。一年过年，我也学别人提回来个猪头，水烫火燎的，弄得满屋子臭气，最后还没弄干净，以后便再也不去沾这个光了。猪下水倒是少不了的，为的是换个口味，扒拉点猪油。那个时候人人肚子都缺少油水，每月二两清油，怎么省也不够，所以吃大油是一种补充。粘连在猪肠子上的花油，要趁热扒拉，亏了在作坊上班的韩嫂（她叫李秀英，一个令人忘不了的大嫂）干这活儿利索，每每帮我。写到这儿，我想起了一句秦腔唱词：“跟上当官的做娘子，跟上杀猪的翻肠子。”我也知道了猪肠子是怎样翻的。

平淡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流淌着。

似 水 流 年

屈指算来，从1973年到1985年，我在医院工作了10多个年头，和我在野战部队的时间，平分了军旅秋色。这10年正是我从“而立”到“不惑”的过渡时期，我把一生最美好的年华都献给了这条山沟，这里是我人生旅途的一个大驿站。

这是一段似水年华，这是一段蹉跎岁月。

医院的工作轻松而消闲，日子有喜也有忧。妻子在库车银行上着班，孩子在这里长成，我则山上山下地颠着。看着在这条山沟的施工部队风尘仆仆地从医院门前经过，我甚至有点庆幸。因为，我原来所在的团队在我调出的第二年，即奉命在这条山沟修筑天山公路，一修就是三年。常有战友来看我，也有前来住院的，两相比较，总会不由得感叹。世上的事情只要有所得，就会有所失；有所为，就会有所不为，“随遇而安”是一种活法。唯一的缺憾是交通不便常让我不胜其烦。家住库车县城的一族，上班全靠“招手停”。周一早晨是对我们耐心的检验，“一号点”轮番上演着喜忧参半的“肥皂剧”。它是师直高炮营营房的代号，也是县城通往煤矿的零公里。每个周一的早晨，我们在这里“撞大运”。无论春夏秋冬，不计暑往寒来，拦车年年岁岁。常结伴的，有汪教导、杨主任，还有几个年轻人。运气好一阵窃喜，轻车熟路。运气不好一轰油门，望尘莫及。一等数小时也是有的，有时还得“打道回府”吃中饭。这种情形让人很狼狈，碰到院子的熟人有颜面尽失的感觉。好在我们常用“上了路，就是上了班”来宽慰自己，医院的人都理解，来迟来早亦无所谓。

日子就这样日复一日地过着。

我之所以对库车情思不减，对医院依恋不舍，是因为这似水的日月让人怀念。

1973年元月，我的儿子在阿克苏出生。那天早晨，当我送走了退伍老兵，来到农一师医院时，妻子已经平静地躺在妇产科的病床上了。从她的表情上，我解读出是生了个儿子。她说是在天亮时分生的，已经过去俩小时了。见我来了，护士小姐兴冲冲地把儿子从保温箱抱出来：“让爸爸看！”并不忘卖好地说：“看，多漂亮的儿子。”我看到的是一张眯缝着眼、红哧哧的脸和额头满是皱纹小脑袋，何来漂亮！可能刚出生的孩子大都如此。三天后，当我用架子车把母子俩拉回家后，正式开始了“父之初”的补课。大两岁的女儿是在陕西白水县出生的，当时我在新疆柯坪县野营拉练的工地上，等我见到时，已经八个月大了。儿子回到家的第一要务是催奶。试想，如果没有奶水，半夜三更嗷嗷待哺，手忙脚乱，那该是一种什麽情景！听人说猪蹄汤可下奶。于是，便煮了一锅白生生、油汪汪的猪蹄汤，没放盐，那才叫一个难喝。但我硬是“晓之大义”，逼妻喝了。人又说带鱼可催奶，在那个年月，鱼、蛋、肉都凭票，我谎称我是司务长给病号买，好说歹说才买到两条。谢天谢地，奶水虽然姗姗来迟，却还称心如意。月子里，我扎扎实实当了28天保姆，说“扎扎实实”，其实天天都在连队，只是早晚回家照料而已。我每天四点起床，打水，洗尿片。妻的身子孱弱，奶水却很充盈，儿子几乎夜夜尿成河，洗好的尿片像旗子，挂得十平方米的小屋随处皆是。然后做早饭、备午餐。月婆子的吃食很简单，无非是放一把挂面，打两个鸡蛋，由她自己弄。一切收拾停当，我还得赶在起床号吹响前回到连队，赶上出操。晚上熄灯号响过，又是一个急急的往家赶，天天如是。那段日子忙碌却愉快着，虽是板着指头算的，心中却充盈着快乐。到了第29天，妻说：“算了，我自己试试。”她下床了，我撒手了，这段生涯便“拜拜”了。好在这是一段寒冷的冬季，部队都在营房搞训练，我才可以天天回家。在部队里，女人生孩子，让男人走开，该干啥干啥，没有伺候月子这一说。开了春，儿子不满百天，我就随连队开赴阿热力农场，执行生产连的任务。年底调入解放军第十七医院。给儿子取名黄河，一个挺响亮的名字，我挺喜欢。第二年春上，儿子周岁时，我们举家搬到了库车。孩子总是一个家庭的轴心，找保姆、上托儿所，都没少受磨难。初来乍到，人地生疏，找了个银行老行警的老婆，同住在一个院，她挺乐意，一拍即合。开始几天，老保姆天天背着儿子在西广场转悠，一问情况，回答总是“好着呢”！一周后，不得不“实话实说”了：“这事干不成！”其实，自她接手以来，儿子天天哭啼，竟然得了疝气。究其原因，在于我的病急乱投医。保姆是个回汉组合的家庭，伊斯兰老阿婆满身都是羊膻味，儿子肯定受不了，哭闹不止。一天，疝气发作，急急赶到医院，住进了病房。已经准备手术了，江玉安医生说“等等”，郭长敬医生给轻轻地按摩，竟然缓解了症状，幸免一刀。后来是靠疝气带的作用慢慢痊愈的。儿子“入托”那天，我躲在托儿所的墙角窥视了半天。他的嚎啕不止让我动了恻隐之心，是在妻的坚持下，才未打退堂鼓。我在山里上班，家里的一切全靠妻子打理。妻是个生活自理能力很强的人，料理家务是一把好手。里里外外，早早晚晚，接接送送，天天忙得鬼吹火。冬天的早晨，她的一件旧棉袄作了儿子的棉大衣，两条长长的袖子，胸前打个结，成了背带，送去背回，来回一身汗。她还掌管着银行金库的钥匙，按时开库是不能耽误的。柜台下不了班，就得托人代接，承担这一任务的，常是她的徒弟杨勇。吴副师长的夫人于兰英大姐在“县托”上班，有时也会把孩子带到银行门口。妻下班回家，先是挑水，后是做饭。全家属院共用一个水龙头，水还没来，桶先排成长长的队，挑担水会耗去不少时间。晚上，还常常挑灯“夜战”做针线，补衣、补袜，纳鞋底。她做鞋底的那点水平竟引得两个邻居效仿求师，结成灯下伙伴。现存的一张儿子幼时的照片，膝盖上就贴着两块大补丁。孩子稍大点少不了要玩具，带着儿子逛商店，儿子见了小汽车，死活要买。妻死活不给买，强拉着要走：那得要五块钱呢。儿子死死抓着橱窗的栏杆不松手，哭着闹着，还招来了看热闹的。人都是要顾面子的，我不顾妻的阻拦，掏五块钱买了。这个油罐车成了儿子的最爱，连睡觉都揣在被窝。再稍后，打“牛”、爬犁子、羊髀什这三样玩物，伴着儿子一路长大。爬犁子，打“牛”，离不开光滑的地面。隆冬，屋外的污水渠结成厚厚的一层冰，早早晚晚从托儿所回来，这里成了孩子们的竞技场。螺旋式的小“牛”，打得吱扭扭转，常常浑身冒汗。爬犁子，他也滑得一往无前。孩子们还会互相比拼，一争高下。清晨，天色黑咕隆咚的，入托前的那点时间也不放过。这时的滑道无遮拦，最光溜，玩扒犁可以肆无忌惮。羊髀什，新疆长大的孩子都会玩，是羊腿骨上相连接的一块关节，滑溜，骨感好，还可赌输赢。我们住的是个维汉混合的家属院，同住一个院，孩子却不大会一起玩。一个漫漫长冬，儿子的两只小手总裹着一层厚厚的垢甲，黑漆漆的，妈说是“老鸹爪子”，用热水烫、搓，才能露出真皮。当看见红扑扑的细皮嫩肉，他竟也会兴兴地说：“俺手手也有肉肉。”这就是儿子，够顽皮的。虽不常挨打，但打得最狠的有一次。那是他和一伙孩子结伴趴车，吊在拖拉机的后尾，悬空滑行。这是不可饶恕的。为了长记性，我是用树条子抽的。如今轿车已经进入寻常百姓家，每每看见儿子带着孙子出必车，我便会感慨有加。想当年妻凭票买了一辆自行车，是轻便“永久”的，为的是星期天带儿子在库车街道溜两圈，如今汽车已经进入寻常百姓家了，在那个年代想都不敢想。

有钱的日子家家一样，没钱的日子各不相同。对在新疆工作的内地人来说，探家无疑是一项沉重的负担。不探肯定是不行的，父年高，母年迈，家要探，妈要看，四年一次次次不能少，还巴望着有个出差的机会，顺便一探。省吃俭用存几年，给铁道部一次上交完，往往还寅吃卯年，先花后攒，欠下一屁股的债。给家寄个钱，也得掂量来掂量去，宽余的月份会在信封里穿进十块八块，信封用厚的，多裹两张信纸。人说，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确实是万万不行的，一百家的日子会有一百种过法。妻是居家过日子的好手，日子靠着她过，风风火火是她的性格，精打细算是职业毛病。多少年来，我不为柴米操心，也不为油盐费力，银行对面是粮店，买袋面，她背过马路，翻过柜台，就弄回了家。她坐着柜台，凭着关系，计划吃又谋算喝。库车县的大单位无论是部队、石油，还是棉运、八公司，凭着财务往来，紧缺商品只需开口，都能弄到。如水的日子过得挺有章法。包谷面换大米，就是她的大手笔。杂粮标准一般是15%，有时竟有30%，家家都有吃不完的包谷面。通过“柜台”关系，她会在棉运公司换回一麻袋一麻袋的大米，甚至可以用麸皮换成包谷面，再用包谷面换大米，当然是各找各的钱。医院的司机王安信见证了她的干练，说起来满口称赞。小王开着医院的生活车，上上下下，坐车又帮着办事，有他在，就有方便在身边。我们是亲如兄弟的战友，分开后自然谁都忘不了谁。一年我去宝鸡，医院人在一起聚餐，他换了“副政委”的叫法，一声“哥”叫得既顺溜，又亲切。称他小王是为了表述方便，其实都习惯叫他“安信”。

地震的日子里，库车县城也闹得沸沸扬扬。当我忙完了医院回到家后，妻的惊惶失措竟让我啼笑皆非，孩子们的被褥移到了床底下，妻说，多少能顶点事。我默然。医院很快送来了两捆油毛毡，银行的职工家家也在院子搭起了防震棚。不过，比较而言，我家支的那个还能防风避雨，是可以称作“棚”的。因为我有油毛毡、板条做后盾。其余的都是在床板四周围个床单，一隔了之。儿子最热衷于那种看着星星睡觉的感觉。地震防完了搬回家，他还恋恋不舍，埋怨怎么不多震些时间。

在新疆，一个漫长的冬季见不到绿菜很正常。萝卜、白菜、洋芋蛋，这三样是主打。外加大葱、皮牙孜（洋葱），家家都得贮备过冬的菜，我在本就狭窄的门口挖了个菜窖，里面还搭了个小梯子，上上下下的。冬季取暖烧的是火墙，屋子是恒温的，只要不暴墙，还是很干净的。居家的人们会着意营造绿的氛围，栽种蒜苗就是一例。用个茶盘，有的也会弄个土箱，摆放着整整齐齐的蒜瓣，只要及时浇水，就会长出嫩绿的蒜苗。既点缀了房子，又为元旦、春节的餐桌添加了佐料。由于蛋禽紧缺，家家会在屋前门后扎个鸡舍。我在屋后挖了个鸡窝，是下沉式的那种。并且，鸡兔同窟。没料想，兔子的繁殖好快，一窝接一窝地生，鸡食全让兔子吃光了。无奈，只好送人宰食。那时，丈母娘已经随了军，做家务、喂鸡是她每日的必做功课。后来家搬到了城东的杏花路，妻做了分理处主任，又养了两只鸭。鸭鸭生蛋也比拼，一天生俩。前晌一个，后晌一个。岳母每每手执两枚鸭蛋，笑盈盈地说：“看，又是俩，白大白大的。”新疆的生活着实有多许让人留恋之处，吃的、用的都很方便。库尔勒的大米，塔里木河的鱼，还有吃不完的牛羊肉。冬天会买只整羊，挂在冷房子梁上，想吃了就随时割一块。红烧的牛肉用菜盆盛，儿子像吃馍馍一样，大块捧着啃。

我的女儿八个月大就放在老家，在大兆姨妈家长到四岁。我此生的一个教训是，自己的孩子一定要自己养。托人抚养，还不完的人情不说，感情上的隔膜长久难以愈合，总觉得亏欠了女儿，因为那段感情上的空白是无法填补的。女儿的归来打破了儿子独霸的一统天下，为了不让女儿吃亏，好吃的东西，诸如糖果之类，我会分成两份。独食吃惯了的儿子总是抢先吃完自己的那一份，再向姐姐伸手讨要。炒盘好菜，我也会用筷子中间一划。儿子最恼火的是什么都分，姐弟俩为此纠纷不断，干戈不休。不知道是我偏心还是乏术，反正每次的“官断”，噘嘴的总是女儿。淘气的儿子总是惹祸的根子，一个挑衅，一个还击，我看见的，总是还击的那个。最后的处罚即使各打五十大板，儿子也达到了目的。就在女儿出嫁的前一天，他俩还在干仗。女儿结婚后，他们却奇迹般地和好了。这对儿女管起来，确实费力。好在他们长大以后，借力妈妈，搭上了银行招干的末班车，成了西安工商银行的员工。

似水流年，流年似水。

库 车 印 象

我在库车工作生活了十多年，对当地的风土人情稔熟于心，对库车的一山一水怀着深深的眷恋。

库车古称龟兹。是古丝绸之路上一颗璀璨的明珠，素有歌舞之乡的美誉。她是东方艺术瑰宝——龟兹文化的发源地。其石窟、壁画独树一帜，堪称一绝。境内有石窟、古城镇、烽火台等文物，有洞窟壁画2万平方米，有始建于西晋时期的克孜尔千佛洞，被称为中国四大石窟之一。库车的自然人文景观星罗棋布，有南天池、天山神秘大峡谷、克孜尔千佛洞、库木吐拉千佛洞、苏巴什古城等，塔里木河沿岸原始胡扬林的壮观美景，也会使你流连忘返。

苏巴什佛寺遗址位于库车北山龙口20公里处。宽厚的城垣断壁尽显沧桑。它建于东汉，在隋、唐的鼎盛时期，内地高僧云集于此，佛事兴隆。据考，该寺九世纪毁于火灾，库车河将大寺一分为二，隔河遥望，对岸的断崖残壁，镶嵌着错落有致的洞窟，有的已没入水中，河水的冲蝕让两岸的佛寺渐渐消亡。据说，当年大唐高僧玄奘和尚西天取经归来，曾在此传经授课两月之久。如今，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残垣断壁，昔日的佛塔、房舍、殿堂、洞窟已残破不堪。面对颓废残败的故城遗址，只能感叹岁月沧桑、逝者如斯！

由这里进山，前行10公里，就是我供职的部队医院。苏巴什佛寺是我们往返库车的必经之路。常年出出进进，佛寺之于我们就像一所荒芜了的邻舍。对它的破败熟视无睹，无非是作为一个地标存在着。有时泛起思古雅兴，也会驻足停车，在城垣内寻寻觅觅，试图捡到点有价值的遗物。偶见的锈蚀斑斑的铜钱或陶片残砖都提不起我们的兴趣，踢一脚，说声“去他妈的”。在这里，还常能遇见远道而来的考古人员，其中多来自京城。一个平常的日子我们路过故城，见一帮人在饶有兴味地浏览，并不时地指指点点。出于好奇，想听点新鲜，我们跳下汽车汇聚拢去。情急中，有人从断崖上一跃而下，踩得灰尘飞扬，立即招到来访者的指责：这是国宝，有两千多年历史呢，知道不？你们要注意保护云云。我等则不以为然，甚至哑然失笑。潜台词是：何必自作多情！我们是佛寺的邻居，能不知道么？

克孜尔千佛洞位于库车西北20公里处的拜城县境，开凿在木扎特河北岸的悬崖上，共有236窟，是天山南麓最大的石窟群，人称第二敦煌，其历史比莫高窟久远。大约始建于三、四世纪，鼎盛在六、七世纪，到八世纪衰落。克孜尔石窟延绵两、三公里，由于年久失修，坍塌、风化十分严重。八十年代初，我和战友，并携正上初中的女儿黄丽，慕名游览，看到的是一条荒芜的山沟和破败的洞窟，残存的壁画也被挖得千疮百孔，满目疮痍。萧索破败的景象让人雅兴全无，在沟道的林木间草草吃了顿野餐后，便扫兴而归。

出库车县城十三公里，在通往拜城方向的盐水沟，耸立着一墩巍巍的古代军事建筑，它就是克孜尔尕哈烽火台。这是新疆境内保存最完好的汉代烽燧。经历了两千多年的风雨，雄姿犹存。在它的前后，没有姊妹台衔接呼应，更显得沧海横流，独立大漠。在信息化的今天，面对古老的烽火狼烟，似乎能听到久远的历史回声，留下无限遐想的空间。

库车也是革命先烈抛洒热血的地方。早期的共产党人林基路，1938年在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曾担任库车县县长，他和陈潭秋、毛泽民等一起被新疆的独裁者盛世才杀害，年仅27岁。至今库车县老城设有林基路烈士展览馆，是青少年教育基地。

现代库车已成为一座新兴的石油城。我们在疆时，库车石油基地已初见端倪。库车的大单位南疆石油勘探指挥部，是早期的石油拓荒者，依奇克里克油矿是南疆最早的炼油基地。近些年随着塔里木油田的开发，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城镇库(车)、沙(雅)、新（和）、拜（城）正在向现代化的石油新城挺进。

医院门前有一条大河，它的水量依季节而变化。冰雪消融的夏秋，汹涌澎湃，浊浪滔滔。冬春时节则细流涓涓，清澈见底。古龟兹是《西游记》中传说的女儿国，这条河就是怪异的母子河。猪八戒不听劝诫，喝了母子河的水，肚子就突然变大了。这些美丽的传说在一代又一代的库车人心田悠悠流淌。从医院向北山延伸，行车一小时，有一个叫克孜里亚的地方，維吾尔语意为“燃烧的红土地”，我们习惯叫它红石村。因为这里的山山峁峁触目皆赤，仿佛经过了火焰的烧烤，红山、红土、红石、红路，从这里经过的车辆及人员都会蒙上一层扑打不掉的纤纤红尘。隆隆的汽车驶过，那才叫红尘滚滚。所以它的大名山沟人有耳皆闻。当年步兵12团从北疆迁来，先是在这里安家，遗留下成片的房舍也有了个新称谓：“老12团”。1985年，部队修建独(山子)库（车）公路时，我曾多次进出这个地方，筑路部队吃苦耐劳的精神让我感动，战士们只穿件黄裤衩，在红尘飞扬中赤裸着身子，拉着推土车飞跑，肌肤和岩石共一色，这种景象久久地嵌刻在我的脑际。

过了克孜里亚，就是闻名遐迩的神奇天山大峡谷了。这里，奇石嶙峋，峰峦叠嶂，磅礴神奇，如诗如画，如梦如幻，不由人不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奇景天成。连绵不绝的山峰如同血洗火烤一般，在艳阳的照射下，恰似一座熄灭了的火焰山。大峡谷的称谓是近些年的事。“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年，我们同居一条山沟，对如此神奇美妙的景象却熟视无睹。只是在1999年被发掘后才声名大噪。现已成为国家级旅游风景名胜。开发了“神犬守谷”、“通天洞”、“玉女泉”和“旋天古堡”等40余处著名景点。2012年，当我和战友们旧地重游，我只能用“震撼”两个字来囊括体会。我和张贵成一起拍摄的多幅照片就是对这种“震撼”的诠释。

库车巴扎久负盛名，不光琳琅满目，应有尽有，还因为老城、新城连成一片，以其规模宏大而著称。巴扎天，总有万余人蜂拥而至，也有汉族人，但人数有限，主要还是身着民族服装的维吾尔族男女。它是南疆素负盛名的大巴扎之一。星期五是约定俗成的巴扎天，远近的维吾尔族男女，骑着毛驴，打着手鼓，弹着热瓦普，赶着阿勒瓦（毛驴车），从四面八方汇集拢来，走一路歌一路。他们不在乎购物，更注重情感的宣泄和交流。阿勒瓦车是一种有着一对特大轮子的木制车，优点在于跨越障碍轻而易举，赶车人尽可打盹睡觉，一任毛驴悠闲地行走，遇到水渠、塄坎、沙土包之类，一碾而过。阿勒瓦、毛驴子，是南疆维族人不可或缺的代步工具。一群群花枝招展的“洋缸子”骑在毛驴上，两条腿有节奏地磕打着驴肚皮，悠哉悠哉。新疆毛驴以体小、力大、善载著称。一个小小的毛驴可以两人双载，也可三人抱载，常引得路人驻足引颈。打赤脚本是维族人的生活习性，无分男女。即便是炎炎夏日，沙烁滚烫，他们照样行走自如。唯有赶巴扎有讲究，要穿皮靴，但绝不是来去都穿。去的路上，他们会把皮鞋、皮靴挂在胸前，悠嗒悠嗒地吊在脖子上。只在靠近巴扎时，才会穿戴一新。赶完巴扎，照样先脱靴，后骑驴，急急忙忙往回赶。这似乎是约定俗成的规矩，因为大家都这样。

巴扎天是维族人的盛大节日。摩肩接踵的人流，琳琅满目的摊点，吃的、穿的、用的，应有尽有。来这里的人似乎不为买，也不为卖，一个“逛”字便概括了一切。有这样的说法也许更符合维族人的心理状态。他们摆摊叫卖，你买一个，行。你想多买，不行。为什么？他会说：“你把我的东西一下子买走了，剩下的时间我干什么呀！”他要的就是这种闲散的心情：叫卖着，吆喝着，发泄着，也兴奋着。在巴扎上流连顾盼，会让你目不暇接。热喷喷的羊肉抓饭、烤包子，滋滋响的烤羊肉串，还有锅盖一样大的馕，会让你胃口大开。大冷的天，晶莹剔透的葡萄、蜜一样甜的哈密瓜，让你体会一回围着火炉吃西瓜的感觉。欢腾的集市加上响成一片的吆喝叫卖声，让人如置画中，如临异邦。

库车老城大巴扎独具特色。新、老县城相距不过两、三公里，唯一的交通工具是毛驴班车，时髦的叫法是“驴的”。妆扮一新的阿勒瓦大车，铺着花毡、毛毯，点缀着遮阳伞，穿行在熙熙攘攘的道路上。毛驴脖子上的铃当声和维吾尔老阿卡弹奏的热瓦普，会让你如醉如仙。老城之侧，库车河绕城而过，是1958年的一场大水，将库车分成了老城、新城。虽然党政机关迁往新城，老城巴扎仍负盛名。商铺店鋪栉比鳞次，是民族用品的集大成，别处买不到的东西这里准有。老城还有个最大的清真大寺，巴扎天，伊斯兰信徒做“奶妈”（念经）、听大阿訇念经，都汇聚拢来。穆罕默德的子民们对“真主”、“胡大”的虔诚，至纯至真。一日三诵，准时正点。清晨，老阿訇会站在全村的制高点上，诸如屋顶、寺庙顶、高包上，撕着耳朵，咿咿呀呀之声传之以远。如果你在新疆旅行，不难看到这样的情景：日到正午，连正在公路上疾驰的客车也会戞然而止。虔诚的信徒们急匆匆地下车，双手合十，面向西方，吟诵一阵。近据媒体披露：库车县整修了昔日的库车王府，八十余岁的库车王坐镇王府，接待游客，述说着今非昔比的变迁。

新疆有这样的民谣：“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库车的羊羔子一朵花。”这是说库车种羊场的羊羔皮像盛开的花朵一般。据说，羊羔子生下来几十天就被宰杀，一件皮袄是由一只只巴掌大的羊羔皮缝合而成的，价格当然不菲。当年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来新疆时，库车的羊羔子皮成为赠品。库车种羊场位居库车县偏僻一隅，自然条件的恶劣堪称“发配”之地。还有一说：库车“洋缸子”一朵花，洋缸子，维吾尔妇女也。这是对库车女人的赞美。不可否认的是，素有歌舞之乡美称的库车同样盛产美女，“洋缸子一朵花”，名至实归。这种说法是库车女人的骄傲，库车男人的荣耀。

库车小白杏远近闻名，以肉美、果香、核小受到青睐。杏子成熟的季节，金色的杏子挂满枝头，高大的树冠被黄澄澄的杏子压弯了腰。沿街果舖相连，沿路摆摊设点，果香十里，杏香十里。库车杏子多为甜杏仁，小小杏核滴溜溜圆，牙齿只需轻轻一磕，一枚园鼓鼓的杏仁便会破壳而出。嚼一嚼，顿觉香溢满口。家住乌鲁木齐的女兵们每逢航班，便将成筐成筐的小白杏送到机场托运，孝敬老爸老妈。库车小白杏和库尔勒香梨、吐鲁番葡萄、哈密瓜一样齐名，属于新疆四大名产之一。库车杏脯是馈送亲友的佳品，包装精美，远销海外。

当年，到老乡杏园买杏子也挺有意味。不用秤称，也不用数个儿。因为这两样都是老乡的弱项，往往会把主人弄糊涂的。“精明”的维族人怕吃亏，便论棒子卖，一棒子一元钱。这种办法，简单而原始。一棒子打去，即使杏落遍地也心甘情愿。当然，也不乏棒子落空的时候。还有更简便易行的：论树买，以树轮钱。“一树杏”多少钱。由此而演绎出来的，还有“摇一摇”、“蹬一脚”的交易法。无论哪一种，都是“周瑜打黄盖”愿买也愿卖，不违反“公买公卖”的原则。南疆农村流行着“瓜果半年粮”的说法。杏子、桑葚成熟的季节，田间劳作归来的维吾尔人进了家门爬杏树，下了杏树再上桑树。桑葚、杏子饱腹一通，然后爬到水渠边痛饮一番，一餐就这样交代了。这种无烟饮食据说是南疆人长寿的秘诀。屋前房后务桑种杏，有桑树，有果园，是维吾尔人的居家之道。同时，还普遍广植桃子、核桃、苹果、无花果之类。七、八月份瓜果飘香的季节，到维吾尔老乡家做客，丰盛的美味会让你垂涎欲滴，不吃都不行。

这就是新疆，一个美丽的地方。这就是库车，我生活工作的地方。

挥 泪 别 父

1982年冬季，不如意的事接踵而至。

我想利用送老兵的机会探一次家，因为弟从西藏归来，我俩已有多年未见面。但这趟差出得很窝囊，一个千阳县的老兵违反部队关于遣送老兵实行“三包”（背包、饭包、麻包）规定，私自夹带超重行李，在火车上被查处后，又被遣送回医院。作为送兵干部的我，自然难咎其责。处理完送兵事宜，我急急忙忙往家赶。

到了村口大场，遇见几个老者，少不了一阵嘘寒问暖。卢师伯说：“你快回去，听说你爸这几天人不美。”我三步并作两步，以忐忑的心情走进了家门。对我的归来，妈和弟都在意料之中，因为事先有约。不同的是，我今朝归来，已经没了老父倚门巴望的喜悦，而是卧床不起的呻吟。我的情绪顿时一落千丈。

父亲的身板一向硬朗，少有生疮害病。年过七旬仍天天出工不辍。究竟岁月不饶人，暮年的他，走路已经打起了“软腿”，摇摇晃晃，“根”不稳了。在村人的劝说下才停工在家。爸是从不吃药的，只因年迈常感力不从心，我给邮寄的诸如“十全大补”之类的中成药，服后感觉不错，才信服了药。这次发病是因误服剧毒药引起的。在放药的“老地方”，他把桔梗片当做酵母片吞服了。一样的瓶子一样的大小，一样的放在架板上。老年人做什么都凭摸，靠触觉。桔梗片是镇咳的，每到冬季，妈总是咳嗽不止。桔梗当做酵母吃，服量还不少，这怎么得了？尽管瓶子上有两个大大的“剧毒”字样，但对老人来说，毫无意义。夜半时分毒性发作，致命的绞痛，痛苦的呻吟，听不到回应，才跌跌撞撞地摸出房门，扶着院心的矮墙，大声疾呼：“夏娃妈，快！我不行了！”住在前院厦房的妈，听到呼唤，披衣起床，慌作一团地急急赶到后院，劈柴火，烧糜子，煎服绿豆汤解毒。两个老人折腾了大半夜，直至精疲力竭，天方大亮。

自此，爸昏迷不醒，一卧不起，活脱脱一个植物人样。我到家时，时间已过去了一周。

或许爸的命里该有此一劫。弟原本在家，只是因为侄子当兵的事，去了周至县几日，没料酿成如此大祸。

看着爸气若游丝、昏睡不醒的样子，我们连给他瞧病治疗的心情都没了，似乎只有等着送上黄泉路了。靠着在大队合作医疗站的串串把脉服药，静观着动态。后来，我又委托医院药局丁奇主任邮寄了细胞色素类药物，维持治疗。我和弟什么也不做，日日陪伴，左右不离，并作好病情记录，似乎想从中找出点规律来。由于长卧不起，怕引起消化不良，遂辅以流食。如此一来，爸竟有多天不排便。无奈之下，我和弟轮番用手指掏挖。其实，爸的消化功能挺好，不排便是因为限食所致。就这样，既无好转的希望，也无恶化的征兆，一天天干耗着。按乡俗，遇老年人病重、病危，村里上了年纪的人，都会登门看望。我的家天天人出人进，我和弟接受着乡亲们的关心和爱抚。临走，人都会说：趁着弟兄们都在，轰轰烈烈地送走，这才叫有福。我们何尝不这样想。当然，一个生命的终结是不以人的意愿为转移的。村子里的姨母是信神的，她出主意说：“到嘴头庙烧纸，求阎王爷放一条走的路。”并说，在家搭个纸桥，从炕头烧到土地爷堂堂，引引路。她的那一套自然被我拒绝了。嘴头庙是我们那一带一所知名的庙堂，据传，庙里的神灵掌管着人间生死。

尽管我续了假，为期也已不多。三弟的假期已满，只好先行离家赴藏。我惶惶不可终日，不知该挨到何时。如此下去，爸的临终必定落个子不在、亲不送的场面。我不能无所事事，照妈的吩咐，还是准备后事吧，反正这一天迟早是要来到的，办一件就少一件，免得到时手忙脚乱。我到大兆镇购买了丧祭物品，诸如麻纸、香腊，口中含的铜钱，枕边放的布鸡以及治丧用的杂品，连墨汁、毛笔、白纸都买了。我关门谢客，躲进一间屋子，书写讣告、挽幛、挽联和悼文之类。写这些东西时，我心如刀绞，这不明明是在催命吗，这绝不是儿子该做的。

该准备的都准备了，仍悄然无声，我只好启程归队了。

什麽是生离死别，什么叫寸断肝肠，这回我有了真真切切的体会。这是一场痛彻心肺的父子别、母子离。生死两茫茫，双眼泪汪汪。父亲奄奄一息，母亲孱弱无力，儿子一个个奔走天涯。我的心里明白，这次诀别就是和父亲的生离死别，等我再踏进这个屋门时，肯定难见老父面了。我想放声长哭，以宣泄我胸中的郁闷之气，我想长跪不起，向老父作最后的诀别。但我都忍住了。因为，出远门是不许哭泣的，我不能把巨大的悲哀留在这间空荡荡的大屋，我更不想把哭声留在母亲的耳畔心头。

我强忍着盈眶的泪水，一步三回头地朝着村头的车站走去，妈送出很远、很远，我一拦再拦，甚至不敢抬望眼。当我踏上车门的那瞬间，仍见妈迎风伫立，不住地用袖头擦拭着泪眼，一缕白发在寒风中飘散。我五脏皆裂，悲痛至极！

挤上了车，我站着，一任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流淌。当着那么多双眼睛，从强沟汽车站到西安火车站。上了火车，找到座位，坐下来，静下来了。听着火车隆隆西去的哐当声，我的悲痛一泻无余。家里的一情一景尽在脑海里翻腾，又在胸中沉淀，像过电影一样，止不住的泪水夺眶而出，任凭车上诧异的眼光。车到咸阳，涟涟的泪水才算止住。这种异常连我自己都很愕然。男儿有泪不轻弹，只为未到伤心处。这是我平生最悲痛的别离。

巨大的悲痛给我的身体带来了麻烦。

因为在家延误了时日，回到库车几乎没怎么休整，就急急赶回医院。第二天傍晚，我正在擦脸，驾驶员王安信来了，他住隔壁，有事没事都来。我边洗边和他啦着闲话。突然，他像发现了什么，说声：“别动。”原来我的颈部有个结，在右侧。摸一摸，有杏核般大小，可滑动。他有这方面的常识，当即认定是甲状腺瘤，让我马上看医生。我半信半疑，经医生检查，确诊无疑。

由此想到头天晚上，我住在医院招待所，不知何故，一关灯汗如雨丝般地渗出。拉开灯依然大汗淋漓。我不敢睡了，坐着也冒，如同火车上那忍不住的泪水。背心湿了，脱掉。被单湿了，掀开。我甚至有点怕了，不敢关灯，和衣而卧。如此折腾了半宿。可以肯定，这是由于极大的悲痛引起的内分泌失调。看来我在劫难逃。

自从我踏进医院，就笼罩在一种紧张气氛中。传言中的赴西藏阿里执行任务很快得到了证实。上级指示我院派出100人的医疗所，配属西藏阿里的边防建设。果不出所料，我是首选。

艰苦的差事如果被领导相中，那是无论怎么高的帽子，都会给你戴上的。秦政委找我谈话，溢美之词，大有舍我其谁的意味。我被确定为野战医疗所教导员，但我确诊为甲状腺瘤，又是不争的事实。医生说，眼下虽不关痛痒，但在高原缺氧境况下，身体的耗氧量将增大，只有当即手术，才不误开拔时间。

决定手术。对我来说，是一项小手术，对医院来说，是不可忽视的大事。主刀大夫让我挑选，我挑了刘天禄，从而得罪了李海泉。医生都在乎这个。李是老资格的主任，几个月后，就当了院长。而刘天禄主任手术的细腻是公认的，手术自然顺利。打开后，先去做了活检，确诊为良性，我听得清清楚楚。当我被推出手术室时，医院秦政委、三十一分部副部长已站在手术室门口迎候。

术后两周，我的脖子上还巴着纱布，就奉命开往喀喇昆仑山脉。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