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律•题内子《逃荒记》

耄夫

髫年一忆便失声，

五纪能销刻骨疼？

饥火隆冬逃难客，

孤童铁道送粮情。

仙人指划金桥路，

赤县沦痡饿隶城。

当幸身脱遗殣列，

天公眷顾赐休宁。

注：当时口号：“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公共食堂是心脏。”故普遍称人民公社为“金桥”。

戊戌六月草，辛丑十月改

　　附：内子《逃荒记》原文

逃荒记

逗你玩　　

我和三位要好的女同学经常聚头，有一次聊起童年旧事，竟然惊奇地发现，四个人都有过在大饥荒时期到内蒙古包头逃荒的经历。无意的闲聊再次勾起了陈年的苦难记忆。

我的故乡在宁夏平原，从家里往南走四五里地就到了黄河岸边，北边一两里外是荒芜的丘陵地带，房后不远处是一条砂石公路，再过去一两百米就是包兰铁路，它们沿着丘陵边缘穿行而过。东北边是一个地势隆起的土山包，山包顶上有一座乡村小庙，被叫做“高山寺”。我的家就住在这背山临河、面对沃野的一片枣树林中，幼年最欢乐的记忆就是秋天在枣园中打枣子吃，而最痛苦的记忆就是饿肚子。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总觉得肚子饿，老是眼巴巴地看着母亲能做出什么能吃的东西来塞在嘴里。有一次，母亲烙了几个掺着野菜、麸皮、稻草末的黑面饼子，在家的人分着吃了点，给上学的姐姐留了半个，扣在一个蓝边的大碗里。我没有吃饱，老惦记着碗里的那半个菜饼子，等母亲出去后，就使劲去够灶台上的那个大碗，结果把碗扳翻在地上摔碎了。我吓得哇哇大哭，但最终还是经不住饥饿馋虫的诱惑，吃了那半块饼子，母亲回来后，就撒谎说是猫扳翻碗吃了。隐约记得家里靠墙角的地方挖有一个坑，里头藏着一小坛米，盖了石板，再把水缸放在上面。每过几天，到了晚上，母亲就偷偷挪开水缸，抓几把米熬点稀饭，让全家人压压饥。再后来米没了……再后来是逃荒……这就是我幼年时期最主要的记忆。长大后，我才知道这就是官方所说的“三年自然灾害”、“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当地叫做“低标准”，现在的学者叫做“大饥荒”。

堂兄的述说

大饥荒”发生时，我还不满六岁，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更不知道为什么要逃荒。父母在世时不愿意提起这些陈年旧事，我也不敢去问。堂兄（大伯父的儿子）今年已经75岁了，比我大十岁，去年我特地向他询问，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下面就是堂兄的述说：

59年年头，我还在上中学，住在学校。我知道家里已经没有什么吃的了，队里的公共食堂也开不出饭来了。中学生有供应粮，我就从学校的食堂里兑了几斤粮背回家里救急。我的父亲在水利工地上，离家还有八九十里地，母亲让我去找父亲报信。那时候火车刚通，只有晚上的一班车。我就连夜坐车到了黄羊湾车站，在候车室里坐等到天亮，又穿过山洞，走了十几里路，找到了雷家沙窝的工地。父亲在工地管粮，想办法搞了点粮食偷偷送回家，总算接了口气。对付了一些日子，情况更严重了，家里完全断了粮，连打来的草籽也被队里搜走了。我着了急，连书包都没往回拿，就不上学了，又连夜去找父亲。父亲因为是历史反革命，已经被取消了管粮的资格，在凯歌墩的工地上做工，再也没有办法搞到粮食，只背着自己的几斤口粮，连夜赶了回去。回到家，母亲、姐姐和两个妹妹都已经饿得爬不起来了，没有力气下来开门。父亲使劲撬开窗子钻了进去，幸亏炉子还没灭，赶快熬了点稀饭，才把她们救了过来。我父亲是个有办法的人，打听到供销社在收购木头，就把自家堂屋的椽子拆下来卖了好些根，听人说在内蒙包头可以买到吃的，就连夜跑到包头，在各个饭馆里买些馒头、饼子，在黑市上买些粮食拿回来，这才救活了全家的命。从包头回来，父亲把堂屋全拆了，木头都卖给了供销社，凑了一笔钱，带着我又到了包头。包头饭馆的馒头、饼子都是限量出售，我们就一个一个饭馆挨着去买。就这样父亲负责在包头买，我负责往家里送。当时从包头到老家的火车票是九块九毛钱，我们哪里有那么多钱买车票？每次都是买一站的票（三毛钱）上去，把沿途各车站的名字都记住，碰到查票，就说是从上一站上来的，到下一站下车，再补三毛钱的票，就这么混过去。现在想想，也是对不住国家！就这么对付了一两个月，慢慢知道内蒙后套地广人稀，没有宁夏饿死人的情况，有些乡亲都逃到这里落了脚。父亲就找人介绍，在59年春天带着我们逃到了包头的固阳县坝梁公社三分子大队二分子小队，全家总算活了下来。

要跑出来也不容易，那个时候本地政府拦着不让逃荒。我们偷偷在夜里上了火车，到包头站，有本县的干部拦截，不让出站，箍在候车室里，等返回的列车来了之后，就赶着我们上车回去。那时候车上的人很多，下面上去了几个之后，上面就喊：“上不来了，上不来了！等下一趟吧！”我们就乘机赖着不上。县上的干部也没办法，就让我们在候车室里等第二天的车回去。乘干部们不注意，我们就钻空子跑出了车站。我们本来是要在包头站坐到白云鄂博的火车，到西斗铺车站下车，才能到三分子大队。但我们不敢再回包头车站，母亲抱着最小的妹妹（不到四岁），我和大妹背着行李，走了几十里路，到了下一个车站才上了车。我们全家就是这样逃到后套的。后套的人厚道，收留了我们，还借房子给我们住，救了我们全家人的命！当地有文化的人很少，他们还选我父亲做了生产队的会计。过了不到一年，三爹（注：就是我的父亲）也带着你们一家都逃了过来。你们一家的命也是后套人救的，他们对我们有恩啊！

也去逃荒

听了堂兄的述说，我才搞清了逃荒的前因后果，父母说过的零星情况，我幼年的片段记忆，长大后看过的一些文章，终于连成了一片。我看过县志办的调查材料，11万人口的小县，仅59年春天就饿死了1800多人。对中宁县饿死人的事，中共中央还专门下了文件，称作“中宁事件”。记得那时候什么东西都吃遍了。夏天、秋天还有粮食、蔬菜吃，春天就到处挖野菜，尽管我年纪很小，也认得许多野菜：苦苦菜、蒲公英、猪耳朵、猪草秧、甜梗子、毛扫扫、灰条……到了冬天，粮食就很稀罕了，开始主食就是土豆、胡萝卜、腌酸菜、腌咸菜，后来连这些也很少了。麸皮、米糠已是很好的食物，母亲把从集体的枣园里捡来的烂枣子，和这些掺在一起烙成饼，甜丝丝的，觉得好吃极了。稻壳又粗又硬，石磨根本磨不碎，熬成糊糊，很难喝，吃下去又拉不出来。还把稻草铡碎，放在锅里煮，锅底的沉淀物叫做“稻草淀粉”，比稻壳还好吃点。有一回，父亲背着一些馒头、饼子、粮食回来，说是从一个叫包头的地方要来、买来的。其中有一种块状的东西，又酥又脆，非常甜，还有点酸，特别好吃，我觉得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十几年后，我才知道那是晒干或是冻干了的面包！

于是父母就不停地说起包头，说大爹一家逃到包头落户了，那里好，能吃饱，不挨饿，说我们也要逃过去。这样，就打算接姥姥来给我们看家。就在这中间，姥爷突然上吊死了。我们全家一直都没有搞明白他老人家是为什么死的，只是推测他要么是饿得受不了，要么是怕拖累我们而自行了断。后来母亲一提起这事就落泪，说是我们害死了姥爷。母亲说，姥爷死后，乡亲们都饿得抬不动棺材，连拖带拉，刚拖过铁路就草草掩埋了。姥爷死了！为了活命，我们还是逃了！

我清楚地记得逃荒当天的片段：晚上，火车站，寒风，非常冷，母亲抱着只有两岁多的弟弟，父亲背着铺盖卷。我们躲在用帆布苫着的货堆后避风等车。堂兄曾说，那帆布下面是等待运输的粮食！

就这样，我们逃了！逃向了活命之乡：内蒙古包头市固阳县坝梁公社三分子大队。时间大概是：1959年尾到1960年头的冬天！

事实证明，我们选对了逃荒的方向。后来看到有学者的统计数据，三年饥荒期间，内蒙古的非正常死亡率非常低，只有百分之零点几。

送粮之路

在几年的逃荒生涯中，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给留在老家的姥姥送粮。

头一次送粮的任务是由姐姐承担的。她当时还不满12岁，由堂兄把她由西斗铺车站送到包头，再送上开往宁夏的火车，剩下的任务就要她独自完成了。光这一单趟，前后就需要差不多两天的时间，也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反正是几天后安全地返回了。第二次就由我给姐姐作伴，两个人一起给姥姥送粮。姐妹俩一个不满12岁，一个不满7岁，就结伴奔波在铁路线上了。我记得姐姐穿着一件蓝布棉袄，背着一袋炒熟的莜麦面，面袋里还埋着一瓶麻籽油。我背着一小袋冻干的土豆片。她已经是老游击队员了，也许是为了逃票，她带着我从远处绕进车站，从停着的火车底下钻过去，再爬到对面的站台去上车。上车后没有座位，我们就钻到车座下面睡觉。第二天下车，姐妹俩背着粮食走了五六里路，等回到老家解下面袋后，才发现里面的油瓶子打碎了，油从面袋里渗出来，渗透了姐姐的棉袄。我们俩推想，可能是在钻火车的时候，碰碎了油瓶子。

返程的记忆就更深刻了！我们是逃票混上火车的，中途查票被逮住了。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了下来，一个男列车员打开车门，要推我们下去。我朝车门外一看，周围一片漆黑，风刮得呼呼直响。我和姐姐吓得放声大哭，双手紧紧攥住门把手，两只脚死死地蹬在地板上赖着不下去。正在挣扎的中间，火车缓缓地开动了，一名女列车员走过来，把我们拉了上来，关上了车门，我们才逃过了一劫。他们查看我们的包袱，除了两条空布袋，什么都没有。五六十年了，我一直都记得那位列车员阿姨怜悯的眼神。

到包头车站换车的时候，上车的人特别多，姐姐就在后面使劲推我。等把我推进车门的时候，火车已经开动了，她却没有能够挤上来。当我回过神来，发现身后没有了姐姐，就失魂落魄地一边哭一边喊：“停下！停下！姐姐还没上来！”可是火车并不停下。姐姐丢了，我可怎么办啊？哭了半天，无意中摸了一下衣服兜兜，里面是姥姥给我们装的一把炒黄豆。我心想，也没有把豆子分给姐姐一些，她丢在了车站，要是肚子饿了怎么办？正在六神无主的时候，姐姐却从后面的车厢过来了！原来在火车刚开动的时候，她跑到下一个车门爬了上来，又顺着车厢找到了我。就这样，我们姐妹俩也安全地返回了。当地的老乡夸我们：你们西口人真有本事，这么小的孩子就能干这么难的事！可是有谁知道我们受的罪呢？

过了一段日子，家安定下来了，父亲就把姥姥也接到了内蒙，我们才结束了送粮的活动。

每当看到我的孙子上下学有爷爷或爸爸妈妈开车接送时，我就不由地想起自己饿肚子、扒火车的童年经历。

异乡的记忆

内蒙的乡亲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他们不仅收留了我们一家，分粮食给我们吃，还借了生产队的一间库房给我们住。那里人口少，土地非常广阔，靠天吃饭，种植大片的莜麦、荞麦、糜子和土豆。一开始，父亲、母亲在生产队里干活，我和姐姐也跟着瞎混。由于父亲原先是小学老师，所以村里发挥他的特长，开办了一所小学校，让孩子们就近上学。学校就父亲一个老师，开设一个一二三年级混合的复式班。于是我和姐姐也跟着父亲上了学，我上一年级，她上三年级。父亲是一个极为勤苦的人，他抽空在长满水草的湿地上挖土坯，晒干后在借住的房子旁边又盖了一间土房，住房就宽敞了许多。他还在房前屋后的空地上开了好些“小片荒”，种上各种蔬菜和粮食来补贴家里的伙食，所以，尽管我们是一无所有的逃荒者，但也逐渐过上了安定的生活。这多亏了内蒙乡亲的厚道照顾，多亏了父母亲的勤劳节俭。

也许是由于年纪小，尽管在逃荒之中，我们也嬉不知愁，也有不少今天看来有些惨淡的快乐。在这里土豆是主粮之一，秋收季节，生产队大人小孩一起上阵挖土豆，在田边架起大铁锅，煮新挖的土豆当饭吃。我们把开花大土豆用筷子捣碎，撒上盐末，拌上油炸辣椒，搅成土豆泥，吃得好开心。分回家的土豆，煮熟了切成片，秋天就晒干，吃起来很筋道；冬天就冻干，吃起来很酥脆。有了这些，我们就不挨饿了。母亲向当地人学会了做粉条，把土豆沉淀成淀粉，掺上明矾，用饸饹床子压进开水锅里煮。我看着又细又长、又白又亮的粉条，就贪嘴偷吃了许多，结果肚子胀得差点要了小命。到了冬天，我和姐姐拿着用铁丝做成的大耙子去野外搂蓬蒿回来烧炕，有时候一耙子下去，就有野兔从蓬蒿下窜出来惊慌地逃跑了。我俩幻想着能捉只野兔，就蹑手蹑脚地慢慢走近蓬蒿棵子，一个在旁边守着，另一个拿耙子猛不溜丢地搂下去，可是野兔比我们机敏灵活得多，我们一次也没有成功过。两年后，大堂姐嫁给了当地一个男人。我记得是一个冬天雪后的日子，我们坐着铺着毛毡的大马车去送亲，吃到了今生记忆中最好吃的油炸黄米年糕，又甜又香，又粘又糯！这些愉快的记忆，给我逃荒的童年涂上了些许亮色。

　　到后来，老家的县委书记被枪毙了，实行了一些救荒措施，情况有了好转，于是我们在1963年又迁回了故乡。回迁其实也差不多等于又一次逃荒，扔掉了几年来新建起来的家，而老家的房子早在1958年跃进渠决堤时就被冲毁了，还得重建。我们继续借住在别人家，父亲早晚都在地里挖土坯、晒土坯、拉土坯，然后带领全家人从山坡上、渠沟里背土垫地基，一栋房子的地基硬是靠我们的肩膀一背篼一背篼地背土垫了起来。父亲那时的形象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记忆里：头戴一顶掉了沿的破草帽，脖子里搭着一条湿透的毛巾，光着后背暴晒在太阳下，发黑脱皮的皮肤包裹着肋骨和青筋，弯着腰弓着背从几里之外的地里往回拉土坯，拉车的麻绳深深地勒在他的肩胛里。小脚的母亲为了方便从泥里拔脚，就用簸萁端土，像抱孩子一样抱土坯，衣服后背像撒了多层盐末，大圈套着小圈。就这样，我们从春天到夏天，用了半年功夫，终于建成了五间新房。可是父亲的头发全白了，母亲的腰也弯了！

在苦难而坚毅的父母庇护下，我们终于结束了逃荒，回归故里，继续过着缺吃少穿的艰难日子，直到我们长大成人。

逃荒——永远不愿记起的记忆！

永远无法忘却的记忆！

永远不要重演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