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放的日子①

红蜻蜓

1、初到杨岐山

无意中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日历，10月28日，心头忽然一颤——这是我家下放到杨岐山五七干校的日子。过去整整五十三年了。

1968年的10月下旬，母亲接到单位（萍矿总医院）的通知，已列为下放萍矿杨岐山五七干校的人员，要求我们举家迁往杨岐山。五十多年后，我看到当年萍乡矿务局革命委员会关于创办萍矿杨岐山五七干校的文件，发文日期是1968年10月26日，也就是说，这个文件下发才两天，我家就下放到杨岐山五七干校了，可见当年办事的雷厉风行。我和弟弟少不更事，对远方的杨岐山充满好奇，全然不懂母亲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孩子，要面对下放山区的艰难生活的无奈心态。

1968年是全国干部下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规模最大的一年。按照当年的说法，干部下放是参加劳动改造思想，知青上山下乡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但也隐隐约约听到另一种说法，就是要疏散城市人口，准备打仗。

我家要从高坑矿区搬到杨岐山，大概有一百华里路。这是我有生以来最远距离的第一次迁徙。10月28号早晨刚吃完饭，一辆解放牌卡车便停在家门口，按着喇叭催促我们搬家。那时家里真穷，别说衣柜了，连个装衣物木箱都没有。好在衣服也不多，全家人的衣服都塞进一个印有“壮腰健肾丸”标签的药品包装箱里。主要的家具就是一张饭桌、四条长凳、两块铺板和一张单人床。妈妈、小舅、我和弟弟四个人，把家具、锅碗瓢盆、坛坛罐罐装上车，没一会儿功夫，家里的东西就搬空了，连晾衣服的竹竿都没落下，全部家当只占了小半个车厢。妈妈在空荡荡的房子里又扫视了一遍，轻轻地关上大门。我提醒妈妈：“大门还没锁上。”妈妈说，不用锁了，房子要分给别人住。我突然意识到，这已不是我的家了，心里有些怅然若失的感觉。

妈妈坐在驾驶室，小舅、我和弟弟爬上车厢。汽车发动了，熟悉的民主村，高坑埠，总医院渐渐退出我的视野。我的家在哪里？卡车要把我们载到的那个地方是什么样子？我们全然不知。汽车驶过福田乡，开始进入山区，公路在山中蜿蜒，不时爬很长的坡。这时我脑子里忽然冒出一个奇怪的想法：我家被下放到山区，从备战考虑倒是一件好事，这深山沟里就不怕敌人扔炸弹了。记得两年前在高坑矿小读书时，学校还搞了防空演习，警报一响，全校同学有组织地疏散到附近的山上，我躲在一棵油茶树下，按电影教学片防空要求，双手捂住耳朵，闭上眼睛，嘴半张开，等待解除警报。跟眼前这些大山相比，高坑镇周围的山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即便扔来一颗原子弹，核辐射的冲击波在这样的山区也发不了威。想到这些，我倒是为在高坑的姥姥和大舅他们担心了，要真打起仗了，高坑就没有这深山里安全了。

接近中午时，汽车把我们送到了五七干校临时食堂所在地大坪村，临时食堂是用竹子和油毛毡搭起的一个大棚子。妈妈下车后立即去找干校领导打听安家的地方，但答复是自己去租当地农民的房子。大坪村农户房子，基本被干校租来用做办公房。我们一家到这人生地不熟的山沟里，真是两眼一抹黑，不知上哪去找房子。这时有个叫晋中坚的下放干部对我妈说，他在附近的刘家大屋看过一处房子，只有一间房，他家人口多，觉得不够住就没有要，问我妈是不是去看看。事到临头，没有别的办法，这是唯一的选择。

这处房子是刘家大屋一个五保户老太太家的，几乎是村里最差的房子，房屋朝北阴冷潮湿，进屋要通过一间昏暗的厨房，屋内只有一个不到一平米大的小窗子，还背着阳光，窗外是菜地，房顶没有天花板，直接看到黑乎乎的椽皮和瓦片。

从大坪到刘家大屋还有三华里乡间小道。妈妈、小舅和我兄弟俩就像蚂蚁搬家一样，把家什一点一点搬运到刘家大屋，到天黑时还有几根晾衣服的竹竿放在了大坪村。

夜幕降临，村里没有电灯，点着从高坑家里带去的煤油灯，在昏暗的灯光下，一家人草草吃了一顿用柴火灶煮的夹生饭。第二天，我跟妈妈再去大坪村干校食堂拿自家晾衣服的竹竿，找来找去不见踪影，我忽然注意到食堂门口新立的旗杆，十分肯定地告诉妈妈：“这就是咱家晾衣服的竹竿。”妈妈说：“公家拿去用，那就算了。”

现在回想起来都颇感自豪——我家的竹竿，撑起了“萍矿杨岐山五七干校”的大旗。

这就是我家在文革期间下放的第一天。

不知不觉，人生已经过去了两万多天，绝大多数日子你想不起来自己是怎样度过的，发生了一些什么，但是五十三年前的10月28日，在我的记忆里却十分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