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

随风逐影

回忆录

一、我的人生轨迹

一九五四年九月三日，新中国成立五周年前夕，我出生于黑龙江省海伦县，我的幼年是在海伦长大的，朦胧的记忆中，当时我家住在正大街钟表社后院，是三间土坯房两户人家住对面屋，其中，中间的一间屋子是两家共用的，中间是过道，两边各有一个土坯砌的锅台，算做是厨房吧。七岁那年的冬天，父亲响应国家号召，支援大庆油田开发，被组织调到安达县大同镇（现大庆市大同区）工作，我们全家也随同一起搬到了大同区。

童年时和母亲的唯一一张合影

　　当时的大同还没有开始石油开采，镇子不大，只有一条很短的街道，居民大多住的都是干打垒的土房。窗户没有玻璃，是用纸糊的，做饭烧的是炼油剩下的油渣子。一九六五年冬天，因大同开始进入石油开采阶段，行政区划交给了石油管理局，原区政府的人员全部重新安置，我家又随父亲的工作调动搬回了海伦县，当时我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了，回海伦后我在实验小学读完了小学。我的中学是在海伦一中读的，当时正值（文革）时期，国家实行九年一贯制教育，曾一度取消了大学招生考试制度，取而代之的是由各级组织推荐工农兵学员到大学读书。读中学的几年里，课本上的东西没有学到多少，大部分时间是在念报纸、闹革命、学工学农中度过的。一九七O年底结束了学生时代，当时算是高中毕业。

初中毕业照

　　我毕业时，正值全国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按照当时的政策是应该去农村青年点或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幸运的是，那一年黑龙江省由于企业严重缺人，破例把我们这届毕业生分配了工作。分配指标是以班级为单位，大家通过投票推荐确定的，我在全班同学投票中排第六名，是第二批分配工作的。

一九七一年四月初，我被分配到县里的邮政摩托车厂，当上了学徒工，月薪十八元，当年我就被评为出席县邮政系统劳动模范，这是我工作生涯的第一个开端，此后40多年的工作履历中，始终伴随着各种荣誉和信任。

　　在摩托车厂工作了一年半，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因为我所在的工厂经营不景气，几乎处于停产状态，我母亲托人把我调转到县服务公司所属的国营照相馆工作，此后我在照相馆工作了将近十二年，一九七七年七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被提拔为副主任，一九八〇年我被组织选送到齐齐哈尔商学院和海伦商业学校联合开办的商业企业管理中专班离职学习两年，一九八一年七月，我被组织任命为照相馆党支部书记。

20岁那年

1983年冬去齐齐哈尔学习彩色摄影留念

　　一九八四年三月，我离开了基层企业单位，被县委组织部调到县农机局担任党委委员、团委书记工作，一九八五年九月，我经县委组织部推荐，通过考试被中共绥化地委党校录取为大专学历的党政干部专修科学员，离职上学进修两年，一九八七年七月，党校毕业后，我回到农机局担任党委组织委员，一九八八年三月，我被县委下派到前进乡担任党委副书记，自此开始了长达十三年的农村乡镇工作。

1987年夏，于中共绥化地委党校

1987年5月，地委党校组织学员赴山东考察学习途经北京，在天安门留念，这是我第一次去北京。

　　到农村从事领导工作，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没有农村工作经验,更不懂农业生产知识，一切都要从头学起。特别是当时正值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初期,因为在粮食和生猪收购价格上实行双轨制，向国家交纳的粮食和生猪价格低于市场价格，致使部分群众不愿意完成国家的粮食和生猪征购任务，乡村两级干部为了完成县里下达的任务，就要釆用各种办法督促农戶完成任务，其间不乏采取一些过激的手段，因此导致了农村干群关系的紧张，这就使得农村工作变得更加艰难。当时乡里的工作方式是实行乡干部包村制度，我上任后，乡党委把全乡工作最落后的一个村交给了我，这对我来说实在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当年秋天的“三收”工作（征粮、征购生猪、征收农业税和提留统筹费）开始前，我因阑尾炎急性发作做了手术，术后拆完线我就回到了村里，整整一个月时间，吃住在村办公室，每天起早贪黑，带领村组干部挨家挨户地动员群众完成任务，克服了重重困难，面对舞猎枪的、挥菜刀的、抡铁锹的和耍泼赖的，我没有退缩，对观望的群众用政策攻心，对闹事的少数不法人员运用法制的手段，凭着一身正气、毅力和智慧战胜了困难，终于完成了三收任务，从此结束了这个村多年完不成三收任务的历史，同时也提高了自己在干部和群众中的威信，为我以后在乡镇的工作奠定了基础。在一年后的乡党代会上，我以最高票连任乡党委副书记职务。我在前进乡工作了五年时间，主管党群工作(组织、宣传、纪检监察、共青团、妇联、统战），分管常务、政法、教育、卫生、计划生育、文化工作。在我的努力和同事们的配合下，我主管和分管的各项工作，在全县28个乡镇中年年都位于上游。给乡党委乡政府争得了许多荣誉，也使我自身得到了很好的锻练和提高。

在前进乡工作期间，去哈市公出摄于松花江边。

　　一九九三年三月，我被市委调到向荣乡工作，任乡党委副书记、乡长职务。一九九八年八月，我被市委任命为向荣乡党委书记。我在向荣乡工作八年，没有辜负上级领导的信任，团结和带领乡党政班子成员，埋头苦干，努力发展乡村经济，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办大事。此期间乡里实现了村村通电、安上了程控电话、新建了中学教学楼和乡政府办公楼，乡政府的移址，彻底改变了向荣乡小城镇建设的落后面貌，为以后的撤乡建镇奠定了基础。当时全市28个乡镇大多数都拖欠教师和乡干部工资，我所在的向荣乡是全市唯一一个既无内债也无外债的乡，不仅按时发放工资，年终还要给乡机关干部发放奖金，我离开向荣乡时，乡政府尚有存款100多万元，当时，这在很多人眼里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与党委书记李明生同志在向荣乡体育运动大会会场合影。

　　二〇〇〇年底，我主动向市委申请调回市直机关工作，二〇〇一年元旦后，我被市委调到市计划委员会任副主任，一年后，市直机关机构改革时，我被调到市民政局任副局长，并兼任了为期三年的市残联理事长。在民政局工作的六年里，我分管常务和低保工作，相比做乡镇主要领导轻松了许多，我分管的低保工作始终位居绥化市前矛，残联工作也改变了以往的落后状态，此期间，我还多次参加了省里组织的外出学习考察和会议，在完成工作任务之余，也顺便游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现在看来，这也是一种腐败的表现，但在当时确是一种普遍现象。

二〇〇七年底，根据当时的干部政策，按照市委安排，我退岀了领导岗位，退长还员就等于提前退休了，至此，我结束了37年的工作生涯。此后，我又在一个朋友创办的房地产开发公司里做了将近八年的兼职会计工作，算是发挥余热吧。二〇一三年，为了充实自己的退休生活，我加入了市老干部大学摄影班，被大家推举为班长，从那以后，我成为了一名摄影爱好者，除了每周组织班级的学习以外，每年都和影友们结伴外出采风，既锻练了身体又愉悦了身心，在陶冶情操的同时，又结识了许多新朋友，不仅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同时也大大提高了我的摄影技术水平，二〇一五年我加入了黑龙江省摄影家协会，二〇一九年初，我被推选为海伦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

民政局工作照

、记忆片段

童年时期

我自幼就身材瘦小，性格内向，兄妹四个中我是老大，当时家境不好，因此，从小立事较早，七岁时，父母上班，把四岁的弟弟和不满周岁的大妹交给我在家里照看，没有零食水果和玩具，一天天就是在炕上坐着，当时的细节已经没有记忆了。我上小学后，把弟弟送去了离家不远的幼儿园长托，每周未接回家住一天，刚去幼儿园不久的一个晚饭后，弟弟竟然一个人摸黑从幼儿园跑回了家里，到家后说了句：“你们不接我我也回来了”，那个年代，大人们很无奈，孩子们的童年也没法和现在比。

那个年代的孩子，虽然缺吃少穿，日子很苦，但是无拘无束野孩子似的童年生活也充满了乐趣。一年四季，院子里到处都是成帮结伙的小伙伴在一起玩耍。春天去郊外摘榆树钱儿吃；去水泡边捞小蝌蚪，夏天去池塘边抓青蛙；去山坡上探蛐蛐；去麦田里抓蝈蝈，秋天去田野里捡庄稼；偶尔还去生产队的谷子地里偷谷穗，带回家喂小鸟。冬天在各家的院子里堆雪人、打雪仗、拉雪爬犁，一个个冻得脸蛋像红苹果，不到天黑谁也不想回家。除此之外，不同时期还有一些孩子自己发明的小游戏，如弹琉琉、放风筝、摔泥巴、踢口袋、踢瓶盖、踢马掌钉等等。

那时，人们的文化生活很匮乏，一年能看几场电影，买几本联环画（又叫“小人书”）就算很奢侈了。

童年趣事

看火车

十二岁那年，我家刚从大庆搬回海伦的一个冬日，我带着九岁的弟弟和六岁的大妹妹去距我家六、七里地的火车站看火车，那时每天的火车班次很少，我们兄妹三人在火车站等了好久才看见了一列火车，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火车，真的好开心。

搭车去省城

15岁那年的寒假，我与我和我同岁的堂兄搭乘县里粮食车队的汽车去了一次哈尔滨。早上岀发，坐了七八个小时的车，到哈尔滨已经午后四点多了，我俩是第一次去省城，我们在道外承德广场下的车，我三姨家在太平区住，当时只知道一个通信地址，我们边走边问路，一路找到三姨家已经是漆黑的夜晚了。

第二天早饭后，我们兄弟俩又岀发去位于哈市动力区郊外伯父的工作单位，伯父当时刚从外地调到哈尔滨工作，因为没有住房，暂时住在厂子里。我俩不知道路程多远，也不知道具体路线，也是边走边问路，从早上八点多一直走到下午五点多，我俩头一次去省城，城里的繁华景象令我们很兴奋，一路上边走边聊，中间没吃饭也没喝一口水，天黑前才找到了伯父的工作单位。

熬糖稀

小时候，每到冬天的时候，我家屋后的马路上都会有送交甜菜的马车在此路过，当时的马路都是土道，有许多坑坑洼洼，马车稍快一点就会颠簸，这样一来，送甜菜的车上就会不时的掉下几个甜菜疙瘩，一有送甜菜车经过，我们就提着筐，跟在车后捡甜菜疙瘩，有时捡不到，就向车上的农民伯伯讨要，遇到好说话的，偶尔也能从车上扔下几个来。甜菜疙瘩现在没人稀罕了，但我们小时候可是好东西。甜甜的，可以切成片烀着吃。还可以熬糖稀做花生占。熬糖稀很费功夫，需要掌握好火候，火轻了熬不好，火大了熬焦了，就会发苦。我还用自己熬的糖稀做过花生占，那时候吃到花生占是很奢侈的事情了。吃到自己亲手制做的花生占，心里充满了成就感。

青少年时期

我的青少年时代正值“文革”运动时期，所有的企业和机关单位白天干工作，晚上搞运动，连续多年，几乎每天下班后还要继续开会学习到八九点钟，这就使得每个家庭的晚饭都难以解决，在这种环境下，我从十一二岁就学会了做饭，主要是煮玉米馇子粥，有时也做小米干饭和玉米饼子。

除了学做家务活以外，小学时期，我还拣过煤渣、拾过粪。上中学后，挖过防空洞、脱过战备砖、去工厂学过工、多次到农村割小麦、扒苞米、削甜菜。这就是我们当年学生时代的真实写照。

“文革”时期，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人们最羡慕的是军人，其次是工人，当年我们分配工作时，在选择行业上有一句顺口溜，叫做“一工交、二财贸、实在不行上文教”，可见当时教育的社会地位是如此低下，在那样的大环境下，我们这代人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是可想而知的。

三、我家的变迁

我们这代人，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经历了共和国六十载的风雨历程，亲身感受了伟大祖国六十年的巨大变化。

自一九四九年十月新中国成立，到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的近30年间，国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粮食和居民的主要生产生活用品都是凭票定量供应，粮食以粗粮为主，每月供应少量的白面和豆油，及乎家家的粮食都不够吃，除了晚餐经常喝粥之外，每个月都要吃几顿烀土豆、窝瓜解决缺粮问题。特别是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全国的粮食严重短缺，吃不饱饭成了普遍现象，个别地区甚至出现了饿死人的事件。那个时期、做饭取暖烧的煤炭、棉花和棉布、肥皂、猪肉等日常生活必需品都是按人口限量供应的，其它物资更是十分紧缺，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当时被称为“三大件”少的可怜，需要批条才能买到。

居民的住房大都是房产处的公房，多数人家都是一间半草坯房，住上两间土房或者一面青砖土房的就算上等人家了。直到一九七九年以后，这种局面才逐渐得到了改善。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的四十年间，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百姓的生活进入了小康时代，我家也和全国大多数家庭一样，过上了幸福祥和的好日子。

一九七八年元月，我结婚时和父母兄妹住在一起，家里仅有的不足70平方米的土坯房，被我们小两口占了一间，剩下的一间房里住着奶奶、父母和弟弟妹妹六口人。结婚时的全部家当是一个衣柜、一个带偏袖的书桌和一对箱子。连我结婚那天戴的栽绒帽子都是借的。

结婚半年后，我们夫妻俩搬到了一个使用面积仅有15平方米的土坯房，在那间低矮的小屋子住了将近五年，我的两个女儿都是在那里出生的。

一九八二年，我的邻居盖新房时需要占用我家的院子，两家商量把他们原来的两间旧公房转给了我，因为房子年久失修，成了危房，一九八三年初，组织上批给我三千元钱维修房屋，这才把破旧的土坯房翻建成了60平方米的砖墙草盖的房子，此后，我家又在那里住了十年，虽然房子进行了翻修，但是由于临街又地势低洼，房门前的排水沟离房子仅有一米多远，夏季一下大雨屋里就会进水，外面水沟里的水排不完，屋里的水无法淘净，没办法只好借水泵往外抽。冬天的时候，每天睡觉前要用湿煤压上炉子，这样炉火不灭燃烧的慢，能防止暖气和自来水管道冻坏，但是由于炕洞里产生大量的烟气，早晨做饭的时候，有时稍不小心，会发生烟气爆炸，爆炸时能把火墙和炕面的砖崩起来，搞的满屋子全是黑灰，令人欲苦无泪。住平房时，还有一个最大的难题就是上厕所，当时的临街老房子，多数是连脊的，没有地方建厕所，公共厕所又很少，早上去侧所需要排队等候，有时甚至骑着自行车跑很远才能解决。直到一九九四年拆迁，我家才住上了三居室的楼房，从此再不用烧炉子跑厕所了。

此后的二十年间，我家又换了三次房子，面积越来越大，环境越来越好。这是我三十年前连做梦也没想到的事情。我结婚时没有一件家用电器，我家的第一件家电是结婚两年后托朋友花五元钱买的一个减价处理的收音机，一九八一年前后，我家买了一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两年后，又换了一台十四英寸的彩色电视机，此后的三十年间又换了四台电视机。二〇一六年春，我家购买了一辆小轿车，二〇一九年秋，又换了一辆新车。现在汽车已经走进了寻常百姓的家，我为我的祖国自豪。

回想我的大半生，我很知足，我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亲眼目睹了伟大祖国从贫穷落后到繁荣富强的发展历程，我有一双天下最好的父母，有敬重和疼爱我的弟弟妹妹，有相濡以沫的老伴和懂事、孝顺的两个女儿，还有众多关心我的亲戚和朋友。这是我今生最大的幸运。我感恩党和国家、感恩社会、感恩所有曾经帮助过我的亲人、朋友和同事。

虽然巳近黄昏，但是我对未来充满信心，我的人生目标是再活三十年，看看百岁新中国的雄姿，品味新生活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