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灼灼其华

　　我独自走在黄昏的路上，吹着凉凉的风，在夕阳的衬托下，秋的黄叶簌簌落下，翩翩起舞，与枝干告别，那样的不舍。而我对父亲的思念，就像那依恋着大树的叶子，想着、想着，眼角的泪水不禁潸然而下。

　　我的父亲张清镛，河北深县人。8岁时随我的爷爷来到哈尔滨，在顾乡屯居住。爷爷经营一个杂货店，有一个大院子，还种了几棵果树。父亲15岁时，就到当时还是俄国人管理的中东铁路哈尔滨车辆段做检修工。东北解放后，由于家离工厂比较远，就买了辆摩托车，骑着上班。父亲工作肯吃苦，不怕脏，不怕累，踏实肯干，被上级列为重点培养对象，由团支书、工段长做起，后来当了哈尔滨车辆段的段长兼党委书记。

听母亲说，我上面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由于当时父亲工作繁忙，又经常在外地学习，所以家里的事情都由母亲一个人承担，经常是背着孩子做事，很辛苦。之后，哥哥姐姐因脑膜炎、肺炎相续去世。最大的哥哥九岁病故，父亲特意将他的坟地拍了照片留念，足见父亲对爱子的思念之情。

我在两岁时，家搬到车辆段旁边的道里区地正街23号居住，房子是俄罗斯人建的铁路平房，绿色房盖，黄色墙。由于上班近了，那突突突的摩托声也就休止了。

我小时候经常生病，搬家之后，我身体渐渐好起来了，不用打针、吃药了，真是不可思议。母亲说，如果是这样，早点搬家就好了。后来，我又有了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此前母亲还在街道上班，只能经常把我和妹妹关在家里，父亲便让母亲辞去工作，在家照看我们。母亲勤劳肯干，把家里的事情安排的井井有条，对我们也是关爱有加。我下乡后，不到两个月，母亲就到兵团看我，这让战友们羡慕不已。母亲虽然辞了工作，但仍然经常参加街道的活动，做一些义务性的工作。她富有爱心，车辆段一位姓阚的职工，夫妻双双去世后，母亲一直帮助关照他们的三个孩子，帮助他们做棉衣，缝补衣物等，还经常让他们到我家吃饭，他们也称我妈为干妈。这也是默默地支持父亲的工作。

父亲工作虽然很忙，但只要有时间就陪伴我们，经常把饼干、糖果之类的东西放在门框隔断上，然后用双手托举我去拿，东西取完之后，还会抱着我转一圈，我也高兴的哈哈大笑，父亲也笑了，很开心。他还经常借着灯光，用手做出各种各样会动的动物投影在墙上跑动，逗我们玩儿。父亲还用玻璃做了万花筒，筒里放了五颜六色的纸屑，我们从万花筒的小眼里一看，就会出现美丽的花样。如将它稍微转动一下，又会出现另一种花的图案，不断地转动，图案也在不断地变化。我和妹妹都非常喜欢万花筒。

我上小学的第一天，是父亲送我去的。我加入少先队时，父亲给我买了一件下摆带小鸭子图案的开衫毛衣，我穿上毛衣时，父亲说:“真漂亮！”

父亲对我们姐弟要求很严格，但从不打骂我们，在我们犯错误时，父亲会给我们讲道理。在学习上总是要求我们先写完作业，然后才能玩儿。父亲只要有时间，就会检查我们的作业，当我们不会时，他会耐心地讲解。为了让我们增长知识，还买了很多小人书——江姐、小兵张嘎、雷锋的故事等。

小时候的我比较贪玩，总爱在外面跳皮筋儿、翻跟头、捉迷藏等，有时玩儿得忘了吃饭，如果碰到父亲在家时，他会用河北腔调喊我回家吃饭，于是我便乖乖地跟着他回家。

父亲喜欢听音乐，所以买了一台留声机和一些唱片，休闲时就听听歌曲，特别喜欢的歌曲是《我的祖国》，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父亲将唱片打碎扔掉了，现在想起被扔掉的那些唱片，感到真可惜。

父亲喜欢滑冰，而且水平很高。有时带我到哈铁二小或南岗体育场去滑冰，一般都是晚上，父亲说晚上人少，可以放开滑。父亲到了冰场，像变了个人，麻利地换上了冰鞋，就上了冰场。只见他弯着腰，双手背后向前滑去，拐弯压道之后，滑行的速度更快了，我在旁边不停地给父亲加油。滑了很久，父亲终于停了下来，我问他累吗？他说有点累，但为了锻炼身体也要坚持。父亲为了带着我滑冰，就改在小圈里面滑。我穿着冰鞋，蹲在他的背后，拉着他的衣服，随着他一圈一圈地在小圈里转，心里美极了。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也喜欢了滑冰，到我在北钢技校教书的时候，偶尔在冰场上露一手，学生们也感到非常惊奇。我随父亲滑冰时，当冰刀不快了，父亲还教我磨冰刀。先支好冰刀架子，把冰鞋倒挂在冰刀架上，然后在上面放一块玻璃找平，再拧紧螺丝，最后用磨刀石在冰刀上滑八字打磨。

上小学时，我会跨裆骑自行车，但不敢上大梁骑。有一天，我在铁路俱乐部广场内练车，溜了一会儿，想上大梁骑，但都没有成功。这时，遇到正好在此开会的父亲，会议结束出来看见我还在练车，就过来帮我扶车。以后几天早上，父亲带我去练车，父亲在后边扶着，有时还要跟着车跑起来，累得满头是汗，我说:“我们休息一下吧，”父亲说:“不累，再练一会儿。”经过几天的训练，我终于敢在大梁上骑车了，父亲看到我会骑车了，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我的童年有父亲的陪伴，生活既丰富又快乐！我爱我的父亲，更敬佩他的为人。

1966 年我小学毕业，随之而来的，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和对走资派的批判。我在铁路俱乐部里目睹了批斗父亲的场面，当时非常害怕。批斗会结束后，父亲和几个人被戴上高帽，挂上牌子，牌子上写着打倒走资派，然后被拉上车游街。 我父亲虽然是当权派，但在批斗时，没有人打他。下车间劳动时，工友们还特别关照他，说张书记是好人。批判期间，父亲打电话告诉同事们，不要来家看望他。如果有同事坚持要来看他，他会马上把窗帘拉上，生怕牵连别人。70年开始解放干部，他是第一批被解放的干部。解放后，先后到南岔、佳木斯车辆段工作，继续担任段长。73年，他作为中国官员带队出国到非洲修坦赞铁路，75年回国后，继续担任哈尔滨车辆段段长兼党委书记。

父亲为人处事质朴、谦和，心里始终装着工人，关心工人疾苦。只要工人有困难，他会及时帮助解决。一次，一位父亲的同事到我家来，他看到我们六口之家住的房子，仅仅只是一室一厨，他很吃惊。过后，我便问父亲，能否换成大一点的房子？父亲说，有些工人还在铁道旁边住着绿皮车厢，我们住房条件和他们比，不是很好吗。

在工作中，父亲不但时刻严格要求自己，不计名利，勤恳工作，克己奉公，无私奉献，而且从不以权谋私，处处起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表率作用。由于文革前，父亲无论技术还是职务都是单位拔尖儿的，所以他的工资也是比较高。文革结束后，第一次涨工资，尽管他在必涨之列，但他认为自己的工资已经很高了，坚决将指标让给了别人。以后他又连续让了两次工资。第一次涨工资后，他出差可坐软卧，因为让工資就没坐上软卧，这让同他一起出差的副段长给他好一顿埋怨。有时单位分福利，父亲总是最后一个去，而且还不让别人代领。有一次分废木材，别人拿大的，他却拿小的。当别人问他为什么不拿大的，他说小的好劈，其实就是捡大家不想要的木材。

我本来是69届初中毕业生。68年，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父亲为了响应号召，就动员我下乡。我便随上届的学生，提前下乡到了赵光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二团林艺连。当时父亲说，你早晚都要下乡的，早点儿走，离家还近些。现在看来，还确实让父亲说中了，不然等到69年毕业时再走，只能随全班同学到乌苏里江边的饶河去了。

下乡期间，父亲经常写信问寒问暖,当我回信说这里很冷后，父亲便给我邮来两双翻毛棉鞋。穿上新鞋后顿时感到浑身暖暖的。因我年龄小，一到连队就被分到养蜂场工作。养蜂工作夏天比较忙，冬天轻松些，所以父亲在信中，嘱咐我要学好养蜂技术，在蜂场工作不忙时，要主动到连队做些别的工作。按照父亲要求，我也跟车拉沙子、跟战友们一起割柳条编筐、铲地等。父亲还教育我要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这也成了我以后做人的准则。

72年铁路局到饶河招工，父亲的同事想把我也招回去，便写信告诉我。父亲知道后没同意，认为这是走后门，为这事，父亲专门来兵团跟我讲，这里空气好，环境好，你养蜂工作也不累，就在这里呆着挺好的。父亲这样说，我也无话可说，因为我知道父亲就是这样的人，从来不搞特殊化。

说来也巧，1975年父亲援建坦赞铁路，不在国内，我被连队推荐到齐齐哈尔上学，成为一名工农兵学员。刚上学不久，父亲援外回国，到家的第二天，他就坐火车来齐齐哈尔到学校看我。我能上学，对父亲来说是意外的惊喜。父亲见到我，脸上露出笑容，拉着我的手，并从包里拿出来从国外带回来的饼干、红丝巾给我。看着父亲，我心里想，不用你，我也从连队回来了。临走时，父亲嘱咐我要抓紧时间好好学习。望着父亲的背影，我落泪了，这就是我的父亲，回国还没来得及休息，就来看我。

父亲援外回来后，又回到了哈尔滨车辆段段长兼党委书记的岗位上。当时我的小弟弟一直没有工作，他本来可以通过各种关系，给我弟弟安排工作，但他坚持不走后门。到铁路部门最后一次可以安排子女接班时，他却向组织申请提前离休，用自己的岗位给弟弟换了一份工作。

离休后的父亲立马让单位的人把家中的电话撤掉，当时弟弟不解地问，为什么撤掉电话，父亲说，我已经不需要了，不然单位还要出电话费。离休后的父亲有事从来不麻烦单位。有两次，父亲病了，按级别可以叫单位的车送他到医院，因为他离职和在职待遇是一样的，但他不同意。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清正廉洁的好干部。

我参加工作成家后有了孩子，1981年学校放寒假了，我便带着一岁半的儿子回哈尔滨看望父母，在家待了几天后，父亲便说，快过年了，你婆婆还在你家，还是回去陪伴老人过年。当时我很想在哈尔滨过年，但还是依照父亲的意思，依依不舍地离开了。

父亲一生生活简朴，家里的东西能用就用，不买新的，他自己也很少买新衣服，经常穿他的铁路服。平时我们吃饭掉在桌子的饭粒也要我们捡起来吃。父亲用他的行动告诉我们，从小要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

父亲是一个酷爱学习的人，而且自学能力很强。他从小在老毛子工厂当学徒，没上过多少学。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他学会了俄语，后来又自学了英语。1973年，他带队援建坦赞铁路时，自学的英语就有了用武之地，因为当时的女翻译，对一些专用术语翻译不了，所以父亲就成了临时的翻译，有时就直接用英语同对方交流。当年在国內放影的新闻记录片《坦赞铁路在建设中》，就有父亲的两组镜头，一组就是父親用英语给赞比亚管理人员讲课。

父亲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提前离休后，就找了一份值夜班的工作，干了一段时间，又去了菜市场找了一份收税的工作。工作中，有的商贩给他菜等东西，他从来不收，同时也不在此处买任何东西。

父亲离休后的业余生活也是非常充实的，打门球、拉二胡、读书、看报，还自学了一段时间的日语。他用行动向我诠释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深刻含义。

我爱人是湖北人，在齐钢工作时，因水土不服，1994年我们一家调回了湖北，我就一直在仙桃职业学院任教。1997年放暑假我回哈尔滨时，父亲说，我和你舅舅商量了，想到你那儿去看一看，我说，好啊，我等你们来。可后来，父亲得了脑血栓没有来成，这是我的遗憾。当得知父亲生病住院，我马上请假回哈尔滨照顾父亲。父亲开始在铁路医院住院，后来转到脑血管医院。我每天早起做好饭，坐车到医院给父亲喂饭，并且和妹妹一起为他洗漱。父亲当时不能说话，右侧胳膊和腿没有知觉，大小便失禁。我们姐弟四人分白班、夜班轮流照看父亲。为了让父亲能早点下地走，我用绳子拴住他的鞋子，一人扶着，一人拉着他走。经过治疗和精心照顾，父亲的病有所好转，就出院回家休养。好在妹妹已提前退休，可以来照顾父亲，我在学院还担任班主任工作，在走之前我托同事替我代班，所以我不能久留。临走时，我给父亲喂了最后一次饭。此时父亲还不能说话，扶着可以走动。我强忍着泪水，给父亲磕了三个头，祝父亲早日康复。走出家门时，我已泪流满面。以前我出门时，都是父亲送我，而这次是妹妹为我送行。

2001年1月13日11时，我的父亲病逝，享年73岁。父亲去世时，我立刻同丈夫乘飞机赶回哈尔滨，送了父亲最后一程。

父亲虽然离我而去。但父亲的淳朴善良、勤劳节俭、勤奋好学、宽厚正直、低调实干的优良品质，一直深深深地影响着我，让我在学院副教授的工作岗位上勤奋工作、教书育人，培养了一届又一届让我引以为自豪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