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老屋

朱敬标

残门锈锁久不开，

灰砖小径覆干苔。

无名枯草侵满院，

一股辛酸入喉来。

忽忆当年高堂在，

也曾灶头烧锅台。

恍觉如今只形影，

故乡无人诉情怀。

每当读到这首网红诗，心中不免感触良多，不由又回想起故乡的老屋来。

新中国成立时“一穷二白”，共和国是在一片废墟中站立起来的。当时，要维持政权的稳定运行，要兑现对贫苦百姓的承诺，就必须把现有的社会财富重新分配。因此，对财富的既得利益者，比如封建官僚、封建地主、资本家，包括部分民族资产阶级手里的财富进行再分配。手段也很简单，要么赎买、要么公私合营或者干脆没收。

这么做，肯定会对当时社会带来不小的阵痛，很多地主的田产、房产、粮食，衣物，甚至其他生产资料，如牲口、农具等均被充公，然后分配给贫苦农民等没有社会资产的人。这就称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时间跨度也不长，从1949年共和国成立到1952年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基本结束。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我们老家当年的地主们也未能幸免，这就是我们家的第一间房的来源。

我印象中的那间房是门对东的一间草房，土坯砌成，里面光线不好，总感觉黑黢黢的。好像也没有窗户，就是在山墙上开了一个不大的洞，用以通风和采光。屋外比屋内还高，小时候经常趴在门坎上玩耍。每个人的记忆力其实都是不一样的，我此生最遥远的记忆，就是一天中午睡在床上突然哭闹，然后母亲抱起我出门小便的一些碎片影像，天气有些冷，估计是初春或严冬吧。

大概没过几年，也就是我五六岁的时候，因为家里孩子太多，一间房无法满足全家七口人的生活空间，所以我爸又从别人手里花七百块钱买了第二处住房，也就是在马店老街西边合作社后面的那座房子。

房子其实也不大，两间半（半间的是冲北的过道和做厨房用，，外墙是用青砖砌成，而且还带了一个小院，院子虽也很小，但总体感觉房子严实安全了很多，与其他人家比还算不错。因为是老房，每年两间屋顶的接缝处都会漏雨，所以屋里还会有一些湿气。我感觉最好的是采光，主屋门对东，门旁的窗子竟然是双扇的，这样每天早起，太阳光就会直接照射进来，让人精神振奋愉悦，比起街东那座老房屋，真可谓蓬荜生辉，天壤之别了。我的童年和大部分少年时代都在这度过的。

直到1985年，家里重新选址，在街南头盖了六间新瓦房，这个才是我们家真正意义的新房子。也就是说，从1959年大姐出生，到1985年盖新房，我们家住房境遇地改变跨度达26年。

在家父的努力下，这次家里住房条件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在当时走到了很多人家的前面。主要因为：其一新房子，红砖到顶的，显得宽大阔气。其二，带 走廊的，这在当时农村还是挺时髦的。下雨阴天，人不被淋到，屋里也不会飘进来雨水。其三，解决了我爸另外一个心病：今后儿子们成家不用发愁了，三个儿子每人两间，结婚成家有了保障，不用象他们老一辈那样住旧房。

盖这六间房可把我爸累的够呛，好像还有一些欠账，而且中间还有一些波折，估计是周围有人害了红眼病吧。

记得搬家那天，按照规矩要先动火。于是我妈妈就用大锅烧一锅开水，为每人盛了一碗，我爸一边喝一边大声说“哎呀，真甜，真甜呀”，真可谓喜形于言表，满脸的幸福感，他说自己完成人生一件大事，比爷爷奶奶那一代人强了。我当时懵懂少年，没感觉到哪里甜了。现在想来，父亲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小时候逃荒要饭，无房无田，在苦水里泡过，他经过自己的努力盖上新房，怎能不激动呢？！

家父1928年生人，搬新居那年已五十七岁。

有一年回去看爸，发现屋里潮湿的很，而且后墙阴了近一米高，夏天进门明显地能闻到霉味。就提议让他把屋里地面重新铺一下，最好打水泥地（原来家里就是简单铺了一层红砖，而且没有捻缝），再有就是门口没有拉院墙，下大雨的时候，周围邻居家的和大路上的雨水都流到我家门口，排不出去。我刚提出来，父亲就说“唉，算了，将就着住吧，我们还能活几天……”，我一听就有些来火，当即掏出来兜里的一千多块钱，留点回去的路费，当着大哥的面放在桌子上，表态这个院墙必须要拉起来。既然事已至此，两个哥哥也是深明大义，纷纷表示支持，于是各自分担了自己那一份，算上父亲拿出来的，预算五千多块钱就筹集够了，这也算一个比较大的工程了。

第二年我再回的时候，老家焕然一新，有好大的变化：整齐的院墙，红漆的铁皮大门，盖了门楼子。大门到屋门口都打了水泥路，房内不仅墊高了地面，也都抹上了水泥，平平整整的，比原来整洁多了。听母亲说，原来屋里屋外拉了好多破烂出去，因父亲喜欢囤东西。

住所整洁了，父亲也闲不住，在院子里种上了果树，弄了菜园，每年结的葡萄、柿子吃不完，还要送给别人，蔬菜基本可以自给，辣椒茄子黄瓜小白菜豆角子一应俱全。配上三只汪汪叫的小狗，好一派生机勃勃喜气祥和的景象！

但是，这所有美好的记忆永远停留在父母离世那一刻。

父母在家就在，父母不在，我成了回不去的游子……

年少不知家乡好，年老才知乡愁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