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之风：农村包围城市：秩序的兴替

绘风墙绘

教员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分析过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四个原因：帝国主义及殖民地势力范围之外的农业经济区、革命文化的启蒙、全国的革命形势、革命武装。

在以往的革命历史教育中，人们往往着眼于根据地与红色武装力量建设的数据分析，而有意无意忽视了中国近代史特殊的社会生态背景。

谈论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近代史，离不开列强主导的殖民地秩序，这一时期的国际体系，不仅在于列强瓜分势力范围，更在于殖民地破碎主权背后列强共同维护的资本秩序。

这与列强殖民扩张之前，区域经济发达、内循环主导的古代中国的经济生态完全不同。

在重本抑商的传统中国，王道秩序之下，整个社会是“天-地-人”和谐相生的文明生态，植根于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的人与财货的再生产。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不依赖于商业与市场即可获得生存与发展的资源和环境。在这种社会生态之下，独立的生产关系产生相对独立的人际关系与人格。

这并不是说商业与市场不重要，只是没有今天这么关乎生存与发展。商业与市场更多的是社会分工与社会交换的必然结果，是全社会配置资本资源的有效方式，它原本可以不成为维护资本秩序的工具。

那些动辄把传统中国斥为“小农经济”的人，似乎有意描绘一种僵化的、低维的、一成不变的社会生态。实则是一叶障目，以掩泰山别有用心的故意之举。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固化中国社会的愚昧落后，是强化华夏民族沉沦奴隶的基因与宿命，同时彰显西方列强先进文明的光辉形象。

实际上，从历史典籍与考古发现中，我们都不难发现真实的历史。从虞夏到商周、秦汉到宋明，到处都能看到工场、坊市、城郭、道路、运河、长城、船坞等规模工业成果的印记。自新石器时期玉作机械与切削技术的发展成熟，华夏文明就不是所谓的“小农经济”，而是遵循天道秩序，高度发达的百工百业。

贾湖骨笛、凌家滩玉石钻头、红山玉龙与黑陶杯、良渚玉琮、河姆渡榫卯技术，都能说明悠久的华夏文明不但不是落后单一的小农经济，而是历史悠久、广泛存在，水平极高的技术型文明体系。

到了周代，当文字与教育普及之后， 更是出现了《考工纪》这样的技术类百科全书，此后的历朝历代皆有技术成果与技术突破，其中比较典型的有可编程图案的汉代提花机、唐代的轮桨战船，宋代的水运仪象台及《新仪象法要》。被满清毁禁的《天工开物》并不是传统中国技术文明的最高峰，尽管《天工开物》已展示了一个全社会协作的工业化社会场景。更具震憾是技术成果的具体应用，它不仅仅是最早完成全球测绘的大明船队，不仅仅是武当山金殿电磁技术的具体应用，甚至不仅仅是人类文明史上的第一辆汽车……直到1672年，传教士南怀仁在获得明代技术资料的基础上，才在北京还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辆”汽车。

“小农经济”说之所以存在市场，是因为明亡以后，积累了数千年的，直接开启人类近代文明的技术成果被徐光启利玛窦之流联手打包外送。而接下来反文明、反科技的满清政权用残暴黑暗的奴隶制彻底摧毁了神州大地上几乎一切文明成果。把神州大地从扬帆四海的高技术文明直接降维为包衣奴隶制蛮荒的原始生态。

《文明色彩与历史真相》系列已对明朝衰亡的原因进行解读，本文不再赘述。

华夏文明并不缺少英雄，不缺少对抗蛮夷的技术与手段，缺少的是秦皇汉武唐宗明祖光大王道秩序。宋金战争，金国纵横天下的铁浮屠同样也在岳家军的背嵬军面前折戟沉沙。葬送大宋的不是金兵，而是精致利己的文官集团。

僧格林沁的骑兵最后一次展示了野猪文明的狼奔豕突，在绝对的技术优势面前，曾经的黑暗终将消散，而随之到来的却不是光明。列强并没有直接消灭满清，尽管满清贵族恬不知耻的说什么“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之类的谄媚之语。列强也没拦着孙袁“驱逐鞑虏”，因为皇城里的野猪实在是太恶心了。

不同于传统中国的治理模式，西方列强在中国殖民地更注重建立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资本秩序，连同其早期的种植园、世界其它地区的殖民地一起，共同构成一个全球一体的“原料-工厂-商品-市场”的资本主义世界。

在中国这样一个民族意识、文明意识、反抗意识觉醒的人口大国进行殖民并非易事，所以它们只能以沿海城市为重点，以传教、开办学校、把西方文明标榜为现代文明等方式进行蚕食与潜移默化。而沿海城市的士绅、官僚、资本乐于借重外部势力来壮大自己的实力，买办官僚与官办政府也随即出现。这些近现代秦桧显然不关心什么王道秩序与国家利益，它们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它们维护的是金国与殖民者的秩序。

四一二政变、七一五政变的发生是必然的，大革命的失败也是必然的。这不仅是西方列强与买办政权恐惧广东革命政府会建立一个独立自主，危害其利益的国民政府，更在于北伐军缺少打倒军阀、解放大城市的革命基础。

在沿海经济发达的区域，靠着募集经费，购买军火，开办军校，包容并蓄的方式要建立一个独立的政权，实质上是与虎谋皮，挑战列强与买办共同维护的资本秩序。在这个区域，财富集中在买办资本家手中，工业与技术掌握在列强手中，选票民主则给买办官僚垄断政权提供了可乘之机。

没有财政，没有工业，没有军火，没有一个政治性、组织性、纪律性高度凝聚的政党，在列强与买办主导的资本秩序势力范围之下，一个资本利益集团主导的政权是无法实现推翻割据军阀的革命目标的，因为他们都从属于列强与买办所确立的资本秩序。

在当时中国的社会生态之下，军阀与列强都是革命的对象，但这些都是结果，而非原因。

旧中国缺少的是独立自主的社会生态，广东革命政府真正要解决的也是构建独立自主的社会生态，没有人看到这一点。

站在这个角度上很容易解释为什么城市革命无法在中国取得成功的原因。即便上海、香港、武汉等地的工人暴动成功了，又将如何呢？这些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本身就是殖民地化的产物，是“原料—工厂—商品—市场”列强全球资本秩序的重要节点，是资本市场与资本秩序的主场。

资本家依附于殖民地市场，劳工同样依附于资本主导的殖民地市场。在列强主导的资本秩序面前，劳工是依附于工商业的。即便在几个城市取得了革命成功，它又如何建立自己的经济生态呢？如果不能改变这些城市的主导秩序，就不可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胜利。除非依靠国家主权建立一个内生的独立自主的经济生态，否则就只能归于失败。

这是中国近代史最大的现实基础与行为逻辑。

在列强利益一致的资本秩序逻辑之下，不仅欧美不愿意看到一个统一的中国，就连同属红色阵营的苏联也不愿意看到一个统一的中国。

资本主义是一个无视国界与政府的统治体系，它借助公司、商品与自由市场粉碎一切主权与国家秩序，建立全球化的资本秩序。

重塑秩序，则需要重构主权，重构生产关系，重构社会生态。若想重塑秩序，先要摆脱现有列强与买办政府主导的资本秩序。

辛亥革命的胜利在于其“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并未触及列强在华的利益，而孙中山的建国纲领更是以欧美为模板，这被西方视为“文明的同化”而未过多干涉。但红色力量的迅速壮大和北伐一旦触及了列强主导的殖民地秩序。它的失败也就成了必然。

在一个缺少工业能力的落后国家，列强通过军事能力确保资本秩序与经济利益。在城市与沿海省份，缺乏建立自主经济生态的基础与条件。

工业落后是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重要原因，却也是红色政权的机会。

与资本主义世界“工业—商品—市场”漫长的产业链与庞大的市场不同，落后区域农业主导的经济生态要简单的多，它借助于有限的商品与市场就可以实现自身的存续与发展。相比于沿海省份与大中城市，这样的偏远农村并没有竞争优势，但它可以用更先进的组织方式与生产方式实现自身进化，取得所在区域的相对优势。然后发展壮大，最后在更大的国家层面上，依靠主权对抗殖民地秩序。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

西方列强构建资本秩序是从“圈地运动”开始的，把人与土地剥离，把人与独立自主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剥离，把人与物变成商品，把人与物都变成资本秩序一部分，成为资本秩序的养料与奴隶。

反其道而行之，重新建立人与土地的关系，就可以把人从资本秩序的奴役中解放出来，重新成为生产与生活的主人。相对于被资本秩序组织起来的技术、产业与人群。个体的、家庭式的人仍不具备资本工业化生产的竞争优势。这就需要通过组织与协作的力量，集中人力、财力、物力、技术等手段，在全社会范围内获得生产力的提升，与之相应是政权、主权、工业能力、经济能力与武装力量的提升。

重要的不止于人与土地的关系，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更重要的是秩序。使人免于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沦为资本与权贵的附庸。这需要一种真正的文明秩序，耕者有其田，劳动者是主人的秩序。在传统中国，它表现为王道秩序，在新中国，它是人民当家作主。

这就是井冈山与土地革命的意义。在远离列强主导的资本秩序的势力范围，在军阀割据的破碎边缘重构社会生态，重建主权，重建文明秩序。

真正的文明代表着更先进的组织，更大的主动性，更先进的生产力，更高的效率，更快的发展速度。

从根据地到新中国，从小米步枪到两弹一星，从南泥湾到北大荒，从边区造到山东舰。一片片贫瘠的土地连同土地上衣着褴褛的饥民，无数次的淬炼与聚变，终于成就了一个崭新的国家，一个自成一体的社会生态，一个全新的，不依赖于列强买办资本秩序的，独立自主的文明秩序。

而这一切，都始于军阀割据的边缘地带重新构建的生产关系与社会生态。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

解放后的上海买办资本家故技重施，试图以操纵价格的方式证明上海还是他们说了算，还是资本秩序说了算。他们以为萧瑟秋风今仍是，却不知已换了人间。这人间再也不是他们为所欲为的人间。

很多人津津乐道中国高铁“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发展模式，认为这是中国高铁成功的真正原因。却不知这是买办资本的有意宣传，它有意隐去了新中国铁路产业艰辛的发展之路，包括“中华之星”、蓝箭、先锋、大秦铁路在内的中国铁路人取得的骄人成就，早在2002年“中华之星”电动车组冲刺试验就创造了每小时321.5公里的当时“中国铁路第一速”，该纪录直到CRH2在2008年4月24日于京津客运专线上进行高速测试时才被打破。

真实的情况是，西门子也好、阿尔斯通也好、庞巴迪也好、日本新干线也好，“二桃杀三士”的竞购策略不可谓不高明，国外的高铁技术也不可谓不先进。但中国高铁今天的成就都是在国产高铁技术的基础上的吸收创新，没有主权，没有独立自主技术的基础与凝结核，谈今天高铁的成绩，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很多时候，拿来主义是行不通的。别人愿不愿意给是一回事，自己有没有能力消化吸收是另一回事。消化吸收本身就是自身实力的代表，内功不扎实，没有独立自主的魂魄，多半是要被反噬的。

他山之玉，可以攻石。我们并不反对万物为我所用，孟子有言，万物皆备于我。重要的是自身的主动性与能动性。如果一味自轻自贱，造不如买，买不如租，是授人以柄，俯首系颈，是狗奴才的言辞与做派。有骨气的人是不耻为伍的。

今天，中国人重新背负三座大山的过程，是劳动者主人秩序向买办资本秩序堕落的过程，也是再次剥夺国人主人意识与独立自主基础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经济与中国劳动者重新被整合为欧美主导的全球资本秩序的一部分，买办企业与买办资本成为维护这一秩序的受益者与中坚力量。在被现代化包装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劳动力商业化浪潮中，劳动者再一次失去了独立自主的权力，成为现代资本秩序的奴隶。

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被资本设计与塑造的，是不断优化的可赢利模式，是无孔不入的商业化生活。

还未出生，就准备了胎教商品。衣食住行，除了必备之物，还有概念营销，传销洗脑。生病住院，俨然屠宰场般分工明确的流水线。死了，天价骨灰盒，天价墓地。

能卖的，都明码标价，都被垄断营销。

为什么一定要接受商业化社会的千刀万剐呢？胎教比不折腾更好么？抽血切除缝合比健康的生活方式，比草药针炙疗效更好么?天价墓地比回归自然更好么？

好不好不知道，只知道医疗教育等的商业化改造，能让富的更富，让立锥者无锥可立。

电视剧《装台》有个场景令人印象深刻，独自生活的窦老师自知时日无多，他告诉前来探望的顺子：我死后，你把我埋在终南山的一颗大树下吧，那是我最好的归宿。

心无物，天地宽。那片山，那颗树，那位通透的老人。

真正的文明是国家繁荣富强，是人民生活安康，是劳动者当家做主，是实现人的繁衍发展，全社会财货资源的合理分配。

如果所有人都成为资本秩序的奴隶，这不是文明，这是文明复兴最大的障碍。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君子不役于物。做生活的主人，不做被商业化社会驯服的奴隶。

断骨增高、削骨美容，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健康的，内生的美，这是饮鸩止渴，而这种饥渴多半是无良商家的酸梅诱惑，是诱人入毂的钓饵。你只是不愿意接受真实的自己，不愿意接受真实朴素的生活，你只是不了解真正的颐养之道。在真正的技术文明那里，你原本无需购买剥皮拆骨的天价酷刑。

摆脱资本秩序的桎梏，戒除商业化的敲骨吸髓，需要重塑家国观念，需要重塑华夏文明的道德观、价值观与生活方式。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真正的文明和谐，需要更高的道德，全社会利他行为的回馈滋养，才能成就真正的文明社会。

生活中到处都是为资本布道的书籍与屏幕，是时候抛弃这些真正的污染源了。它们才是真正的邪教与鸦片，才是资本秩序驯化奴隶的指挥棒。

商品表现为物与服务，但物与服务同样可以不以商品的形式，不以资本秩序的方式服务人与社会。未被商业化的物质财富并不会带来社会的凋零，因为这世间不止资本秩序，市场之外，还有别的方式用于资源的分配。

真正的生活之道，不在填充永无尽头的私欲，而在经营家庭、奉献社会，在朴素务实的生活中奏响生命的旋律。在传统中国，它被表述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是华夏文明的王道秩序。真理并不会过时，只是需要与时俱进的解读与践行。

农村包围城市，教员为新中国重塑了文明秩序。

今天，当我们被资本秩序重新奴役的时候，我们需要复兴华夏优秀的文化传统，用彰显天道与历史规律的思想革命来引导人们构建人格独立的生活方式与社会生态，重塑新时代的华夏文明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