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考故事】刘京东:从知青点考进名校(Z088ZW004)

皎皎书苑

<p class="ql-block">【刘京东,1959年3月出生于江苏东台,1975年白驹中学高中毕业;当年下放到白驹公社知青点务农;1976年担任公社电影队放映员;1977年考取华东工程学院(现南京理工大学)。1981年分配到中国兵器陕西咸阳202研究所工作,工程师。1992年后在江苏连云港市财政局任职。现退休)】</p> <p class="ql-block">  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考生,我考入的学校名称几经变化,入校时,华东工程学院的名称用了十多年,是在1966年由解放军炮兵工程学院更名而来;1984年后又更名为华东工学院;1993年更名为南京理工大学。按照现在流行的说法,也是一家妥妥的“211”大学。</p><p class="ql-block"> 而回忆我的中小学教育和高考经历,能进入这所学校读书,可能真有点幸运。</p> <p class="ql-block">  我出生于1959年3月,虽然六岁就上小学了,但我的中小学十年,正好是“文革”十年,也是高考中断的十年,在“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时代背景下,不仅学制很短,而且在学校里学的知识少得可怜。</p><p class="ql-block"> 那时的学校,搞“开门办学”,课上内容简单,考试开卷进行;还被“学工、学农、学军”,到工厂、农村参加社会实践,占用掉很多时间;为了所谓不脱离实际,中学里也将农业机械纳入教学内容,如电动机、柴油机、拖拉机和水泵,统称“三机一泵”是必修课。中学生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没有受到重视,当然也不可能在那个应该学习的年龄打下扎实的基础。</p><p class="ql-block"> 1974年,我随父母来到白驹镇,插班进入到了白驹中学高中毕业班,在那个班上,我度过了最后的高中时光。也就在那里,我的两位挚友,同学陈华和在白中代课的无锡下放知青乔劲扶老师成了我一辈子的朋友。</p><p class="ql-block"> 说起来,在白中的那段经历,时间不长,对我的影响却很深。两位一辈子的朋友来自于中学,我在中学的那点业余爱好,也与好友一样,伴随了一辈子。</p><p class="ql-block"> 我到白驹中学插班,来到的是一个陌生的环境,我不是那种“自来熟”的人,多数情况下,我属于“可有可无”的存在,并不主动与人打交道,早我一年从方强来到这个班级的陈华,不知道是因为对我这种情况有“同理性”,还是我俩家住得很近——当时,我家住在公社大院里,他家就在隔壁,没过多久,我俩就一同上下学了。巧合的是,我俩的兴趣爱好,居然是一样的,都爱捣鼓“无线电”,这个爱好,让我们在一起不需要更多的言语,而是不断琢磨和动手,这个过程中,中学的物理老师陆维元成了我们的“知心大哥”,陆老师与我们形成了“趣味相投”的三人组,我们经常在一起,拆了装,装了拆,找来旧零件,装配收音机、单体机,忙得不亦乐乎。这种乐趣,帮助我们度过了那段不堪的岁月。外部世界,与我们似乎没有任何关系。记得有一次半夜里在调收音机时,里面突然传来了“蒋介石死了”的新闻,所以,我们可能是小镇上最早知道这个消息的,只是我们倒也不以为意。</p><p class="ql-block"> 我是家中老大,高中毕业,虽然只有十五周岁,但父亲是公社干部,我就得带头下放、带头干活;于是,我就与一同毕业的同学一起,下放到了白驹公社在民窑大队设的知青点务农,陈华是定销户口,这次他没有“享受”到下放待遇。在这里,我的知青身份保持了两年半,直到考入大学为止。</p><p class="ql-block"> 在知青点,十五周岁的我不因为年龄小而有特殊,我与其他知青一起,犁地、种植、收割,有一年夏天因过于劳累,还在田里中暑了。</p><p class="ql-block"> 我们还被指派到大丰东部滩涂割芦苇,记得有一次在东部割完芦苇回到白驹家中,我的头发很长、很乱,脸晒得脱了皮,身上的棉袄脏兮兮的,棉袄上的纽扣都崩掉了,只得弄根麻绳扎在腰间,推门而入,母亲愣了好一会儿,才认出是我,随后,放声大哭起来。</p><p class="ql-block"> 成为知青一年后,在白驹公社成立电影队后,公社决定,在知青点中推荐“放映员”,我的突出表现让我与同为知青的陈胜华被推荐成了放映员,我们与从前在公社放映队待过的一位吉姓师傅组成了放映队,轮流在白驹公社所属的各大队和小镇上放露天电影,我们几位骑着自行车,驮着放映机和胶片,行进于乡间小道和田埂上,走乡串村,在打谷场支撑起大屏幕,为农民们送去那时的精神食粮。</p><p class="ql-block"> 在那个精神生活极度贫乏的社会里,无论放映什么影片,也无论这影片已经放过多少遍,仍然是观众如潮;如果偶尔遇到一个新片子,那来到打谷场的,都有几十公里以外赶过来的观众。就在这个过程中,我对胶片、对音响设备已经开始着魔了。</p> <p class="ql-block">(刘京东与大学同学留影)</p> <p class="ql-block">  1977年10月的一天,广播里传出国家决定恢复高考的消息,我们年轻人自然喜出望外,爸妈觉得我在学校学习成绩比较好,只要认真复习,应该有信心参加高考。</p><p class="ql-block"> 我父亲时任白驹公社党委副书记,受“文革”左的思想影响,他既鼓励我学习迎考,又担心我专注复习影响不好。所以我的高考复习,有时还是得在偷偷摸摸中进行。离开中学两年半的我重新拾起借来的老高中课本学习。有点小骄傲的是,我自小求知欲强,爱学习,爱琢磨,能够举一反三,从前没有学过的数学知识点,通过认真比对,能够融会贯通,这大大提高了学习效率,弥补了课堂上没有学到知识的不足。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白驹中学乔老师对我的帮助功不可没。有一段时间,我就吃住在他宿舍,他自己也在复习迎考,还辅导我复习功课。为“避人耳目”,有些日子,我还从乡下回到东台老家,住在大姨家,复习备考。</p><p class="ql-block"> 当年11月份,我顺利通过了在白驹镇进行的初考。还记得考试的科目是数学、语文、理化和政治四门。</p><p class="ql-block"> 12月份,全县高考在大丰“丰中”设考场,高考4门分两天进行,第一天上下午考“数学”、“语文”,第二天上下午考“理化”、“政治”。数学、理化是我得分强项,回想起来,可能是因为自己已经当了两年多农民,资格老得很,所以,心里也没有太大压力,似乎没有感到紧张,考试发挥也就比较正常。</p><p class="ql-block"> “华东工程学院”并不是我在考前填报的三个学校名单中,所以,等到第二年元月,我收到华东工程学院入取通知书时,特别意外、特别激动,我们一家人拥在一起,以特别愉悦的心情和难以言表的激情表达着我们的情绪。陈华等中学同学也与我一起分享了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一时间,几年来,在知青点下放劳动的辛劳;在放映队风餐露宿、常年奔波在户外的辛苦,瞬间都化为了乌有。据说当年高考录取时,军工系统院校可以优先挑选,虽然我并没有填报华东工程学院,但应该是被“优先”了。 </p><p class="ql-block"> 过了1978年春节,我兴高采烈地搭乘一辆去南京送货的卡车,离开了白驹,来到了南京,开始了我在孝陵卫景区附近的求学生涯。</p><p class="ql-block"> 最先,我就读于华东工程学院计算机系;但入学不久,学校又进行了一次摸底考试,将成绩好的学生,重新分配组合成“数理师资班”。我居然被分配到了“师资班”,专业又变成了“物理”——十年文革,大学师资脱节,急需培养年青教师,学校意图将这个班打造为将来留校、充实本校教师岗位的班级。班里学生的组成,有20岁以下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和知青,也有30岁左右“老三届”学生。那些老三届同学,有已经结婚,为人父母的;也有工作5年以上带薪读书的。我从乡镇来,家中弟妹多,人均收入低,所以,享受了最高等级的20元助学金。印象中,班上所有人都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大家目标一致,都要将失去的时间夺回来。</p><p class="ql-block"> 按照常理,作为师资班的一员,我注定是要留在华东工程学院教书的,可命运又让我走了更多的地方。1981年临近大学毕业时,兵器工业部202所到高校里挑选毕业生,我又被挑中,来到了远离家乡的陕西咸阳,成了这所军工研究所的一名研究人员。在这座军营中,我虽然没有军籍,但还是处处感受到军队的氛围,也算圆了我一回军人梦吧。</p><p class="ql-block"> 说起这个军人梦,其实发轫于当年高考结束后——1977年11月份高考前后,我在准备和进行高考过程中,同时也报名参军了,那叫“一颗红心,多种准备了”。就在接到大学录取通知前,也收到了参军的通知书,按照当年“上大学优先”的政策,我跨入了有军工背景的华东工程学院,如今,终于加入了军队系统的研究所。</p> <p class="ql-block">(刘京东与妻子王维彤在西藏)</p> <p class="ql-block">  常人说,胃,离开自己的故乡最近。在大西北的咸阳202所工作了十余年后的1992年,应在江苏连云港工作的老同学的热情召唤和对连云港建设成“欧亚大陆桥”作出贡献的期待,还有“肠胃“对回到家乡的呼应,我和祖籍在兴化的妻子,带着七岁的女儿离开咸阳,来到了连云港,从事电子产品技术开发和信息系统管理方面的工作。</p><p class="ql-block"> 人,离开了咸阳,但心还对那里有所记挂。在离开咸阳后的若干年里,我似乎成了202所的“编外工程师”,曾经一起参与研究和开发项目的那些同事们,还经常打来电话,共同讨论研发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让我提出些意见和建议,这让我对没有终生从事国防科研业务的遗憾,多少得到些弥补。</p><p class="ql-block"> 如今,当年随我们来到连云港、长大后就读了中国科技大学的女儿,她在那里取得生物材料学博士学位后,又去法国格勒诺布市国立理工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并任职法国国家科学院研究院。前些年,她回国任教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药学院,她在科研和学术方面的成就,令我感到骄傲。</p><p class="ql-block"> 在高考过后的44年后,我再来回顾当年高考的情形,不免感慨万分。我做过知青和农民,当放映员相当于是一名工人;上大学前,与当兵擦肩而过;上大学后,没做成高校教授,却成了解放军的“编外士兵”;上世纪九十年代,下海成了一名企业人员;50多岁时,通过公务员考试,又回到了体制内;算是“工农商学兵”都有份了。这种经历,也可能是我们这一辈人,才有可能领受过,对人生,自然也就多了几种体验,有了更多的体会。</p><p class="ql-block"> 有意思的是,在中学时代形成了对无线电的爱好,加上在放映队里对音响设备的痴迷,让我有了专属于自己的“成人游戏”。在我的那间乡间库房中,各种各样的音响,模拟信号时代的种种介质,重金属乐器形成的震撼,让我如痴如醉,也成就了我在连云港的“发烧友”中的“美名”,沉浸在音响世界里,我仿佛能听到年代的世事变迁,能耳闻人生的辛酸苦辣,还能悉心体会到人性的种种。今后,如果有家乡的、白驹的朋友来了,只要大家愿意,我一定与大家一起品鉴和分享,在我的这片天地里,聆听来自高品质音响里流淌出的自然和心灵的声音。</p><p class="ql-block">(本文初稿刘京东;王维彤、陈华、乔劲扶、刘京明、葛晓燕等提供了不少素材,整理陈谷子)</p> <p class="ql-block">(刘京东女儿刘熙秋博士)</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