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是一个完整的系列会议，——试述遵义会议前后七个会议，张光逵

一瞬曙光

　　遵义会议是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一次扩大会议。这是我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遵义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纠正博古、李德等人“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挽救党和红军命运，挽救中国革命命运而召开的。会议主要议题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长征初期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会上，博古首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也称正报告)。他在谈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时，强调了国民党军事力量的强大，强调了全国革命力量的薄弱，却不去检讨“三人团”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接着作为“三人团”成员的周恩来作“副报告”，“提出红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战略战术的错误”。作为中央军委负贵人他主动承担了责任。针对博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所作的辩护，张闻天首先站出来发言，矛头直指博古、李德。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下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并揭露他们试图推脱责任的本质。这被视为对博古正报告的“反报告”，成为遵义会议上的主导意见。之后，毛泽东就长征以来的各种争论问题作了长篇发言。他用了“三个主义“概括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即先是”冒险主义”——指的是打赣州，“夺取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继而是”保守主义”——指的是广昌之役，阵地战， “保垒对保垒”然后是”逃跑主义”——仓促突围，实行逃跑。如此一来，会上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思想观点和路线方针。关键时刻，王稼祥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同时，他严肃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并直接了当提出了三条建议: 1，完全赞同张闻天、毛泽东的发言: 2,红军应由毛泽东这样富有实际经验的人来指挥; 3， 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领导权，解散“三人团”。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李卓然、李富春、聂荣臻、刘少奇、陈云等同志相继表态支持。至此，毛、张、王的正确主张得到了绝大多数与会同志的认可。

遵义会议做出四项决定为:

(一 )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 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这四项决定是遵义会议的重要成果。

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在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会议结束了王明、博古“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但是，要全面准确了解遵义会议的精神实质和重大意义，还必须把遵义会议前后分别召开的七个会议联系起来，即之前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和之后的“鸡鸣三省”常委会、扎西会议、苟坝会议直至会理会议。遵义会议是一个完整的系列会议，遵义会议在系列会议中具有标志性作用，占有突出位置，具有里程碑意义；通道、黎平、猴场三个会议，其是遵义会议的前提和基础，而“鸡鸣三省”常委会、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与会理会议，是遵义会议精神的发展、落实与完善。由此可见，遵义会议与其前后七个会议是一个有机整体，密不可分，它们是有机的统一。

长期以来，人们对遵义会议前后的7个会议知之甚少，对遵义会议缺乏一个全面了解和理解。鉴于此，笔者认为，很有必要对遵义会议前后的7个会议逐一.叙述介绍，以利于对遵义会议有一个全面客观完整地认识和了解，进一步体会和领悟到遵义会议的重大历史意义，深刻认识和了解到毛泽东从被排挤、打击到抗争、崛起成为中共和红军领袖的艰难曲折的历程。

为了进一步增强对遵义会议的全面了解和理解，深刻认识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笔者对遵义会议前后的7个会议逐一叙述介绍。

一，遵义会议前的3个会议

1. 通道会议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8.6万人告别中央根据地，开始了战略大转移。同年12月上旬，根据长征中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向中央建议:放弃去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博古、李德不予采纳，仍把希望寄托在与红二、红六军团的会合上。12月11日，中央红军占领通道县城。通道，湖南西南端的一个县，地区桂、湘、黔三省交界处。那里确实是一条“通道”；向北可进军湖南，向西可进入贵州，往南则进入广西群山之中。12月12日，中共中央决定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这次紧急会议是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史称“通道会议”。与会者为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等。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毛泽东再次建议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发，避免进入敌人的包围圈，他的主张得到了大多数与会人员的支持和认可。这是毛泽东正确意见第一次获得通过。而李德建议遭到否定。

通道会议又称“通道转兵”。此次会议研究行军路线的改变问题，虽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但促进了这个问题的解决(注:博古则说先入贵州，再北上，求得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通道会议 后，中央红军分左、右两路经通道进入贵州黎平县境。

通道会议，由于迅速、短暂，会期仅一天，因此被李德称之为“飞行会议”。然而，这次飞行会议，毛泽东第一次战胜李德——他的建议被通过了，而李德的建议被否决，意味着是毛泽东重新崛起的标志。

2，黎平会议

1934年12月15日，红军攻占了贵州黎平县。12月18日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等。会议对红军的行军路线问题展开了激烈地争论。周恩来和大多数与会者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议》，又称《黎平会议决议》，其主要内容为: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确定向贵州转兵，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在适当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全面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教训等。

黎平会议表明毛泽东得到党和红军的支持与肯定，实际上已经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路线。由此，黎平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

3.猴场会议

1934年岁末之日，红军长征到达离乌江不远的贵州瓮安县小镇猴场。猴场林木繁茂，乃猴子出没之地，故名猴场。翌日即1935年元旦，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毛泽东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多数与会者赞同这个意见，再次否决了博古、李德提出的错误主张。猴场会议作出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加强了中央政治局对军事的领导，实际上宣告“三人团”垄断军事指挥权的结束。

猴场会议是红军进入贵州后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事实上认可了毛泽东的军事方针，基本上结束了“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逐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军事指挥枢纽，确立了政治局决定重大问题的原则，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会后，红军主动出击，强渡乌江天险，攻占了遵义城，从而掀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

二，遵义会议后的4个会议

1.“鸡鸣三省”常委会

1935年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云南省威信县水田寨乡的一个村子召开。此次会议，史称“鸡鸣三省常委分工会议”，简称“鸡鸣三省”会议。据考证，该村地处云南、贵州、四川交界处，“一鸡长鸣，三省皆闻”。中央政治局常委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陈云等出席会议。按照半个月前遵义会议决定，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了分工: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总负责；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

“鸡鸣三省”常委会议，开启了新转折，是遵义会议的延续。它在党和红军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2.扎西会议

1935年2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云南省威信县大河滩、扎西镇连续召开会议，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史称“扎西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会议还讨论了中央红军的进军方向、部队缩编、苏区中央分局和红2、红6军团的战略方针及组织等重要问题。`

遵义会议决议是遵义会议的精髓。扎西会议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至此，遵义会议才算基本完成。扎西会议是中国革命和长征史上具有转折性意义上的一次重要会议，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新起点，是遵义会议的继续、拓展以及基本完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不断走向成熟。

3.苟坝会议

1935年2月20日前后，中央红军二渡赤水河，回师黔北，并取得娄山关战斗胜利。2月28日，二次夺取遵义。3月8日，毛泽东和军委纵队进驻贵州遵义县枫香镇苟坝村。3月10日，红一军团长林彪和政委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贵州金沙县的县城，当年是一个大镇)。张闻天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多数人赞同，毛泽东坚决表示反对。当天晚上，毛泽东半夜里提着马灯找到周恩来，进一步解释反对的理由，说服了周恩来，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意见。

3月11日早上，周恩来提议继续开会讨论改打打鼓新场问题。并和毛泽东一起最终说服了与会者放弃这一主张，取消了攻打打鼓新场计划，使红军避免遭受重大损失。会后，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提出成立“中央新3人团”，代表中央政治局全权指挥军事的建议。3月12日，张闻天在苟坝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的“3人团”。新的3人团是受中共中央委托的指挥红军的最高权力机构。从此，毛泽东成为红军最高首长。虽然朱德是红军总司令、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仍受新的“3人团”领导。苟坝会议完成了遵义会议关于改变党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的任务。苟坝会议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为遵义会议开始确立毛泽东为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奠定了坚实基础。

4.会理会议

1935年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会理县城郊召开扩大会议，张闻天主持会议。参加会议有:朱德、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聂荣臻、彭德怀、林彪、杨尚昆等。张闻天在会上作了有关形势报告。他在报告中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严厉批评了部分同志的右倾情绪。特别指出林彪给中央写信，(是)对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表示怀疑和动摇。那时，林彪给中革军委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总指挥，迅速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毛泽东批评了林彪:“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周恩来、朱德等发言支持毛泽东。称赞他在危急情况下，采取兜大圈子，机动作战方针，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北渡金沙江，才摆脱了敌人的重兵包围。会议统一了认识，维护了团结，并决定立即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最后，张闻天作了会议结论，他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批评了林彪和彭德怀。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为红军后续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会理会议是红军长征中的一次重要会议，它统一了中央红军的战咯思想，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进一步巩固了遵义会议的成果，是遵义会议精神的延续。

　　通过上述七个会议逐一叙述，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遵义会议不是一次孤立的会议，而是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系列会议，它包括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鸡鸣三省”常委会、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遵义会议前的通道、黎平、猴场三个会议是召开遵义会议的重要前提与基础；“鸡鸣三省”常委会、扎西会议、苟坝会议和会理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延续、拓展、完成和巩固。

综上所述，遵义会议是一个完整的系列会议，遵义会议在系列会议占有突出的位置，具有标志性作用。系列会议其它的7个会议具有合力作用。因此，在突出遵义会议标志作用的同时，不能忽视其他系列会议。同样，在强调系列会议的合力作用的同时，更要突出遵义会议的标志性作用。

遵义会议是中共历史上一次挽救党和红军命运、挽救中国革命命运的重要会议，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这个伟大转折就是:会议结束了王明、博古“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主要领导地位。如果说中共“一大”是中国共产党成长的起点，那么，遵义会议是确立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的起点。遵义会议与毛泽东的名字紧紧相连。从1935年到1976年，，这漫长的四十一年间，他一直是中共最高领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影响了世界的历史进程，成为2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最富有影响的人物。这一起点也就益发显示了遵义会议的重大历史意义；这一起点永远镌刻在中国革命的历史史册中，并将熠熠生辉、彪炳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