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的记忆（二十二）

晓明印记

海南已经是连续第19天阴天下雨，窗外传来了淅淅沥沥的雨声，我辗转反侧，夜不成眠，往事就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的回放着。

今天清明节，我回呼市扫墓，去了我生活工作过的大院，曾经熟悉的一切都没有啦！高大挺拔的杨树，花团锦簇的大院，曾经的网球场，教学楼和住宿楼，一切的一切都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高耸入云的大楼和一个高端的社区，这里已经是呼和浩特最贵的地段。

这张照片上的四个人都是党校的同事，其中乔松和郭威是我们教研室的，如今他们俩都已经走啦！1982年我到教研室的时候共有12位老师，其中10位已经走了，只剩下我和白玲了。1988年我离开党校去了海南，1996年白玲去了天津，如今的经济学教研室全部是新人了，老人一个也没了！

当年党校大院的南侧是礼堂和自行车停放场，大院里几百名老师的自行车都在这里停放，电影院会经常放一些内部电影或者教学电影，全校员工大会也在这里召开，如今这里是三座地标性高楼。

当年我住的那栋平房，是1984年党校分配的，现在已经是一个高档社区叫兴泰御都，是呼和浩特房价最高的小区，我要是如果不离开大院，也许会置换这个小区的一套楼房了。

这张照片就是当年的网球场，1982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内蒙古党校，开始学习打网球，党校网球场是当时呼和浩特仅有的两处网球场之一，打网球的都是老同志，老领导，我每天混迹在这些老同志中，如鱼得水，网球水平也有了相当的提高，1983年已经参加内蒙青年队的比赛了。

1983年春天，党校组建了新的班子，当时正值全社会干部队伍青黄不接，大批的青年干部得到了提拔和重用，特别是七七级大学生，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党校就我一个人。

新班子成立后，组织全校职工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我被学校列为第三梯队人选，被列为重点培养对象。但是新上任的主要领导任人唯亲，以人划线，使用与他亲近的人。党校是一个传统的单位，有着良好的风气，重视教学，重视科研，尊重知识，时任的几位老领导都有着独特的经历，都是相当的老资格，在内蒙古有着相当高的地位和威望。新上任的主要领导是夜校生，他的知识结构和他的经历决定了他的眼界，与党校的优良传统格格不入。

我在党校工作的那些年，包括以后在内蒙古外经贸厅从事行政工作，从来不搞小圈子，对同事，对领导一视同仁。这位主要负责同志认为我不属于他的小圈子中的人，对我成见颇大。

我想，既然主要领导对我有成见，那我就用另一种方式来证明自己，从此我告别网球场，一头扎进学问中，开始搞经济理论研究。

老师的职业在时间上是比较自由的，这样我有更多的时间到基层调研，写出了大量的文章，不断的有文章获奖，其中有一篇文章获得了内蒙古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这在党校是第一个获得自治区奖励的，同时我还承担了校外课题，有了专项课题经费，这在党校也是独一无二的。我让教研室三个年轻人都进入了我的课题组，这些年轻人思想敏锐，写文章出手很快，我用课题经费付他们稿费，让他们去基层调研，用课题报销经费。我和教研室的几位领导关系也开始紧张了，并不是我们个人之间有什么矛盾，而是因为我的行事风格和他们的传统发生了碰撞，我的我行我素也确实过于张扬。

我离开党校后到内蒙古外经贸厅任办公室主任，我开始反省自己在党校的那些年，我觉得主要责任在我的身上，是我狂妄自大，不尊重领导，我把当年和教研室几位领导没有处理好关系的责任放在自己身上。那些年外经贸厅机关福利很好，我每年都给这些老领导家里送苹果，都是我自己亲自扛到每一家，还经常请他们吃饭，我们又重新成为好同志，好朋友。

1984年十月，我结束了两地分居，我爱人从吉林省辽源调到了呼和浩特，这是党校分配给我了两间小平房，有一个小院，院里有一个凉房和一个菜窖，我没有储藏菜的习惯，把菜窖当做垃圾坑填满了。那个年代平房是没有卫生间的，厕所实在距离平房几十米外的路边，有时候冬天很冷半夜要跑到外面厕所。

这是1986年在党校大门口照片，照片中的年轻人叫高宗仁，他是当年通辽高考状元考到北大，北大毕业后分配到我们教研室。这个孩子一表人材，又很聪明，当时他一心追求台湾歌星邓丽君，给邓丽君写了无数的情书，邓丽君还给他寄来了照片，后来他找了一位在内蒙古大学读博士的女孩子，1988年他考取了北大研究生，两个人一起到北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