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第一才子——西汉贾谊

河南省贾姓文化研究院

　　洛阳第一才子——西汉贾谊

文／洛阳崔振华

一：贾谊是洛阳哪里人

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前汉书》均记载贾谊是洛阳人，但贾谊到底是洛阳哪里人，书中没有确切的记载，只说是洛阳东人。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人在挖掘孟津县平乐镇新庄村北边一座古墓时，意外的发现了一块墓志铭，上边记载着该墓主人姓贾，其先人是西汉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贾谊。另外该村大多数农民都知道，明清之际有不少贾氏后人到此祭祖，洛阳地区一些贾姓官员到了这里，武官都必须下马、文官都必须下轿。至于那块墓志铭，由于当时文物贩卖猖獗，挖掘者几经转手，墓志铭最终不知遗落何处？正是这些信物和村民的传说，初步揭开了贾谊是新庄村人的神秘面纱。

近两年来，为了进一步弄清楚贾谊的出生地，洛阳市文物工作者对该村北边的大片土地进行了全面勘探，发现在这块百十亩土地的面积上，有十几座大型墓葬，真应了邙山无卧牛之地的传说。而在这十几座墓葬中，大都是东汉时期的，只有一座墓葬是西汉初期的，并且这座墓葬的封土还没有受到任何破坏。文物工作人员从挖掘的一些实物进行考证，认为这个墓葬和贾谊的死亡时间基本上是相符，因此初步确认该墓为贾谊的墓葬。另外史书记载，贾谊是洛阳东人，这也和贾谊出生在新庄村较为吻合。古代平乐镇新庄村原属于洛阳县管辖，只是到了明清时才划归孟津县管理。我们知道东周的都城分为王城和成周两个区域。王城是东周的宫城，成周在白马寺一带。王城的位置西起涧河东岸，东到瀍河西岸。这样从瀍河到新庄村刚好距离是二十余里，只是方向偏东北一点。正是根据史书的记载，新庄村村民的传说，特別是考古人员的勘探证明，说明孟津县平乐镇新庄村应该是西汉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贾谊的出生地。至于现在的新庄村村民大都姓王，只有一户贾姓人家，还是从外地随亲戚迁居于此，这主要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魏晋战乱、八王混战、匈奴、鲜卑、羯、氐、羌入主中原，造成了洛阳人大都南迁，洛阳当时已成为一片废墟。所以现在新庄村没有贾姓后代，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贾谊于公元前二百年出生在现河南省孟津县平乐镇新庄村。该村处于黄河南岸的邙山岭上，是武王伐纣到会盟镇的必经之路，距会盟镇约二里之遥。据考古发现，在新庄有大片村落遗址，贾谊小时侯就可能出生在这里。由于秦末战争和后来的八王之乱，该村早已夷为平地。现新庄村，系明初移民在古遗址上重建。东汉时这里曾是烧制皇陵用砖的窑场。

吴公街位于洛阳老城吴家街。西汉时洛阳郡设在原周王城内，惠帝吕后时郡守是上蔡人吴庄，因其把洛阳郡治理为天下第一，人称吴公。贾谊十八岁被吴公召之门下，当时就居住在吴公府内。在此贾谊曾度过了四年光阴，并在此写了不少著名文章。正是在吴公的府邸，吴公和贾谊相得益彰，各自在中国历史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贾生祠位于洛阳老城东大街鼓楼东二百米路北，眀时建清代重修。当时祠堂为二进院，临街有三间街房，后有东西各两间厢房，中间有过厅。而后再有东西各两间厢房，再后是祠堂。堂内有贾谊塑像，案几上摆放有竹墨笔砚。解放前贾谊祠香火不断，尤其是地方官员每到节日便到此祭祀。解放后被毀，现为民房占据。

贾谊墓位于新庄村东北三百米，洛阳至会盟镇大坡道西一公里处。清同治到上世纪二十年代，该地方园一公里面积有十几座墓葬，大都是贾谊后代的墓。二0一三年，市文物考古队勘探出一座高十五米、直径长三十七米的大型墓葬，是西汉初期埋葬的，故确定此墓即为贾谊墓。后经国务院批准，二0一四年在墓前立碑记之。

贾谊牌坊位于新庄村东洛阳到会盟镇的公路左侧，二0一五年，由平乐镇政府和新庄村委会联合筹建。该牌坊高八点五米，宽八点四米，左边建有护墙。牌坊上以西汉时惯用图案绘制，上书“贾谊故里”四个大字。护墙上书有毛泽东咏贾谊的诗句。牌坊气势宏大，造型雅致，和贾谊故里相得益彰。

二：贾谊曾师从张苍

张苍何许人也，班固《前汉书•张丞相传》，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张苍是阳武人，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原阳县人。青年时的张苍，博览群书，熟悉律历，深通算术，曾担任秦朝的御史主下方柱事，也就是象老子、李耳那样，主管国家图书文书收藏的职务。因为职务上的关系，张苍熟悉天下的地理图形，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材。后来张苍因犯秦律逃跑，后投奔刘邦。刘邦在攻打南阳的战斗中，张苍因贻误战机应被斩首。当时张苍袒胸露臂，肤如白瓤。被后来曾任刘邦丞相的大将王陵看见，王陵便向刘邦请求，免了张苍的死罪。刘邦建立西汉后，张苍曾担任御史大夫一职。刘邦在剪除淮南王英布后，曾让张苍任淮南王刘长的相国，达十四年之久。刘邦去世后，吕后执权，曾肆意培植吕氏势力。吕后死后，陈平、周勃、张苍计灭吕后余党，立代王刘恒为帝。丞相灌婴于文帝四年去世，张苍曾继丞相位，当时他已经八十三岁了。他订正音律和历法，制定度量衡的标准，侧辅校正《九章算术》，对中国及世界数学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张苍生于公元前二五八年，死于公元前一五四年，应该是活了一百零四岁。贾谊公元前二OO年出生，那年张苍已经五十七岁。贾谊小时侯张苍没在洛阳呆过，所以贾谊二十二岁到长安的时候，才有可能和张苍见面，这时张苍应该是七十九岁左右了。正是在这段时间里，贾谊有可能拜张苍为师，向张苍学习律历、春秋左传、算术等知识。显然贾谊为张苍渊博的知识所折服，张苍也为年青贾谊深邃的政治洞察力所钦佩。这段时间通过两人的知识交流，使得贾谊的知识更加丰富，视野更加开阔。贾谊后来在《治安策》给文帝的上书里，要求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制、色用黄、数用五，显然这些建议一定程度上是受益于张苍的知识传授。

贾谊和张苍这种师生关系，应该是一般的知识传教关系，并非从小师从，更没有政治上的交谊。贾谊后来遭周勃、灌婴等人攻击时，张苍显然是站在功臣一边的，并没有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使得贾谊含怨离开京城去长沙上任。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无论如何，贾谊还是在张苍那里学到了不少知识。

　　 三：贾谊是最早倡导胎教的人

西方基督教《圣经》在创世记一章里说，神第六日按照自己的形象造就了人，因此后天的人一切才智都是神赋于的。中国古代儒家认为天生万物，天不变，道亦不变；而道家认为道生万物并且支配万物。这些观点都认为人在神、天、道面前都是被动的。

和上述观点不同的是，人们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也在逐渐认识改造自己。中国古代有一个史官姓青，故后人称其为青史氏，他曾著有《青史鉴子》五十七篇，专门论述人类在生育过程中的有关知识，包括择亲的条件，男女房事前后的一切程序准备，怀孕后女性的活动营养及一切注意事项，甚至对胎儿的胎教也有专门的具体要求。可惜此书在西汉时已经失传。贾谊显然是看过此书的，并且他站在巩固和维护封建统治的高度，专门论述了胎教对培养接班人的重要性。

贾谊在《胎教》一文里，首先提出了“素成”一词。“素成”就是讲先天素质的成因，贾谊认为，要使孩子的先天素质优越，就必须注意儿女们的择亲条件，包括对方家庭的出身背景、品德才智、行为规笵、遗传疾病。只有这样，才能使孩子在一个良好的环境里成长。同时贾谊认为胎教关系到国家的巩固和统治的稳定，因此一定要引起当权者足够的重视。当权者应该把胎教的规则，刻在玉版上，藏在金柜里，放在宗庙的保密地方，让后世牢记并谨慎施行。在具体作法上，贾谊认为当皇后有身孕七个月时，就应该让王后到单独的宫室里去保胎养胎。太师、太宰、太仆们要按规定及时进行监护，让乐师弹奏规定的乐响去影响胎儿。并且还要注意王后食用口味的变化，喜欢的乐曲，礼仪的教育，便于胎儿未出生前就受到良好习惯的陶冶。

社会发展到今天，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胎教已经引起了足够的重视。当母亲怀孕以后，人们便从膳食结构、音乐教育、休息娱乐等方面对母亲进行科学调节。有的胎儿在母亲体内，父亲就和胎儿隔着母亲身体对话，以培养父子的情谊。

过去西方斯巴达人曾有过优选劣汰，把出生体质差的孩子处理掉的做法，虽然那是当时社会的需要，但仍未免有点不尽人性。而中国在两千多年前，就懂得了对自身培育的道理，尤其是贾谊，一个二十多岁的年青人，能从人类自身发展的需要和政治的高度去认识胎教的重要性，并且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去说明问题，在当时确是难能可贵。贾谊《胎教》一文，说明中国是最早提出并懂得胎教的国家。

四：贾谊最早提出了阶级一词

十九世纪末，陈望道在翻译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时，在最后结尾部分是这样翻译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们失去的将是自己身上的枷锁，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那时在所有的马列著作翻译中，对阶级一词还没有完整的表述，而中国的一些翻译家们，对阶级一词也没有进行准确翻译。记得毛泽东在湖南创立的新民学会发刊词中，标题也是民众的大联合，并未提到阶级一词。后来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和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广为传播，阶级一词才逐渐出现在中国翻译的一系列马列文本中。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毛泽东对湖南农民运动考察后，写出了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阶级作为对不同阶层的划分，才广泛出现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

其实阶级这个词，在中国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这个词最早的提出者就是西汉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贾谊。公元前一七六年，贾谊被贬长沙的第二年，当时他二十五岁，看到功臣周勃被冤入狱，便从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出发，上书文帝，说陛下的尊严，犹如高堂一样，从平地到高堂是由九个阶级连接而至的。天子如堂群臣如阶众庶如地，堂离地越远则越显示尊严，堂离地越近则露出卑贱。正是这样，才有了公卿、大夫、士、公、侯、伯、子、男、官师、小吏、庶人这些阶级的划分。因此，对接近堂的阶级，要注意关心保护他们，这样也就维护了堂的安全。当然，贾谊所指的阶级，实际上是按不同职位和权力把人群划分成不同的阶级，这和共产党对阶级的划分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只不过贾谊划分侧重于地位和权力，而共产党的划分更侧重于经济和对革命的态度。

同是阶级一词，贾谊提倡的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把皇帝从人间捧到了天上。共产党人提倡的是人人平等，人无高低贵贱之分，要把皇帝拉下马。贾谊提倡阶级，是为了稳定和巩固封建社会，共产党讲阶级，是要把封建社会送进历史的坟墓。当然，处于封建社会刚刚诞生的时代，贾谊的阶级论观点，在当时无疑是符合历史潮流的。

五：贾谊不计私仇为周勃鸣不平

贾谊到长安后，深得文帝的信任，两年后文帝便准备升他为公卿，这便遭到了周勃、灌婴等功臣的反对。他们在文帝面前攻击贾谊说：洛阳年青人，专欲权利，拨弄是非，搅得朝中不得安宁。文帝刚刚在他们的扶持下登上皇帝的宝座，因此在他们的压力下，不得不疏远贾谊，最后把他贬为长沙王太傅。这样贾谊于公于私显然对周勃这些功臣都是不满的。于私贾谊正在春风得意时，遭到了他们的陷害，一下子从云端摔到了地下，不能不有恨于他们。于公是这些功臣不思进取，看不到国家形势的变化，他们认为天下已安定，对原有的法规坚持勿改、勿动的宗旨，使国家蕴藏的矛盾越来越激化。道不同不相与谋，贾谊和这些功臣们的政见不同，也是对他们不满的一个重要原因。

周勃是开国功臣，曾帮助刘邦打下了汉朝天下，因此深得刘邦信任。刘邦病危时，曾对吕后说：周勃性敦厚，以后安刘氏天下者非周勃莫属。事实正如刘邦预料的那样。吕后执权，吕后余党权倾天下。吕后刚死，周勃、灌婴、陈平等便力除吕后余党，并扶持代王刘恒即皇帝位，使天下重归刘氏所有。

文帝继位后，周勃害怕自己权大压主，曾主动辞去丞相位。文帝为了削弱这些功臣的势力，便顺水人情把周勃封到山西绛县为绛侯，享用食禄。周勃性多疑，每当朝中使节到绛县时，周勃总带兵戎迎接，这样有人便告周勃有谋反之意。

文帝知道后，便把周勃下狱。周勃在狱中受尽了折磨。后来周勃通过贿络监吏传出消息，求救于太后，又利用他和文帝儿女亲家的关系，才幸免于罪。

这时，贾谊被贬任长沙太傅，听到周勃在狱中遭受刑罚后，感到这样做不利于统治的稳定，便匆忙给文帝上书，指出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说投鼠而忌器，重臣常接近主上，所以他们犯罪可以赐死而不能戮辱，不能赐以系缚、鞭笞、髨、刖、黥、劓这样的刑罚，以免影响主上的尊严。这样做才能鞭策大臣们的气节，不至于出现私仇私怨，像豫让改变面容和声音，誓为智伯报仇的事。贾谊指出：大臣贪污不要说贪污，只说是盛放的器皿不干净就行了；有男女作风的，可以说是帷帐不清洁；不能胜任的官吏，可以说是下官不称职，这样为重臣隐，其目的是为主上讳。这样，才能使宗族的臣下为宗庙社稷而死，执法的大臣为国家江山献身，辅佐的大臣誓死捍卫君主，守卫国土城垣的将士以命相捍。

贾谊的建议，文帝深以为然，便立即取消了对大臣滥施刑罚的规定。作为政治家，贾谊不计私仇，完全从政治统治的需要提出自己的见解，替周勃鸣诉公道，这在当时确是难能可贵的，充分体现了贾谊政治家的风范，也体现了他公而忘私的高贵品德。

长沙贾谊故居，位于长沙市解放西路太平街交汇处，西汉文帝时建造。汉武帝时敕命修缮，明成化年间建成祠宅合一格局，此建筑以贾谊井为中心。现贾谊故居为－九九八年重修，主要建筑有门楼、祠、殿、寻秋草堂、古碑亭、贾谊生平事迹陈列馆。现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贾谊像，一九九八年长沙市政府重修贾谊故居时塑立。像为贾谊坐姿，高二米左右。贾谊手握毛笔，两眼炯炯有神，坚毅直视，沉思远虑，正在凝思国策大事。背后屏风上有著名书法家沈鹏的草书，书案上竹简排放。塑像神情较好体现了贾谊忧国忧民的精神面貌。

贾谊井，在贾谊长沙故居内。古书《湘水记》、《荆州记》、《水经注》均记载贾谊宅中有一井，井小而深、上敛下大、其状如壶。贾谊宅后经战乱，宅井已失原貌，晚清得以重修。一九三八年国民党纵火拒日，贾谊故居成一片废墟。一九九九年，长沙市政府重修贾谊故居，而贾谊井也修缮成此规模。井上建亭，亭檐上挑，亭上有“长怀井”三字。

六：贾谊可能死于癌症

贾谊出生于官宦家庭，年青时博览群书，勤于思考，缺乏体育锻练，身体本来就不强壮。他后来被贬长沙，精神上受到重大打击，愤虑过度，必然伤肝伤胃，加上长沙气候潮湿，不服水土，影响食欲，自认为寿命不长。后来又适逢鵩鸟入室，贾谊认为不祥之兆，思想负担更加沉重。贾谊卜吉凶，卦言里说：鵩鸟入室，主人将去。主人将去，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主人将死，再是主人将离开这个地方。贾谊通晓诸子百家之说，熟悉易经，显然他认为主人将去就是不好的预兆。正是由于沉重的思想负担，他才写出了《鵩鸟赋》，借以求得精神上的解脱。久处逆境，政治上又不豁达，忧虑过度，无疑会伤及身体。

贾谊二十八岁时，虽被文帝调回任梁怀王刘胜的太傅。不料怀王刘胜坠马而死，这使得贾谊施展政治抱负的梦想再次破灭。这个打击对贾谊无疑是致命的。史书上说：贾谊自认为为傅无状，常哭泣，余年而卒。

那么贾谊到底是怎样死的？西汉诸少孙补写《史记•日者列传》说：贾谊最后是不食而亡，以毒誓而终。以此表示他的绝望和对不合理世事的抗争，希望自己像屈原那样以死去揭露社会的污浊。如果真是这样，那贾谊的死就可能有了另一个原因。贾谊在《礼容语》篇里讲：古时宋元公请鲁国叔孙昭饮酒，听完唱歌后两人痛哭，一个叫乐祁的人说，不久这两个人都将死去。因为他们伤痛失散了魂魄，怎么可以活长久呢。结果正如乐祁预料的那样，六个月后宋元公便离开了人间，而叔孙昭一个月后也死去。

气愤伤肝，悲痛损脾损胃。贾谊长期郁闷，身体本来就差，梁怀王去世，心情更加悲痛，伤心过度，必然失魂丧魄，因此命不可久长，自在情理之中。

但贾谊到底死于什么原因，后来有人对《史记》和《前汉书》注解，说贾谊最后是忧伤成疾，绝食而死，希望以死表示对世事的绝望，像屈原那样用生命去抗争社会的污浊。这里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即贾谊到底是绝食而亡，还是得了什么病而死？一般情况下，人的生存欲望，很难做到绝食而亡。再说梁怀王死后一年中，贾谊都未绝食，为什么此时会决定绝食呢？另外贾谊身前既有亲人照顾又有护理人员，怎么能看着他绝食而亡。因此可以推断，贾谊是得了不能进食的重病而去世的。说直白点，很可能是得了胃癌或食道癌的重病，并且到了晚期。古代人们对癌病没有什么了解，胃癌说是肚里长了块，更不知癌是不治之症。贾谊则很可能是得了胃癌或食道癌，最后疼痛无法进食而离开了人间。呜呼，贾谊英年早逝，天之悲哉！

七：贾谊与邓通

邓通是西汉初时富甲天下的大富豪。相传邓通原为摆渡船的船夫，因为汉文帝梦见黄门郎，后来出门遇见穿黄衣服的邓通和梦中人相似，便招之门下，专门侍候皇帝饮食起居。邓通因其殷勤善于奉迎，深得文帝喜爱。

贾谊到汉中央后，职位提升很快，完全是靠自己的能力，这便遭到了功臣和那些势利小人的反对。周勃等功臣的反对使文帝疏远了贾谊，而邓通及小人们的中伤又使得文帝最后把贾谊贬任长沙王太傅。

邓通小人得志，文帝后来让他到四川去经管铁矿。邓通利用权力冶铁铸钱，使他铸的钱遍天下。邓通铸钱显然是在文帝的支持下进行的，因此和吴王刘濞一样，富甲天下。这些有政治背景的人就利用权力大肆铸钱，财富超过皇帝。私人铸钱造成了货币的混乱，严重影响了国家对经济的控制，损害了国家的信誉和形象。贾谊到长沙时是二十六岁，他看到私人铸钱严重从政治经济上威胁到国家的统治，便抛去个人私愤，立即给文帝上书，指出允许私人铸钱的危害，要求国家立即采取措施加以制止。

贾谊从国家利益出发，不顾个人安危提出的建议，显然触动了这些权贵们的既得利益，更引起了他们的不满和反对，因此他们便竭力中伤贾谊。这时的贾谊显然要从政治经济两条战线去面对政敌。

公元前一七三年，文帝思念贾谊，征询鬼神事，贾谊详细谈了自己对鬼神的看法。文帝被贾谊渊博的知识所折服，便打算起用贾谊。这时邓通联合功臣和一些诸侯王，便又在文帝面前说贾谊的坏话，以影响文帝。文帝看到起用贾谊的阻力较大，时机也不成熟，便让贾谊担任自己最小也最喜欢的儿子梁怀王刘胜的太傅，以寄厚望。

历朝历代，近皇帝身边的小人，左右朝中政权的事屡见不鲜，邓通中伤贾谊，给贾谊造成了重大伤害，也就见怪不怪了。

八：贾谊和老子的道德观

现在有首歌的歌词是这样说的；说也说不清楚。老子的道，就是说也说不清楚。正像他说的，如果道能说清楚的话，那么就不是真正的道了。如果非要给道起个名的话，那么这个名也不是真正的名了。这里，老子认为道是无法用文辞和言语来进行表达的，没有具体的形状。然而它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微妙玄虚而又博大精深，万物依它而生而动而灭。它永存宇宙独立运动，能左能右，无处不在。老子认为，道产生原始的混沌之气，这统一体又分为阴阳两个对立面。两个对立面又产生新的第三者。这样循环永远，形成万物。对于德，老子认为，德是道的基本特征和体现，是道在人类社会思想和行为规范的具体表现。他说的“孔德之容，唯道是从，”就充分说明了德，一切皆从于道的关系。老子觉得人类最好的德，就是顺其自然，不能故意表白自己的德，去刻意追求什么礼、义、仁、智、信。

贾谊生活在封建社会刚刚确立的时代，地主阶级正从无为而治向有为而治过渡。贾谊博览群书，对道家思想颇有研究，尤其对老子的道德经，更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自然观上，他和老子对道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在社会观上，他显然发展了老子的思想，变无为而治为有为而治，认为道分本和末、虚和术。本和虚是宏观上要清静无为顺其自然，末和术是微观上要实行仁义礼智信法。这样，贾谊在对道的社会认识上，自然就和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法家的法术势结合起来，使道变成了治国之道。贾谊的德，显然和老子的德也有明显的不同。贾谊认为德有六理六美，六理即道、德、性、神、明、命，六美即道、仁、义、忠、信、密。六理和六美，都是德派生出来的。而德是和谐社会的根本，是培育人性美的根本。只有社会有了德，那么社会才可以安定，人与人之间才可以和谐，各种生命才可以各安其所，欢乐生存。贾谊认为，德的培育是个细雨润无声事，因此要做耐心长久的工作。

因为道和德是自然观和社会观的问题，绝不是几句话可以说清的。但是贾谊在对待道和德的问题，较之老子的认识，则有了以下明显的特点：一是社会性、二是积极作为、三是具体操作性、四是明显为封建社会服务性。总之，贾谊把老子的道德从论理推到了实践，使道德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

　　 九：贾谊的先人及一些后代

贾谊的先人可以追溯到周王朝的姬姓。周武王定都镐京后，曾实行分封制。唐叔虞的小儿子公明，封到山西贾地建立了贾国。至今山西临汾还有贾乡，而贾乡人的后代都以贾为姓。另外晋国大夫狐偃的儿子射姑曾为晋国太师，他的食邑之地被封在贾邑，所以这里人的后代也以贾为姓。春秋因三家分晋和战国战乱，山西贾姓后代大都外迁，一支曾迁到浙江上虞。到了唐叔虞的三十二代孙贾良时，他从浙江迁到了洛阳。从此贾氏家族在洛阳延续下来。贾谊的父亲贾回，是贾良的三代孙，所以贾谊是贾良迁到洛阳后的第四代传人。（编者备注：此段文中贾回以上先祖名讳及世系还有待考证）

贾谊有一个儿子，名字叫贾璠。贾璠有两个儿子，一个叫贾嘉，－个叫贾恽。汉武帝时，他因喜欢欣赏贾谊的才华和贾谊两个孙子的能力，便封他们为太守。后来贾谊的后代不断繁衍，很多人到外地作官，便在当地繁衍下来。以后贾谊的后代在全国基本上形成了六大族系。

一、洛阳派；二、南阳冠军派；三、河东郡襄陵派；四、扶风郡平陵派；五、武威郡姑臧派；六、魏郡长乐派。

可能是素成的原因，由于先天基因的良好条件，贾谊的后代无论是哪里的宗系，很多都学有所成，官位显赫，并且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不完全统计，唐朝以前贾谊后代官至太守以上的有三十人之多，而县令以上的有百十人，可谓官宦门第。现把历史上大家熟悉的几个人简介如下：

1、贾逵，今咸阳西北人，东汉经学家，系贾谊九世孙，曾撰写《左氏条例二十一篇》，所撰经传义诂百余万言，被当时称为通儒。

2、贾诩是《三国演义》里曹操有名的谋士。他曾帮张绣打败过曹操，后被曹操所用。在著名的官渡之战中，他为曹操谋划击败袁绍。后来在曹丕和曹植争夺太子的斗争中，他又为曹丕谋划以敦厚礼义之策争到接班人的位置。他是贾谊的十二代孙。

3、贾充是河东郡襄陵人，多谋而善断。在司马昭改魏为晋时，曾果断喊道：司马公养你们多时，此时要你们何用。结果司马昭的卫土一戟刺杀来拼杀的魏朝武士，使司马昭顺利登上了皇位。后来曾任晋朝的尚书令。

4、贾南风是贾充的女儿，曾是晋惠帝的皇后，历史上也是有名的皇后之一。

5、贾似道是南宋时的宰相，进士岀身，颇有才干。因在南宋战略政策上，损害了一些封建权贵的利益，致使获罪，流放被杀。

总之，贾谊的后人在政治上多有建树，充分展现了贾谊后人的聪明才智。

十：贾谊是法家还是儒家

上世纪文革期间，出于政治斗争需要，毛泽东曾支持江青等人在全国掀起了评法批儒运动。当时曾把贾谊作为法家进行评论，原因是他主张中央集权，反对分封制。其实，主张中央集权反对分封只是贾谊政治思想的部分内容。《史记》记载贾谊少通诸家之说，说明贾谊对诸家之说都颇有研究。贾谊之所以成为汉初进步的政论家、文学家，主要原因就是他吸收了先秦诸子中各种进步思想的成份。

首先，贾谊吸收了儒家思想中礼、仁、民本思想，并且根据时代需要和形势的发展，赋于了儒家思想新的内容。对于民本，虽然是孔子最早提出的，但是由于他过于重视礼教，对民本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贾谊从统治的实践和需要出发，深刻认识到民本和农本的重要性，在《大政篇》上下两文中，都反复强调了人民的作用。对于儒家倡导的礼义仁智信，贾谊也从封建统治需要的高度赋于了新的内容。贾谊在政治和思想上显然是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

但是贾谊思想里也有很多法家的成份。他被吴公举荐，吴公曾受业于李斯，李斯是战国时著名的法家，因此贾谊思想中深受法家的影响。如在对解决诸侯王尾大不掉的问题上，他就主张操刀必割，实行法治给以解决。他指出：仁义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他主张对那些反叛中央的诸侯王，决不能奢谈仁义恩厚，必须执行严厉法治。对待匈奴问题上，他也建议文帝实行“三表五饵”给予解决。这里的五饵，其实就是法家的办法。另外他还竭力提高皇帝的权力，这就是法家的权。因此贾谊实际上也是主张法制的。

贾谊的世界观中还闪烁着道家思想的光辉。在自然观中，他的思想基本上继承了老庄的认识论，但在社会观中，他把道变为治国之道。他说明当政者，应该名正言顺，实行清明政治，让百姓认清自己的地位，根据国家的制度，从而决定自己的行为规范。这种清静无为的主张，就是道家治国的理念。

贾谊的思想同样也含有名家的成份。《汉书•贾谊传》写道：谊以为西汉建立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宜当改革秦朝的历法，改变秦朝以黑色作为衣服的颜色，重新制定官员的名称，实行礼乐制度。并且亲自制定改革程序，把黄色最为国家的主题颜色，以五个数为进位单位。这里重新制定官员的名称、把黄色最为国家的主题颜色，正是名家的主张。

贾谊还精通易经，说明他的思想里还包含着易学的因素。

总之，贾谊生活在封建社会已经确立的年代，他适应时代的需要，主要以儒家思想治国为理念，但同时也吸收了名家思想的精华，使之共同为封建统治服务。因此，古代有人说其是杂家，也不是没有道理。不过总体来看，贾谊的思想里还是儒家为主的。｀

十一：毛泽东和贾谊

毛泽东在湖南长沙求学期间，曾组织一帮热血青年成立了新民学会。新民学会以振兴中国为宗旨，在湖南开展了一系列爱国活动。当时毛泽东、蔡和森、罗章龙等经常在贾谊所住过的旧址活动。尤其毛泽东在此期间，更是博览群书，他对贾谊的思想有了较深刻的理解。一九一八年毛泽东在给罗章龙的诗中就有少年峥嵘的诗句。后来，在《沁园春》一词中毛泽东写道：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这里的指点江山，同学少年，峥嵘岁月，显然就是借贾谊之言，抒自己之志。

一九五六年，在我党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提到贾谊，并号召全党干部要向贾谊学习，提高自己的思想理论水平，提高管理能力。

一九五八年，在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中国历史上一些少年成才的人物时，再一次说到贾谊，号召全党要注意对青年干部的培养，不要压制青年人。

同年四月二十七日，毛泽东给秘书田家英推荐《治安策》说：《治安策》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文。贾谊从南方归来，著作中除太子一节近于迂腐外，全文切中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读。即使在毛泽东晚年他重病缠身，仍对贾谊颇多赞誉之词。

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更是一位卓越的诗词作家。他远见卓识，气势宏大，文学功底深厚，诗词作品更是气如长虹，立意高远。他的诗词多以抒革命之情，立革命之志为主，而赞誉人的虽有，但并不多。可是对贾谊，毛泽东除了青年时在诗词里多次涉及贾谊外，并且还专门为贾谊写有两首诗。如他在《七绝•贾谊》里写道：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梁王坠马寻常亊，何用哀伤付一生。另外毛泽东还在《七律•咏贾谊》里写道：少年倜傥廊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千古同惜长沙傅，空白汨罗步尘埃。

总之，毛泽东对贾谊有更多的情怀。赞美、钦佩、惋惜，恐怕兼而有之。

十二：李商隐和毛泽东错怪了汉文帝和贾谊

唐朝李商隐诗曰：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论。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这首诗显然反映了李商隐对汉文帝和贾谊不关心国计民生，侃谈鬼神事的不满。毛泽东在看了李商隐的诗后连说两声“写得好”，并亲自书写了三遍。不难看出，毛泽东是赞同李商隐的看法的。

那么，汉文帝和贾谊是否真的不关心国计民生，在那里乱扯鬼神之事，而且谈的津津入味直到黎明呢，显然不是。这里李商隐和毛泽东还真有点错怪了汉文帝和贾谊。

我们知道，汉文帝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盛世的开明之君。他继位后，继续实行汉初的无为而治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重视农业，减轻税赋，使汉初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

《汉书》记载，汉文帝七年未央宫东出现严重的自然灾害。至于是什么灾害，书中没有详细说明，估计应该是较大的水灾。西汉时，随着人类对自身认识的深化，当人们对精神和肉体不能从科学上给以解释时，人们便从精神中寻找自己精神上的出路，创造出鬼神来。那时从易经到占卜，再到鬼神学说，完全把易经、卜辞里的科学部分变为迷信了。汉文帝自然受到了鬼神学说的影响，本来水旱自然灾害是自然现象，可是他却错误认为，水旱灾害可能是自己对鬼神不敬造成的结果。史书上说，汉文帝每当国家遇到自然灾害时，他都要扪心自问，是不是自己对鬼神不够诚心，或者是祭祀的物品不够洁净，所以鬼神才用灾害来惩罚自己。正是对于鬼神事的不解和对国计大事的关心，所以才召贾谊回到长安，马上征问鬼神事，并且一谈就谈到深夜。

汉文帝是一代明君，他不可能不以国家大事为重，让一个寄于政治上厚望和倚重的幕僚，一回来就和自己谈跟国家大事无关的鬼神事。

至于贾谊和汉文帝怎样谈及鬼神事，其内容书中没有一点记载。但是从贾谊的自然观里，我们也可领略到他们谈话的内容。贾谊在《鵩鸟赋》里讲道，天地间万物变化轮回，互相变化，人也是由天地万物变化而成的，因此人死了不过是又变成了其它物，又何必害怕呢。汉文帝听了贾谊的谈话后，深以为然。

以上分析说明，汉文帝问及贾谊鬼神事，正是他关心国计民生大事的表现。所以我们说，李商隐和毛泽东是错怪汉文帝和贾谊了。

十三：后代名人对贾谊的评价

贾谊是人不是神，但他又不是一般的人。他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贾谊一生非帝王将相，又非持权尊贵，并且生命短促，但能在中国历史无论是政治、思想还是文学上都产生重大的影响，实属罕见。

政治上，贾谊宏观的政治谋略反映和体现了西汉和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走向。思想上，贾谊积战国时期百家思想之精华，探索法家治国理念向儒家治国理念的转变，为董仲舒最后完成儒家治国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文学上，贾谊吸收了春秋以后《诗经》、《楚辞》文辞的情藻，总结了诸子百家学说的文风，从而开创了汉赋和政论文的鼎盛时期。

正是贾谊政治上思想上文学上的成就，激起了中国历史上各方面的层层涟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政治家评论其政论，思想家赞美其深邃，文学家喜欢其文辞，他们从不同角度以不同形式阐述贾谊在他们心中的定位。

由于纷纭众多，现只能把历史上一些有一定影响的人物言论给以呈现，进行简要评述。

毛泽东：《治安策》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方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里，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另外从一九一八年到毛译东晚年六十年的漫长岁月中，毛泽东曾先后十次谈话写诗提及到贾谊。

王安石：一生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北宋的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一生曾写四首诗歌赞贾谊，实在是王安石和贾谊政治遭遇有太多相似之处。他们同是年少才华横溢，青年得以施展政治抱负，并且得到当政者的赏识，后来又都受到权臣们的攻击而从政坛高峰跌下来。他们又都有卓识远见，以国事为重不计私仇的政治胸怀。两人有太多的相似，所以王夫之在读《通鉴论》给出这样评价：王安石之于谊似矣，充谊之志，当正学之世，尽抒其所蕴，见诸施行，殆可与齐黄并驱乎。

刘向：西汉杰出的史学家刘向，在《前汉书》里对贾谊评价道：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胜。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

刘歆：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

李东阳：文帝时，可当大臣者，唯贾太傅一人。

班固：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别制度，以汉为土德，色上黄，数用五，及欲试居国，施五饵三表以系单于，其术固以疏矣。谊亦天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

司马迁：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鵩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最可说的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苏轼，他为贾谊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以颂其材，以评其缺。在《贾谊论》里，开篇皆写道：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用其才也。……贾生者，非汉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最后苏轼对贾谊得出结论；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这里，苏轼不是贾谊，贾谊也不是苏轼。苏轼毕竟不是政治家、思想家，他以文章诗词著称于世，不像贾谊、王安石以政冶理国为根本目的，所以遇挫则退，遇事刚豁，也就见怪不怪了。

杜甫：杜甫一生诗作甚多，现存有一千四百多首。在这些诗中，专咏贾谊或涉到贾谊的就有二十多首。杜甫这么多诗涉及到贾谊，显然是和他怀才不遇、政治上郁郁忧闷同贾谊有关。如他在《别蔡十四著作郎》写道：贾生恸哭后，寥寥无其人。 在《春江村五首》里写道： 去国哀王粲，中午召贾生。在《壮游》里写道：气靡屈贾垒，欲罢不能忘。这些诗句都充分表达了他对贾谊由衷的敬佩之情。杜甫后来在湖湘有多首诗也提到了贾谊，如他在《入齐口》里写道：贾生骨已朽，凄侧近长沙。在《清明》诗里写道：不见定王城旧处，长怀贾傅井依然。总之杜甫的诗尽露了对贾谊的怀念与惋惜。作为文学家，贾谊同样受到了以后文学巨匠们的青睐。

南朝史学评论家刘勰评论贾谊说：贾生浮湘，发愤吊屈，体同而事核，辞清而理哀，盖首出之作也。

中国近代文学大师鲁迅也写道：惟谊有文采，而沉实则稍逊。如其《治安策》、《过秦论》，与晁错《贤良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巍巍泰山，晨迎朝日，晚送皎月，万人景仰。一个人一生能影响后世，泽被千秋，引起众多风流人物颂扬，可谓重于泰山。纵观后代诸多名人的评价，虽然也有人对贾谊作出了一些批评，但这些批评也完全是站在赞美其文采和品德的立场上善意的批评。而对其一生，人们普遍认为贾谊政见卓远，公而忘私，知识丰富，谋略得当。政可以为相，文可以树帜，无愧于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盖世之才。

十四：研究贾谊的现实意义

古为今用，这是我们学习和研究历史的宗旨。贾谊一生在政治上多有建树，所以学习研究贾谊的思想，对于当今仍然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贾谊是政治家又是思想家，更是文学家。思想博大精深，内容丰富，我们难以做到全面学习，仅从几个问题上谈一些看法。

一、把握政治上宏观战略的主动

国家是阶级社会政治结构的最高形式。贾谊从小博览群书，关心国家政事，注意社会变化，所以在观察处理问题时总是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高屋建瓴，对国家大事的建议和处理往往站在宏观战略的高度去分析。正如《史记》记载的那样：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议出诸生，于是乃以为能。贾谊在没到中央任职前，写的诸多政论文中，都体现了他在政治上宏观视野的特点。如他在《过秦论》、《道德说》、《道术》等文章中，虽然这时他的思想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但仍然可以看出他政治上的远见卓识。而到中央后，随着政治视野的扩展，便从国家利益的高度去把握国家的政治宏观走向。如在《论定制度兴礼乐疏》、《五曹官制》、《论积贮疏》等上疏中，他就明确提出国家政治的纲领和经济发展战略。贾谊认为：汉建立以后，不能再沿用秦制，应该立即“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并且亲自草拟具体议程，主张法律规定国家用黄色，数用五。这些看来只是简单国家议程形式上简单的改变，实际上则是从根本上奠立国家的根基。在以后任长沙王太傅和梁怀王太傅期间，随着阅历的增加和对社会认识的深刻，他写了诸如《宗首》、《藩伤》、《权重》、《亲疏危乱》、《时变》等文，力求从政治上解决西汉政权和封建社会的国体和政体问题。一个政治家，如果不能从宏观上去把握国家的政治走向，那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这点贾谊在思想理论上是做到了。正如毛泽东一样，在整个中国现代革命的里程中，他就运用深厚的理论基础，牢牢地从宏观上把握了中国革命的政治走向，所以才使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如抗日战争刚刚爆发，他就写出了《论持久战》一文，根据中国、日本、国际的实际情况，明确提出中国的抗日战争要经过防御、相持、反攻三个阶段，要历时八年之久，并且得出中国和世界人民一定能夺取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结论。而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时，毛泽东又提出了《新民主主义论》，对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革命的政治走向进行了科学的设计，从而使革命完全处于主动之中。

二、政治决策的前曕性

贾谊在《审微》篇里说，不能因为善事小就认为它好处不大而不去做，也不能因为坏事小、坏处不大就去做……可是如果对于事情开始和萌芽状态放任自流，那么最终一定会出现大祸，因此当政者一定要慎重对待。人站在高处就要望远，临到深处就到处窥探寻找出路，这是人的本性决定的。老子说：事情未发生就要有防范措施，在没有出现动乱前就要治理。管仲说：防备于灾患未形成之前才是上策。俗话说：小火不及时扑灭，到了大火时就难办了。只有防微杜渐，明智的人能及时觉察产生祸患的缘因，把祸患消灭在萌芽之前，才是上上之举。

怎么才可以作到防患于未然呢？贾谊以为当政者必须作到先醒。贾谊在《先醒》篇里讲道：梁怀王曾问我，人们为什么把先知道‘道’的人称为先生？我告诉怀王说，这只是总的说法。上等的人是君主，中等的人是卿士，下等的人是百姓。这些人都可以称先生，但更确切说应该叫先醒。有些当政者不学习治国处世之道，在得失好坏方面昏庸无知，不知道治乱存亡的根本原因，浑浑噩噩如同醉酒一样。可是贤明的君主却不是这样。他们虚心学习知识不知厌倦，寻求治国处世之道从不满足，观察处理政治大事敏锐突出。国家不太平时，知道怎样让它太平；国家还没有出现动乱时，便知道动乱的原因；国家没有安定时，知道怎样让它安定；国家没有出现危机时，便知道发生危机的原因。他们能尽早觉察到国家存亡的原因，这就叫先醒。

正是由于贾谊的先醒，所以他在对国家的重大决策中往往具有前瞻性。虽然由于客观环境和他不是执权者的原因，他的前瞻性决策很多没有得到实施，但到汉武帝时，他的前瞻性决策很快便被证明是正确的。既便他在世时，他的前瞻性决策对汉文帝的统治也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如他的《论积贮疏》的建议，汉文帝采纳后，汉中央政府的粮食储备很快增加，从而达到民富国强。如他在任梁怀王太傅时，敏锐觉察到诸侯王尾大不掉，对中央政权的威胁，提议汉文帝调整诸侯国的管辖建制，增加文帝亲子建立的侯国管理范围，从而达到牵制其它侯国的目的。后来一些诸侯国叛乱时，这项措施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记得一九四五年时，抗日战争即将胜利，共产党召开七大，国民党也在召开六大，都在为下一步斗争作准备。就在会议期间，共产党就命令林彪带领十万人进入东北，从而取得了占领东北的先机。国民党开完六大后才在美国帮助下把军队开赴东北，毕竟比共产党晩了一步。所以，政治上的前瞻性是取得政治斗争胜利的关键。

三、丰厚的思想理论基础

贾谊青少年博览群书，为他坚实的思想理论和远见卓识奠定了基础。贾谊公元前二零零年出生，当时西汉刚刚建立，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很多人当时都热衷于功名和致富，唯独贾谊却把精力用在对知识的追求上。他阅读了自己能寻找到的几乎所有书籍，从中吸取知识和营养。他青年时就因通诸家学说能诗言文名誉郡中。当博土时对文帝的诏令能尽以对，使众人皆以为能。被贬长沙和任梁怀王太傅时能多次上疏，切中时要。这些都与他丰富的知识积累和深厚的理论修养有着直接的关系。

入仕前，贾谊的知识显然是从书本上得到的，对于诸子百家学说，他都潜心涉猎。他读书而不唯书，力求懂而致用。孔子著的《春秋》他精心钻研，在吴公府任幕僚时，他就经常给众人讲《春秋》里的典故，并谈及自已的见解。为了使《春秋》更加普及和易懂，他还创作《春秋左氏传训诂》，以传于后世。 虽然，此书在汉代已经遗失，但从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他深厚的知识功底。同样对于儒家的其它著作，贾谊也从社会实际出发，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对于老庄的学说，贾谊吸收了其中积极的因素，对于消极的部分，他都进行精心根剔。如在他著的《道术》、《道德说》和其它文章中，明显可以看到他在老庄学说里，认识到“道”是支配万物变化的规律，因此要求人们力求加强学习和修养，成为可以以道俱在、与道同翔的至人、达人。但是文章里也可以看出，贾谊不赞成老庄被动的守成、小国寡民、不切实际、空谈哲学的虚无倾向。对于法家、名家、阴阳家的思想，贾谊在年青时也多方涉及。如他吸收了法家法治势异而事异与时俱进的思想，吸收了名家重名轻利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人生观，吸收了阴阳家观察天地万物之间关系，了解人和万物之间的复杂原因理念。

在《史记•日者列传》里，曾记载贾谊同太中大夫宋忠向、占卜者司马季主求教的事。司马季主原是楚国大夫，国亡沦落长安，以卜为生。司马季主讲了对卜卦的理解，说占卜者要根据天地四时变化，顺于仁义，才敢占卜事之成败。过去要用龟壳占策战争的胜败，策算好的时日方可回家，生孩子占好时辰方可生育，实际上是有一定道理的。正是司马季主的知识，使贾谊对占卜的相关知识开始重视起来。

贾谊一生博釆众长，并在以后的实践中加深对诸家学说的理解，古为今用，彼为我用，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立的完整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就是使各种学说从自己的羁绊中解脱出来，用其精华为巩固西汉政权和封建社会的统治服务。贾谊正是有了这些丰富的知识和深厚的思想理论基础，才使得他在政治、经济、匈奴、教育、思想等国家大事方面都能作到远见卓识，政见得体，成为西汉初期一代政治家。

四、国家政策以“民本”为出发点

贾谊的民本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主要表现在：站在统治者的立场，怎样治理好管理好百姓，使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和谐。从历史的角度上看，要接受秦朝速亡的历史教训，充分认识到人民的力量。另外从政治家、思想家的立场上，要认识到民为国家之本，民心向背是国家存亡的关键，要把国家政权的基石建立在坚固的民本基础上。

贾谊民本思想的历史根源，主要来自古时历代朝代更替原因的教训，特別是秦朝灭亡的教训。他在《大政上》文中提出：“自古至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特別是在《过秦论》这篇震烁古今洋洋几千言的鸿文中，贾谊博引古今，雄辞论证，认为秦亡的原因是仁义不施于民，失掉了民本根基。

贾谊民本思想的来源主要来自儒家的民本思想和墨家的兼爱观念。孔子思想核心是仁，要求当政者要爱惜民力，取信于民，反对苛政。孟子则明确提击“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的民本思想。贾谊对儒家学说深有研究，他的民本思想显然是吸收了儒家思想的精华。同时墨子兼爱和爱惜民力注意节约反对奢侈浪费的观念，对贾谊也有较深的影响。

贾谊民本思想的另一个来源是他对社会实践的深刻认识。贾谊出生在楚汉战争和西汉刚刚建立的第三年，当时经济凋蔽，民不聊生。贾谊青少年时代亲自耳闻目睹了人民的饥苦，深深感触到百姓为修长安城离家服役的悲剧，体验了社会动荡造成的不安定，因此更加坚定了国家政权要以民为本的信念。

贾谊的民本思想在《大政上》文中体现的非常明确， 他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谓民无不为本也。” 同时贾谊还把民的命运，民的功效，民的力量的好坏作为评考国家、君主、官吏好坏的标准。最后贾谊强调说，国家的灾与祸不纯粹在于天，根本在于民，所以士民的要求和愿望，不能不重视。并且用了呜呼语气词，连写了两个“戒之”警语。

实际上，贾谊在给文帝的多次上疏里，也全面体现了重视民本的思想。如在《论积贮疏.》、《过秦论》、《忧民》、《君道》等文章里，也屡次提到民本思想。总之贾谊作为杰出的政治思想家，深刻认识到民众的力量，知道民是国家的根本，无论是国家，还是官吏，都要把民心向背作为自己政绩好坏的标准。一个国家，每一个当政者，在制定政策和法令时，都要从实际出发，切实考虑人民的利益。贾谊的这种民本思想，不仅有利于当时，就是现在，我们也应该借鉴。

五、把反对奢靡之风和巩固政权结合起来

西汉建立后，由于统治者采用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政策，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快的恢复。经济恢复本来是一件好事，可是因为当政者大多是草莽出身，缺乏一定的文化和理论修养，国家又没有较完善的制度对他们进行约束，所以在一些官吏中出现了贪图安乐，攀比奢靡之风。上层社会里有些人以贫俭为耻，以富奢为荣。记得汉高祖刘邦当上皇帝后回老家时曾说：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看来刘邦回老家很摆了皇帝的威风。上行下效，那些功臣肯定也会照此行事，回到家乡显摆一番。难怪社会上当时就出现了一种歪风，勤俭的官吏回到家乡被人看不起，而贪富的官吏则被家乡的人认为是能干。

正是在这种风气影响下，社会上也出现了竞相奢靡之风。人们追求华丽技巧，以富为荣。有的家庭装饰豪华，墙壁上掛置丝锦，婢女穿着绣着花边的衣服，吃着精美的筵馔，甚至诈巧以取其利。作为政治家，贾谊敏锐觉察到这种贪腐奢靡之风绝不是一般的个人问题，而已经侵犯了国家的政治机体，威胁到国家政权的巩固和建设。他认为，奢靡之风：

①影响到国家的政风。萧何去世后，曹参继丞相位。他整天无所争事，饮酒作乐不问政事，引起了惠帝的不满，当惠帝责问他时，他竟然大言不惭说：“陛下才能不及高祖，我的才能远逊于萧丞相，他们制定的制度足够了，我们还用再操心吗？”话后照旧饮酒作乐。到了文帝时，这些功臣仍然每天处于奢靡生活，不问政事，不去分析国家运作中出现新的问题，一切遵循旧章行事，凡事主张“勿改、勿动。”迷于奢靡，贪图安逸，使国家蕴藏的社会矛盾越发激化。他们对此却熟视无睹，心安理得。

　②滋长一些诸侯王争利夺权野心。生活奢靡，竟比夸富，永不满足的私欲，使一些诸侯王从经济上的贪婪发展到政治上的野心。同姓诸侯王大都是刘邦的子侄和兄弟，刘邦在世时，由于刘邦的威望和他们势力弱小，所以对中央政府还形不成威胁。但到了文帝时，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诸侯国由于控制有军权、财权和政权，又经过几十年的经营，他们靠山铸钱，靠海煮盐，富过天子。这样一些诸侯王实际上享受着天子的待遇，按照皇帝的礼遇行事。中央稍加约束，他们便想取而代之。景帝时吴王刘濞发动的吴楚七国之乱，就充分说明这个问题。

③破坏影响了国家经济的发展。贾谊在《瑰玮》、《孽产子》、《铜布》等上疏里，多次提到社会上追求贪腐奢靡之风，给国家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他指岀，奢靡之风使人不顾国家法令盲目追求利润，铸钱的人以轻充重，以次充好，严重影响了国家货币信誉，并且使人铤而走险，犯罪增多。同时追求奢靡使社会上奇巧质劣的物品充斥市场，而这些奇巧之物耗时耗力，使很多人背本而趋末，影响了国家粮食生产。在国家还没有解决农本问题情况下，把劳动力放在奇巧物品的生产上，显然对国家是不利的。在封建社会，农为本、民为本是社会的经济特征和社会特征，和农争时争人争利都是有损国家利益的。

④破坏了社会风气。当政者追求奢靡，必然产生腐败贪敛；工商者追求奢靡，必然产生诈巧；无权无钱的人追求奢靡，必然实施犯罪。贾谊在他的上疏中从不同角度阐述了这些观点。在《瑰玮》篇里，他指出：当今风俗，人们以奢侈竞相攀比，人人羡慕那些比自己强的人，人人又因时俗所迫心神不安而恐惧，因此便力求通过险途而获得成功。事实上，社会上的风气已经败坏到很严重的地步。如有权的丞相张苍娶妻众多，其妻生子后便不再同房，只让妻子充当为自己吃奶的工具，结果他活了一百零四岁。富商卓文君的父亲卓王孙，家产万贯，富可敌国。他本来不同意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的婚事，两口子私奔卖酒，有损卓王孙脸面，不得已他赔庸人上百，银钱百万，嫁妆无数。至于那些无权无钱的人，他们则不择手段，或偷盗、或诈谝、或杀人越货，置国法于不顾，严重危害社会秩序。贾谊指出，现在有的人为了自己享乐甚至杀害自己亲人，偷盗高祖庙里的设施，贩卖奴婢，无恶不作。同时，贾谊认为：奢靡之风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更重要是影响了社会的正常秩序，危害了国家的政权。奢靡之风的危害，贾谊还多有论述，这里不一一尽评。

六：公而忘私心系国家

贾谊一生多经磨难，坎坷颠沛，但他一直以国家利益为己任，积怨自负、公而忘私、心系国家安危。

司马迁在《史记》的列传里，把屈原和贾谊放在同一列传里，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他们俩人有太多的相似之处。司马迁在论六家之要时对各家都作了评述。他说：我感到阴阳家的学问太大太深而众人难以理解，所以忌讳而畏惧。然而，讲时世天地变化还是少不了的。在谈到名家时，他说名家使人不奢求财富，为人善良不虚伪，缺乏人情世故，但注重名节，尽职尽守是他们的长处。屈原、贾谊在人格品德上正是具备了名家的特点。记得贾谊在《吊屈原赋》里有这样几句话：“国其莫吾和兮，子独壹忧其谁语。风缥缥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远去。”这里贾谊对屈原的遭遇表达了深切的同情，并善意规劝屈原“何不自引而远去”，但真到自己身上，他仍然没有远去而积极去面对。

贾谊年青时对《春秋左传》极为熟悉，历史上的名人志士对他有很大影响。贾谊在长安中央政府里，以自己卓越才华尽职尽守，很快得到了汉文帝的信任，后由于权臣和小人的陷害，被贬长沙，这是他人生重大挫折。在长沙的度日如年岁月里，贾谊心情郁闷，身体欠佳，但他始终还是以国家大事为重，时时关心政局变化，及时给汉文帝提出合理建议，先后写出多篇上疏。

贾谊一生以国事为重，有公敌而无私仇。贾谊在中央公而忘私，直陈政事，确实得罪了那些功臣和那些不思进取的政客，但绝没有个人恩怨。在长沙任太傅期间，周勃在绛县因为被人诬陷而被入狱，甚至遭到了严刑。贾谊在长沙知道后，立即给文帝上书，请求要从国家利益出发，免于对大臣施以酷刑。而对于有些诸侯王的叛乱，贾谊则主张坚决给予打击，采取严厉的措施削弱其势力。即使在任梁怀王太傅时，贾谊体弱多病，但仍屡次给文帝上疏，不断提出自己对国家政事的建议。

总之，贾谊一生忧国优民，恪尽职守，勤于政事，实在难得。

2021年10月《贾姓文化研究》编辑部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