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事趣谈

半亩方塘

郝化冲 按： 诗情画意话童趣
作者李九红是我的外甥女。原籍江苏沛县，生于南京。丈夫是江苏省某外贸公司的驻美代表，二十多年前随夫侨居美国。
　　不久前九红写了三十几篇小文章，题目为《儿事趣谈》，内容是回忆与记述她在儿童时期住在《健康路小院》及《六一村大院》所发生的故事。小册子里充满浓郁的诗情和深沉的画意。作者文笔优美，语言流畅，叙事记人，条理清晰，对儿童心理的刻画也比较细致，符合少年儿童的心理特点。全书虽没有华丽的辞藻，但淳朴的文字和平实的语言，娓娓道来，如叙家常，平白如话，浅显易懂，既通俗化，又口语化，读起来流畅而亲切。
　　现推出给大家欣赏。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六日 于江西上饶

《建康路小院》一

建康路上的这个小院，不知在我出生之前，我父母已经住了多久。但我知道，我从出生到上小学一年级，七年时间里，在这个小院里，在这个小院靠近大门的第一家只有里外两间的简陋小屋里，承载了我的蹒跚学步、牙牙学语，体会到父母亲情、人情世故，以及邻里邻外、家长里短，一幅幅的人间万象像每天的日出般既新鲜澎勃又变幻万千。

——我的出生

我妈婚后整整十年才生了我姐，说我姐拯救了我妈的婚姻一点不过分。我爸是爷爷奶奶的唯一儿子，是他们在生了七个丫头，不知遭受了人前背后多少讥笑之后，仍不甘心，一咬牙一跺脚、孤注一掷的最后一博，终于老天爷都看不过去了，送来了我爸这个宝贝疙瘩。据说当天我奶生下了我爸，邻居看到我爷爷还在地里干活，告诉他：“三叔，三婶给你生了个八斤重的大胖儿子，快回家看看吧。”我爷爷愣是不信，以为别人又在唬他。也因此，我爸的小名叫八斤。

我姐的隆重出场，像打翻了酱料铺，洒在每个人的心上，酸甜苦辣咸，五味杂陈。三十四岁高龄产妇的我妈痛挨一刀，硬生生拽出一肉蛋，我妈算是心头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痛苦并快乐着。等在产房外的我爸第一时间抢问医生：“男的女的？”被医生恭喜“喜得千金”时，前一秒的笑容还来不及收回，后一秒海啸般的失望开始蔓延，慢慢吞噬了笑容，那尴尬僵硬的表情像个三分熟的青梅，又酸又涩又一点点微甜。已经70多岁特地从老家赶来一心抱孙子的奶奶，挎着一篮红鸡蛋、颠着小脚，逢人就送红蛋，笑容嵌刻在皱纹丛生的脸上。奶奶小心地上前抱起我姐，一个哭得满面通红、皱皮巴啦、脑门被拽得尖长的丑丫，举到还没调整好面部表情的我爸面前，说：“你看，多俊的丫头。闺女好呀，俺喜欢闺女，俺有七个都不嫌烦。”

我妈一发不可收拾地一年半之后，在又挨了一刀下，生了我。天将大任于我也，不是之一而是唯一的使命，还用说吗？你们能理解什么叫欲哭无泪吗？我爸在精疲力尽、捉襟见肘的对付我那个从天亮能一直嚎哭到天黑的我姐之时，本来还指望着一道霞光照亮他此时鸡飞狗跳的人生，没承想却产房外又挨了当头一棒，看都没看我一眼，扔下一篮红鸡蛋，掉头就走。

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才5斤多的小小的我，却极爱笑。据我妈说，我一生下来很少哭，不论谁来看我，医生、护士、病房的阿姨们，只要我醒着，我都会对她们甜甜地笑，然后呢，她们总会对我妈说：“郝老师，你家二Y头笑起来有两个小酒窝，好甜哦，好可爱！”我妈就会疲惫却慈爱地看着我，轻轻地叹口气。由于我姐那惨绝人寰的嚎哭几乎耗尽了我爸我妈所有的力气，他们居然打算将我直接送去托儿所，不带回家。后来，可能于心不忍吧，我还是来到了家，来到了这个小院。

　　《建康路小院》二

——养育的艰辛

六十年代未七十年代初，人们都差不多的穷，我家更甚。虽然我爸妈都是双职工，我爸在区委当干事，我妈是助产士，可那时他们算是移民第一代，除了每月总共五、六十块的死工资，啥外块也没有。而且在农村的爷爷、奶奶都已将近八十，做为唯一的出人头地跳出龙门、吃公家粮的独子和孝子，爸爸经常给爷爷奶奶寄钱，老家的负担像个黑洞，牢牢地吸光了爸爸妈妈可怜的积蓄。

这边来个刚刚学会蹒跚走路、跌跌撞撞、东翻西扔、一不顺心就哭得房顶都掀了的terrible two（义-可怕的二岁）；那边躺个胃口极差、特别难喂、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喝下的奶，一转身，她又给吐一身的小婴儿，直把爸爸妈妈忙得天天像救火员一样，左扑右挡。一个是毫无天理的夜哭郎；一个是软硬不吃、死不开口的革命勇士，这两大魔咒折磨得爸妈噩梦连连。爸爸的两个衣袖，被我和我姐的奶渍、汗液、鼻涕、泪水、尿尿，浸染得油光锃亮，像两个钢管般，硬梆梆。妈妈的身影在小屋、院里天井里、狭长的公共厨房里，突突突、突突突地、来回穿梭。她纤细修长的双手，不是在院里唯一的水龙头下洗成堆的尿布、衣服、奶瓶、锅碗瓢盆；就是在煽风、点火、扒煤灰、生煤炉、烧饭烧菜。她总是不停地掐着两边的腰，使劲地揉，腰才直得起来。

没老人带的我和我姐很小就上妈妈医院的托儿所了。妈妈每天早上匆匆忙忙地抱一个、拉一个，走路十几、二十分钟，风雨无阻地送我俩上托儿所。晩上妈妈经常上夜班，我和我姐总是最后两个小孩，眼巴巴地等在托儿所门口等爸爸来接我们。老远看到爸爸骑车的身影，我俩总是飞奔出去。爸爸和托儿所阿姨打了招呼，就前杠抱一个我，后架座一个我姐，踩两下脚踏，一抬腿从后座我姐低下的头上扫过，慢悠悠地骑回家去。
由于我吃饭很慢又挑食，我是托儿所里唯一的大龄小班生，一直呆在小班里直到托儿所毕业，就因为小班有老师喂饭。每次看到在大班的我姐趾高气扬地去学跳舞、唱歌，而我只能混在一群鼻涕虫中排排座、吃果果时，羡慕嫉妒恨、油然而起。更气愤地是托儿所难得吃回带鱼，大班可以吃鱼肉，小班只能用鱼汤拌饭，连个鱼渣都没有，可我多想吃那时非常稀罕的带鱼呀，老师，我会吐鱼刺的，比猫还会吐。

没有玩具、没有图书、没有故事、更没有电视、录像、游戏的夜晚，一到八点，当收音机里传来“当、当、当”，播音员播报：“现在是晩上八点正。”之后，国际歌开始响起，妈妈或爸爸把我和我姐集合起来，洗脸洗脚，赶上床睡觉。妈妈总是最后检查一下煤炉、封好炉子，拿到屋外，关门息灯。黑漆漆的暗夜像布满窟窿的无边薄被般盖在懵懂无知的我们和身心俱疲的爸妈身上，虽寒磣却也有温暖。

《建康路小院》三

——小院的家长里短

这个小院是妈妈医院的职工宿舍，所以里面住的人家都是或生或熟的同事。小院就在临街的一排房子中间，一扇小门正对着一条车水马龙穿流不息的大四岔路口：急驰而过的汽车、拖辫子的电线公交车、成排的自行车，嘀铃铃、咣当咣、每分每秒呼啸而过，震得住在紧靠门左边第一家的我家，像发疟疾般一阵阵抖动。

小门进去，左边是我家，右边是毛妹家。顺着中间一条通道往里走，会有个公共厨房，靠着黑乎乎的墙边，依次摆放着每家的煤炉、小桌、锅碗瓢盆、油盐酱醋，以及各种坛坛罐罐。出了厨房，有个四四方方的天井，顿时明亮了许多。天井最尽头有个低矮的水龙头，全院人的用水：烧水做饭、刷牙洗脸、洗衣拖地，全来自这里。开井四周围着房子，开井上面还有个二楼，一圈也是房子。

记得靠水龙头那里有一间房，住着一位未婚大龄女护士。每次当我们这些孩子们在水龙头那里吵吵闹闹地玩水时，她总会突然把门猛地一开、满脸怒容地喝斥我们小点声，然后再咣地一声把门关上。我们小屁孩们，只愣几秒，就“老姑娘、老姑娘”地怪叫。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家对门的毛妹家。毛妹是个胖丫头，很好吃懒做。那时她上初中了，学习很差，不想上学，一心想进工厂上班挣钱。她有个哥哥，已经工作了，不像毛妹似的多嘴精，他很少说话。毛妹妈妈在医院做医师，爸爸在工厂，大概是工程师。毛妹的爸妈长得都很精干，不胖不瘦、不高不矮。她妈是权威，她们家个个都怕她妈。她妈对邻居谈不上热情，总是不冷不热地寒喧。

毛妹家还有个奶奶，我到现在还在怀疑，是毛妹的亲奶奶吗？太不像了。首先她们全家、包括毛妹爸爸，都对她奶奶想骂就骂、横眉竖眼地、很厌烦的样子。其次毛妹奶奶几乎包揽了她家的所有家务，洗衣做饭打扫卫生，忙得真跟老妈子一样。毛妹奶奶很会做饭，不仅动作麻利，做的菜还特别的香，特别是炸肉圆，香味绕梁三日。毛妹奶奶一做饭，总是勾引得我站在炉边使劲憋着口水直瞪瞪地看，任凭我妈又是使眼又是叫唤，半步都不挪。毛妹奶奶会偶尔拈起一根菜送我嘴里，我才眼巴巴地走开。

毛妹奶奶喜欢抽烟，干活休息时，她会坐在厨房小板凳上，点上一支烟，慢慢地、舒服地，缓缓吸完。可她很少有烟吸，没人买给她，她也没钱买。那时我家晚上经常有我爸的朋友来聊天，大声说笑、烟雾缭绕。偶然地，我爸发现毛妹奶奶总是站在我家门口边上，一开门看到她，起先几次客气地请她进来，递上一支烟。后来觉得她不是想进我家说话，她只想蹭一支烟。以后只要我家有客人，我爸总会开门递给毛妹奶奶一支烟。

天井院里楼上几家我几乎没印象，只记得有家印尼归国华侨，男主人是医生，他家也有两个和我们一样大的女儿。只记得两个女孩瘦瘦黑黑的，很机灵活泼。我们和她们之间，还发生过一次晒瓜子大战。那时吃完西瓜总会小心地把黑瓜子留下，洗干净后摊平在搓衣板的反面上，放到太阳下晒干，然后炒瓜子吃，绝好的零食。本来那时吃一次西瓜都很难得，小心翼翼留下的瓜子，谁都想快点晒干，好炒了吃。为了抢占更多阳光的地方，我们左挪右移，捧着搓衣板，在小院里到处找地。印尼姐俩一不小心碰翻了我们的瓜子，我姐气得，上去就和她们扭做一团。我站旁边，搓着手，光嘴使劲。眼看我姐寡不敌众，她气急败坏地扭头对我大吼：“九红，拽她们，拽她们！”我急得转圈圈，干脆跑到门口等我妈，心想怎么妈还不回来？最后，我们两家所有的瓜子都踩得稀巴烂、四位女汉纸也全哭得撕心裂肺，大人们却乐开了花。

之后不久，印尼华侨一家又回印尼去了，临走送给我和我姐很多他家两闺女的衣服，很独特漂亮的洋装，我和我姐穿了很久。

　　《建康路小院》四

——— 一地鸡毛的日子

都说“贫贱夫妻百事哀”，我爸妈也是。我爸自小被爷爷、奶奶、七个姐姐们宠得“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家里再揭不开锅，我爸该吃吃该喝喝、该上学咬牙供应，路远住校还选择跟先生（老师）同吃同住的待遇。因此，我爸整一个就是油瓶倒了都不扶的大男子。而我妈呢，虽是闺女却很稀罕，上面有六个大哥哥一个大姐罩着。外公在县城中学当老师，拿工资，还有祖传几十亩地，所以家境殷实。我妈从小就有奶妈伺候，也是一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小家碧玉。这两人过日子，情况就是“月头像皇帝；月中像贫民；月末像乞丐。”

我妈的工资扣了我和我姐的托儿费、水电煤球费，几乎所剩无几；我爸的工资要买烟、吃饭、穿衣、朋友应酬、老家寄钱，更是经常负数。而且我爸特别喜欢吃，月头关饷（南京话发工资）先跑去太平路上一家卤菜店，称半斤白花花的猪头肉，再切几块卤素鸡，然后门口小店打上二两老白干。回家坐小桌上，我爸喜滋滋地叫来我和我姐，先每人一小块瘦猪头肉扔嘴里，然后叫我妈安排我们吃饭、吃素鸡，他一人才开始先闭着眼抿一口酒，“啊”一声，睁开眼夹一口肥猪头肉，吧唧吧唧地嚼，又闭上了眼。我妈十之八九此时会一边喂我吃饭，一边嘟嘟囔囔地数落我爸，说他馋得喉咙里往外伸手，就不知道省点花吗？猪头肉、素鸡能当饭吃？我爸会讨好地夹一块肉递给她，我妈总是一扭头“不吃！”我和我姐在旁边边吃边叫“书记、书记！”（我们不知叫素鸡，以为叫书记）

日子再难捱，也得过。天有阴晴圆缺、人也有花好月圆。虽然爸妈天天被一地鸡毛的日子折磨得焦头烂额，但总有那么几次，他们心情好时，也会带我和我姐逛公园。我爸一辆二八大杠，前面坐我姐，后面座位上我妈抱着我。因为我爸骑车不会死上（就是车子定在那里他脚一点就骑走），所以每次上下车，我爸总是一个后高抬腿，从我妈低下的头上跨过，车子扭几扭，就招揺过市地骑走了。我们经常去的公园是玄武湖公园，那时动物园还在那里，现在已经搬出来变成单独的红山动物园了。我和我姐先必逛一圈动物园，看看大熊猫、喂喂小兔兔、找到飞得高高树上的老鹰，一齐大喊：“老鹰，老鹰，你家失火了！”好像不喊几声，对不起它。然后出动物园，绕湖走一圈，累了，我们全家就坐在绿莹莹的草地上。我妈会让我和我姐依次躺她身上，她对着阳光，扒开耳朵，看有没有耳屎。如果有，我妈从头上拿下小黑发夹，用圆的那头，伸进我们的耳洞，小心地扒耳屎。我总是闭着眼、屏住呼吸、强忍着痒痒，脸上不时吹到妈妈的呼气。

《建康路小院》五

———记忆的碎片

玩具
小时候，对“礼物”、“玩具”，几乎是空白的概念，因为爸妈或是因为没多余的钱，或是在柴米油盐捉襟见肘的生活中，根本想不到给小孩子买稍微“奢侈”一点的东西，或是他们就没那份浪漫闲暇的心情，一直以来，解决温饱才是他们的重点。所以，无论是生日、过年过节，我和姐姐都不会有特别的礼物，童年里，别说玩具，就连一本小人书都没有。我俩唯一的一本画画书，也是我和我姐的第一份礼物，是在我们五、六岁时，连云港大哥哥出差到南京来我们家，给我们买的。

我想也许连云港大哥哥想送我和我姐一件礼物吧，刚好他在和我俩玩时发现我们什么玩具、图书都没有，于是大哥哥跟爸妈说带我们出去玩一会儿，然后就上街去书店了。我还记得那是三山街上的一家书店，我和我姐在店里开心地东摸西瞧。最后，大哥哥给我和我姐一人买了一本一模一样的小人书-“红灯记”，他是为了公平吧，可我心里直嘀咕：一人一本不一样的多好呀，这样我们就有两本小人书看了。回家后，爸妈还直埋怨大哥哥乱花钱了。最终这本小小的“红灯记”被我几乎翻烂了，虽然字一个都不认识，但每页图画上的所有细节我都了如指掌，所有坏蛋的眼睛都被我抠了下来，成了窟窿。

至于玩具，我真的什么玩具都没有。有一年除夕，妈妈带我上街买东西，我看到了一个拨浪鼓，就是那种最简单的用彩纸糊的、两边两个绳拴的小豆豆，木柄一摇小豆敲在纸面上发出咚咚咚响声的。我被拨浪鼓的咚咚声完全吸引住了，就是赖在摊前不走，非要买。我妈硬把我拽回家，我一路都在哭。其实一个拨浪鼓只几毛钱，最便宜的玩具，但我爸因为过年回老家，把钱都带走了，我妈实在拿不出多余的闲钱买个玩具。而且因为我不依不挠地哭闹，大年夜的我妈还打了我。拨浪鼓的情结，我一直都记得，虽然后来我长大后，妈妈一到过年就内疚这事，也买了各种各样造型各异的拨浪鼓给我，可我总忘不掉第一次的拨浪鼓。

换牙

由于我妈牙齿长得很不好看：前面两颗大门牙突出、下面一排牙齿也是犬牙交错，极大地破坏了她的顔值，所以我妈对我和我姐的换牙非常紧张。我姐的大门牙摇摇欲坠，我妈觉得无论牙是自己掉或是被她硬拽掉，都不科学，最科学的是去医院拨牙。那天下午我妈特意请了半天假，带上我姐和我，匆忙挤上一辆公交车。那车非常挤，我妈先把我和我姐推上车，她自己却怎么也挤不进来了，此时车却开了。我急得在车里大哭，我妈奋力地攀着车门，半个身子在外，就这样夹了一站路。我姐的牙齿被高逼格地拨掉了，却依然长得些许参差不齐。轮到我换牙时，我妈没那个心气了，任由我自生自灭。我的门牙虽是被一长条牛皮糖给黏下来的，可我两排牙，像天安门的护旗哨兵列队般，整齐划一。

馄饨

我和姐姐从小最向往的就是吃一碗馄饨，我更是向往到盼望自己生病，因为生病了，爸爸妈妈会买一碗馄饨给我吃。那时候，如果星期天妈妈上班，爸爸会带我们去吃馄饨。那家三山街上的馄饨店，总是里三层、外三层地挤满了人，下馄饨的胖大妈系着个大白围裙，在一口热气蒸腾的大铁锅前，熟练地抖下一拨馄饨，搅开，盖上大木盖，等水开时，在围在锅边一圈的碗里麻利地放调料，边放边问:“阿要辣油呀？”爸爸先找两个位子，让我和我姐坐好，然后他去买馄饨。爸爸每次只买一碗馄饨。等爸爸端着馄饨放桌上，他先帮我们把一碗馄饨分成两小碗，我和我姐一人一小碗后，就站在旁边看我们吃。我们不要他看着我们，非要他走开，可爸爸总说怕烫着我们。

等妈妈下班后，看到我俩油光光的嘴巴和兴奋的笑脸，她会问我们吃什么了？是不是又去吃馄饨了？我和我姐会欢快地告诉她我们没吃馄饨，还让妈妈闻我们的嘴巴。我妈边笑着说：“没有，没有”，边白我爸一眼，淡淡地说：“就知道乱花钱。”

《建康路小院》六

———陪伴成长的地方

邮局
我家小院出门往右，走几步，拐角的地方有一个邮局，叫建康路邮局。一般印象中，六、七十年代的邮局，不过就一个小小的平房，房子中间一个桌子，上面放着笔，取、寄包裹单，浆糊，等等，寄信、寄包裹的材料，然后一圈柜台里坐着几个办事员，收取信件、卖邮票、信封、称重、收钱。邮局里也许还有长途电话间。邮局门口有一、或两个绿色的邮筒。可我家隔壁这个邮局，却高大上的非常不一般。

首先这个邮局很老，但却很大、很气派。它1919年开工，由一名英国设计师建造，当时耗资19万，占地1319平方米。端正的青灰色两层混凝土楼，正门朝东，南北对称，整体建筑呈“凹”字形。沿着入口处宽大的花岗岩台阶而上，六个高大的罗马立柱撑起五座圆拱门，形成进深两、三米的宽阔门廊，遮风挡雨、气度不凡。夫子庙邮局一直号称“南京邮政第一局”。

对我们小娃来说，只知道邮局坐东朝西阳光好，在冬天暖暖的阳光下，我们在宽大的台阶上，晒太阳、爬楼梯、你追我赶。也有人把台阶当舞台，在上面唱“白毛女”、“红灯记”，一边唱一边跳。我姐还在台阶上和人比赛背“毛主席语录”，铿锵激昂地、满面红光。夏天夜晚里，在邮局宽阔的门廊里乘凉、聊天，过堂风阵阵吹过，连扇子都省了。这个邮局保留至今，早已成为民国文物了。

银行

出小院穿过门口一条川流不息的大马路，就看到一幢三层高的钢筋混凝土欧式大楼，矗立在建康路与太平南路的交会处，它就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南京分行旧址，现为中国工商银行城南分行。它于1933年建造，典型的早期西方现代派建筑风格，占地面积1153平方米，建筑面积3624 平方米。它也早以被到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保存至今，跟夫子庙邮局一样，都是咱们城南的标志性建筑。

虽然这个银行富丽堂皇，高大威武，对我家“月光族”来说，却豪无意义，我家哪有钱存呢？也许梦中做过去那里取钱的南柯一梦吧。可银行门口那开阔的人行道，却成了我们平头百姓冬天晒咸菜的好地盘。

一到冬天，家家都买上几十、上百斤的雪里红、大青菜，腌成咸菜吃。北方也有腌咸菜，但他们多数用大白菜，不叫腌白菜，叫汲酸菜，甜甜的大白菜变得很酸还臭臭的。我们南京的腌雪里红，也被叫成家喻户晓的雪菜，虽然也有酸味，但不臭，反而炒起来很鲜，像自带味精般，与任何蔬菜、肉类、海鲜搭配都特别下饭。雪菜似乎很普遍，可腌大青菜我却只发现在江浙一带才有。那是一种像吃了巨人药、变种一样的大青菜，特别长、特别大，比普通的小油菜大几倍，简直是油菜里的姚明。腌过的大青菜可以直接生吃，切得碎碎的，滴上几滴麻油，又香又咸又脆，下白粥的绝配。

布店

从小院出门往右是邮局，往前是银行，那么往左呢？往左就是夫子庙、三山街。三山街上店铺一家挨一家，书店、布店、鞋店、张小泉剪刀店、韩复兴板鸭店、 浴室、茶店、等等，应有尽有。快过年时，我妈会带我和姐姐去布店，扯几尺花布，做新衣。过去的商店里结帐非常有意思。顾客把钱给营业员，营业员把钱和开好的发票放在一起，抬头夹在一块连着长长铁丝轨道的木盒里，一扔，木盒顺着铁线滑向结帐处，那里有收营员噼里哗啦地打算盘、计算价钱，然后找好钱，再与发票一起夹回木盒，扔回来，营业员就把找回的钱和发票给顾客。所以商店里，铁丝轨道纵横交错，小木盒们哗里哗啦来回穿梭，景象甚是热闹、喧腾。

《建康路小院》七

———少年不知愁滋味

偷骑车
我们家最值钱的大件，大概就是我爸那辆永久牌二八自行车，爸爸总是强调说是锰钢的。那时买车都要自行车票，票很紧俏，我爸不知托的什么朋友关系搞到了一张票，再如何攒钱、借钱地终于买回来了这辆铮光发亮的“奢侈品”。爸爸对这车视如珍宝，除了每晩都会搬进家里，更是三天两头地用沾了机油的纱头擦得能照见人影，连每条钢丝都光滑滑地没有一点锈斑。我早就对这庞然大物垂涎三尺，特别想猴在上面蹬几下，或者“掏螃蟹”。每次我要央求爸爸半天，他才在心情好时把车支牢，抱我坐上车垫，按几下铃当，腿拼命伸直碰几下脚踏。可我最喜欢是“掏螃蟹”，说白了就是“杠下骑车”：人双手扶住把手，身体悬空向下压，左脚踩在左脚踏上，右腿从大杠中间穿过、伸到右边、然后右脚踩在右脚踏上，开始双腿踩圈。“掏螃蟹”很考验动作的协调和用劲的力度。爸爸只偶尔地扶着我在“死车”上“掏螃蟹”，从没有在“活车”上试验过，而有一次，我不仅在“活车”上掏了螃蟹，还是自己胆大妄为地单干。

那是个傍晚，因为家里来了几个爸爸的朋友，爸爸先是骑车出去匆忙买了些卤菜，然后把自行车支在门口，都忘了锁，就赶紧地回家烧饭招待客人去了。我一人在外溜达，一看，哇，爸爸的车子没锁，机会来了。我真是叫吃了豹子胆，个子才刚有车高，竟然自己推开车子，胆大妄为地想“掏螃蟹”。我刚悬空没扭两下，车子开始颤颤巍巍地剧烈晃动，我吓得要死却不敢喊，只几秒车子就“咣当”倒了。我的左腿绞在了链条里，被深深地扎了几条血痕，血慢慢地不停渗出。我当时惊吓比疼痛更厉害，非常怕爸爸责怪我偷骑他的车子。强忍着疼，我悄悄地若无其事地溜回家。

家里高朋满座，没人在意我。只是当我惊慌过去，腿上的疼痛才感觉越来越受不了，我张嘴大哭。爸爸竟然没责备我，赶紧叫妈妈帮我清洗、包扎伤口。第二天，妈妈带我去医院，看了医生，开了些药膏、纱布，回家继续换药。

对门邻居毛妹正闲得没事，她觉得帮我换药挺好玩，所以那几天的换药都是她做的，现在想想很感激她。

这次事故的后果就是到现在，我左小腿上依然清晰可见三道间距一样的疤痕，像三道平行线，刻在了我的腿上。

——多事之秋的76年

1976年的流火的七月，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对我来说，就是突然家家都要搭防震棚，夜夜睡在里面。千奇百怪的防震棚，充分展示了男主人的无穷创意和动手能力。

我爸是个灯绳断了都不会接的五指连一块的动手白痴，还特别没体力，举个榔头都会砸了自己的脚。搭防震棚这件高难度的重体力活可难为他了。爸爸图省事，把家里的大四方桌抬出来，上面搭块床单四角拴住，桌底下垫个席子，上面铺床被子，就是我家的防震棚。

四周邻居的防震棚有用竹杆高高架起的宽敞明亮又透气的舒适型；有用铁板木头加砖头堆砌得牢不可破的堡垒型；有搭得里三间、外三间的豪宅型，但都有模有样、造型独特、充满了创造力。我家那低矮的趴在地上的小土包似的防震棚，像穷酸的乞丐般挤在一堆华衣锦服的贵妇中。

为了打防震持久战，大家还囤积粮食，首先就是食品店的食物被抢购一空。爸爸没钱买很多食物，就买了几包饼干备战。这可高兴坏了我，要知道这些饼干我平时都很少吃到。爸爸百忙中把保管饼干的重任交给我和我姐，我俩激动得就差泪流满面了。盼望着天一黑，我和我姐就一头钻进“桌底下”，蜷缩在被子里，你一块、我一块地偷吃饼干，只一晚，就几乎干掉了半袋饼干。

妈妈坚决不睡“桌底下”，她说家里家外就隔一道门，抬腿就跑出去了，死了算倒霉。

还好“地震风波”只持续了几天，解救了我和我姐的“饼干危急”。

1976年的9月1日，我正式成为了建康路小学一年级的学生。我的班主任姓蒋，是个刚刚从体校毕业的毛头小伙，以前练体育的，改行当小学老师。我爸觉得他不是科班出身，又没经验，想给我换班级。蒋老师听说后，有天晚上特意到我家，恳求爸爸相信他，他一定会尽心带好我们这个班，做一个称职的班主任。爸爸被他的诚意打动，没给我换班，所以，我的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

刚开学没几天，9月9日的中午，妈妈带着我和我姐在三山街的一家布店里选布料，想着上学了给我和我姐做身新衣。突然大马路上响起了很响的广播，一遍遍地通知街上的所有人，立即回家，听重要的广播。街上行人个个神色凝重、纷纷放下各自的事情，急急忙忙往家赶。我妈布也不买了，拉着我和我姐回家。我又奇怪又紧张，问妈妈怎么了？妈妈似乎更惊恐，什么也没说，只是摧着我俩快走。

一到家，发现邻居们全聚在一起，守着广播，个个神情严肃。这时广播里开始传出了那个噩号：“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了。”

之后很长一阵子，所有人，包括我们小学生，开始一遍遍地看电影、听追悼会、痛哭流涕。随着老师，哭得我最后真正是挤不出眼泪了，才终于结束。

　　《建康路小院》八 （上）

——下放农村的记忆 （上）

姐姐已经上学了，我一人只有孤单单地房前屋后游荡。有一天，二姑家的二表哥当了几年工程兵复员了，且已安排了回县城邮电局上班的好工作。临回老家前他来南京看望我爸爸妈妈，他的舅舅、妗子。我们沛县老家把舅妈叫“妗（jìn)子”，第四声，特别奇怪的叫法。

二表哥叫王春友，一米八的大个，高颧骨大方脸黑皮肤，棱角分明的一张脸如岩石般刀削斧劈。他说起话来嗓门特洪亮，开怀大笑时声音能把房顶的瓦片震裂，而他还特别爱笑，笑时又总夹杂着大声咳痰的声音，总之我们家小小的房子被他的身形、声音都快撑爆了。

不知怎么商量的，爸妈决定让二表哥带我一起回老家，先送我到爷爷奶奶家后，他再回二姑家。说走就走，当晚就要和二表哥先坐火车去徐州，再转火车去沛县。记得那天傍晚，天将黑了，我站在火车站口无聊地等火车，二表哥和他的几个老乡战友谈笑着。我突然没了出门的兴奋，有点落寞地想家了。没一会儿，二表哥不知从哪买来一包熟菱角，给我吃。这菱角是那种小小的、有六个尖顶的野菱角，壳很硬，但肉却很紧实香甜。这一路上，我有滋有味地细细品味老菱，用手抠用牙咬地、消磨着老菱和时间。

一觉醒来，又是傍晚，已在爷爷奶奶家了。坐在爷爷奶奶烟熏弥漫、窄小黑黢、堆满柴草、只点了一豆油灯的锅屋（厨房）里，我有点害怕和不安。奶奶轻声跟我说话，可我听不懂她说什么，更觉得紧张。爷爷一声不吭，抽着烟，只是低着头用小木棍在脏兮兮、黑呼呼的锅灰里叭拉着几个同样黑呼呼的东西。奶奶指着小木桌上的几碟菜和一筐馒头，叫我吃，我毫无味口地摇头。然后奶奶不停地问爷爷好了没有，只见爷爷从那几个黑呼呼的东西里选了一个，拍打几下上面的黑灰，开始撕皮，突然金灿灿、热气腾腾、香气扑鼻的山芋魔术般出现了。我咬了一口，好甜好香好烫，似乎我身体的每个毛孔也舒展开来，浑身暖暖的。这以后，我再也不觉得锅灰脏了，埋在锅灰里烤馒头、山芋、煎饼、花生，都成了我的最爱。

我的下放农村的生活开始了。

《建康路小院》八 （中）

——下放农村的记忆（中）

首先是我再也不孤单了，像个落入凡间的仙女似的，被周围一圈圈的亲戚们赞美着、呵护着。我爷爷兄弟四个，他排老三。他们是李家“发”字辈，太爷又赤裸裸、脸不改色心不跳地给四个儿子取名“金、银、财、宝”，所以我爷爷的名字，我从来都羞于启口地叫出声的名字—“李发财”。太爷算是庄户人家中比较殷实的，留给四个儿子一家一个大宅院，一溜排儿，从东到西，按年长次序入住。大爷爷是冲喜结婚的，他有肺痨病，只结婚几天就走了，留下了最可怜的大奶奶一辈子守寡。大奶奶过继了四爷爷的一个孙子，所以那个堂哥和大奶奶住在最东面的宅子里。我还记得那个大奶奶，耳朵有点背，总是低眉顺眼的露着怯怯的微笑，见人打个招呼就不多话了，站旁边或坐旁边，安安静静的，不多言不多语。她有一双星星般亮晶晶的眼睛，窄窄的瓜子脸，非常清秀。那个过继给她的堂哥对她不是很孝顺，呼来喝去的。大奶奶家右边是二奶奶家，她们家只有一个女儿，所以也过继了四爷爷的一个孙子。二奶奶家右边就是我爷爷家，这也是为什么我爷爷奶奶拼了老命也要生我爸爸的原因，要不然四爷爷家的孙子都不够过继的了。最西边是四爷爷家，他家子女人数虽然与爷爷家不相上下，但却天差地别，因为人家有六个能传宗接代的儿子，而爷爷家却是七个泼出去水的闺女。

夜里我和爷爷奶奶睡一床，家里的唯一一张床。有时我会被奶奶数落爷爷的骂声吵醒，听着八十几岁的两人拌嘴，多数情况是奶奶说爷爷乖乖地听，觉得好笑，又可爱。夜里我要尿尿，奶奶怕我冷，总是急急地喊爷爷下床端尿盆，我就在床上尿。

一到吃饭时间，我总喜欢捧着个碗，窜出门，东一家、西一家地溜达。于是，这家夹几口菜、那家啃几口馒头、撕半片煎饼。叔叔婶婶们都热情地招呼我，还从柜子里翻出藏起来、舍不得吃的桃酥、饼干，偷偷地掖给我，不让他们家的堂哥堂妹们看到。若没有这些高级食物，婶婶们也会给我放多多的糖，倒一杯白糖水。

《建康路小院》八 （下）

——下放农村的记忆（下）

姑姑们也是隔三差五地来奶奶家看我，总是带来些好东西：一刀肉、几条活鲜鲜的鱼、还有很希罕的新大米。老家那里几乎不种水稻，以面食为主，只有七姑家那里种一点水稻，所以每次七姑都带些新大米。姑姑们看我冬天了穿的棉袄又小又破，她们商量合起来给我买了花布、棉花，缝制了一件又大又厚的花棉袄，这件棉袄我穿了好几年。

天天都有一大拨的堂兄妹们带我玩，田地里、树林里、旷野里。我们捡树枝、耙树叶，拿回家烧火；掏鸟窝、捉麻雀烤着吃；摘果子打酸枣；到处收集头发、彩纸去找揺着拨浪鼓的小贩换糖吃。我们还一起劳动。我记得我在棉花收获季节，我们小孩摘过棉桃。那棉桃上的剌尖尖的，小小的，棉桃壳又硬硬的，一不小心就会刺痛了双手。把棉球摘下来后，我们就挑捡干净，再撕开，扯成大大的，松散的棉花。然后休息时，我们就躺在白花花的棉花里，晒着暖暖的太阳，好舒服。我更学会了野地里用小木棍揩屁股，刮几下了事。

爸爸时不时地寄钱、寄食物给爷爷奶奶。每到有汇款单来时，爷爷，奶奶就非常高兴，带上我，赶一大早，走很远的路，到镇上的邮局去取钱。到了镇上，爷爷先安排我和奶奶在早点店坐好，歇歇，等他去取钱。爷爷取了钱，我们就像过节似的大吃大喝一顿。其实也就吃些油条，油饼，饺子什么的，这些就是我们当时的大餐了。吃饱喝足，爷爷就领我们赶集。有一次，爷爷领着我，走到一个卖花生的老头摊前，买了把花生，包在纸里，给我吃。我一看，这花生有点湿，普普通通的，就像生花生，好吃吗？尝了一个，才知道，这花生，是那么的咸香软糯，清香新鲜中还留有泥土的气息，原来是咸花生。自此，我一直念念不忘咸花生。

逢红白喜事，就有最开心的事情—吃大席。每次都是奶奶带着我一起吃。大席的菜无非就是些凉菜，热菜，再加汤。我记得那时，我最爱吃的凉菜是凉拌蒜蓉海带丝。奶奶就一上来先给我夹很多海带丝，我就慢慢地，一根根地吃掉。那时候，村里的人家还都很穷，大席上，整鱼，整鸡，整鸭什么的大菜根本没有。吃的最多的是酥菜：什么酥山药，酥土豆，酥萝卜丸子，最高级的是酥小鱼。酥菜就是用混了香料的面粉裹上菜油炸，吃时再烩上粉条，豆腐，大白菜，菠菜，等等，热气腾腾地一碗碗，香气扑鼻。每当菜一上来，大家就一抢而空，连菜汤都用馒头蘸得干干净净，一滴都不剩。

最后的一道汤，叫羹汤，是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念念不忘的，最美味的汤。一般主人家会杀一到两只老母鸡，就是为了熬羹汤。其实羹汤就是鸡丝酸辣汤，但没放辣椒粉，只放大量的白胡椒粉。汤里面有撕得一丝丝的鸡丝，嫩嫩的豆腐丝，黄花菜，海带丝，木耳丝，蛋皮丝，等等，再勾欠，滴上自家磨的麻油，醋，又烫又香又麻又酸，无比的美味和畅快。毎次，只要羹汤一端上起，大家就轮流端起碗，对着碗边，一人滋溜一大口，再传给下一个人，谁也不嫌谁脏，直到喝得底朝天，喝的个个满头大汗，酣畅淋漓。

大席结束了，爷爷喝得微醺醺的，我也吃得肚儿圆，坐在大车上，一摇三晃地，回家了。

一晃，下放农村已经半年，爸爸来接我时，看到那个一头虱子、上身敞着棉衣、下身腰间用一老太太宽䁏带胡乱扎着肥棉裤、手捧一大海碗呼啦呼啦喝糊糊的满脸黑灰的我，楞了半晌，呀了半天。

《六一村大院》一

在我小学一年级下半年，大概1976年，我家搬家到了六一村大院。 这个大院非常大，住的大部分是白下区，秦淮区区委的工作人员，现在叫公务员的机关干部们。 大院有院子，还有门卫。 记得我见到的第一个门卫是个性格很古怪，孤僻的单身老太太，她把门很严格，不熟悉的外面人和小商小贩，都会仔细盘问，不轻易放入。 大院坐落在一条长长的，狭窄的巷子的尽头，而这条巷子里的房子却全都是低矮的，破旧的，白天都要开灯的，黑呼呼的小平房，居住的也全都是三流九教的社会底层老百姓。 有开澡堂子，卖热水的老虎灶；卖北方馒头撅子，烧饼，油条的小吃店；还有卖花圈，寿衣的傧仪材料店。 同时，还有一家很小的生产纸箱，纸盒的街道工厂，里面工作的大多是没什么文化的大妈，大婶和一些残疾人。 因此，六一村大院就象是长在一片不起眼的小野花中的牡丹，或者是一群灰扑扑的野鸭中的白天鹅，显得十分的神秘，高大和显摆，连带着进出大院的人都不自觉地昂着头，在一片羡慕的，嫉妒的，敬重的目光中，穿过小巷而过。

大院里房子众多，房型各式各样。 有比较新建的，象现在大多数那样的一居，二居，或三居的六层水泥楼房；有年份较长的，一般两层的木质结构的筒子楼，厕所，水房共用，厨房在过道上；也有解放前，国民党时期盖的小洋楼，独幢别墅。 爸爸当时只是个区委宣传部的干事，普通小干部，因此我们家分的是一幢两层小洋楼里的一套房，漆成红色的木地板结构的一房一厅，带有独立的浴缸抽水马桶的厕所和一个有水槽的很大的厨房。 我和姐姐睡外面厅里，爸妈睡里间。

还记得当时爸爸听说能分到这样一套房子时的高兴劲。 他兴奋地向我们描述房子是红彤彤的木地板，有大浴缸和抽水马桶，在家就可以洗澡上厕所，再也不用去又臭又远的公共厕所挤了。 还有自己的带水池的厨房，也不要像住老房子似排队在水龙头下洗衣服，洗菜，再与别家合挤在狭小的厨房里烧菜。 妈妈虽然觉得新家离她上班，我们上学的地方远了很多，每天要走很多的路，但她也住够了原来的那个逼厌的，拥挤的，人多嘴杂的大杂院，很向往这个鸟枪换炮的，舒适的新家。

《六一村大院》二

我们家住的那幢两层小洋楼有四套房，每家都有独立的厨房和厕所。 第一层是我们家和对门的离休老干部赵爷爷家。 他们的房子是两房一厅，面积比我们家大许多，但他们家住了很多人。 赵爷爷赵奶奶，一个未出嫁的返城知青女儿，大儿子，儿媳，小孙女，一共6囗人。 赵爷爷的小儿子一家住别处，但小儿子生的孙子，却是赵爷爷他们的宝贝孙子，叫虎子，也长期地跟爷爷，奶奶住。 赵爷爷和赵奶奶是山东人，非常的开朗和蔼，特别是赵爷爷，整天笑哈哈地逗我们这些小孩子玩。 赵爷爷家人多，菜就烧得多，从他家里飘来的饭菜香，馋得放学的我直流口水。

第二层的房子结构与第一层一样，也是一套一房一厅，一套两房一厅。 我家楼上的一房一厅住的是李奶奶和她的一个单身儿子。 其实李奶奶年龄不大，也才40多岁，身材，长相都不错。 她是她死去的前夫的小老婆，她的前夫也是老革命。 听说李奶奶年轻时是妓女，但只是传说，没人证实。 就因为这个原因，好像邻居们都有点鄙视她，但表面上却不显露的样子。 李奶奶对人很谦卑，非常的客气，看到谁都会点头哈腰地打招呼。 李奶奶只有1个儿子，已经工作了，从不跟人说话，沉默寡言，总是一个人闷闷地上楼，下楼，进进出出。

楼上的另一家跟赵爷爷家，房型一样，人口也差不多，也是老干部夫妻与几个女儿同住。 他们家共有五个都已经工作了的大龄女儿，五朵金花。 他们家姓什么我忘了，姑且称他们为陈爷爷家吧。 陈爷爷好像是某个银行的行长，他与赵爷爷非常的不同。 陈爷爷对人不苟言笑，很威严的样子。 他个子矮，总是穿得很有派头，大衣，中山装，衬衫，西裤，都挺刮刮的，皮鞋总是锃亮的，头发也梳得一丝不乱。 而我家对门的赵爷爷就象电影铁道游击队里的土八路似的，与农民打扮类似：衣襟永远是敞着的，裤子皱巴巴的，总爱穿一双黑面布鞋。

《六一村大院》三

那时候搬家很简单，也没有装修这回事，就是借辆车，搬几件数得着的破家具，一个衣箱装满全家人的衣服，剩下的就是杂七杂八的锅碗瓢盆家什儿。 记得搬到新家的时候已是天黑，爸妈在房子里忙碌，我和姐姐站门外，好奇的东张西望。 这时，对门的两个小孩，还有我们家前面一幢六层楼里的几个小孩，都跑到我和我姐面前，很傲气地对我们指指点点。 我和我姐有点怕怕的，担心他们欺负我们，就想了一个招。 我们对我家房子里大喊“哥哥”，好让这些小毛孩儿知道，别惹我们，我们有个大哥哥在家呢。

等到第二天，才好好地，仔细地看到了我们的新家。 地板是红色的木地板，但都已经陈旧得油漆脱落，大部分是木头的颜色了，而且靠近厨房的地方有个大洞，人踩上去胆战心惊的。 厕所里是有三件套：浴缸，抽水马桶和洗手池。 但是有两件失灵：抽水马桶经常堵住，冲不了水；洗手池也不知是龙头坏了，还是下水道的问题，反正没水出来，变成了个摆设。 浴缸倒是个很大的水泥浴缸，我和我姐可以坐进去同时洗，但没有莲蓬头，只有一个冷水龙头，所以必须兑热水进去洗。 厨房还真是比较大，长长的，有个水槽，还有个大壁橱。 记得爸爸搬了新家后买了很多木头，准备打家具，那些木头就放在厨房里很久。 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厅和卧房之分，厅里一样的放床睡觉，当然也在厅里招待客人，活动。

说这幢楼是别墅还真不冤枉，因为它有一个很气派的双开大木门，门一关，四家人就独筒一楼了。 小楼还有前后院，前院有围墙，后院应该是草地，但已经变成杂草丛生了。 因为我家住一楼，所以一楼的半边院子就理所当然地属于我家了。 我们在院子里晾晒衣服，种了很多大蒜苗，当然爸爸也在院子里种了很多花，有牡丹，玫瑰，月季，米兰花。 有一阵子，我们还在院子里搭了个鸡窝，养了12只下蛋的大白鸡，天天咯咯嗒地叫个不停，收获最多的一天是12个鸡蛋。 后来大院里整顿，不许养家禽，12只鸡全杀了，吃了好长一阵红烧鸡。

《六一村大院》四

很快，我们和周围邻居混熟了，特别是和对门的赵爷爷一家。 那时我们两家都很少关门，他家的孙子小虎，孙女小红，比我小一，二岁，四个小孩很快玩成一片，两家前门后门窜来窜去地跑。 我们玩打牌，争上游，玩挑金箍棒，踢键子，跳格子，投沙包，掷色子，打羽毛球，扔飞碟，等等。 我们两家，谁家做了什么好菜，都会盛点送给对门尝尝，我第一次吃凉拌黄瓜里放芝麻酱，就是从赵爷爷家吃来的。 有一年我们全家回爷爷，奶奶老家过年，赵爷爷的大儿子就在我家睡了几天觉，因为他们家过年也来了亲戚，不够住了。

那时候一到夏天，吃完晚饭，大家都搬了凉床，竹椅在外面乘凉。 我们小孩子先是一通乱跑。 有时玩躲猫猫；有时去挤在别人家房子外，偷看电视；有时去摘很香的夜来香，插在头上。 而我最喜欢去摘一串红，抽出筋，去吸里面一点点甜甜的汁。 还有一种黄色的小喇叭花，慢慢地从它们的后面抽出一根细丝，小心地挂在两只耳朵上，就是漂亮的花耳环了。

疯累了，我们就躺在竹椅里，听大人们闲聊，讲故事。 楼上陈爷爷家的几个漂亮的，待字闺中的大姐姐们，还有对门赵爷爷家的长得像新疆维吾尔人似的，又高挑又艳丽的小虎的姑姑，她们总是聚在一起，低声地，神秘兮兮地谈论找对象的事。

《六一村大院》五

搬了家后，妈妈上班，我和我姐上学，都比以前远多了。 我们上学的路虽然不绕，就是一条直道，但中间要过两条车来车往的大马路，就是大人走一趟也得花个20多分钟。 对于才8，9岁的我和我姐来说，上学的路途是既漫长又危险。

我还记得那时候学校要学工学农，我们太小，没有下过乡学农，但我们要经常学工，做的最多的就是扎火柴盒。 每次在家好不容易扎了一大捆火柴盒，用绳子绑好，带去学校时，小心翼翼地一路拎着，往往是在过大马路时，由于必须得快走，就在马路中间，火柴盒散了一地。 我经常急得都要哭了，但一般这个时候，总会有好心的叔叔，阿姨帮我把火柴盒再绑好。

妈妈上班更远，坐汽车也不方便，要倒几趟车。 妈妈一直不会骑自行车，爸爸都给她买了一辆很小的自行车，妈妈就是拒绝学，坚决地把自行车卖给别人了。 那时候学校很少有食堂，我和我姐都要中午回家吃午饭。 妈妈为了帮爸爸烧菜，洗碗，照顾我和我姐吃饭，中午也回家来，这样她就要天天来回走路上下班两次，每次至少走30到40分钟。

我最喜欢下午放学了，走在通往六一村大院的窄长的巷子里。 这时候的巷子人声鼎沸，大人呼，小孩叫，听到的到处是叮叮当当的炒菜声，闻到的是浓浓的的饭菜香。 巷子里的人家由于家里小，只要天气不是太冷，或者下雨，都喜欢坐在外面吃饭。 有的人家吃的简单，就是稀饭，面条，咸菜；而有的人家却有荤有素地几大盘。 男人们一般会喝点老白干，翘着腿，吃得津津有味。 女人们都是先追在小孩后面喂，大声地呵斥小孩快吃，然后才自己匆匆地吃些所剩不多的饭菜。

我还记得小巷里有个卖烧鸭，盐水鸭的小铺子，生意非常火，每到傍晚都排了很多人买鸭子。 斩鸭子的是个矮矮的，微胖的老板娘，动作是相当的麻利，手起刀落，一眨眼，一盘码放整齐的鸭子就递给客人了。 我常常是站在老板娘跟前，鼻子都快碰到人家的刀了，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看她剁鸭子，往往都看呆了。 直等到老板娘笑嘻嘻地问我买不买鸭子时，才如梦方醒，再看排队的人都盯着我笑，赶紧地，羞极了的跑开。

《六一村大院》六

在我家后面，还有几幢更好，更大的小洋楼，房型好，面积大，而且院子里的鲜花，树木也非常的茂盛和灿烂，有的人家的院子里还种有果树。 当然住在里面的人应该是更高级别的干部。 我家厨房的后门一开，正对着一幢小楼，院子里就长了一棵非常高大的枇杷树，有整幢楼那么高。 一到秋天，饱满的，黄黄的枇杷挂满树枝，风一吹，摇摇晃晃的，很是诱人。 我是天天站在我家后门，眼巴巴地盯着枇杷，多么希望能落下来几个，让我尝尝。 可是枇杷只是在那儿摇晃，就是不掉下来。 我趁没人时，偷偷地找个长树枝，去打枇杷。 可是我个子太矮，又没劲，根本打不下来。 有一次，我竞胆大包天地用小石头去砸枇杷，枇杷没砸着，反而砸了二楼那家人的窗户。 突然，一个大姐姐，推开窗，狠狠地骂了我一顿，我是赶紧地溜回家，把后门关得死死的。 这事我可没敢告诉我爸妈，但我再也不敢打这棵枇杷树的主意了。

过了几天，一天晚饭时，有人敲我家后门，开门一看，一位和蔼的爷爷站在门外，手里捧着一篮•••枇杷！！那位爷爷对妈妈说他家种的枇杷熟了，送给我们家的小孩尝尝。 他反而向妈妈倒歉，说他的女儿不应该那么凶地骂人，会吓到孩子的。 还说小孩子就爱新奇的东西，不要责怪小孩子了。 妈妈大概听出了事端，赶紧地连声说对不起，并非常地感谢。

自此以后，每当我看到有卖枇杷，那圆圆的，黄黄的，有个褐色小把的枇杷时，总会想起我家六一村后院的，那个和善的爷爷家的，高大的枇杷树。

我家厨房里有个黑咕隆咚的大壁橱，放些杂七杂八的，不用的东西，一般没人去整理。 突然有一天，我们总是听到有小猫咪的叫声从壁橱里传出。 一拨拉，发现了一窝刚刚出生的，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毛也没长出来，浑身粉嘟嘟的一团肉的小猫咪。 后来才知道，有个母野猫，一到怀仔生小猫了，就躲在我家的壁橱里，生下一窝小猫仔，然后这个妈妈就消失了，又去闲云野鹤，风流快活去了。

没办法，我妈就当起了猫妈妈，给小猫咪们喂奶，吃煮得烂烂的鱼肉饭。 等小猫咪稍大些，我们就打听左邻右舍的，谁家想养猫。 记得我家留过一个小黄猫，浑身金黄色的毛，很乖巧。 它和我最好，总是在我快回家时，等在楼梯门口，一看到我，立刻喵呜喵呜的叫，尾巴直摇。

有次，我家对面楼房里有个邻居姐姐，她说她家有老鼠，想让我带上小黄猫去她家捉老鼠。 我有点担心，不知道小黄猫有没有本事捉到老鼠，因为我从没看过它捉过。 到了邻居姐姐家，把小黄猫一放下，不一会儿，就见它神情高度警觉，耳朵也竖起来了，迅速地窜东窜西地跑。 我们都睁大了眼睛，惊奇地看着小黄猫的动作。 也就一，两分钟的样子，就听到小黄猫愤怒的低吼声和一种惊恐的细细的吱吱声。 我们循声找去，看到小黄猫已经逮到了一只老鼠，正在咬着它，不停地甩来甩去。 这下子，我们家的小黄猫声名大振了。

《六一村大院》七

我家住一楼，房子又是很旧的木结构框架，所以一到江南的梅雨季节，家里就很潮湿，更加的阴暗，也就很容易有各种虫子出现。 我虽然小，可我胆贼大，一点都不怕什么小虫子呀，小动物呀，什么的。 而我姐却对各种虫子，特别是那种蠕动的爬虫，怕的要命。

有一天中午，我姐在睡午觉，而我却坐那儿正愁眉苦脸地写日记，发愁不知道写啥。 这时，我看到地上正爬着一个蚯蚓，慢悠悠地，身子一弓一弓地爬。 突然我想到，好像在哪听说过，蚯蚓断了两截，还能存活，然后还能再长出新的身体，这叫做再生功能。 对了，日记我就写蚯蚓如何再生的，不是很独特吗？我立刻行动起来，找来一把小刀，对着蚯蚓的中间身体，下去就砍一刀。 可怜的，一秒钟前还悠哉悠哉的蚯蚓，立马首尾搬家了。 还真新奇呀，这两截蚯蚓，还在轻微的蠕动，也不知是将死了呢，还是在再生呢？

我等了半天，也没见蚯蚓有什么再生的迹象，倒是我自己有点不耐烦了。 一抬头，看到我姐正睡得很熟，一个坏主意在我脑子里一闪。 我赶紧地找来一个瓶子，里面装大半瓶土，放一个半截蚯蚓进瓶里的土上，另一个半截蚯蚓就挂在瓶口。 我把瓶子放在我姐一睁眼就能看到的地方，忍住笑，耐住极大的耐心等她醒来。

好不容易，我姐醒了。 她睁着眼睛，先是怔怔地看着瓶子，看到半截蚯蚓挂在瓶口，似掉非掉的样子，好像有点不相信她的眼睛似的，又眨了眨，突然地一声恐怖的尖叫，迅速地翻身爬起来，冲出门去。 我是开心地大笑，笑我姐肯定是七窍吓走了六窍，还剩一窍不通了。

《六一村大院》八

我和我姐上的小学是健康路一中心小学，是属于我们的旧家的学区。 所以要是不搬家到六一村大院的话，我俩上学只要过条马路就到了。 现在虽然我们上学远了很多，但我爸爸怕麻烦，不想给我们转学。 这所小学是个历史还蛮悠久的老学校，听说文革前，学校的教学质量和师资都很好，附近的家长们都趋之若鹜的想让小孩挤进去上学。 可是到了我和我姐上学时，学校的教学质量差了很多，老师也都不是什么正宗的科班出身了。

我的启蒙老师，蒋老师，是个年轻的体育老师，第一次当班主任带我们这个一年级班。 可是，可是，他要教的不是体育，而是语文？？因此，我的启蒙语文课是个体育老师教的！我爸本想替我转班来着，可蒋老师特意到我家家访，恳求我爸支持他的工作，信任他。

问题是光有热情和信心是不够的，得有真材实学才能教好学生呀。 结果就是我的学习非常差，汉语拼音基本是靠长大后的自学。 我那时上课大部分是瞎混，老师讲得没劲，我听得更是无聊。 记得那时候我的铅笔盒里总有三件法宝：一根牙签，一根火柴棒，一把小梳子。 牙签用来剔牙，火柴棒用来掏耳朵，当然梳子用来梳头。 至于挖鼻孔就用俺的小爪子就行了。 我是经常地被蒋老师的粉笔头砸醒，然后就是罚站。

有一次，我不知又犯什么错了，老师把我姐姐叫去我的班，向我姐告状。 我姐在学校里一向被公认为好学生，她看到我，一副：“这谁呀，别说认识我！” 的架势。 我倒沒什么，她倒气得脸通红，羞得不行，然后中午放学，还拒绝与我一同结伴回家。 切！

寒来暑往地我们在建康路一中心小学上了四年学，也在从六一村大院通往学校的这条漫长的大道上走了四年，天天来回两趟。 我姐五年级，小学毕业了。 晴天霹雳呀，我姐小升初考的那叫一个差呀！她都不能上普通的完中，也就是有初中部，高中部的中学。 她的成绩只能去很低级的，只有初中部的职业中学。

那个暑假整天是愁云惨淡，胆战心惊。 爸爸天天焦急地到处奔走，托人找关系，替我姐转学校。 一不顺心，爸爸就痛扁我姐一顿，再让罚跪。 我姐是可怜巴巴地天天哭。 我是看到我爸一回来，就躲得远远的，生怕也跟着受罚。 痛定思痛，老爸坚决要给我转学，再也不能在一中心小学上了，要不再过一年，我的命运肯定还不如我姐呢。

几天工夫，在开学的最后前几天，我爸成功地把我转到了另一所小学，五老村小学，当然我姐也上了一所很好的中学：南京三中。 至此，从六一村大院走去上学的路变了，我和我姐各走各的路了。 我姐的路途短了很多，而我却是一样的漫长道路，只是方向与从前是背道而驰了。

《六一村大院》九

每天早上，我们家都是吃泡饭，什么早点都没有，就是一点咸菜. 我最爱吃榨菜，辣辣的，很下饭. 有时候没我喜欢吃的咸菜，我就慢吞吞地，摆个臭脸，不吃饭. 或者在我妈的强制下，猛吞一大口，迅速出门，找个我妈看不见的地方，把饭吐掉. 爸爸经常会给我五分，一毛钱，叫我在路上买些东西吃.。

那时候还没有什么私人摊贩卖早点，都是在国营食品商店里买点心，蛋糕，糖果，瓜子什么的. 在我上学的路上，有家很大的食品店，东西很齐全，又新鲜，是我们那儿人家的主要买食品的地方. 特别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店里都排很长的队. 我的钱一般只够买个油球（油球就是油炸的面团，里面有豆沙馅），或者一个金刚其（就是五角星状的有点硬的蛋糕），或者一个小萨其玛. 记得有一次，是个大夏天，很热，食品店里又没有冰箱，我买了一个金刚其，都走出店了，有个售货员阿姨追出来，把我的金刚其拿去，闻了闻，说有点馊了，不能吃了，然后她把钱退给了我，叫我去买别的东西吃。

8，9岁，正是换牙的时候，我的最后一颗乳牙是被牛皮糖粘下来的. 那天，本来我们这个年级是要去春游的，去长江大桥玩. 但是在前一天，老师也说了，第二天若下雨，就不去；不下雨，就去. 要我们先准备好春游的食物. 我们那时候春游，学生自带吃的，什么面包，点心，水什么的，学校不提供任何东西. 前一天，妈妈上夜班，没空给我买食物. 春游那天一大早，下了细细的毛毛雨，我一看，觉得今天不会去春游了，就去正常地上学了. 到了学校，没一会儿，天放晴了，变成了个艳阳高照的好天. 老师就宣布说今天按计划春游，叫同学们回家拿食物，一小时后集合出发。

我那些同学们家都住的很近，大都5分钟内就能到家. 而我急匆匆地跑回家时，碰巧妈妈那天刚下夜班，在家休息. 妈妈带我紧赶慢赶地买了些点心，等送我到了学校，老师和同学们已经走了. 我是一边懊恼一边回家，一路上就在吃妈妈给我准备的春游的食物. 其中有个牛皮糖，是那种面上撒些芝麻，像用糖稀做的，长长的，黄褐色的糖条. 牛皮糖又硬又粘，我左拽右拽地吃，把糖拉得长长的丝，吃得津津有味. 忽然，我感觉嘴里哪里不对劲，舌头一绕，哎呀，我的最后一颗后槽牙，几天来一直摇揺欲坠就是不掉下来，现在被牛皮糖粘下来了。

每个月发工资，妈妈是7号或8号，爸爸是10号. 基本上每个月，爸爸就在发工资前用光了钱. 所以等妈妈发工资那天，爸爸有时候会在妈妈下班的路上等妈妈. 一拿到妈妈的工资，爸爸就去买好菜吃了，有时是盐水鸭，烤鸭；有时是爸爸的最爱：猪头肉和卤素鸡. 爸爸买了菜回家，叫我，或者我姐姐去门口小店里打二两老白干，然后那晩的晚饭，就是我们每月最开心的打牙祭的一顿晚饭了.

《六一村大院》十

那时候几乎没有人家有电视，大家最大的娱乐就是听收音机. 我家有个很老的红灯牌收音机，四四方方的木头盒子，一个按钮调台，一个按钮调声音. 这个老收音机经常卡壳，我们就拍拍打打地，好像在打一个哭闹的不听话的小孩子似的.

广播里的节目当然跟现在的丰富多彩是不能比的，既没有什么午夜访谈，也没有为您点歌；既没有交通讯息，也没有排忧解难. 频道也就那么几个，主要是播些新闻，放些戏曲，诗朗诵什么的. 那时候最受听众欢迎，最火的广播节目是评书，特别是刘兰芳讲的“岳飞传”. 每天一到中午12点整，街上就静悄悄的，因为几乎家家都守在收音机旁听评书. 这很有点像那年放周润发演的“上海滩”时的万人空巷的情景.

我家也不例外. 广播里一传出刘兰芳那抑扬顿挫的，中气十足的“话说岳飞大战金兀术”，“哇呀呀呀”，的声音时，我们全家就一边悄没声息地吃饭，一边脸凑近收音机，一字不漏地收听. 岳飞，岳云，岳雷，秦桧，张邦昌，金兀术，金弹子，等等人物，栩栩如生，活灵活现. 半小时的评书听完，我们的饭也吃完了. 若是难得的好菜，那天的中午就更加的美好；若是没什么味口的菜，在评书的作用下也津津有味地吃完了. 评书给我们那时的平淡生活添加了非常五彩缤纷，充满神奇想象的空间.

那时候小孩子能经常吃到零食的很少，因为大人过日子都紧巴巴的，根本没有多余的钱给小孩子买零食吃. 我那时候很羡慕一位同学，因为她有个在街上帮人存自行车的爷爷. 她的爷爷帮人存一次自行车会得到二分钱. 一放学，这位同学就去街上找她爷爷，然后她的爷爷就会给她几分，一角钱的，让她去买吃的. 我多么希望我也有个爷爷能天天给我零花钱花呀.

妈妈给我们的最多零食就是爆米花. 一听到大院门口高声吆喝“炸了”，紧接着就是惊天动地的“嘭” 的一声，我们知道炸爆米花的来了. 我和我姐就央求妈妈给我们些米，再给几毛钱，就飞奔到院门口，排队炸爆米花. 空气中弥漫着的爆米花味道，经久不散，那个香甜呀！排着队，看到前面别人一锅锅出来的爆米花，猫耳朵，爆玉米，嘴里那个馋呀，真恨不得上去抓一把就吃，就感觉这队怎么那么慢呢？好不容易轮到我们的爆米花炸好了，立刻扔嘴里一大把，也顾不上烫，嘎巴嘎巴地嚼着，太好吃了. 其实我最爱吃猫耳朵，就是用晒干的，切得薄薄的年糕片炸的，又脆又香. 只是我们家很少有年糕片，所以能享受猫耳朵的机会不多.

《六一村大院》十一

前面提到过，从六一村大院出来，要走过一条长长的巷子，才能到大街上. 在这条巷子上，住着一家卖热水的老虎灶. 可能现在的年青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老虎灶. 那时候家里有液化气炉的还很少，几乎家家都用小煤球炉烧饭，又慢又脏. 因此一大早，赶着上班的人家就拎着几个热水瓶，去老虎灶那儿买几瓶热水，回家吃饭，喝水. 平时想在家洗个澡的什么的，需要比较多的热水，也去老虎灶买.

开老虎灶的人家一般半夜就生火烧水了. 一口烧着红红大火的大锅，上面架着一个用保温毡子围得严严实实的，黑黑的，高高的锅炉，锅炉底下排着一圈热水龙头，大家对着龙头灌水. 我也不记得灌一瓶水多少钱了，可能也就几分钱. 一般开老虎灶的都允许赊账，月底结清.

老虎灶几乎一整夜都开着灯. 在清冷的夜晚的小巷里，那些下夜班的，或早起赶路的人们，看到老虎灶温暖的，昏暗的灯光，还有袅袅上升的热气，好像身上也有劲了，脚步更快了.

在我幼小的记忆中，除了对那家老虎灶的火光，热气和锅炉留下印象外，还有一件刻骨铭心的事，一直萦绕在脑海里. 老虎灶人家养了一条非常凶猛的大狼狗，总是对着过往的路人汪汪地大叫. 这条大狼狗白天一般用条长长的铁链拴着，因此，我们路过时，最多离它远点，也没有怎么害怕.

我那时才9岁吧. 有天中午，妈妈有事先去上班了，没有陪我和姐姐一起上学. 我和我姐走到老虎灶那家时，他家的狗没栓，正在跟他们一家人玩耍. 我一看狗就在门外跑来跑去的，汪汪的叫，心里就打怵了，我姐跟我一样，也怕怕的. 狗一看到我俩，叫得更凶了. 我们也不知道这狗叫是开心呢，还是不开心.

我和我姐一下子慌了，立刻猛跑起来. 狗一看到我们跑，也跑出来追我们，而且认定了我这个目标，盯在我后面，又畎又叫的猛追. 我吓得直哭，还一边拼命地跑，一边大叫“姐姐”，可我看不到我姐. 老虎灶那家人像在看表演似哈哈大笑，也不去把狗叫住. 倒是有几个路人看不下去了，指责那家人，他们才把狗叫回去.

我哭得好可怜，觉得自己好孤独和无助，还被别人取笑，当猴耍. 这时，我姐从一个阴暗的避静处出来了. 我埋怨她，为什么刚才我叫她时她不出来. 我姐说她也害怕狗，怕狗追了她跑. 那天我对我姐的不仗义非常的不满.

从此以后，我对狗一直很讨厌. 无论是怎么迷你的，爱撒娇的这个哈，那个哈，还是高大威猛的酷帅狗哥们，我一律推得远远的，懒得答理.

《六一村大院》（十二）

七，八十年代，街道上，单位里经常组织“学习雷锋，为人民服务”的活动。 我们六一村大院里就隔三差五地会有不同的学雷锋小组来上门做便民服务。 有的是理发师来免费理发；有的是菜场来卖菜；有的是食品店送货上门；但最受院里人家欢迎的，是周围工厂里的师傅们来免费帮大家修补各种锅，盆；来箍木桶，给大家磨菜刀，剪刀等。

那年代，不锈钢的餐具，厨具还非常稀少，大家都是用铝的，木头的，或铁的，搪瓷的东西。 什么铝盒，铝饭锅，搪瓷茶杯，搪瓷痰盂和洗脸盆什么的。 无论是铝的还是搪瓷的，非常不经摔，一不小心摔到地上，要不就是铝制品瘪了，破了；要不就是搪瓷的东西立刻掉了一块瓷，再摔几下就破洞了。

那时候的人家，日子都过得很紧巴，非常的节俭。 哪像现在，东西就算没坏，不喜欢了，或者有一点点旧了，马上就扔掉，再买新的，有时候都嫌东西怎么这么经用不坏呢。 因此，那时候，东西就算再破，只要能修修补补，还是舍不得扔，继续用。 我总是记得我家的饭锅全都是补过的，还有的锅把整个的旧底换掉，补上一个新的底，这个锅就有个明显的凸槽，还高了一截。 脸盆更是左一个黑疤，右一个补丁，有时就算一点点漏，放在池子里，照用。

来帮忙补锅的工人们，会拉个条幅，上面写“便民服务”，然后呼拉拉地大家全都围上来，排起了队。 师傅们一般用锡来补锅。 他们一手拿个细细，长长的锡棒，一手拿着高温的火枪，头上带个眼罩，对着破洞补起来。 锡很软，一烧就化了，补在洞上，很牢。

我妈把补好的锅，再用烧过的煤渣用劲地搓，锅底上黑黑的灰就搓掉了，锅变得白白的，锃光发亮，就跟新的一样。 可是我妈那双纤细，瘦长的手，日积月累，在煤渣里，肥皂里，凉水里，变得伤痕累累，满是皱纹。

我们小学生也要“学习雷锋好榜样，五讲四美三热爱”，要时刻记住做好人好事。 老师要求我们每周做一件好人好事，然后写篇文章。 记得那天，我站在院外，东张西望，正在发愁该做什么好人好事呢，要不这个星期的任务完不成了。 这时，我看到一个40几岁的男瞎子，拿着根棍子，正在哚哚地往前走。 我眼睛一亮，心想，我的好人好事来了。

我立刻走上前，对这位盲人说：“叔叔，我帮你带路吧”。 然后，我就搀起了他，向前走。 他先是愣了一下，等摸到了我的手，感觉是个嫩嫩的女孩子的小手时，立刻喜笑颜开，连声说：“好，好”。 我们走在小巷上，很多人看着我们，都觉得有趣和好笑。 我故意地把头昂得高高的，心想：哼，有什么可笑的，我在做好人好事，帮助盲人走路呢！

这位盲人很想说话，不停地问我叫什么名字啦，在哪上学啦，几年级啦，等等。 他一只手紧紧地攥着我的手，另一只手就不停地在我的手上摸，摸来摸去。 那张双眼凹陷的脸上堆满笑容，冲着我脸的方向，不停地说话。 我有点烦他了，心想这个瞎子真是嘴碎，讨厌。

我耐住极大的性子陪他走，决定到了巷口就离开。 突然，他说了一句：“你来那个了吗？”，我一愣，立刻脸红了，马上抽出他紧紧拽着的手，逃也似地跑开了。

真是人心叵测呀！瞎子，您走好呀！遇到水坑别绕呀！

《六一村大院》十三

出了六一村大院，向右走几步路，就有一个很窄的小巷子. 不熟悉的人一般不会注意这个小巷口，而走过了. 穿过这个仅供一人通过的狭长的小巷，眼前突然开阔了，神奇般地出现了一个公园. 那时候叫太平公园，现在改名叫郑和公园了. 其实从这个小巷进入公园是个捷径，偏门，公园本身有个大门，在另一边，却要绕一段路才到.

太平公园那时候不收门票，所以这个公园成了我们那一片居民放松，休闲，娱乐的很好的场所. 公园里有一个郑和的雕塑，旁边立一牌子，简短地介绍了郑和本人以及他七下西洋的事迹. 原来郑和是个回民，原姓马，名和，明朝太监. 由于他聪明伶俐，思维敏捷，英勇善战，深得明成祖朱棣的赏识，被赐以“郑”姓，从此改称为“郑和”. 朱棣皇帝对郑和的人品，才能，知识有充分的了解，委任他担任下西洋总兵正使一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 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就是从南京龙江港起航，并且一生定居南京.

太平公园很小，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公园有假山，有小溪，小溪上还架了座小桥，旁边还有个很大的凉亭. 凉亭里聚集了很多老人们. 他们有的在打牌，下棋，毫无疑问地身后又都围一圈七嘴八舌的看客们；有的三，五个戏剧票友拨拉弹唱，咿咿呀呀，抑扬顿挫，一招一式还很有些韵味；有的老婆婆们抱着小娃娃，一边逗小孙子，孙女们玩，一边摘菜，聊天.

而我们这些大小孩们，最感兴趣的是那座小假山. 假山里有几个山洞，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山上. 我们总是喊着一，二，三，然后冲上小山丘，再猛冲下来，看谁最快. 或者我们就在山里捉迷藏，躲猫猫，从这个洞钻到那个洞. 躲在黑乎乎的洞里，屏住呼吸，心脏嘭嘭地像要跳出来，眼睛警觉地看着洞外.

那条小溪，每到梅雨季节，下了几场大雨之后，就似乎与路面平了，人们都看不出哪是小溪，哪是路边. 但对于我们这些对这个公园熟悉得就像自己家的人来说，我们总是能绕过小溪，从没发生过有谁掉水里的事情.

当时还有几栋办公大楼在公园里，爸爸有几年就在其中的一栋楼里上班. 那年，政府基建部门对我们六一村大院的好几户楼房进行全面维修，我家住的那栋二层小楼也在其中. 这是一次很彻底的修建，因为要全部拆除旧地板，换上新地板，还有粉刷整栋房子，所以要求住户们都搬出去住一阵子，房子修好了，再搬回来. 我们四户人家都非常高兴，因为房子修好后，就会舒适，漂亮多了.

我们家就临时搬到了爸爸上班的那栋楼，就在太平公园里. 多开心呀，我们就住在公园里！抬脚就在公园里散步，玩耍，呼吸到公园里特有的饱含花草树木的清香的空气. 我和姐姐还雄心勃勃地立个计划，就是一大早先在公园里跑步，然后再背英语单词. 可是什么过睡懒觉，这个计划也就像春雨似的，悄没声息地落进土里，无声无息了.

太平公园就像我家的后花园，带给我太多的欢乐，美好的回忆.

《六一村大院》十四

《六一村大院》十五

新的学校叫五老村小学，从我家走过去要半个小时，我又是得天天来回两趟的走着漫长的上学路。 我爸托关系找了校长，一个干净利索的，外表看着严厉，其实非常慈祥的老太。 校长把我安排进了当时毕业班里最好的班。

离9月1日开学还差几天了，我被要求先进行摸底测试，考语文和数学。 我一个人坐在校长办公室，非常紧张地，忐忑不安地完成了测试。 我就感觉题目好难，有很多题不会做，特别是数学。 也难怪，我的数学一直都很差，很多地方都不懂，一知半解的。 再加上我整个暑假都在疯玩，不是与邻居小伙伴们打牌，窜门；就是一个人躲在房子里，白天黑夜地看小说，早把数学快忘光了。

开学了，我都没有机会跟我一中心小学的同学，老师们道别，就懵懵懂懂地去新学校上学了。

开学第一天，我爸还郑重其事地送我到班上，千拜托，万感谢地把我交给了我的新班主任，陈老师。 陈老师只是淡淡地对我爸点了点头，就让我坐下了。

陈老师教语文。 他大概30岁左右，理个短短的小平头，有着一张棱角非常分明的白皙的国字脸，高挺的鼻梁上架个黑框眼镜。 他又高又壮，大概有1米80，动作敏捷，精力充沛。

校长早就跟我爸夸奖过这个陈老师，说他是学校的王牌语文老师，不仅课上得非常棒，而且认真负责，对学生抓得很紧，管得非常严，所以他带的这个毕业班是整个年级里平均成绩最好的。 因此，陈老师也是学校领导班子的重点培养对象。

果不其然。 陈老师上课声音宏亮，语速很快，分析起课文来就像蚕 茧吐丝样丝丝入扣，条理清晰；又像福尔摩斯破案似的，抓住重点，环环相扣。 听他上课绝不会打嗑睡，连走一下神的几秒钟功夫，你就跟不上趟了。 关键是，恐怖呀，陈老师太爱提问了！就在我的第一堂语文课上，我本想琢磨着俺新来乍到的，本来也没啥底气，就悄没声息地，缩肩耷背地坐那儿老实听课得了。 可曾想，陈老师偏偏愣不给我想当隐形人的机会，不停地提问我，把我提溜出来。 我那堂课上得一个紧张呀，汗珠就没断过。

过了几天，我从陈老师的不满话语中听出了些端倪，原来他太不满校长硬塞给他的，我这个学生了！我的摸底测试卷，就是他们上学期的期终试卷，他们班的平均成绩几乎有90多分了，也就是说，对于这个班的学生而言，这套试卷是很容易的。 而我考了多少分呢？具体多少分，我还真不知道，反正很差，两门都在7，80分之间。 总之，我的成绩就是这个班的差等生的成绩。

我们是毕业班，陈老师眼看着就要大功告成，即将圆满地刷新学校的小升初的平均成绩和重点高中升学率，给学校和自己带来荣誉的关键时刻，又进来我这么个差等生，该拉下全班的多少平均分呀！气人的是，我爸还在校长那儿尽说我学习怎么怎么好，头脑怎么怎么聪明，然后呢，校长又把这些，就像美国要打伊拉克，硬说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类的，连影儿也没有的话，传给陈老师了，陈老师能不感觉上当了吗？爹地呀，你可坑惨了你的二丫头了！

我的水深火热的，无比难熬的，陈老师的，五老村小学的五年级，开始了。

《六一村大院》十六

忽然之间，我就变了。 由原来的无忧无虑的，叽叽喳喳的，脑子里只装着玩和吃的，就算学习不懂，作业不会，也不在乎的小女孩，变成了个郁郁寡欢，知道了落后的羞耻，非常焦急自己的成绩的独侠客。 我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孤独地走在上学，放学的路上，没有了姐姐的陪伴，也没有一个同学与我同路，因为他们也是大都住在学校附近。

我没有朋友，我跟我的新同学还不熟，他们有自己的一伙伙的朋友圈，我既没心情，也没时间与他们交朋友。

陈老师还是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总是批评我上课不积极发言，不爱动脑筋，是个绣花枕头-一肚子草包。 就算我鼓足勇气，发言了，他又说我说话像蚊子哼。

久而久之，我了解了陈老师的个性。 他是个口才非常棒，工作勤勉奋劲，不怕累和苦，从不懈怠，浑身充满了无穷干劲的人。 比如他对每堂课都做了充分的准备，精心的备课，对教材，大纲的核心内容把握得很仔细，准确，因此他的课就教得既生动，有趣，又能让学生牢牢地掌握住知识。 他批改作业很认真，特别是对学生的作文，是逐字逐句的修改，最后还会写上一段点评。 但陈老师又是个年轻气盛，性格急躁，特想追求成功的人。 因此他对于调皮捣蛋，不努力学习，拖了全班成绩的后腿的学生，是非常的不容和严厉。 他经常对那些落后分子，特别是男生，大吼大叫，又是扔粉笔，又是罚站的，讽刺漫骂更是家常便饭。

可是最让我胆怯，害怕的是数学，特别是应用题。 我的数学底子太差了，非常吃力能跟上这个班的数学进度。 我的数学老师叫胡老师，是个黑黑瘦瘦，说话轻轻，但却不苟言笑的女老师。 她头发虽然花白，却烫了个很精练的短发，两边用发夹夹住，显得她特别的干净，利落。 可以说我们这个班是胡老师的关门弟子，我们是她的教学生涯中的最后一个班，我们一毕业，胡老师就要退休了。

勿庸置疑地，胡老师的教学经验很丰富，课当然也上得条理清晰，深入浅出。 更难得的是，她非常敬业。 胡老师的身体很不好，不能过度劳累，可是我们的平时练习题量非常大，测验，考试更是频繁。 因此胡老师除了每天要改大量的作业，还要在每次的考试之后，详细讲解每一道题，再回答同学们的疑问，经常都要很晚，很累地才回家。 我记得胡老师在课堂上晕倒过两次，她的丈夫都找过校长，想让她停止再教我们班，可胡老师自己不愿丢下我们。

其实我早已经注意到胡老师也是中午回家吃饭，然后下午再来学校，而且巧合的是，跟我同路。 我自卑地认为我的数学不好，胡老师也会像陈老师一样，不喜欢我，所以在路上，我都是远远地躲着她。 有天下午，我正寂寞地走在上学的路上，听到身后有人喊我，我一回头，看见胡老师正笑盈盈地走在我后面。 然后，胡老师手搭在我的肩上，搂着我，我俩一起向前走。 胡老师那天特别亲切，随意地与我拉家常，跟我说了很多话，但就是一个字没提数学。 慢慢地，我的紧张心情放松了，我俩像一对亲蜜的母女似的，边走边聊。

这之后，我和胡老师就经常地同路上学、放学，我对胡老师，由敬畏，躲避，到熟悉，无话不谈。 渐渐地，胡老师帮我分析我数学上的缺陷和不足，简单明了地解答我百思不解的难点，使我总有茅塞顿开的感觉。 我不再怕做数学题了。 慢慢地，我的数学成绩也大幅地上升。

要毕业了，开始填中学志愿了。 南京一中是我们学校的规定报考的重点中学，六中是规定报考的普通中学。 一中有名额限制。 我们班虽然平均成绩在年级中最好，但也只分配到5，6个能报告一中的名额。 理所当然地，陈老师会让最拔尖的，成绩稳定的前几名同学报考。 记得那天晚上，开填志愿的家长，学生动员大会。 我爸去了。 我爸整晚一句话没说，听完陈老师的动员后，只用了一秒钟，填了两个字：六中，然后抬腿走人。 其实，我爸对陈老师当初对我的态度是相当地不满的。

结局是，我的成绩比一中的录取分数线高出有5分，完全可以被重点中学的一中录取。

现在是不是要像奥斯卡晚会上的获奖演员致辞一样，来一大堆感谢呀？无论如何，我真心诚意地感谢陈老师，胡老师，让我何其有幸地受你们的教诲，做你们的学生！谢谢！

（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