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节的思念

阿妮老木

这是一篇2013年重阳节时写的文稿。

2016年父亲在去世时是86岁，2018年85岁的母亲又随父亲而去，二老离我而去也有三五年了，但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他们，时逢“感恩节”了，更加感受父母的恩情，更加思念他们，翻出2013年重阳节时写的文稿，再次寄托我的思念……

我的父亲是云南省怒江州福贡县甲科底乡人，傈僳族。

我的母亲是云南省大理州鹤庆县秀邑村人，白族。

感恩节能让我想起的是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父母的呵护，想起那些永远也报答不完的养育之恩，不禁潸然泪下。如今我再也不能在年老多病的父母身边为他们洗衣做饭，再也不能聆听他们的絮叨和慈爱的吩咐，我感到了自己生活中的无比缺憾。

父爱如山，母爱似水。

无论我们家在生活中历经了多少艰难困苦,任何时候，母亲总以她坚强勤劳、慈爱宽容的品格和柔情似水的爱抚育我们姐妹成长，而父亲则以他勤奋认真严谨做事，真诚踏实做人的为人处世品格为我们在精神上屹立着一座永远依靠的大山。

外公是云南大理鹤庆人，是一个勤劳节俭非常能吃苦的人，早些年他从大理带着一些零碎百货，不辞辛苦翻过碧罗雪山到怒江、缅甸和泰国一带少数民族居住的边疆做小本生意，之后又在当时的政府做公职，再后来外公积攒下了一些积蓄，娶了本地老姆登的怒族姑娘为妻，她就是我的外婆，他们成家后，生有一男四女。一家人辛苦做事诚信做人。

妈妈出生于1934年1月，1952年在当时的县委书记的吸收下正式参加了革命工作，参加工作初期还被送到丽江地委党校学习，并留在丽江政府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还加入共青团，在县委工作队做过民族语翻译，在农村小学教过书，还在云南省广播电台做民族语播音，期间还在云南民族学院学习，后又回怒江搞调研工作。文化大革命运动时期，妈妈和那个时候的一些人一样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1968年妈妈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强制劳动改造，年幼的我和妹妹也跟随着妈妈一起去了农村。妈妈到地里劳动时，我们跟在后边捡过花生、谷穗和土豆，曾和妈妈一起到雪山上砍过柴烧过炭，后来妈妈被安排在地方加工厂喂猪和做其他杂活，直到1980年才得到平反恢复了公职。

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妈妈带着我们姐妹到建筑工地上去敲碎石子和背砖块及沙子来换钱，有时也砍柴禾和找猪草马草去卖，妈妈还经常在灰暗的烛光下熬夜，用一手非常好的针线活为朋友和邻居做鞋缝衣，还用手工拼接缝制漂亮结实的兽皮褥子，她拼命赚钱来养活我们，村里的亲戚和老乡也经常送来五谷杂粮帮助我们，我们就在妈妈苦难的青春里度过了童年。

那时父亲离我们太远，无法帮助照顾妈妈和年幼无知的我们，在亲戚们的帮助下，我们总算熬了过来了，当时年轻的妈妈不仅吃了许多的体力上的苦，还忍受着那些人对她精神上的折磨，我们无法想象她内心深处经历了怎样的苦难历程。在那些日子里，妈妈的收入无法扶养我们姐妹，我们经常分别被寄养在大姨妈和三姨家。

大姨妈1954年参加工作时是县委工作队的成员，主要做农村调研工作，在农村小学教过书，运动期间也受到冲击，直到1979年才被落实政策后才恢复了她教书的工作。大姨爹是山东滕州人，参加过解放战争，立过功授过奖，是国家功臣，姨爹随解放大西南部队进入云南到了怒江，分配在怒江州工委做农村调研工作，之后又到建设局工程处工作，文革期间也受到了磨难，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1974年姨爹病情加重，终究没有熬到文革结束，这个诚实善良的北方汉子，为边疆的解放和建设离开家乡不远万里来到怒江，吃尽了苦头，受尽了委屈，最终含冤长眠在了高高的碧落雪山上，大姨妈一家在那些年吃的苦如今想起来也忍不住让人伤心落泪。

　　三姨的生活也很艰难，三姨在1951年参加工作，先后两次在昆明和丽江的卫生干部进修班学习，后到丽江卫校读中专，毕业后回到怒江工作，那时怒江各方面条件都非常差，交通不便、生活艰苦，她经常得翻山越岭走村串寨过溜索，住在村子里给老百姓看病，她的足迹走遍了大部分怒江的山山水水。解放初期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医疗条件极差，严重缺医少药，医护人员更是缺少，三姨到村里给老乡看病时，无论是孩子、产妇还是老年人，无论是感冒发烧还是骨折风湿，内科、外科、儿科、妇科、骨科等各科疾病她都得看，长期在工作实践中的摸索钻研和锻炼，使三姨掌握了多种疾病的治疗技术，医术越来越精湛，加上三姨为人热心善良的品性，找她看病的人也越来越多，长期在艰苦的边疆贫困地区工作，使三姨不仅有救死扶伤的优秀医德，更有一颗同情和帮助少数民族百姓的爱心，和姨夫退休后她们开了诊所，但经常还是不收老百姓和生活贫困病人的医药和治疗费用，老百姓和也经常带着土特产品和食物来答谢她，直到退休她都一直得到少数民族百姓、病人、单位、同事、和家人的高度评价和赞赏。文革时期，三姨一直老实做人小心度日，别人不愿意做的苦事累活，她总是报名在先，吃苦在头。在妈妈非常艰难的时候，她和姨妈一起一直在帮助我们。

　　真正走近父亲时我已经是8岁左右了，之前和母亲一起生活的时间里，父亲对我来说就只是一个影子，只知道他在遥远的北方工作，在很少回家的时间里，每次与他的见面让我都来不及记住他的容貌，直到文革那个特殊的时期，我和两个妹妹一起离开老家跟随父亲到外面生活。

那年，父亲回来探亲，和妈妈商量后决定让我们姐妹离开怒江跟随父亲去生活。那时我八岁左 右，要带着两个五岁和三岁的妹妹离开妈妈，跟很少见到的陌生的父亲去遥远的北方生活，这是我千万个不愿意的事，但任凭我的激烈反对和哭闹，我还是被爸爸和小叔强行带了长途客车，两个妹妹还不懂事，只是紧跟在我的身边。30来岁的父亲看到我在情感上对他的不认可甚至是憎恨很是伤心难过，不善言语表达的他靠堂叔帮助强行将我们姐妹带到客车上，那时我是多么的无助，临走时妈妈强硬地不看我一眼，她把后背留给了我，只顾做她的活去了，我相信她一定流了许多眼泪，我感到那就是和妈妈的生离死别，我哭喊着无耐地被父亲带走了。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我跟着爸爸领着两个妹妹，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坐汽车赶火车，一路颠簸，好不容易到了爸爸当时单位所在地河南信阳。

父亲的家世我知道的并不多，只知道奶奶叫灿玛娜，是从架科底 乡甲打村里嫁过来的人，爷爷叫排阿加，是架科底乡恰打村人，会说汉语，早些时候在村里经常做一些与外界沟通联络的事情，是一个在当地比较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可惜在父亲很小的时候他就去世了。父亲是家中男孩里的老三，所以按傈僳族的称呼他就是“阿开”了，他的两个哥哥在他来世之前就已经夭折，他的大姐也很早就去了泰国生活，只有二姐和他的母亲三人相依为命，在本村和附近的村子里还有许多旁系亲戚。从我记事起在老家见过的 家人除了奶奶、二姑妈、姑奶奶还有许多堂叔堂姑和其他亲戚。

记得我小时候奶奶和姑妈经常背着装满包谷稀饭和水豆豉的竹筒，走很远的山路，把我和姐姐接到村里。吾底村姑妈家的茅屋后边养着许多蜜蜂，姐姐我们两个和姑妈家的孩子去蜂桶里取蜂蜜时经常被蜜蜂蛰得脸上手上都是大包，几天都难消肿。

记得恰打村奶奶家的茅草屋前有一颗非常大的梨树，秋天硕大的黄梨密密麻麻挂满了枝头，但梨子又苦又涩，不过看上去却非常好看，它装扮着奶奶的茅屋。村里和村边还有许多桃树，桃花盛开的时候将恰打村装扮得格外漂亮，桃子成熟的时候，白里透红的桃子挂满了枝头，熟透了的桃子落满了树下的土地，村民们将桃子捡回家堆在房前屋后用来喂猪，村里到处弥漫着桃子的芳香。在奶奶家还可以吃到在县城里吃不到的食物，坐在火塘边上，用宽厚一点的竹篾做成的火钳，将火塘里正在燃烧的柴禾和火炭拔到一边，轻轻拨弄发热的炭灰，将几粒干透的包谷子放到热炭灰里拨弄，不一会包谷子就一个个开了花，趁热将包谷花放到嘴里，那种带有炭灰的包谷花香味在任何地方都是吃不到的。还有村里的小伙伴们经常带我们到树丛里找一些可食的昆虫来烧着吃，奶奶家里的火塘上方挂着一个盛放东西的竹筐，火塘里往上飘起的火烟将筐子熏得非常漆黑，筐里存放着一些食物，这是傈僳族家庭里防止食物虫吃和变质而储存的一种方法。筐子的下面挂着一些用竹篾穿起抹了盐巴的山鼠、小鸟和其他舍不得吃的肉块，家里平时吃的野菜又苦又涩，总是让我和姐姐难以下咽，所以吃饭的时候奶奶会从竹篾上给每人取下一块熏烤着的肉，在火塘边稍烤一下便递给我们，那可是我们吃到过的最好最香的下饭菜之一。

村里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但奶奶、姑妈和村里的亲戚总是把家里储存的最好的食物给我和姐姐。印象最深的还有大堂叔那言增，他是父亲的堂弟。文革时，当妈妈处在最困难的时候，大叔经常从村里走很远的路到县城给妈妈和我们送来玉米和其他吃的食物，印象中每次见到大叔高大魁梧的身影，就感到有了安全依靠和安慰。

人的一生多少都会有一些不平凡的经历，在那些特殊的年代，远离家乡和亲人的父亲，内心的苦衷和委屈又是怎样承受的？谁在帮助他呢？解放初期汉语水平还不是很好的父亲，背井离乡到遥远北京工作，并且一呆就是60多年，在适应新的环境中他遇到的困难和尴尬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父亲所在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是中国科学院的所属单位，文革时期他们单位和其他中央直属的多个研究所单位一起，被下放到河南信阳和明港一带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在中原一望无际的农村平原上，所有中国科学院研究所里的知识分子专家教授们被分配安排成泥瓦匠、烧砖工、木工等建筑活的技术工人，他们每天除了学习中央文件和各种文革时期需要学的材料外，大部分时间就是干分配给自己的活，为单位盖房子，给自己安一个家。父亲和另一个叔叔被分配为做木工活，简易的木工房就在工地上，我和妹妹刚到时就住在木工房里，窄小的房间里有一个做木活的台子，房间里到处都是各种做木工活的工具，地上铺满了刨花，我和妹妹刚到河南是就睡在把刨花堆上。过了很久我们才搬到爸爸单位里所有女同志一起住的大房间里，爸爸则住在另一间男同志住的大房间里去了。那时的生活简单重复，爸爸每天做木工活、参加学习和劳动，当时才三十多岁的他从来没带过孩子，家务自然就不会做了，照顾我们的能力也就非常有限。每天我带着两个妹妹和单位里的其他孩子一起到附近当地的农村小学读书，上课时妹妹就坐在我的旁边，老师也经常关照我 这个特殊的学生。回到家吃饭可以到单位食堂打饭，有时也要自己做，吃自己做的夹生饭菜是经常的事，好在妹妹们还不会挑剔。

那时在北方冬天洗衣服是件非常痛苦的事，刺骨的寒风冰冷的雪水里一双洗衣服的手经常被冻得红肿开裂。爸爸单位里的阿姨们也会经常关心和帮助我们，刚到时北方寒冷的冬天让我们这些来自南方来的孩子实在无法适应，阿姨们帮我找来了治冻疮的膏药，还给我们姐妹几个做了棉衣棉裤和棉鞋，平时也帮我们缝补衣裳和做一些复杂的家务，这些父亲是无法做到的了，不过他还是尽力为我们做他能做的一切，周末和休息的时间里他经常带我和妹妹到当地河沟和池塘里抓鱼，他用从我们老家带来的我们民族生活生产使用的特殊竹篮筐捞鱼，成效极好，使得当地人和他的同事们非常好奇，他用类似这样的方式经常给我们姐妹改善生活，引来他的同事和我们的小伙伴们许多的羡慕。我小学快毕业时，虽然学习成绩不太好，但父亲坚持要让我到离单位驻地很远的县城息县去考中学。那天风雪很大，父亲借了一辆很旧的男式自行车，简单的包裹放在车的后架上，爸爸带着坐在车子前架上的我，冒着大风雪缓慢行走在茫茫无际的风雪里，坑洼不平的路被冰雪冻得很硬，爸爸骑车技术又不是很好，一路打滑摔跤好不容易才到了县城时天色已黄昏了，找了一家小旅馆安顿下后，爸爸出去买吃的，不一会就带回一个卤熟猪肝，他看着我把猪肝整个吃完了，因为第二天还要参加考试，所以我们早早的就歇息了，遗憾的是那次考试我没有被录取，爸爸没有责怪我，他为我做了许多，也许看到我做家务方面还行，对我各方面的期望值太高，才很辛苦地带我来参加考试，而我却没有能到达他的要求，这件事让我愧疚和 难过了很久。

父亲单位回北京时，我已经读初中妹妹也读小学了，父亲费了很大周折，找了许多单位和人，帮我联系好了北京最好的学校景山学校读书，妹妹则在离家不远的小学读书，他则抓紧时间开始工作。当时他们单位还没有足够的房子，我们家和单位里的部分职工被安排在北京五四大街沙滩北街15号中国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房子里居住，旁边附近的单位就有红旗杂志社和光明日报社，刚开始我们仍然是住单位男女分开的集体大宿舍里，后来带孩子的家庭每家还能分到一间很小的房子。我家的小房间用一块碎花布一分为二地隔开，一半是我和妹妹的床铺和简单的家具，另一边是爸爸的床铺和几只任何时候都随他而行的大木头箱子，里边装着他的书籍和调研材料。房间的中间紧靠窗户的墙边摆放着一张书桌，这也是我和妹妹与爸爸活动场所分开的界限，书桌主要是爸爸写稿子用，我和妹妹只有找其他地方做作业，只有在爸爸休息时我们才能用上，不过，爸爸几乎没有不用的时候，无论我们姐妹在旁边安静还是吵闹，做事情还是嬉耍，都影响不了他，他总是全神贯注专心致志地低头伏在桌子上勤奋地写他的稿子，回北京后他好像要把以往耽误的时间补回来一 样，只顾拼命地工作。

在之后的日子里无论条件怎么差，他都是在不停的写作和调研中忙绿，他的那种对工作的认真和执着，想必也很少有人能做到，如今回味起来却感到那是一种让人多么敬佩的品格。平时他除了去单位上班，就是在家伏案写东西，家里的琐碎事情他很少打理，但买菜的事主要由他来做，他总是买一些北京菜摊上论堆买的便宜菜回家吃上好几天，有时还买来当时北京人很少有人卖的猪脚、猪皮和猪骨头之类便宜得不能再便宜的“肉”，皮子上残留的猪毛让我和妹妹要用很长时间来打理，如果家里需要添置东西或我们需要买衣服时，他会在星期天抽空带我们上街转悠，走遍北京的大部分商店去看所要购买的东西，但当时他是不会出钱买下的，而是回家后将各商店的东西做价格和质量上的比较后，隔天或过几天才转回去买，也许当时家里的经济条件太困难，实在不允许随便买东西，也许是他想有意锻炼我们。有时他也带我们去动物园玩，但无论路程多远他都很少让我们做公交车，从家里住的地方北京沙滩五四大街到北京动物园有很远的路，走个来回再加上在动物园里游逛的路程，回到家的时候，姐妹几个累得都动不了，所以只要提到和爸爸出门，无论是上街卖东西还是出去游玩，我们很少有愿意跟他去的。

在他出差做调研工作时，他会经常把我和妹妹留在北京或寄放在我的同学的家里，让单位里的会计每月将他工资的一部分交给我算是我们姐妹的生活费，其余的寄给他，他就这样一心一意专心去做他的工作去了。在没有和爸爸妈妈一起生活的日子里，我们虽然有了许多自由，但困难和麻烦也很多，妹妹生病严重住院时我经常求助邻居或老师将妹妹送到医院，每天下午在上学回来的路上先去菜摊把第二天的菜买好，有时还会在菜贩卖不完倒掉的菜堆里捡一些还可以吃的菜，那时我学会了骑三轮车，经常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里转悠，买煤、储存冬季大白菜这些力气活都得自己慢慢做，一般晚饭后还得辅导妹妹做作业。也许是因为保护自己的本能和保护妹妹的责任与义务，我经常会为一些我和妹妹的委屈与小伙伴们打架，甚至面对比我个头高年纪比我大的男孩子也不示弱，打起架来基本上都是我占上风，经常会把对手打得很重流了许多血，父亲在家时，常会有家长带着受伤的孩子找上门来，父亲除了不停的道歉就只有带着人家的孩子上医院包扎伤口，回到家对我也只是简单说两句，没有太多责怪的意思，也许因为我们能够自我保护也是他的欣慰。父亲性格内向，脾气也好，平时我们做错事情他只会多说两句，小时候实在惹他生气时，他最多将空手或手上的棍子高高举起，但从来不曾落在我们身上。

那段日子里，我学会了自己处理问题，生活自理能力也慢慢提高，也许是一种无奈，但我更愿意相信那是父亲有意的培养，从小他就培养我独立生活的能力，如果想穿新衣服时，要么他就把自己的新衣服给我穿，要么就买回一块布叫我自己缝，所以在北京上初中和高中时我经常穿爸爸的衣服，到也并不觉得难看，因为已经成了习惯。1978年我上大学时，他每月寄出15元生活费后，无论结余还是不足，他都不会添补，所以我不得不学会精打细算的过日子。记得大学毕业时父亲对我说，他的责任已经尽到，以后路得自己走，走好了是你自己的运气，走不好也是你自己该承受的，我有我的工资，不会要你负责，你有你的生活我也不会多管。从此无论是对我的生活还是工作他只是远远地观望，甚至我的婚姻大事他也没有过多的问津，对其他姐妹也是一样，如此才成就了我们姐妹今天的生活。虽然路是我们自己走的，但我无时无刻都感觉父亲一直在身边影响着我们，小时候，他把生活丢给了我们自己，除了锻炼我们独立思考问题和生活自理能力，还有就是让我们姐妹间形成了相互依靠和帮助的习惯，直到今天，姐妹间的深厚情谊不仅仅是因为血缘，也是在一起成长的道路上共同经历的那些苦难岁月中相互的 关爱、呵护、帮助和支持，相互间才有了今天深厚的情谊。

　　

岁月在流逝，光阴在轮回。母亲一生在任何时候对待生活总是充满热情乐观，即便是在最艰难困苦的时候她总是忍辱负重以坚强的意志面对生活，用宽容慈爱热情真心对待别人。父亲一生待人质朴和真诚，他在生活上的俭朴和节约，工作上的勤奋和努力永远让我钦佩和敬仰。还有我的大姨妈大姨爹、三姨和三姨夫，他们在艰苦的岁月将自己的青春贡献给了边疆，将自己的勤奋和努力贡献给了自己的事业，将自己的慈爱和宽容贡献给了亲人和朋友，这些我身边的长辈和亲人们一直用自己的人生影响着我，虽然我的生命来自偶然，但我相信我的生命里一定承载着父母和他们的爱，因为我深深感受到了母亲在抚育我长大时所承受的不幸和屈辱里，包涵着多么无私和伟大的母爱，感受到父亲在我人生道路上无语言表的期望和深深的慈爱。也感受到亲人在我成长路程上的扶持和帮助。如今我们也已经步入中年，白发苍苍的父母也年过八旬了，但在父母面前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岁月的流逝更让我们感受父母的恩情，感恩我的父母，感谢我的先辈！

虽然我一直在认真阅读“父母”这本书，但如今要写出阅读体会来却是那么不容易，也许我读得还不够深切，也许自己的文笔表达得太匮乏，也许早些时候的感悟已经没有了激情，眼下的感悟又有了太多的淡定，无论怎样，我都已经无法很好地表述父母的人生和自己对他们深深的感激之情，我只能说：今生有幸能成为您们的女儿是我的福气，这辈子能做您们的女儿是我的命运也是我的福气，如果有下辈子、下下辈子让我还做您们的女儿，永远、永远……

写于2013年10月13日（重阳节）

修改于2022年感恩节

亲爱的爸爸妈妈，我永远怀念您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