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求学之路，原创周心顺

江湖夜雨编辑

作者在中国人民志愿军中留影

　　我生于1928年末，已是93岁的高龄老人了，倒也还精神矍铄，头脑清晰。今年趁着春节假期，带着儿子、儿媳驱车寻访了我当年曾经就读过的学校旧址。看着眼前汨汨流着的河水，感叹“逝者如斯夫”，不由得萌生了将早年求学经历记录下来留给后人的想法

与孙女在滨江公园

与孙女在家中

　　我出生在宜都市枝城镇解家冲村（原宜都县聂河区肖家隘乡解家冲）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父亲周存湘勤劳、智慧、刚强，母亲周尤氏（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一副菩萨心肠的善良。我是家中的第一个儿子。曾经读过3个月书的父亲，非常明白读书识字对一个农民家庭来说有多么重要，所以在我才5岁多时，就节衣缩食、勒紧裤带将当时唯一的儿子送进了本村的私塾。我的求学道路就此开始了。

作者家乡--------诗意山村解家冲

　　这家私塾是一个张姓地主用自家的房子办的。他为自己的几个孩子请来一位先生，拿出一间房子作学堂。学堂离家有三四里路，虽然我年龄小，农家孩子跑去跑来也不算什么。我喜欢在学堂读书，学习认真，很得先生喜爱。

一个夏日的午后，天下起了大雨，直到散还是下个不停，这可让我发了愁。因为家里买不起书包，我背的书包是一个用绳子穿起来的木头盒子，就是这个木头盒子还是母亲陪嫁的梳妆盒。木头盒子有缝隙，雨水流进去就会把书本浸湿，这可怎么办哪？最好的办法就是将书本放在学堂不带回去，可是先生布置第二天上学要背的书就没法背了。望着外面的大雨，我把盒子背了又放，放了又背，最后下了决心，放下盒子从里面掏出课本，反复看了几遍，把书本盒子放在学堂，冒雨跑了回去。我感觉坐在前面的先生一直在看着可是没有说什么。第二天一早我赶到学堂，远远的看见学堂的屋檐下跪着一排学生。“坏了”！我的心一下提了起来，今天早上要背“迎门书”——所谓“迎门书”，是早晨一进学堂门就要在先生面前背书，背不出的，既要挨打又要罚跪——偏偏昨天没把书带回家好好背。情急之下我放慢脚步仔细回忆了一遍昨天散学时看的课文，心里有了底，这才快步走进学堂。果然，先生拿着一把打手心的戒尺，板着脸叫住了我，简单的说了句“开始背吧”，我就抑扬顿挫的背了起来。一遍下来虽然几处有点卡，总的还算顺利，我不由得松了一口气。没成想先生面无表情的说了句“再背一遍”。紧张的第一遍过去了，第二遍放松的背下来，比第一遍更顺了，先生终于点点头，让我去了自己的座位。这件事给先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也成了他炫耀自己学生的谈资。

这是民国时期的梳妆盒。作者当年就是用一个比这还小的盒子打孔穿绳作为书包

　　还有一件事也是为先生所称道的。那是一次课堂检查背诵课文，刚刚轮到检查我时，先生来了一位客人，两个人说起话来把我忘在了一边。在那里闲着没事，我就学着先生的样子，摇头晃脑的把课文一句一句讲解着。客人看到这一幕又惊奇又好笑，忙问先生“这是谁家的孩子？”先生告诉了他，客人认识父亲，便感叹道：“老周家出了个读书的料子”。

一年的私塾学习很快过去，父亲看到家庭的困窘，没打算让我再学下去。先生得知后，专程到家里登门约学（劝学）。他告诉父亲，你的儿子天资聪颖、刻苦用功，不学下去就太可惜了。先生的话终于打动了父亲，我的书才得以继续念下去。

作者母亲早逝，没留下一张照片。这是作者父亲生前拍摄的唯一的一张照片

　　转眼过去了两年，在离我家二十多里的肖家隘办了一所完全小学——湖北省立第二小学（后改名为“肖家隘中心小学”）。这一年抗日的炮声已经响起，全面抗战爆发了，这所小学就是为了躲避战火从武汉迁来的。学校还在一个叫“虎踏石”的地方建了一所分校。这可是公立小学，不收学费。这个消息对我来说不啻于天降喜讯，终于可以不用为学费发愁了。父亲看到不用给家里增添经济负担，也很爽快的同意了让我到公立小学继续读书。

我插班进入了公立小学。正规的小学与私塾可是大不相同，不像私塾里只学几本经书，而是开设了国文、数学、音乐、体育等多门课程，尤其令我们这些农村孩子惊奇的是，学校里还有许多奇奇怪怪的教学仪器。在这里，我开始受到了正规的新式学校教育。没有多久分校撤销，分校的学生全部合并到肖家隘的校本部。

肖家隘是当时乡公所所在地，也算是个小集镇。奇怪的是，学校并没有设在镇上，而是在离镇子一里多路的地方的一个凌家祠堂里。祠堂周围有几间小房子，原来曾被用作私塾，凌家祠堂和这几间房子就成了学校的校舍。

现肖家隘村委会

　　因父亲租种了另外一个地主的田地，我家又迁徙到肖家隘附近。但离学校还是有上十里路。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每天往返二十里上学，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清早，很多人还没起床我就已经在上学的路上了。中午既不能回家吃饭，又没钱买点东西填填肚子，只能饿着。我不愿看着别人吃饭，就约上两个穷孩子，到学校附近玩玩，下午上课前再回到到学校。一直到放学后，饿着肚子走回家才能吃上饭。

凭借自己的努力，我很快崭露头角，学习成绩总是排在第一。我不仅认真学习，也很注意自己的仪表，虽然穿的衣服很旧还打着补丁，可我总是把自己收拾的整整齐齐。学校很重视对学生品德礼仪的培养。一次学校开大会，李荫青校长把两名学生叫到台上，一名是个富家子弟，穿着簇新的好衣服。另一名就是我，穿着带补丁的旧衣服。校长让这两名学生面对全校师生站好自报班级姓名，尔后高声问道：“你们说，这两位同学哪个好看哪？”大家看着台上一个穿着好衣服可是穿的歪歪扭扭没个站相，一个穿着整洁的旧衣服站的笔直，异口同声地说：“周心顺！”。

由于品学兼优，同学们都很喜欢和我在一起，卞肇忠、卞肇恕、黎泽玉、李学勋等人都是我比较要好的同学，我的周围很快就聚集了一群小伙伴，卞肇忠、卞肇恕兄弟更是成了我一辈子的好朋友。因为卞氏兄弟的父亲是中学教师，所以兄弟俩很小就上了学，哥哥肇忠跟我是一个班。我们两人本就十分要好，肇忠的父亲卞先生看到儿子结交了一个学习好又懂礼貌的朋友也很高兴，经常给我们一些教导，这使我俩的关系更加密切了。我们从小学到中师一直都是校友。后来，我参军南下，又入朝作战，再成为园丁调回家乡，与一直留在湖北从事记者编辑行政工作的卞肇忠取得联系，这种关系一直延续到现在。目前虽然一个在宜昌一个在武汉，年事已高难以见面，仍然互相关心常通电话。这种历尽沧桑跨越岁月的友谊是多么的珍贵啊！

作者同学卞肇恕学生时代留影

　　学校的训育主任张文华让同学们记忆深刻这位老师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曾经有过操起扁担教训顽劣学生的举动，学生们都十分敬畏。可是张主任对我却是喜爱有加，从不斥责不说，还时常给以指点帮助。他给我讲穷人为什么穷，中国为什么贫困？鼓励我勤奋学习，学好本领去救国救救民。在我小学毕业前他考上恩施国立师范学院，离开了学校。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位张先生可是不简单，他是宜昌当阳人，早年就投身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是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

　　童年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不经意间小学毕业了。1938年10月武汉保卫战失利，日寇占领武汉后湖北省政府迁至恩施，当时的省主席陈诚对抗战时期的湖北教育事业出台了一些措施，其中一条就是对初中以上的学校实行免费教育。这个免费包括了学杂费、住宿费和膳食费。当时我又有了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家里的负担更重了。若不是沾了免费教育的光，我念初中根本没有可能。

父亲同意我继续念初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国民党政府不允许在初中以上的学生中抓丁。当时国民党军队抓壮丁非常厉害，十几岁时我已经长得很高了，呆在家里无疑会被抓丁，读初中是躲过抓丁的唯一办法。

抗战时期陈诚将军任湖北省主席

　　1943年的宜都，全县只有一所初级中学，这所学校的前身是1938年创办于宜都县城附近莲花堰的“私立清江中学”。1940年日寇已进至沙宜，敌机常在学校上空盘旋，迫不得已学校只有转移到大山深处，经两次搬迁，1941年终于落脚在拖溪望佛桥的净心庵。当年6月，湖北省实行计划教育，学校改私立为公立，新校名为“宜都县立初级中学”。

作者与老同学卞肇忠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望佛桥学校旧址前的合影

　　全县仅此一家的学校，可以想见入学考试该有多么严格。不过，我倒也没觉得有多难。从家里带了一小把米走到学校附近的农家搭伙蒸熟，连咸菜都没有，光吃了一碗饭，又在人家的屋檐下露宿了一夜。第二天便到学校参加考试，一考完连夜赶了回去。几天后学校发榜，我自然榜上有名。

刚一入校就遇上了小学校长李荫青，没想到李校长也来到这所学校担任训育主任。李先生不仅对我很熟悉，而且十分赏识，他在第一次学校开大会时就指定我担任所在班级的级长（就是现在的班长）。学校四周高山环绕，教师办公就在古庙净心庵中。在古庙的两边各建了一排土房，房子是“干打垒”土墙茅草屋顶，一共有六间，其中五间作为教室，一间作为男生寝室。女生借住在附近一个头上长了个大包外号叫“熊包”的地主家中。我所在的班级教室和寝室共用了一间房子，前半部分作为教室，后半部分就是男生寝室。

初中生活开始了。虽然食宿不出钱，可是条件很差，对于家境贫寒吃惯了苦的我来说，有铺睡有饭吃就很满足了。我依然专心学习，成绩优异。当时学校里包括我有三名姓周的学生，分别在不同的班级里成绩都是排在第一，“三周”名扬学校内外。以至于有位教师在我的班上笑着说：“怎么第一名都被你们姓周的包了，是不是你们周家的祖坟冒烟了。

作者初中时的留影

　　上初中时我经历了一生最悲痛的日子，母亲去世了。母亲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劳动妇女勤劳善良的优秀品质。她老人家一天到晚屋里外面忙个不停，永远是家里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人。她生育了六个子女，大女儿长到十几岁时被一场大病夺去了生命，最小的儿子刚刚出生不久就夭折了。母亲和父亲一起含辛茹苦地拉扯着活下来的四个孩子，过着艰难的生活。生活再艰难母亲也总是尽力帮助别人。有人到门前讨米，哪怕家里只剩一把米了，母亲也会匀出半把给更困难的人。1945年春，一直操劳的母亲被一场突如其来的重病打倒了。那个年头的贫苦农民，得了病就是拖着抗着，抗着拖着，命大的拖好了就算抗过去了，抗不过去的只能怨命。卧床不起的母亲病得越来越重，我得知消息飞奔回家在床前照料。看着母亲的病情不见起色，父亲慌着出去找人想办法，我带着弟弟妹妹们在家照顾母亲。突然母亲的病情加剧呼吸微弱，我急忙上床把母亲抱在怀里大声呼唤，几个弟妹围在床前哭成一团。母亲艰难地喘息着，用微弱的声音喃喃地说：“你们不要哭啊，妈不会死的”，越说声音越小。我看到母亲脸上一下子冒出了豆大的汗珠，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闭上了双眼。可怜我勤劳善良的母亲，才四十多岁就与世长辞了。

母亲突然病故对我打击很大，使我的学业一度受到影响。想到母亲生前对自己的殷切期望，我又振作起来，更加努力地学习，以告慰母亲的在天之灵。

作者与弟弟妹妹们在一起合影

　　在学校里我又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不仅有一同考入初中的卞氏兄弟，还有向荣宇、周英、陈永鑫等同学。这些同学后来都在宜都刚解放时就参加了革命，几十年后都以建国前参加革命的离休干部身份告别工作岗位。向荣宇同学与我很要好，他为人真挚朴实，性格比较含蓄，是个有内秀的人，我们一直到晚年都联系密切，可惜他在2017年病逝了。

作者与同学向荣宇在宜都清江一桥合影

　　卞氏兄弟的父亲卞静僧（字嘉乐）先生在我刚进初中时就是学校的教务主任，他可是当年宜都的一位教育大家。卞先生1904年出生于宜都顾家店（现属枝江市），1922年毕业于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先后在湖北省立第四中学、襄阳五中、荆南中学（现在的枝江市第一中学前身）等学校任职任教。1942年到宜都县立初级中学担任教务主任，1945年抗战胜利后，担任了学校的第三任校长。担任校长期间，他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在宜都县城水田坝文昌宫的废址上兴建了新校舍，这就是后来的宜都县第一中学。1947年2月新校舍落成，学校搬入新址，终于结束了颠沛流离的历史，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解放后，卞先生先后在宜都师范、宜昌农校、宜昌二高等学校专司理化教学，成为宜昌地区理化教育专家。这样一位毕生从事教育事业，德高望重的老先生，竟然在十年浩劫中不幸去世！

古老的宜都陆城水田坝（原宜都一中校办工厂大门就开在这条巷子的右侧）

宜都一中原校址（现为陆城一中）

宜都一中新校址大门

　　学校里还有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老校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老校医叫罗桂岑，宜都县罗家河（今属枝江市顾家店镇罗家河村）人，当时已有六十多岁了，早年东渡日本留学，回国后曾创办私立宜都尚实中学。他医术高明。一次学校附近一家榨油作坊深夜遭到国民党士兵抢劫，可恶的兵痞抢了东西还不罢休，临走时给了油坊老板一枪，这才扬长而去。当时的宜都竟然没有医院，眼看重伤的老板就会不治身亡，关键时刻罗老站了出来，凭借高超的医术，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救活了重伤的油坊老板。这件事一时为人们争相传颂。罗老不仅医术高，而且有着极强的自尊心和自制力。据说他在前往日本的海轮上，随身携带的烟抽完了，就拿着烟斗找别人讨要，旁边有人开玩笑的说了句，“没钱买嘛还抽什么烟啊。”闻听此言，当时还很年轻的罗老一气之下，撅断烟斗扔进大海，发誓今后不再抽烟，他这一生再也没有抽过烟。罗老年龄还小时有点喜欢驼着个背，被人指出后，他就一直十分注意挺直腰背，到老腰不弯背不驼。这位罗老校医的经历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现在已经九十多岁了，还是腰板笔直，步履稳健。

作者在宜昌滨江公园

　　抗战胜利后，学校迁往宜都姚家店。一天下午，训育主任交给我一封公函，让我送到四十多里外的肖家隘乡公所，请乡里派人帮学校搬迁。当时我正发着高烧，可是二话没说揣好信函就上了路。一路上我昏昏沉沉地坚持着向前走，直到天黑也没走到，只好借宿在一户农家。睡了一夜感觉好了些，一大早就起来继续赶路，终于把信送到了。乡里派出一批人，将学校搬到了姚家店。

现宜都姚家店镇所在地

　　抗战时期，宜都的商家为躲避战火纷纷前往姚家店经商，形成了一条小街，抗战胜利后这些商家又陆续搬到宜都陆城，这样姚家店就有了许多空房。学校正好借用这些房子，将这条人去屋空的小街两头堵起来，就成了宜都县立初级中学的新校址。

学校在这里并不安宁。1946年春天，学生与住在附近陈家祠堂的国民党部队伤兵发生了矛盾，冲突愈演愈烈，这些大兵竟然冲进学校乱打乱砸，赶走了男生，吓哭了女生，以至于学校一段时间没法正常上课。男同学在军训教员的带领下，每人发了一根童子军木棍，用于保卫学校。事情越闹越大，惊动了县府，卞校长等学校领导带领师生代表到县政府控诉国民党士兵的暴行。我作为三名学生代表之一，平生第一次走进县衙。在县府大堂里，政府官员接待了我们，大家的控诉和我额头上的伤口令县府震惊。县长当天就集合县大队，全副武装前往学校和陈家祠堂附近巡逻。当年的县长还有军衔，他紧急召见了闹事士兵的上司，予以严厉斥责，这才平息了事态。这件事也成为卞静僧校长与社会各界一致促成学校迁往宜都县城的动因之一。

　　1946年7月，初中毕业了,继续求学成了我最大的愿望。可是，随着抗战结束，中学的免费教育也终止了，贫困的家庭不可能承受我继续念高中的支出。怎么办？“穷人读师范”。那个年代唯有师范教育仍然免费，我选择了穷孩子求学的唯一道路——读师范。

1945年2月，湖北省第六师范自鄂北房县迁入宜昌县黄花场，次年更名为“湖北省立宜昌师范”。这虽然是一所中等师范学校，却已经是那个年代宜昌的最高学府之一。学校学杂费、食宿费全免，我报考了这所学校。虽然学校只招收两个班很难考上，我还是没有悬念地被录取了。初中同学周英、小学同学黎泽玉也进入了师范学校。进校第二年，从小学一直同学到初中的卞肇忠也考入了这所学校，几个好朋友又聚到了一起。在这里我遇到了来自长阳的邓克勤同学，我俩很快成为好朋友。后来我们都参加了解放军，都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转业后都从事教育工作，如今住在同一座城市里，保持着亲密的交往。

作者与宜昌师范同学、战友邓克勤在部队的合影

　　这所师范学校有两种性质的教学班级，学生来源、毕业后的去向都不一样。一种是社师班，学生来自于抗战末期1944年组建的，由蒋经国亲自担任政治部主任的青年军。抗战胜利后，青年军招募的青年学生中，一些人有继续学习的愿望，不经过考试就可以进入师范学校的社师班。这些学生毕业后，大多会安排在一些社会文化机构中工作。还有一种就是我所在的普师班，学生从社会招录，必须经过考试录取，毕业后主要担任学校教师。普师班是学校的主体。

当年省立宜昌师范没有自己的校舍，借用黄花场“陆军第三十二军一四一师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的房舍用于教学。

1940年6月12日宜昌沦陷后，中国军队退守长江三峡峡口下牢溪以及黄花场一带的山地坚守，与日寇展开了数年的拉锯战，三十二军一四一师就是在此浴血奋战的部队之一。几年中，该师阵亡将士达两千余人。1944年底，一四一师在黄花场修建了阵亡将士公墓。

我们师范学校的几百名学生就在公墓的牌楼里上课。牌楼是一座两层楼房式建筑，青砖黛瓦，高约10米，宽约5米，三开大间。牌楼上镶嵌青石刻碑，黑底白字，雕凿精细。正上方是主碑，刻“天地正气”四个柳体大字，右上首刻着“民国三十三年十二月”，左下首刻着“何应钦题”（何应钦时任中国陆军总司令）。在主碑刻之下，刻着“陆军三十二军一四一师抗日阵亡将士公墓”横式碑刻。其下便是拱形中门，四个门柱上书两幅挽联，一幅为顾祝同（继何应钦任陆军总司令）所题“一堆白骨千年颂，两地黄花万年香”;一幅为白崇禧（时任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所题“千年留碧血，两地挺黄花”（所谓“两地黄花”，是指广州黄花岗和宜昌黄花场）。课余，同学们也常到公墓里面看看。牌楼后面还有两级草坪。下面的草坪建有孙中山塑像、抗日军人石像、红色泥塑战马和两座六角亭。上面的草坪建有高大的牌坊，牌坊上刻着蒋介石的题匾“气壮山河”，牌坊的两个立柱上也是蒋介石题写的“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牌坊后面是一块块青石垒砌而成有数十级台阶的“望乡台”，女同学们都不敢上去，只有我们这些男生才会爬上去一看究竟。台上耸立着两米多高刻有“军人魂”三个大字的石碑，碑顶雕刻一顶钢盔。望乡台的台壁上还镶嵌着数十块石碑，刻满了阵亡将士的姓名。在这样的环境里读书，怎能不激发同学们抗御外侮、共赴国难、勤奋学习的一腔豪情。

　　这座公墓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被毁弃了，公墓的原址现在是黄花镇政府所在地。

作者（左3）与夷陵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田益群（右2），黄花镇党委书记谭宏忠（左1）、镇人大主席向少兵（右1），在省立宜昌师范旧址合影

　　令人欣喜的是，2016年1月在距离原公墓不远的黄花镇张家口村，兴建了一座占地30余亩的“抗日将士陵园”。这座陵园已成为对广大青少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国防教育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的基地。

宜昌夷陵区领导及各界人士在抗日将士陵园参加祭奠活动

宜昌市夷陵区南边抗日将士陵园，位于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黄花镇张家口村。2020年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

　　在师范学校竟然又与小学时的老师张文华相遇了。张老师在恩施师范学院毕业后来到这所学校任教，教授音乐课。师生重逢自然十分高兴。他还像当年一样喜欢我这个学生，给我讲了更多的革命道理，在我内心深处引起了强烈地共鸣，那时的我已经不再是当年肖家隘的小学生了，能够深刻领会张老师的教诲。就是在这位共产党人的教育引导下，后来我才能毫不犹豫地投身到革命队伍之中。可惜好景不长，没过多久学校突然贴出一张告示，通知全校师生张文华老师已经离职，没说任何原因。张老师都没来得及跟自己喜爱的学生告别就匆匆离去。现在想来，可能是他的中共地下党员身份暴露了，不得已才突然离开。据说他后来在“文革”中受到冲击，还是董必武亲自写了证明使他得以解脱。解放后他一直在长阳从事教育工作，寿至百年。

　　1946年时的师范学校虽说是公费，可是在国民党统治下物价飞涨，从省里拨的一点钱，到了学校就够学生喝稀粥的了，只有星期日才能吃上一顿干饭，那就是同学们盼望的改善生活。学生们都是长身体能吃饭的年龄，每天只能饿着肚子学习。就是饿着肚子，我也没有把学习落下。

　　入校的第二年，学校搬离了黄花场，迁至宜昌县小溪塔。在新校址学习了一年后，学校再次搬迁到宜昌点军大桥边的韩家坝。校舍设在韩家坝一家大地主的宅子里，不远处就是桥边河。原来的校舍今天已了无痕迹，唯有河水还在静静地流淌。在我的记忆中，与同学们在河中嬉戏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

宜昌点军桥边河水清岸绿，现已成为市民休闲游玩的好去处

　　桥边河是宜昌长江南岸点军的一条河，长二十多公里，流经土城、桥边、朱市街等乡镇。桥边河上游的界岭是古东湖县与长阳县的交界处，界岭北边是白云山支脉，西边是海拔一千多米的铜宝山。铜宝山东坡几条山间小溪白岩河、寨子沟河、茅沟河等溪流汇集，便成为桥边河的源头。桥边河沿途又接纳了车溪、陈家溪等支流，最后经孝子崖注入长江。沿河曾有古驿道，据明弘治九年《夷陵州志》记载，它是西上归州、巴东和西蜀的驿道。夷陵州府和县衙曾设在河边，河岸成为前往四川移民的集散地。晚清民办报纸的创始人傅崇榘在《入蜀旱程记》中记载着沿河岸古道迁往四川的移民们，“出宜昌正川门，过对河，宽七里三分。舟钱数十文上岸，由安安庙到点军坡，上大路行。”桥边河在韩家坝处的河道较宽，不遇汛期河水很浅，我和同学们常踏着河里的鹅卵石过河。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在这里修建韩家坝水泥拱桥，三十多年过去这座桥已成危桥被废弃，另建了一座漫水桥。

作者在桥边河韩家坝漫水桥上的留影（上边的水泥桥已废弃）

作者在点军区韩家坝省立宜昌师范旧址前的桥边河畔留影

　　在师范学校毕业前的实习阶段，学校临时接管了附近的一所小学。经过协商，小学的教职员工全部离校一个月，由师范学校派出毕业班学生负责小学的全面教学管理。经同学选举校方批准，入校以来一直是班长的我担任了实习校长。我与同学们一起，将小学的教学和管理搞得井井有条、有模有样，受到师范学校的表扬和小学校方的赞誉。

在韩家坝，我完成了自己的学业。当时不曾想到，后来还有机会踏进大学的校门。不过，那已经是八年以后的事情了。

　　1949年上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湖北省北部地区，我还在学校时就翘首以盼。从师范学校刚刚毕业，家乡宜都就解放了，我约上几个伙伴义无反顾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投入到烽火硝烟中，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而战斗。“宁为百夫长，胜做一书生”！我披挂戎装随四野大军一路南下，守卫在粤东海防。当鸭绿江对岸燃起战火，我又北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就这样完成了从一个青年学子到一名铁血军人的蜕变。

作者在朝鲜战场上留影

　　从朝鲜归国后，我遇到了继续学业的机会。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会上周恩来总理发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全国上下顿时行动起来。建设新中国急需大量知识人才，刚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新中国缺乏的就是知识分子。于是，选拔培养一大批知识青年就成为各级领导的紧迫任务。领导找到刚走下战场的我，拿着国务院的文件（文件要求，有中学文化水平的干部都要积极参加高考）布置了一项重要任务，去参加高考，考上大学，学好本领，为建设新中国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从军多年，书本知识已经丢得差不多了，因此颇有难色。可是我没有忘记志愿军战友特级英雄杨根思的话，“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与另外两名干部一道，走进了考场。三个人中两人落榜，我考上了。从小就羡慕老师，所以我选择了师范学院，1956年 8月如愿以偿地进入了沈阳师范学院（后改为辽宁大学）。

原沈阳师范学院大门

作者的夫人刘珉在原沈阳师范学院（现已改为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处留影

朱德元帅题写的“辽宁大学”四字惊艳，刚劲雄浑，笔力足够个性。至今仍然悬挂在辽大西门。

　辽宁大学是1958年9月，由原沈阳师范学院、东北财经学院、沈阳俄文专科学校合并建立起来的一所省属综合性大学。

　　报到那天就有惊喜，志愿军战友张蔚青竟然在学院等着我。原来他也考入了沈阳师范学院，报到后他看到宿舍门口挂着的牌子上写着“周心顺”的名字，就料定这不是同名者，一定是自己的战友。由于我是最晚一个来报到的，让他等了几天终于等到了。战友重逢十分欣喜，更令人高兴的是，我们不仅考入了同一所学院，而且在同一个班级，分配在同一间寝室。战友加同学，使我们的感情更加深厚。毕业后他在辽宁本溪，我在辽宁沈阳，联系紧密。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先后调回了老家，我回了湖北，他回了四川。他在四川渡口市（现在的攀枝花市）任教多年，期间还专程来湖北看望我。可惜他的身体不太好，十几年前就离开了我们。

作者与志愿军战友、大学同学张蔚青在沈阳家中合影

　　再次跨入校园，我已经不再是幼稚的学子，而是成熟的军人。一进班级就被选为班长，带着全班同学一起向知识的堡垒进攻。那时师范学院实行的是5分制，我以每门功课都是5分而成为全优生。

作者与夫人刘珉大学时代的照片

　　1958年，由于反右斗争致使一批中学教师被开除，原本就缺乏师资的各地中学更是雪上加霜、急需教师，师范学院加班加点授课以尽快送出毕业生，我不得不提前离开学院走上了钟爱的教育工作岗位。这便成了我一生的事业。

2021年初夏于宜昌

作者佩戴的勋章，分别是建国70周年和抗美援朝70周年颁发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

作者的夫人刘珉也是一位老革命，她佩戴的勋章是建国70周年和建党100周年颁发的

作者与相濡以沫的妻子合影

补记：

当此文成文数月后，2021年10月16日，唯一一位小学、初中、师范都是我同学的好友卞肇忠病逝于武汉，享年91岁。子女将他的骨灰送回故乡枝江顾家店安葬。我挥泪撰写了一幅挽联，悼念我一生的挚友。并让儿子代表我参加了葬礼。

　　上联回忆了我们两人一生的真挚感情，得知噩耗哀伤不尽；下联写的是肇忠曾做过记者、编辑文笔生辉，当过领导心中装着百姓，才智高超品行高洁，如今驾鹤西去令人悲痛不已。

作者与老同学卞肇忠及其夫人、孙子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