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岁月 （一）

老兵

我的知青岁月（二）

01

　　1968年12月，毛泽东主席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随即大规模展开，我和当时老三届（当年在校的1966、1967、1968年初中和高中生三届学生），开始了我们上山下乡的“知青岁月”。

1968年12月底，我来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13团一连，也叫红星一场一连。

红星一场前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六军十六师四十八团，是一支具有光荣传统的英雄部队，曾被毛泽东主席授予“红星部”光荣称号。红星一场是新疆兵团最靠近内地的团场，也是进疆解放军建立最早的团场之一，地处哈密，毗邻甘肃。与到农村去的那些知青相比，到兵团的知青有集体宿舍，有集体食堂，生活条件相对来说好了很多。

我到一连报道以后，被分配到畜牧班，畜牧班有养猪组和放羊组，我被分到放羊组。放羊组有四个人，两个知青，两个职工。两个知青是固定的，两个职工大多数时间有其它任务，不是到大田劳动，就是管理那些“牛鬼蛇神”～～连队当时有一批被打成“右派”的高级知识分子和几个劳改释放犯，我的任务就是放羊。

12月份的戈壁滩，北风凌厉，寒气逼人。好在连队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件羊毛在外面的皮袄（就是把羊皮缝在一起、经常在电视剧上看到陕北老乡穿的那种大皮袄）。我们一般早上8点以后出工（新疆时间，相当于北京时间早上10点），下午5点以前收工，中午两个人换着回连队吃饭。我们把羊赶到连队附近条田的林带，让羊吃枯树叶和干草。由于林带很长，从东往西足有好几公里。所以当羊吃草的时候，我们就裹着皮袄看书。那时候看的书五花八门，各种杂志，历史书，现代小说，还有高三的教材，甚至“小人书”（配有文字的连环画）。只要能够找到有字的东西，不管什么内容都认真阅读。小说《苦菜花》、《铁道游击队》、《创业史》、《林海雪原》、《青春之歌》、《西游记》……等等当时非常流行的小说都一览无余，有的甚至读过好几遍。放了4个月的羊，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都有了一定的提高。

（本文的照片，除前面两张以外，均为本人在兵团当知青时期拍摄保留下来的老照片）

02

　　刚到连队的时候，我发现连队职工经常晚上开会，由于我们放羊的比较自由，不像在大田劳动的知青，他们都被编入各排的班组（兵团一直保持着部队的传统，连队下面是排、班、组）。每天收工的时候就给各排通知晚上要不要开会。我们由于没有人通知，开始也不知道晚上还开会，所以很长时间没有参加连队晚上的例会。

有一天，我溜到连队的“礼堂”外面，（所谓的“礼堂”就是一间比较大的土坯房，里面既没有桌子也没有板凳），偷偷往里面一看，连队职工都坐在地上，前面站着几个“牛鬼蛇神”，原来他们正在接收“革命群众”的批判。听不见他们在交代什么，只是看见不时有知青站起来喊”xxx老实交代”、“打到xxx"等口号。这时才发现许多知青都坐在最前面，而且都群情激愤，慷慨激昂。

我害怕有人出来看见我，听了一会儿就离开了。而我当时不知道的是接收批判的人里面还有一个我们红星一场的场长李胜早。

03

据说李胜早是六军十六师四十八团的一员猛将，曾经参加过许多战斗，战功卓著。刚来连队的时候，为了熟悉连队的情况，有时晚饭后同老职工（都是脱下军装的老战士）聊天，有的老职工讲过场长李胜早的事。所以，我印象比较深。

后来一打听，当时李胜早轮流到各连队接收批判教育，那些天在我们一连。出于好奇，有一天我就去参加晚上的例会。我蹲在“礼堂”门口的地上，和那些男男女女的老职工们挤在一起。批斗会开始以前，大家叽叽喳喳互相打闹聊天，男职工们大多数都用一张撕碎的破报纸卷上“莫合烟”，满屋子乌烟瘴气。突然，“礼堂”门被打开，李胜早出现在门口，后面有两个人跟着。

进门以后，李一溜小跑站在了大家前面，“礼堂”那个几百瓦的大灯泡，正好照在李的光头上。李低着头，弓着腰，一副低头认罪的模样。我看着他那闪闪发光的光头心里好笑，这那像当年驰骋疆场的李胜早啊。后来偶然的机会，我几次接触过李，他发现我对他比较友好，所以聊天也比较随便。我问他为什么批判会他那么听话，他说：“你不知道，有的连队职工非常狠，不老老实实就要挨打，不如先表现表现，就是为了少挨揍”。“那你为什么把头剃那么光？”，我问他，“那是为了不让别人揪住头发啊”，我们俩都哈哈大笑起来。看来为了应付批斗会，久经沙场的老革命早有准备啊！

04

　　连队工作、生活的规律一般是白天出工，晚上开会学习。开会学习时，全连队的职工们都蹲在地上，听指导员、连长讲话，一般是总结当天的工作，安排第二天的工作，有时候也传达上级的文件。如果时间来得及，还要读当天送到连队的几天以前的旧报纸。

读报纸是我们知青最得意的时候，一般指导员、连长选择要读的文章，交给一个知青读一篇。开始许多知青换着读，后来就选定我和郑平两个人读。郑平是学兽医的中专生，也许是他们觉得我们俩个读得好吧！

05

1966年6月份，由于我生病住院，出院以后一直在家休养，没有参加“红卫兵”组织，也没有参与红卫兵的“造反运动”，诸如把领导干部挂着牌子拉到大街上游街示众、抄老干部家等这些最无法无天的活动，都没有参与。到北京大串联受毛主席他老人家接见，也是自己一个人挤火车去的。从文革初期到1968年底，我一直是一个独来独往的“逍遥派”。从客观上讲，主要是一场疾病（做了腹部手术），所以我才避开了直接参与红卫兵运动。如果不是有病，也许我和那些造反的红卫兵一样，也会直接参与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因为青少年时期，大家都很冲动，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同时可能很多人都认为他们是在拥护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我在家休养的日子，老母亲一般不让我乱跑，后来实在在家呆不住，就经常在兰州市一些主要的地方看大字报，也时不时跑去看各派的大游行。

作为一个旁观者，一个“逍遥派”，我当时对文化革命的认识和一些红卫兵不太一样，虽然当时不可能上升到“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的内乱”这种高度，但是确实想过文化大革命这么搞下去，国家还能持续多久？

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独立思考的问题，而是和当时几个最要好的，同样是“逍遥派”的小伙伴在私下议论过。

可是，刚刚到连队，这些话不能给任何人说，只是看到老革命李胜早被批斗，那些“右派”的知识分子（有几个据说还曾经是军队的俄语和英语翻译）经常遭受人格侮辱甚至肉体迫害，有一个还被逼迫跳井自杀。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对于刚刚接触社会的我来说，还是非常震惊。

06

在连队生活的最初那段时间，虽然放羊比较枯燥无聊，但是空闲时间，许多知青聚在一起，谈天说地，打牌聊天，过的还是比较快乐。

除了知青之间接触较多以外，我喜欢和一个叫 “老法官”的人聊天。 “老法官”叫什么名字已经记不起来了，他当时接近50岁，个子不高，南方人。“老法官”是五十年代武汉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毕业以后在武汉一家法院当法官，一次判错了案而被劳改。刑满释放以后就到了我们连队。

因为老法官”和几个年轻职工住在一起，而连队其他“牛鬼蛇神”（那些右派）都集中管理，“老法官”也是当时我们可以自由接触的唯一一个知识分子。可能我从小接触比较多的就是知识分子（我们家一直住在甘肃财经学院——现兰州财经大学的前身），对知识分子还是比较崇拜，所以有空就去找“老法官”聊天。

和“老法官”的聊天是天南海北，生活琐碎，可以说无所不谈，但是他唯一不谈政治，如果有人一提到文化大革命，他便沉默不语，一言不发。我多次想从他那里得到对文化革命的看法，但是他却守口如瓶，只字不提。

喜欢和“老法官”聊天的不只我一个，包括许多知青和年轻职工，都喜欢和他聊天，因为他知识面广，能够给人很多启发，当时我们大家觉得他无所不知。但是，他就是不谈政治，一听到有人提到文化大革命，他总是闭口不谈，这让我有点失望。

07

在连队放羊四个月左右，有一天指导员秦兴国找我谈话，说连队有20多个小学生，现在有两个职工在临时代理老师，连队想让我去当老师，让我考虑考虑。

听到这个消息，我当然很高兴，这说明连队领导对我的认可。我根据指导员的吩咐，和新来放羊的人交代了一下，就去那个晚上的“礼堂”，现在白天变成了教室，这里现在已经有了一些矮小的桌子，板凳是学生们自己从家里拿来的。

过去连队的适龄儿童是去团部小学上学，要走许多路，特别是要跨过兰新铁路。由于不安全，家长们要求连队自己办小学。所以连队小学已经办起来有一段时间了。

我到教室外面的窗口看了一下，20多个大大小小的孩子挤在一间教室里面，一个小个子女老师在上面讲课，学生们在下面跑来跑去，教室一片混乱。气得老师不时大声喊叫，但是效果不佳。

我意识到要当好老师，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回到宿舍之后，我开始考虑这个学校到底要从何抓起？怎么样让这些孩子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合格的小学生？让学校成为职工满意、领导放心的小学？我第一次感到责任与压力。

我先后找两位老师了解情况，也征求了家长的意见，把这些意见汇报给了指导员，也提出了我的想法。我害怕指导员忙了顾不上这些事，又写了一份详细的书面报告和建议，呈请指导员在上面签字批复。这样我就有了“尚方宝剑”，照着我的设想和指导员的批示一件一件落实。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要改变学校的硬件设施，给小学生们做桌子板凳和在教室外面做一张水泥兵兵球台。我找到了木工柴师傅，没有想到柴师傅大力支持，他说他一定想办法尽量办好。第二件事是开始整顿学校纪律，让学生们上课能够听老师讲课。学生们听说新来的老师要给大家做新桌凳，还要有活动的兵兵球台，非常高兴，我在他们中的威望一下子很高。再加上有了明确的纪律要求，学校的面貌有了很大改变。

随着时间的推移，柴师傅做的新桌子板凳逐渐到位，花了很多时间设计的兵兵球台也安装到位。原来在团部小学上学的一些三四年级的学生也要求转回来上学。这样学生多了，教室也坐不下了。连队在一个宿舍旁边的空地上给我们专门盖了三间大点的教室，还盖了一间办公室，一间小宿舍。这间小宿舍就成为我的宿舍。同时连队增加和调整了教师队伍，到我离开连队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已经发展到6位（见照片）。从左至右，他们分别是：后排沈明金、本人、刘玉芬；前排：汤佩显、毛钟钟、梁延铃。

　　从我进入学校开始，我实际上就担当着“校长”的角色，但是连队也没有正式明确过，老师们和连队的职工开玩笑都叫我“校长”，我也从来没有想过什么“校长”不“校长”，那时候觉得能够把学校办好，让大家满意，我也非常高兴。

08

连队那时候有一个卫生员叫莫世合，大家头疼脑热就找他看病。这个人还有一个叫大家都很羡慕的技术，就是照相。他自己有一个当时很时髦“海鸥”牌单反照相机，经常给连队职工照相。但是他照相要收费，而且收费不低，照几张相要收一元左右（包括洗出的照片）。现在把一元钱几乎不会当回事，但是在当时可是一笔大消费，因为当时一斤肉才两三毛钱。

我对卫生员的照相技术非常羡慕，曾经多次向他请教，而且下决心学会摄影和冲印照片这一套技术。由于当时自己没有能力购买相机，就先从冲印照片的技术开始。卫生员不太愿意传授他的“绝技”，我就买来有关书籍自己学习，买来显影剂、印相纸等自己一遍一遍实验，很快就初步掌握了冲印照片的技术。后来我自己买了一个红梅折叠式相机，用这个相机拍出了不少照片。本文这些照片就是我这个相机拍摄、自己冲印保留下来的。所以，虽然自己早在年轻的时候就喜欢摄影，但是毕竟条件所限，没有成为一个摄影师。

09

那时候连队的生活比较单调，除了白天劳动，业余时间几乎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星期六晚上的露天电影总是大家翘首以盼的。每逢放电影，连队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吃过晚饭以后早早搬着小板凳来占位置。放电影以前，有时指导员还用放映机的麦克风给大家总结一个星期的工作，安排下个星期的工作。有时候各个排甚至班、组通讯员写的报道连队活动的新闻稿子、表扬好人好事的稿子或者通知之类，指导员一般让我宣读。能够在众人面前露脸，我很得意，也非常认真，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给大家宣读。那时候，很多知青都比较羡慕。

每年夏收季节，连队的条田丰收的麦子一片金黄。团里有一个拖拉机连，专门为各个连队播种、收割。一般情况下，麦收大部分都是机器收割。但是我们连队经常进行劳动竞赛，让各排班互相竞赛，各排在麦子地里插着红旗，划定范围，喊着口号，进行比赛。这个时候，连队领导让我把广播设备搬到地里，不断广播各排甚至各班通讯员写来的通讯稿，鼓励大家劳动竞赛。广播间隙，我也参加后勤组给大家送水。七月份的戈壁滩，赤日炎炎，汗水、蚊子、麦芒，割麦子是最累最辛苦、也最难受的活。大家都在挥汗如雨，腰都不敢直一下，拼命赶进度，而我在树荫下的大喇叭里面喊口号，我都觉得不好意思直面一起的知青们，我知道他们心里一定会骂我。

10

时间过的很快，转眼之间已经到了1972年夏天。这时候从上面传来一个好消息，已经5，6年没有招生的大学，在1970、1971两年开始试点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招生以来，1972年全国所有大学都开始招生。上面给我们团分配了一个名额，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名额。团里又把这个名额分配到了我们连队。这在所有知青中引起了轰动，大家都在等待连队推荐的结果。一星期之后，指导员找我谈话，说经过连队领导认真考虑，认为我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好，他们决定推荐我去上学。并且很快要把材料报团政治处。

听到这个消息，我百感交集，一方面很感谢连队领导的信任，另一方面也绰绰不安，因为我从来还没有想过上大学，这来的有点突然。

就在这忐忑不安中度过了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到了7月底，突然听说团里这个大学名额已经选定另外一个人了，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对我是一个不小的打击。过了很长时间，我去找过团里主管的副政委，他才告诉我事情的真相。原来那个名额被我们团现役军人的谢政委给了他一个亲戚，这是一个明目张胆的以权牟私、走后门的现象，但是没有办法，主管副政委也很有意见。他非常热心的安慰我，说他了解我的情况，连队领导都给他讲了，要我不要灰心，还有机会等等。听了副政委的话，我说我原来也没有想过要上大学，这个就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吃不着也罢了。

转眼之间到了1973年，这年各个大学扩大招生，我们团分配到了两个名额，一个是中南矿业大学，一个是兰州大学。这次兰州大学的名额分配到了我们连队。这次，团里一共推荐了8个人，每个名额推荐4人，参加考试，按照考试成绩录取。由于上一年的推荐和被人顶替，点燃了我上大学的决心。我从1972年9月份开始，把高中的课程反复复习了好多遍。考试的结果也让我满意：全团第一名。连队的推荐程序、报送材料也一切顺利。但是后来又出现了一个白卷张铁生，不过对我们的录取没有发生什么影响，7月份我就接到了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从1968年底到1973年7月，我在红星一场度过了难忘的4年多，连队的领导、一起的知青和连队的军垦战士，现在回想起来都历历在目。在连队锻炼了我，是连队培养了我。在这块土地上，也流过我的汗水，有过我的付出，有过那么一段难忘的经历。当连队的职工慕益明赶着马车送我到火车站的时候，我真的还是比较留恋这里的一草一木！

2021年10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