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行故远，故宫敦煌特展（2021.9.23）

心若冰清

故宫敦煌特展

从故宫西雁翅楼的“丝路重华”，到午门展厅的“万象人间”，再到东雁翅楼的“保护传承”，远在大漠的千年瑰宝以展览的形式呈现在人们的眼前。

敦煌莫高窟是我国伟大的文化艺术宝库。它由塑像、壁画、建筑三大部分组成。据考古研究，莫高窟始建于十六国时期，后经历朝历代的开凿和绘画，形成了如今这般恢弘的石窟壁画艺术。据专家们统计，莫高窟的洞窟有735个，全部壁画的总面积约4.5万平方米，这些壁画来源于各个朝代。而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当数唐代壁画。主要以佛教文化为主，因此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佛教艺术圣地。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几代专家和学者们的接续努力，修复了大量的洞窟和壁画，让部分洞窟开放，使公众能一睹莫高窟壁画的神秘之美。

敦煌壁画中有神灵形象（佛、菩萨等）和俗人形象，这两类形象都来源于现实生活，但又各具不同性质。从造型上俗人形象富于生活气息，时代特点表现得更鲜明；而神灵形象则变化较少，想象和夸张成分较多。从衣冠服饰上，俗人多为中原汉装，神灵则多保持异国衣冠；俗人多采用中原晕染画法，神灵则多为西域凹凸画法。所有这些又都随着时代的不同而不断变化。

敦煌壁画继承了传统绘画的变形手法，巧妙地塑造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动物和植物形象。时代不同，审美观点不同，变形的程度和方法也不一样。早期变形程度较大，较多浪漫主义成分，形象的特征鲜明突出；隋唐以后，变形较少，立体感较强，写实性日益浓厚。

敦煌壁画的价值，不仅是它举世无双的艺术成就，它还激发人们对过去盛世的回味与思考，对人间善爱、慈悲的崇尚与弘扬。特别是能使平庸的人生因有超越功利、超越世俗、超越时空的理想追求而变得有意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当西方列强瓜分长江南北大片领土的时候， 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帝国主义国家也开始了一场掠夺、瓜分中国古物的竞争。

最初，人们并不知道沙漠的深处和残破的洞窟、城堡当中埋有丰富的古物，为了争取或扩大在新疆的势力范围，占领印度的英国和侵占中亚大片土地的沙皇俄国，分别派出探险队进入新疆、甘肃、蒙古、西藏的许多地方，他们沿途收集了不少古代文物，但这些探险的主要目的，是攫取各种军事情报，了解当地的政情和测绘地图， 探查道路，为将来可能进行的军事行动打基础。

1899年，罗马召开了第12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会上，在俄国学者拉德洛夫的倡议下，成立了“中亚与远东历史、考古、语言、人种探察国际协会”，本部设在俄国的首都圣彼得堡，并在各国设立分会，以推动在中国西北的考古调查。

此后，各国纷纷派出考察队进入新、甘、蒙、藏等地区，把攫取沙漠废墟、古城遗址和佛寺洞窟中的古代文物，作为他们的主要目的。数不清的中国古代珍贵文物，被他们掠走，入藏于各个国家的图书馆或博物馆。在这场浩劫中，敦煌藏经洞的文献和文物， 也没有逃过他们的魔爪。

第一个来敦煌盗窃藏经洞文献的外国探险者是斯坦因，原籍匈牙利，在英国所属的印度政府供职，考古学家，不懂汉语。在1907年前往敦煌以前，他已经在新疆塔里木盆地南沿和田、尼雅、楼兰等地许多古遗址进行过发掘，盗取了大量文物和古代写本。

早在1902年，斯坦因就听说过敦煌莫高窟的精美壁画和雕塑。他于1907年3月16日来到敦煌，找到了王道士，斯坦因用很少的几块银元和一个绝对严守秘密的保证，换取了满满24箱写本和5箱经过仔细包扎好的绢画和刺绣等艺术品，它们经过1年零6个月的长途运输，于1909年1月完整地抵达伦敦，入藏英国博物馆。

对于这笔交易，斯坦因由此得到了西方世界给予的许多荣誉。

王道士似乎也是满意的，并且对斯坦因一直抱有好感，当1914年3月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中经过敦煌时，虽然大部分藏经洞文献已被伯希和探险队、大谷探险队和北京政府取走，但是，王道士又把早已被他转移到安全地点秘藏起来的570卷敦煌文献，送给斯坦因。

可以说，斯坦因是盗走藏经洞文献最多的人。

在被斯坦因带走的经卷中，其中一个是雕版印刷的佛教经典《金刚经》，这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有刊印日期的印刷品，上面清楚的记载了这部作品印刷于大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这个作品在历史课本里也曾出现过。如今，它成为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最珍贵文物之一。

第二个前来敦煌盗宝的人是法国的伯希和。伯希和是专门研究中国的汉学家。1908年2月25日，伯希和一行来到莫高窟前，一面开始对所有洞窟进行编号、测量、拍照和抄录各种文字题记，一面和王道士进行交涉。

伯希和流利的汉语很快就博得了王道士的好感，王道士从谈话中得知，伯希和并不知道他把一大批写本出卖给斯坦因的事，所以对这些洋人的坚守诺言感到满意，很快，在3月3日，伯希和就被引进藏经洞，而且还允许他在洞中挑选。

面对着这数万件珍贵文献，伯希和在惊呆之余，立刻盘算了一番，然后下决心把它们全部翻阅一遍。

在以后的三个星期中，伯希和在藏经洞中，借助昏暗的烛光，以每天一千卷的速度，翻检着每一件写本，并把它们分成两堆，一堆是最有价值的文献，他给自己订立了几条标准，即：一是要标有年代的，二是要普通大藏经之外的各种文献，三是要汉文之外的各种民族文字材料，这堆写本是不惜一切代价都要得到的；另外一堆则是必要时可以舍弃的写卷。

伯希和挑选完毕，向王道士提出想全部得到的要求，王道士当然还没有这样的胆量，结果，伯希和以600两银子，换得了藏经洞写本的精华，它们的数量虽然没有斯坦因带走的多，但质量最高，已说不清有多少件是无价之宝。从藏经洞劫得的大批文献运抵巴黎，入藏法国国立图书馆。

1909年9月4日，伯希和在北京的六国饭店举行了招待会，京城的学界名人几乎都参加了。会上，他将随身携带的一箱敦煌写本精品公开展览出来，使得著名学者罗振玉等人大惊不已。当时中国的宋版书已经很稀少了，现在竟然有人带来了他们从未见过的六朝、隋唐的古写本，这震动了整个北京学术界。

在这些人的呼吁下，1909年冬天，清政府下令，押送剩余的经书进京。

王道士好像早就料到了这一点，在官府清点之前，他早把一些比较好的写本转移收藏起来。而前来押运的清朝官吏很不用心，经书并没有装箱，只用草席草草遮盖，也没有把藏经洞文献收拾干净。从敦煌到北京，一路都有经卷丢失，沿途的地方官员也有克扣。

当运载写本的大车进了北京城后，押运官何彦升并没有马上移交学部，而是拉到自家宅院内，伙同亲友李盛铎、刘廷琛等人，挑选精美的经卷据为己有，因为怕被人发现，他们还将许多经卷一撕为二，自己留一部分，剩余的上交给学部，入藏京师图书馆，总共约九千多件。何家藏品后来卖给日本京都藤井氏有邻馆，李家藏品一部分归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今在台北。其他大部分转售了日本。

王道士隐藏起来的写本，一部分后来送给了斯坦因，还有一部分在1911－1912年间被日本大谷探险队的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买走，总数也有数百卷。大谷探险队的成员，没有经过考古学的训练，从他们在新疆盗掘古墓的行径来看，也不是虔诚的佛教徒。他们得到敦煌写本后，既没有编目，也没有马上放入博物馆保存，以至后来流散各地，甚至不知所踪。

最后一个来藏经洞盗室仅收获并非最少的人是俄国的奥登堡。他是帝俄时期的著名佛学家，在1914－1915年间，率领俄国考察队来敦煌活动，他们测绘了莫高窟四百多个窟的平面图，还拍摄了不少照片。

据说他们还在已经搬空了写本的藏经洞从事了挖掘，结果获得了大批材料，虽然多是碎片，但总数在一万件以上，它们收藏在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因为奥登堡的工作日记一直秘藏在苏联科学院档案库，所以奥登堡如何搞到这么多藏经洞文献，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莫高窟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文物宝库。在藏经洞中就曾出土了经卷、文书、织绣、画像等5万多件，艺术价值极高，可惜由于当时主持莫高窟的王道士愚昧无知，这些宝藏几乎被悉数盗往国外。

根据已有的敦煌文献研究发现，佛教典籍占了藏经洞文献的近百分之九十，而其中很多的佛教典籍，又与始建于公元834年前后的敦煌三界寺有关。如今五万多件藏经洞文物中超过五分之四流落海外，被分藏于英、法、日、俄、美、印度、丹麦等十多个国家的四五十个机构中，国内仅存不到五分之一，国内的大部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敦煌文献的被盗，是中国近代学术文化史上的最大损失之一。有人总结说，藏经洞文物藏于英国者最多，藏于法国者最精，藏于俄国者最杂，藏于日本者最隐最秘，藏于中国者最散最乱，以致于我国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还有人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敦煌石窟的造像，因窟址大多位于不宜雕刻的砾岩崖壁上，故多为泥塑像或石胎泥塑像。

敦煌石窟的彩塑制作过程：

一、采用当地原生木搭制骨架。

二、用芨芨草或芦苇捆扎出人物的大体结构，既省泥，又可减轻原木立柱的负重。骨架上还有横向的木桩楔入背后壁上凿出的孔里，以此固定塑像。

三、选用当地河床沉淀在表层的泥土“澄板土”，质细而无胶性，用其制作塑像。制泥时需要加入适量的细砂、麦草、麻筋或棉花，以加强泥的附着强度。根据麦草和麻加入的多少，大体分为粗泥和细泥。粗泥用澄板土加麦草，塑造人物大样。

四、细泥用澄板土七成，细砂三成，加水合成稠泥后，再加麻筋或棉花，以塑造人物表层及五官、衣褶、佩饰等细部。最后，为塑像着色。

在午门城楼上远眺天安门城楼。

黑漆描金山水人物纹琵琶。此琵琶琴背纹饰精美。以黑漆为底，上绘高山、古树、楼阁、流水、帆船。画面立体，层次丰富，有着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清故宫博物院藏

斗彩璎珞纹贲巴壶，“贲巴”是藏语中“瓶”的音译词，“贲巴瓶”原系在藏族宗教活动中所使用的净水瓶，材质多为金、银、铜等。在景德镇御厂内烧造的瓷质贲巴壶多为清朝皇帝赏赐西藏、青海等地宗教领袖的礼物。这件斗彩璎珞纹贲巴壶，将藏族传统的器物造型、纹饰与汉族悠久的陶瓷烧造工艺相结合，是清代汉、藏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清康熙故宫博物院藏。

敦煌，丝绸之路上的一颗璀璨明珠，石窟艺术1600多年来绵延至今；故宫建造于600多年前，红墙黄瓦气象非凡，飞檐翘角空灵秀丽。时间相隔千年，空间相距千里，艺术风格各有特色，但是这场相遇却让参观者感受到和谐共生、美美与共。

作为中华文明千年华彩汇聚的两大代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及利用的两大基地，敦煌和故宫的文物血脉相连，从一个侧面展现出中华文化的传承有序和千年不断的强大生命力。